第二天上午我醒来时，贝丝已经走了。我怅然看着她的身体在床上留下浅浅的凹痕，伸出手去找我的手表：已经十点了。我一跃而起，因为我已跟埃米莉·布朗森约好午饭前在研究所见面，但我还没看完她的论文。带着某种奇怪的感觉，我把球拍和网球服也塞进包里。今天是星期四，下午照例仍有球局。出门前，我还回头看了一眼书桌和床，失望。我期待的不过是一张小纸条，上面会有贝丝的只言片语，我不禁想，她这样的不告而别是不是也算是某种讯息。

这是一个和煦晴朗的上午，昨天发生的事情似乎已变得遥远而依稀有些不真实。可是我走到花园里，伊格尔顿夫人没在那里打理她的花坛，警方的黄色隔离带仍旧围在门廊上。在去研究所的路上，我拐到伍德斯托克路上的一家售货亭买了一只甜甜圈和一份报纸。来到办公室，我打开煮咖啡机，将报纸在写字台上摊开。伊格尔顿夫人被害的消息是本地新闻的头条，而且用了一个通栏标题“二战女英雄被杀”。报道还用了一幅伊格尔顿夫人年轻时候的照片，与现在差别很大，还有一幅外面停着警车、围着隔离带的房屋照片。报道提到尸体是被她的房客——一个数学系的阿根廷学生——发现的，她生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是她唯一的孙女贝丝。

报道中没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内容；昨天深夜的尸检似乎也没什么新发现。一篇未署名的加框文章讲述了警方的调查情况。就其明显的冷漠文风，我一眼看出这是那个采访过我的记者居心叵测的手笔。他肯定地说虽然当时门没有上锁，但警方倾向于认为此案系某个外来闯入者所为。家中物品均完好无损且没有东西遭窃。他们显然还掌握了一条皮特森探长并不希望披露的线索。记者暗示凭这个线索就可能指控“伊格尔顿夫人的近亲成员”。他马上就点出其伊格尔顿夫人唯一的直系亲属就是贝丝，她将会继承“一笔财产”。该报道的结论就是，在此案取得新进展之前，《牛津时报》借用皮特森探长的建议告诫家庭主妇们忘掉以往的美好时光，每时每刻都应锁上房门。

我一页一页地翻找讣告栏；在伊格尔顿夫人的葬礼通告下面有一长串名字，包括英国斯克莱博拼字游戏协会和数学研究所，里面还有埃米莉·布朗森和塞尔登的名字。我把这页单独抽出来，放在写字台抽屉里。我又倒了杯咖啡，在我导师的论文中沉浸了一两个小时。到了一点，我到楼下她的办公室，见到她正在吃三明治，书上面摊着一张餐巾纸。我推开门，她一见就高兴地小声惊呼了一下，就像是看到我从一次充满危险的远征中平安归来。我们就那个案子谈了几分钟，我把我所能说的都告诉了她，但没有提塞尔登；看上去她很难过也真的为我担心。她问警察有没有过分打扰我，因为他们对外国人可能很不客气。看来她就差没有因为建议我租住在那儿而向我道歉了。趁她吃着三明治，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她两只手抓着三明治，一小口一小口像小鸟啄食般吃着。

“我先前不知道阿瑟·塞尔登在牛津。”我过了一会儿说。

“唔，我觉得他从来就没离开过这儿！”艾米莉微笑着说，“和我一样，阿瑟也认为，只要耐心等待，所有数学家最终都会到牛津来朝圣。他在默顿学院有永久教席。但他不太露面。你在哪儿遇到他的？”

“我在研究所的葬礼通知上看到他的名字。”我谨慎地答道。

“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安排你们认识。他西班牙语讲得很好。他的前妻是阿根廷人，”她对我说，“她曾是艾希莫林博物馆的文物修护员，负责修缮巨型亚述浮雕墙。”

她突然打住，似乎无意间不慎说漏了嘴。

“她死了？”我试探着问。

“是的，”艾米莉说，“很多年前的事了。在和贝丝的父母同一起车祸中死的。车里有四个人。他们都是好友。是在去克洛威利度周末的路上出的事。阿瑟是唯一的幸存者。”

她折起纸巾，小心地扔进纸篓，以免碎屑掉下来。她喝了一小口瓶里的矿泉水，轻轻地将眼镜推到鼻梁上。

“好吧，”她说，蓝得近乎发白的眼睛注视着我，“你抽时间看过我的论文了吗？”

我带着球拍离开研究所的时候是下午两点。这是第一个酷暑日，街道仿佛也被夏天的烈日催了眠。我看到一辆双层牛津观光客车像条毛毛虫般笨重地在我面前缓缓拐弯。车上满载戴着鸭舌帽和遮阳帽的德国游客，他们指着克伯学院的红砖建筑露出崇敬的神情。在大学公园里，学生们在草地上随意地野餐。我突然有一阵强烈的怀疑感，似乎伊格尔顿夫人谋杀案已经消失了。不易察觉的谋杀案，塞尔登这样说。但是实质上，所有谋杀案，所有的死亡，几乎都不起波澜，瞬间便会消失不见。事情已经过去将近二十四个小时，仿佛任何事都未被打乱。我还不是像每个星期四一样要去打我的网球？但是我沿着通往网球俱乐部的弯道走时，注意到一种不同寻常的平静，仿佛某些细微的变化已经悄悄地发生了。我只听到一只孤单的网球有节奏地击打着墙壁，发出响亮的、带有震颤的回声。

停车场上没有约翰和赛米的车，但我看到洛尔娜的红色沃尔沃汽车停在球场铁丝网边的草坪上。我绕过更衣室的房子，看到她正对着墙壁专心致志地练习反手球。即便远远望去，也能看到她超短裙下露出的双腿线条优美，结实而修长，还能看到随着每一次挥拍，她的胸部起伏。她看到我朝她走去，就停下球，笑了，似乎在笑她自己。

“我以为你不来了呢。”她说。她用手背擦了擦额头，在我脸颊上飞快地一吻。她带着好奇的微笑看着我，既像是要憋着不向我打听什么事儿，又像是我们要一起合谋干某件事，但她不清楚自己要扮演什么角色。

“约翰和赛米怎么啦？”我问。

“我不知道呀，”她说，无辜地圆睁她绿色的大眼睛，“谁都没给我打电话。我差点以为你们三个串通好了把我一个人扔下呢。”

我去更衣室很快换好衣服，对这意外的好运感到有些惊喜。所有球场都空着；洛尔娜站在球场门边等着我。我抬起栏杆，她在我前面走，在走向长椅的短暂间歇，她又转身看看我，有些犹豫不决。末了，她似乎再也忍不住了，对我说：

“我在报纸上看到谋杀案的事了。”她的眼睛激动得快发光了。“上帝啊，我认识她，”她说道，似乎仍感到惊讶，又像是说，这层关系应该可以保护可怜的伊格尔顿夫人，“我在医院里也见过几次她孙女。真的是你发现尸体的吗？”

我点点头，从球拍套里取出球拍。

“我要你答应我回头把一切都告诉我。”她对我说。

“我已经承诺过什么都不能说。”我说。

“真的？那这事儿就更有意思了。我就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她感慨道。“不是她，不是那个孙女，对吗？我提醒你，”说着，她拿一根手指抵住我的胸口，“跟你最喜爱的双打搭档不许有秘密：你必须告诉我一切。”

我哈哈大笑，隔着网递给她一只球。在这寂静无人的俱乐部中，我们开始在底线来回地拉长球。打网球时，唯一比某个激烈的回合更有意思的，就是一开始在底线来回对拉的热身，与比赛时尽快结束战斗相反，热身时就是要让来回击打的时间尽可能长。洛尔娜的正反手击打都非常自信，她很沉得住气，始终在边线上严密防守为自己赢得足够的空间，以便能调整身形再次抽球，从角上打出一个边角球来反击。

我们两个要么把球打得很远要么吊得很近，要让对方跑动着去接球，每次出拍的速度一点点加快。洛尔娜勇敢地防守着，从球场一侧奔到另一侧，球鞋在场上划出长长的印迹。她渐渐显出疲态，每打完一分球，她就喘着粗气回到场中间，肩后的马尾辫好看地晃动着。她对着太阳，短裙下修长、黝黑的双腿闪着光。我们默默地打球，全神贯注，似乎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正在球场上发生。在一个时间比较长的会合中，她抽了一记角度刁钻的球后必须跑回中间位置，不太舒服地反手接我的回球。当她扭身时，一条腿失去了平衡，她重重地侧摔在地，接着便仰面朝天瘫倒在那儿，球拍甩得远远的。

我有些担心地朝网前奔去，发现她没摔伤，只是筋疲力尽了而已。她大口喘着气，胳膊张开着，似乎没有力气站起来了。她看着我，绿色的眼睛在阳光下闪烁着一种奇异的光芒，有些嘲弄又有些期待。我扶起她的脑袋，她用胳膊肘半支起身体，另一只胳膊绕到我颈后。她的嘴唇离我的嘴唇很近，我能感觉到她大口大口喘出的热气。我吻了她，她拉住我，让我俯身在她身上，慢慢躺倒在地。我们分开了一会儿，第一次用情人间那种深情、幸福、略带惊讶的目光互相凝视。我接着吻她，感到她的乳房紧紧贴着我的胸。我的手滑人她的汗衫，她让我抚摸了一会儿她的乳头，但当我的另一只手企图滑进她的裙底时，她警觉地挡住我。

“等一下，等一下，”她悄悄说，朝四周张望了一下，“在你们国家，人们也是在网球场上做爱的吗？”她捏住我的手把我轻轻推开，又给了我飞快的一吻。“咱们去我家吧。”她站起身来，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拍掉裙子上粘的砖灰。“你去拿你的东西，别冲澡了，”她小声说，“我在车上等你。”

她静静地开着车，自顾自地微笑，不时稍稍转过头看一下我。在等一个红灯的时候，她伸手拍了一下我的脸。

“但是，”我突然问她，“约翰和赛米他们……”

“哦不！”她笑着说，但是口气不像一开始那么坚决，“我与此事无关。难道数学家都不相信巧合吗？”

我们把车停在夏镇的一条小路上。沿着一个铺有地毯的小楼梯上了两层楼；洛尔娜的房间是一幢维多利亚式大房子里的阁楼套间。她让我进了门，我们贴着门又一次接吻。

“我去一下浴室，好吗？”她说，然后穿过走廊朝一扇磨砂玻璃门走去。

我待在小厅里打量着周围。房间里有一种温馨的凌乱感，旅行时的照片，玩偶，电影海报，还有许多书塞在小书架上。我凑上前去看那些书名。都是侦探小说。我又朝卧室探头看了一下：床铺得很整洁，床罩长及地板。床头柜上有一本打开的书，面朝下放着。我走上前去，把书翻了过来。我看了下书名，又往上看了看作者的名字。不由惊呆了：是塞尔登那本关于逻辑序列的书，书上许多段落下划满了线，空白处还写着模糊不清的批注。我听到了浴室门打开的动静，然后是洛尔娜光脚走在走廊里的脚步声，接着是她叫我的声音。我把书放回原位，回到客厅。

“好了，”她在门口说，我看到她已经一丝不挂，“你还穿着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