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事情已经过去多年，一切都已被淡忘。我收到一封来自苏格兰的电子邮件，得知了塞尔登去世的坏消息。既然如此，我想，现在我可以打破沉默（虽然塞尔登从未要求我保持沉默），讲讲发生在一九九三年夏天的那一系列事件的真相了。这些事在当时的英国报纸上都以阴森恐怖或耸人听闻的标题出现，而塞尔登和我，或许是因为与数学的关系，一直以来都仅仅把这些事当成了序列，或者说是“牛津序列”。所有的死亡事件其实都发生在牛津郡的方圆之内，发生在我初到英国之时，而且真正地近距离见识第一起死亡这一不可思议的特殊礼遇也落到了我的头上。
我那时二十二岁，正是一个似乎无论做什么都可以被原谅的年纪；我刚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数学系毕业，论文做的是代数拓扑学，拿奖学金要去牛津留学一年，心中却暗自怀揣着要转向逻辑学的研究，或至少能进安格斯·麦金泰尔教授的研究班的打算。将在那边成为我导师的艾米莉·布朗森博士已经为我的到来做好了各项准备，方方面面都照应到了。她是牛津大学教授，也是牛津圣安妮学院的教师，但在我动身之前我们互通的电子邮件中，她建议我，与其住学院里那些不甚宜人的宿舍，或许我更愿意在伊格尔顿夫人家租一个房间，那里自带卫生间，有个小厨房并且能独立出入，只要我奖学金的金额足够付房租。据她说，伊格尔顿夫人和蔼、谨慎，是她以前某位老师的遗孀。我估算了一下，便一如既往地带着过度的乐观，寄去一张支票预付了头一个月的费用，这也是女房东提出的唯一要求。
两个星期之后，我飞行在大西洋的上空。同以往每一次旅行一样，我又陷入一种怀疑的情绪中，好比处于某种下面没有保护网而要往下跳的状态。比起我即将开始新生活的这个国家及其庞大的系统终于如摊开的手掌般在底下展现出来，在最后一刻因为发生某个事故而把我送回原地或者扔进大海的可能性似乎永远更大，甚至更省钱——塞尔登准会称这种假设是“奥卡姆剃刀”定律然而，一切都很准时，第二天上午九点，飞机静静地穿透雾霭，在突然变柔和的光线下，或者应该说是在也许变弱了的光线下，英格兰绿色的山丘真真切切地显现出来，因为那是我所存有的印象：随着我们的降落，光线变得愈发不足，就仿佛被滤纸稀释过了一样，显得微弱而无力。
我的导师已经为我打点好一切，她让我在希斯罗机场搭大巴直接到牛津，并为在我到达时未能来接我而一再道歉，因为她整个星期都会在伦敦参加一个代数学的学术会议。不过，这样的安排不仅没让我担心，反而正合我意：在开始学业前，我能有几天的时间来四处转转，让自己对这地方有一个认识。我没带很多行李，大巴到站后，我毫不费力地提着行李包穿过广场去招出租车。已经是四月初，可我还是得庆幸自己没把大衣脱了：刺骨的寒风依然刮着，而阳光无比苍白，根本不起什么作用。即便如此，我还是看到广场集市上几乎所有人，包括那个为我开车门的巴基斯坦出租车司机都穿上了短袖。我把伊格尔顿夫人的地址给了他，他发动车子时，我问他冷不冷。“哦，不冷，已经是春天了。”他对我说道，并满怀喜悦地指了指那个可怜巴巴的太阳，仿佛是无可辩驳的证据。
黑色出租车稳稳地驶向主干道。当它左拐时，我透过路两边半开的木门和铁栅栏，看到整洁的学院花园，里面的草坪光鲜碧绿。我们还经过了一座教堂旁的一小片墓地，墓碑上覆盖着苔藓。汽车驶上班伯里路，随后拐进康利夫街，这便是我记下的地址了。此时道路在一座宏伟的公园中蜿蜒；在檞寄生构成的樊篱之后，显现出一幢幢石头建造的大房子，典雅庄严，令我想起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中那些品茶的下午，门球赛局，花园中的闲庭信步。以我寄出的金额，我觉得我要找的房子肯定不在其中，但我们还是边走边留心沿街的门牌号。最后，在街的尽头，我们看到了一排整齐划一的小房子，要简朴许多，但更令人感到亲切，它们都带着直角的木质阳台，夏意盎然。头一幢便是伊格尔顿夫人家。
我卸下行李，走上门前的小阶梯，按响门铃。从艾米莉·布朗森发表博士论文及早期著作出版的日期推测，我估计她应该有五十五岁左右，那她当年老师的遗孀该有多大年纪呢？门开了，我的眼前却是一个高挑苗条的姑娘棱角分明的脸和深蓝色的双眼，她比我大不了多少，带着微笑冲我伸出了手。我们带着惊喜彼此打量着，但接着她就松开手，略显拘谨地把手缩了回去，也许是我握住她手的时间有点长。她告诉我她名叫贝丝，还在带我走进客厅前试图读准我名字的发音，但不太成功。客厅铺着红灰菱形花纹格地毯，很温馨。
伊格尔顿夫人坐在花卉纹饰的扶手椅上，带着热情的微笑朝我伸出手。老太太眼神灵敏，举止活泼，蓬松的白发向后打了个精致的发髻。穿过客厅时，我注意到有一辆收拢的轮椅靠在扶手椅的椅背上，她腿上盖着苏格兰格子毛毯。我握住她的手，感觉得到她手指绵软无力，还微微颤抖。她热情地握了片刻我的手，用另一只手轻轻地拍了拍，询问我沿途情况，是不是第一次来英国。
“咱们没料到会是这么年轻的一个人，对吧，贝丝？”她惊讶地说。
贝丝站在门边默默微笑着；她从墙上的挂钩上取下一把钥匙，等我回答完三四个问题之后，柔声说道：
“奶奶，你不觉得我现在该带他去看看他的房间了吗？他肯定累坏了。”
“当然，”伊格尔顿夫人说，“贝丝会向您交代一切的。如果您今晚没有别的安排，我们很高兴邀请您与我们共进晚餐。”
我跟着贝丝出了屋子，从门口的小楼梯盘旋向下来到地下室。她微微弯腰打开小门，带我来到一间宽敞整洁的房间。它虽然低于地面，但靠近天花板的两扇高高的窗户能获得足够的光线。接着她一边在屋里到处走动，一边向我一一解释。显然已经重复过多次，她背书般打开抽屉，让我逐一看了食橱，餐具，毛巾。我高兴地看了床和浴室，但主要还是打量她。她的皮肤干燥，黝黑，紧绷，似乎是经常在室外的缘故，这既让她显出健康的面貌，但也让人担心她容易显老。
如果说我一开始估计她只有二十岁出头，那现在换了这种光线看，我断定她该有二十七八岁了。她的眼睛特别迷人：眼珠是极美丽的深蓝色，似乎是五官中最沉静的部位，仿佛不愿意流露情感。她穿着一条长而宽松的圆领乡村连衣裙，这样除了能看出她很瘦，看不出她的身材到底怎样，不过若仔细端详，我还能看出一些她幸好不是全身都这么瘦的征兆。尤其是她的背影让人产生拥抱她的冲动。她有着高个儿女孩的某种柔弱感。当我们眼睛再次相遇，她问我还想看看什么东西。虽然我想她话里并没有讥讽的意味，可还是窘迫地移开自己的目光，赶紧告诉她一切都很好。在她走之前，我绕了好大一圈才问到点子上：我和她们一起吃晚饭是否妥当，她笑着告诉我，我当然应该来吃饭，她们会在六点半等我。
我取出带来的为数不多的几样东西，将几本书和我的几份论文堆在桌上，又用几个抽屉来放衣服，接着就出门到城里遛达一下。在圣吉尔斯大街的街口，我找到了数学研究所：这是唯一一幢丑陋的现代建筑。我看着前门口的台阶和玻璃旋转门，决定第一天先不去管它。我买了个三明治，坐在河畔，看划艇队训练，独自享用着有点晚的野外午餐。我逛了几家书店，驻足欣赏一座剧院飞檐上的滴水嘴，跟着一队游客在某个学院的院子里闲逛，然后走了很长一段路穿过巨大的大学公园。在一处被树木围起来的地方，有人开着机器正将草坪贴地剪成长方形，还有个人正用石灰勾画一个网球场的边线。我站在一边，怀着思乡的情绪看着眼前这一幕。趁他们休息，我就问他们什么时候把球网架起来。我念大二后就没再打网球，这次也没把球拍带来，但我决定去买块球拍，然后找一个搭档重新打球。
回家路上，我去一家超市买了些备用品，又费了点时间找到一家烟酒商店，随便挑了瓶晚餐时喝的葡萄酒。回到康利夫街时才六点刚过，但天已经几乎全黑，所有房子的窗户都亮了。让我吃惊的是，没有人拉窗帘；我寻思这是否应该归功于英国人谨慎的态度中那也许有些过分的信任，他们不会自降身份去窥探他人的生活，或者说应归功于英国式的安全感，他们相信他们的私生活没有任何事情值得窥视。没有哪家人家装百叶窗，给人的印象是似乎很多门都不上锁。
我冲了澡，刮了胡须，挑了件最平整的衬衫，到六点半准时走上小楼梯，用我的酒瓶按响门铃。餐桌上，大家面露微笑，热情周到，我渐渐适应了。贝丝没有化妆，但还是稍稍打理了一下。她换了一件黑色的丝绸衬衫，头发梳向一边，很迷人地垂在脖子一侧。但她如此这般并不是为了我：我很快得知她在谢尔登剧院的室内管弦乐队里拉大提琴，就是那座我散步途中驻足观看浮雕墙上滴水嘴的半圆形剧院。今晚他们要举行演出前最后一场彩排，某个叫迈克尔的幸运儿半小时后会来接她。当我以肯定的口吻问是不是她男朋友时，她们有些尴尬地沉默了片刻；两位女士对望了一下，给我的答复就是伊格尔顿夫人问我还要不要再来点儿土豆色拉。在接下来的晚餐时间里，贝丝显得有些心不在焉，最后几乎成了我和伊格尔顿夫人两人在说话。
门铃响了，贝丝走后，我的女房东明显活跃起来，似乎某根无形的、紧绷的弦松开了。她倒了第二杯葡萄酒，开始跟我讲她曲折、精彩的人生。二战期间，她跟诸多女子一样，天真地参加了一个全国填字游戏大赛，到头来得到的奖励是被征召入伍，封闭在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小村里。她们的任务是帮助阿兰·图灵和他的数学家团队破译纳粹德国英格玛机器的密码。就是在那里她认识了伊格尔顿先生。她给我讲述了战争中的种种轶事，还有那起著名的图灵中毒事件的前因后果。
她说自从搬到牛津后，她就不玩填字游戏，改玩斯克莱博拼字游戏了，以前她一有空就和一帮女友玩这个。她灵活地转动轮椅来到起居室里的一张小矮桌跟前，叫我随她过去：“不用收拾那些盘子，等贝丝回来她会管的。”我疑惑地看着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斯克莱博棋盘，打开。我无法拒绝。结果我就这样度过了来到牛津的第一个夜晚：坐在一位古董般的老太太面前，努力拼写英文单词，而她每玩上个两三局就用光了她手里的七个字母图块，笑得像个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