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卡在两层楼中间一动不动，丹尼尔和雪莉被关了一个多小时。雪莉把电梯间上上下下瞧了个够，闭上眼都能数出墙壁上的坑坑凹凹。机织地毯已经磨旧，上面布满了污渍。她惟独不敢照镜子，里面的人影是灰白色的。她的脸更是惨白，令她想起科伦坡的陈尸所。阿斯匹林缓解了疼痛，戴上颈托，颈椎骨也舒服了许多。可是，立即获得自由似乎是不可能的。她观察电梯门：两扇钢板紧紧嵌合在一起。即便两人齐心合力把门推开，前面，仍是水泥墙板。

这种奇遇通常都落在别人头上，她暗想。她崇拜富有幽默细胞的豆子先生，喜欢荒诞故事，爱看典型的英国片，那里头人们为了找乐子而相互折磨，自相残杀。外面一片死寂，电梯间的气氛越发沉重。

两个人都生起闷气，雪莉试图控制自己的不耐烦，丹尼尔则装模作样，摆出一副沉着冷静的样子。

其实，见到雪莉，他越来越烦躁。这个女人带来不幸。他光顾着跑下楼替她付车钱，早就忘记公寓的房门还没关——年轻外省人的坏习惯。2000年伊始，在酒吧间里到处放电的漂亮雪莉，现在只不过是一个脖子上套着颈托，不停抱怨头痛的普通女人。他不该再责备她，于是选择了沉默。

这时候，他本应该在朋友家。在朗布耶附近那所舒适的乡间别墅里，他们一起高高兴兴地看电视，观看世界各地欢庆千禧的热闹场面。为这个女人折回来真是见鬼了。电梯就像一个牢笼，他体会到了困兽的滋味。

看到镜子里面落魄的自己，他们都讨厌起自己来了。站累了，他们坐下，曲着膝，互不搭理。丹尼尔很快就感到浑身酸痛，雪莉不停地往下拉裙角，她的裙子老是滑到大腿根那里。他站起来，走到仪表板跟前，按下红色紧急呼叫按钮。警报器发出一声尖叫。这猫头鹰叫声又一次回荡在大楼里，没人来救他们。

“这楼里不会只住你一个吧？”雪莉问，“他们都去哪儿了？”

“过节去了！今天下午还有人呢，”丹尼尔气冲冲地回答，“现在连个人影都没了。四楼那对夫妻不是死了，就是去了乡下！”

“死了？怎么死的？”雪莉问。

“被他们两个儿子折磨死的。父亲戴着眼镜，看起来还算正常，两个孩子简直是刽子手，整个楼都遭了罪。在大门口对讲话机上挨个按铃——大伙儿一起跑去开门——坐在纸盒里顺着楼梯往下滑……在电梯里吐痰取乐……”

“管他们可怕不可怕，他们家要是有人就一定会报警。”

她的小肚子胀得慌，她想撒尿。

“两个坏小孩可能已经把爹妈绑起来，扔进乡下房子的壁炉里了。几天前当妈的请我去他们家，小孩在玩打仗。门一开，他们就开了枪。”

“除了这个可爱的大家庭外，还有没有别的人？”

“还有些人不声不响，我不知道他们住在那里。”

丹屁尔解释：“在法国，一幢公寓楼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人们保持距离，邻居们同进同出可以不打一声招呼。如果声音过大，比如钢琴课、小提琴课、夫妻争吵、尖叫声，我们会寄挂号信表示抗议。要是对付叫个没完的狗和那些深夜离开的情妇——她们关门的声音能把整座楼的人震醒，此法通用。”

“有些半夜三更走的情郎关门的声音也够闹人的，但至少他们不会在爱人耳边打呼噜……”

“脖子上套这个颈托，被困在电梯里头，都这样了你还念念不忘为女同胞说话？”

“别嘲笑我，我可不是女权主义者，”她还嘴，“再说，我也没让你下楼接我。”

“不对吧，你在出租车里大叫救命……”

“你夸大其辞。我只是让你下来。、你应该关门的，不是吗？”

“当然，我是一条可怜的圣贝尔纳狗，救了人，自己却掉进陷阱。那么，你今天傍晚去了哪里啦？”

得撒谎。

“我观光巴黎来着。”

“有人推了你？有人袭击你？”

“我撞在柱子上了。”

“什么？”

她叫了起来：“管它呢！结果就是这样。我受伤了。”

“但还算机灵，在这种非常时刻，你拖着昏昏沉沉的脑袋，竟然能在巴黎找到颈托，妙极了！”

“我可没料到会受伤，”她说，“也没想到你的电梯这么娇弱。”

“谁娇弱，你还是电梯？”

“你要发火了，”雪莉盯着他，“我可不在乎。”

“我公寓的门大开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你能想象会出现什么样的危险？”

“楼里没人了。”

“还不止这个呢，”丹尼尔说，“我可能没关下面的大门。快想想：我到底关没关门？”

“记不起来了。我只想躺在你的床上，美美睡上一觉。”

“你还不明白？有人会把我的家翻个底朝天……”

“谁？”

“匪徒。”

“异想天开！”雪莉放声大笑，“匪徒……这里是富人区。”

“那更有可能！”

他挨着她坐下，试图让自己看上去亲切一些。

“你脖子受伤，我很难过。”

“谢谢。”

雪莉顿了一顿，接着说：“我有个问题。我不好意思讲出来，但我很难受，我身上不舒服。”

“不是因为颈托吧？”

“不是。”

她打量着他。昨天夜里勾引她的家伙现在看来再普通不过了。一夜狂欢过后，胡须如雨后春笋般在他腮上冒出来。

“你该刮胡子了。”

“别打岔。你刚才想说什么？你还有哪儿不舒服，除了脖子以外？”

他用食指敲了敲她的颈托。

“如果你执意要讲让我不高兴的话，就请面对我。”雪莉说，“我一扭头，脖子就痛。该死的疼痛，我受够了！”

“我尽力而为吧。”他说。他挪了几厘米，“那么，是什么问题？”

“我想尿尿！”

“现在不行。”他心平气和地回答，“等到出去以后。”

“你是个可恶的家伙！你虐待我……”

他打断了她：“我知道，我是个坏蛋。做爱以前，我会讨女人的欢心，完事后，我就变得让人难以忍受。”

“为什么？”雪莉问。

“看看你我的关系就知道了。”

尽管头很痛，好像有无数条小蛇在头皮上豌蜒爬行，她还是回了嘴：“一出去，我就要把你忘掉：既没见过你也不认识你！你本能成为一个美好的回忆，噢，不！我要把你从记忆里抹去。就像得了部分遗忘症，恰好忘记这段经历。”

她抬起头，再一次仔细观察电梯间：“我们是被人遗忘的角落。哎呀，按钮边上的电话，你试过没有？”

“当然，试过好多次。监控室里没人。”

“盎格鲁一萨克逊国家里是不会发生这种事的。”雪莉突然一本正经起来，“我们的机械系统无懈可击。”

“是吗？那可真走运！告诉我，你们的商人跑到法国来干什么？既然你们如此‘无懈可击’，又干吗买我们的科技产品？”

“那只是个别情况。”

“你累了，”丹尼尔说，“口音更重了。你的法国丈夫的神经系统一定相当强健，否则压根儿无法忍受你开口说法语。”

“我才受不了他呢！”雪莉说，“每天吃早饭的时候，听他用那口破英语倾诉他的烦恼，保管你的胃口全倒。刚结婚时，爱情还能把不快扫到一边，现在……”

丹尼尔扭过头。这个连嘘音‘h’都不会发的女人倒是能回答一切问题。

她又勇敢地开口说话：“你能不能试着爬到电梯顶上去？上面可能有钢索。”

“干吗？”

“看没看过灾难片？被困的人都是从电梯的天顶爬出去的。你用肩膀托我起来，我拉住钢丝绳，试着爬上去。”

“你说蠢话时一点都不可爱。电梯壁很滑，你还戴着个颈托。”

“请你意识到你既不愿意动脑筋，也不愿意出力。”

“我从没爬过电梯。”

雪莉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她扬起头，满脸挑衅的神情：“澳大利亚男人个个是运动高手。跟体格健壮的澳大利亚男人较量，你两分钟不到就玩完。”

“玩不完！在这儿得按我们的规矩，我们比谁的嘴巴能说。”

“那外国人怎么办？”

“先学法语。你能不能闭嘴？”他跟上一句。

“给我一块巧克力，我就闭嘴。”

“我想来杯啤酒，”他说，“倒霉11月2号凌晨一点被关在电梯里头！”

“你不该勾引我，”她说，“如果我们没有相遇——这很不幸，你现在会在家里，或自个儿呆在电梯里。”

“如果你没有走进我的生活，”丹尼尔抬扛，“我就不会下来帮你。再说，你在酒吧里活脱脱一个等人勾引的荡妇。”

两个人都不说话了，思忖着怎样摆脱困境。雪莉的脖子还在痛。

“我要是动脉瘤破裂，死在你边上怎么办？血管到处都是，谁知道脖子里头会生个啥玩意？一具尸体在两层楼中间陪你打发时间，美妙的前景，啊？得了，别让我紧张了。咱们休战吧。我的包——就在你边上，那儿，右边——里头有个手机，把它拿出来。”

丹尼尔把手伸进包里，掏出手机。按遍了所有的键，手机的显示屏还是没有反应。

“不管用了。”丹尼尔说。

“我们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她说，“可千万别断电。我在黑暗中会尖叫。”

人声沸腾，仿佛在回应雪莉的话，嬉笑声、叫喊声传入他们的耳朵。声音大概来自路面，庆祝节日的人过去了。

“我告诉过你的，”丹尼尔的脸刷的白了，“我没关楼门。”

雪莉尖着嗓子高呼救命。她的声音那么大，丹尼尔皱起眉头。

“别挤眉弄眼，和我一起叫。”

就听她的吧。但大声呼喊根本没有用。外头又静了下来。接着，电梯的顶灯灭了。一片漆黑，他们看不见对方。

“棒极了，”雪莉说，“恐怖时刻来临了。”

她突然笑起来。

“你疯了？”

“没有。我忍无可忍的时候，得尖叫或放声大笑。你受不了我的叫声，那我只好笑了。这叫癔性笑。我的脖子疼，我害怕黑暗，我还想……”

“知道，”丹尼尔说，“再坚持一会，现在别尿出来。”

“我还能忍住。”雪莉隐没在黑暗中，“咱们一起共渡难关，我得坦白一些事情。”

“别，”丹尼尔打断她，“别说，我既不是法官也不是牧师。省省吧。”

“我没说实话，”雪莉不理他，“关于我和我丈夫的那些话是假的。我，不是寡妇……总之，我先前是一派胡言。从第一次见面起，我就在撒谎。”

“那又如何？”

“有一天，你会因为我而受到传讯。”

“我会把你的谎言重复一遍。你也应该这么做。但是一离开这儿，你我就不相干了。你会忘了我，我也会忘了你。这可是你说的。”

“丹尼尔，”她的语气突然严肃起来，“我是个诈骗同谋犯。这案子非同寻常。犯罪让我激动。我想哭，我马上要哭出来了。我总是这个样子：喜极而泣或是泣极而喜。”

丹尼尔脱下外套；电梯里头越来越热。他想让雪莉静下来，试图去拍她的肩膀。她抗议：“别碰我，我浑身都疼！”

“怎样才能让你好受？”

“讲点好听的话。”

“好吧。我们很快就能出去。你去旅馆，找到可以信任的人……你的神甫……”

“明天星期几？”

“今天已经是星期六了。我猜你把事情安排妥当后就会回悉尼……”

“不，我会被逮捕的！”

丹尼尔最不担心的就是这个。他在外套口袋里找到一块手帕。

“拿着！”

“什么？”

“手帕。”

“我看不见。”

“伸手摸。”

她抓过手帕。

“你听见我的话了吗？”

“没有。我对别人的事情不感兴趣，我自己的已经够烦了。”

“得从这儿出去，”她在黑暗里唠叨着，“我得去鲁瓦西机场，然后去洛杉矶。”

“什么时候？”

“希望今天还赶得上……”

公寓楼很气派，楼门没关。一个年轻男人溜进大厅，支起耳朵在楼梯口听了一会儿。他确定电梯停在了上头。

他回到门口，吹了声口哨。又进来两个年轻人。他们小心翼翼地关上大门。

这伙人以先来的打头，他叫泰奥——蹑手蹑脚上了楼。他们每上一楼就挨家挨户踹门，所有的门都关得严严实实。在五楼和六楼中间儿，他们听到说话声。后来的小伙子低声对泰奥说：“电梯里头有人。”

这时雪莉大叫“救命”，他们愣了一下，接着放声大笑。

他们来到六楼，看见丹尼尔的房门敞开着，里头没人。三人中还有一个是姑娘，她不太高兴，说：“我不喜欢这样……要是电梯又能动了，他们会逮住我们的。”

“电梯短路了，”泰奥安慰她，“他们一时半会儿出不来。”

房间里的灯亮了。泰奥打开电视机。另外一个年轻人找到了酒。姑娘提醒他们：“别灌醉了！咱们打赌看能不能闯进一户人家，办成了。但游戏走了样。进这里太容易了，咱们原来说好的，混进一幢戒备森严的大楼，然后撬门锁。这才叫有本事。”

“给咱们留着大楼和公寓的门儿不更好吗？”泰奥说。

姑娘不同意。

“我们要倒霉的。这里有诈，走吧。咱们先通知消防队，然后开路。”

“干吗通知消防队？”

“把在电梯里头叫唤的那个女人弄出来。”

“你发疯了！关上门，看看有没有啤酒。”

电视机里的艾菲尔铁塔好像一株灯火通明的圣诞树，装点着节日的巴黎。泰奥用小刀把扶手椅割了个稀巴烂。

神甫来到大楼前，按照支票上的地址，丹尼尔·加斯帕就住在里头。楼门上安了对讲机，上面有门牌号和对应的按钮。他乱按一气，没有回应。他正准备坐下时门开了，三个流里流气的年轻人走了出来。他们看见这个男人像是神职人员，于是油腔滑调地向他道了声晚安。他说了声“晚安”，趁着门开着的当儿进了大厅，接着来到楼梯口。

他按了电灯开关，灯没亮；他又胡乱按了几个按钮，没电。他打算走上去，打算每到一层都去敲门，并做好道歉的准备。突然，他听到有人大叫救命，说的是英语。那是雪莉的声音。可是，她在哪儿呢？到了三楼，他停了下来，挨家挨户敲门。叫声又响起：“救命，救命！救命！我们在五楼和六楼中间！”

他靠近电梯通道，把鼻子贴在玻璃门上，看见了钢索。他跑到四楼放声大叫：“雪莉，是您吗？雪莉？”

澳大利亚女人叫起来：“神甫，真是个奇迹。”

“那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他谦逊地回答，“您在哪儿？”

“卡在五楼和六楼中间，您得救我们。我们被困了几个小时！噢，神甫，是谁让您来这儿的？”

“除了上帝还有谁？”他很高兴能够充当一回救世主。

一个男人的声音突然冒了出来：“您是雪莉的朋友？”

“我也是您的朋友。”他说。

“去叫消防员！快点！去六楼，您会看见有一扇门敞开着，那是我家。进去给警察局打电话。您听到了吗？”

“听得很清楚。”

“您通知警察局或消防队，讲法语，说清楚地址。”

“当然。”科雷尔一反常态。

救了他们以后，他可以心安理得地在这个男人家里吃吃睡睡挨到星期一了。

“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他们。”男人继续说，“号码就写在话机上，快点干！雪莉不舒服。”

“知道了。”科雷尔回答。

他爬到六楼，看见一扇门微微敞开。推开门，他怔住了。客厅的墙纸上满是划痕，衣橱上的镜子被砸坏了，呈现星形，地面上还有几块碎玻璃。窗帘饱受蹂躏，缩成一团，被扔在了窗前。客厅的分枝吊灯就靠几根光秃秃的线拉扯着，摇摇欲坠。洗劫干得很彻底，没有一处能幸免于难。

他寻思刚才从楼里走出来并嘲笑他的三个家伙就是罪魁祸首。他四处找电话，终于在一堆洗衣粉里发现了它。要想拿下听筒打电话，得先吹去那层白东西。具有高效洁污功能的洗衣粉末飘起来，沾得他满嘴满手都是。他终于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报出地址，只有最后一声“快点”听起来像法语；自始至终他都把电梯叫做“lift”。

“挂上电话，我们会打电话核实。”

“这可不是玩笑！”神甫一着急又说起了英语，“我是个教士。我法语说得不好。我再报一遍地址。有人困在电梯里了，你们得救人。明白我的意思吗？”

“又一个疯子。”值班的警察对同伴说。

“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说法语就像小狗在打呼噜，不过得去看看，天晓得出了什么事。”

神甫离开丹尼尔家，上了六楼平台，他大声叫：“他们就来了！我下去开门。进楼时我把大门给关上了。您的家里出了点事儿。”

“什么事？”丹尼尔紧张起来。

“您自个儿看吧。”

五分钟后，街上响起了警笛声。神甫的蹩脚法语招来了消防车，人们还以为发生了火灾。消防车挨着警车停在了大楼前。大厅里，科雷尔向警察申明他的护照被偷了，警察对他很不客气。

“救人比核实我的身份重要多了！”

“这是您说的，”警官下了命令，“呆在这儿，您是现场的目击证人。”

“给什么作证？”科雷尔问。

“为我们即将发现的情况作证。”上尉说。

科雷尔声明自己是个正直诚实的神职人员。

“没错。”警察回答，“但您得等着，哪儿也不能去。”

他让神甫坐在一楼的台阶上。这时，身手敏捷的消防队员朝着一动不动的电梯爬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