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他们，我倒想知道他们还有什么话可说。事实上，我完全可以把他们以海盗论处。当然，他们大概绝不会怀疑，我完全有权把他们处死。

这时，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出来代表大家说话了。他说，他们没有什么话可说。只是他们被俘时，船长曾答应饶他们不死的。他们现在只有低头恳求我的宽宥。 可是，我告诉他们，因为我自己已决定带着手下的人离开本岛，跟船长一起搭船回英国去，所以我不知道该如何宽宥他们。至于船长，他只能把他们当作囚犯关起来 带回英国，并以谋反和劫船的罪名送交当局审判。其结果他们应该都知道，那必定是上绞架。所以，我实在也为他们想不出更好的办法，除非他们决定留在岛上，听 任命运的安排。如果他们同意这个办法，我本人没有意见，因为我反正要离开本岛了。只要他们愿意留在岛上自谋生计，我可以饶他们不死。

他们对此表示十分感激。他们说，他们宁可冒险留在这里，也不愿被带回英国吊死。所以，我就决定这么办了。

然而，船长似乎不太同意这个办法，好像他不敢把他们留在岛上。于是，我对船长作出生气的样子。我对他说，他们是我的俘虏，而不是他的俘虏。我既然对 他们已许下了这么多人情，我说的话就应该算数。如果他不同意，我就把他们放掉，只当我没有把他们抓住过。如果他不愿意给他们自由，他自己可以去把他们抓回 来，只要他能抓得祝他们看到这种情况，表示无限感激。于是，我释放了他们，叫他们退回原来被抓住的树林里去，并对他们说，我可以给他们留一些qiang支 弹药，并指导他们怎样在这儿好好过活，如果他们愿意接受的话。

解决了俘虏的问题，我就开始作上船的准备了。我对船长说，我还得作些准备，所以还得在岛上耽搁一个晚上。我吩咐他先回船上，把一切安排好，第二天再放小船到岸上来接我。我特别下令，让他把那打死的新船长吊在桅杆顶上示众。

船长走之后，我派人把那几个人带到我房间里来。我给他们作了一次严肃的谈话，分析了他们当前的处境。我对他们说，我认为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如果让 船长把他们带走，其结果必然是上绞架吊死。我把那吊在大船桅杆顶上的新船长指给他们看，并告诉他们，他们也没有别的指望，只能是这种下常他们一致表示愿意 留在岛上。于是，我就把我这里生活的情况告诉他们，并教会他们怎样把生活过好。我谈了小岛的环境，以及我在这儿生活的经历。我领他们看了我的城堡，告诉他 们如何做面包，种庄稼，晒制葡萄干。一句话，一切能使他们生活过得舒适一点的办法，我都告诉他们了。我又把十六位西班牙人的事情告诉了他们，并对他们说， 不久他们也要来岛上了。我给那些西班牙人留了一封信，并要他们答应对他们一视同仁。

我把qiang支都留给了他们，其中包括五支短枪，三支鸟枪，还加三把刀。我还留下了一桶半火药。我之所以还有这么多火药，是因为我用得很省，除了 开始两年用掉一些外，后来我就一点都不敢浪费。我还把养山羊的方法教给了他们，告诉他们怎样把羊养肥，怎样挤羊奶，做奶油，制－乳－酪。

总之，我把自己的经历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们。我还对他们说，我要劝船长再给他们留下两桶火药与一些菜种。我对他们说，菜种一直是我所求之不得的东西。我还把船长送给我的一袋豆子也留给了他们，嘱咐他们作种子播下去繁殖起来。

这些事情办完后，第二天我就离开他们上了大船。我们本来准备立即开船，可是直到晚上都没有起锚。第二天一大早，那五个人中有两个人忽然向船边泅来。 他们诉说那三个人怎样歧视他们，样子甚为可怜。他们恳求我们看在上帝份上收留他们，不然准会给那三个人杀死。他们哀求船长收留他们，就是马上把他们吊死也 心甘情愿。

船长看到这种情形，就假装自己无权决定，要征得我的同意才行。后来，经过种种留难，他们也发誓痛改前非，才把他们收容上船。上船后，每人结结实实地挨了一顿鞭子，打完后再用盐和醋擦伤处。从那以后，他们果然成了安份守己的人了。

过了一会儿，潮水上涨了。我就命令把我答应给那三个人的东西，用小船运到岸上去。我又向船长说情，把他们三人的箱子和衣服一起送去。他们收到后，都千恩万谢，感激不荆我又鼓励他们说，如果将来我有机会派船来接他们，我一定不会忘记他们。

离开小岛时，我把自己做的那顶羊皮帽、羊皮伞和我的鹦鹉都带上船，作为纪念。同时，我也没有忘记把钱拿走。这些钱一共有两笔，一笔是从自己所剩的破 船上拿下来的；另一笔是从那条失事的西班牙船上找到的。这情况我在前面都已交待过了。这些钱由于一直存放在那里没有使用的机会，现在都已生锈了。若不经过 一番磨擦和处理，谁也认不出是银币。

这样，根据船上的日历，我在一六八六年十二月十九日，离开了这个海岛。我一共在岛上住了二十八年两个月零十九天。我第二次遇难而获救的这一天，恰好和我第一次从萨累的摩尔人手里坐长艇里逃出来，是同月同日。

我乘这条船航行了半年多，终于在一六八七年七月十一日抵达英国。计算起来，我离国已经三十五年了。

我回到英国，人人都把我当外国人，好像我从未在英国住过似的。我那位替我保管钱财的恩人和忠实的管家，这时还活着。不过她的遭遇非常不幸。她再嫁之 后又成了寡妇，境况十分悲惨。我叫她不要把欠我的钱放在心上，并对她说，我决不会找她麻烦。相反，为了报答她以前对我的关心和忠诚，我又尽我微薄的财力给 了她一点接济。当然，我现在财力有限，不能对她有多少帮助。可是，我向她保证，我永远不会忘记她以前对我的好处，并告诉她，只要我将来有力量帮助她，我决 不会忘记她。这是后话了。

后来，我去了约克郡。我父亲已经过世，我母亲及全家也都成古人了。我只找到了两个妹妹和我一位哥哥的两个孩子。因为大家都以为我早已不在世上了，所以没有留给我一点遗产。一句话，我完全找不到一点接济和资助，而我身上的一点钱，根本无法帮助我成家立业。

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在我这样窘迫的时候，却有人对我感恩图报。我意外救了船长，也救了他的船和货物。这时，船长把我怎样救了全船和船上的人，详详细 细地报告了那些船主。他们就把我邀请去，和他们以及几个有关的商人会面。他们对我的行为大大地赞扬了一番，又送了我两百英镑作为酬谢。

我对自己当前的处境反复考虑，感到实难安身立命，就决定到里斯本去一趟，看看能不能打听到我在巴西的种植园和那合股人的情况。我相信，我那合股人一定以为我死了多年了。

抱着这一希望，我搭上了开往里斯本的船，于第二年四月份到达了那里。当我这样东奔西跑的时候，我的星期五一直跟着我，诚实可靠，并证明无论何时何地，他都是我最忠实的仆人。

到了里斯本，我几经打听，找到了我的老朋友，也就是把我从非洲海面上救起来的那位船长。这真使我高兴极了。船长现在年事已高，早就不再出海了；他让 儿子当了船长，而儿子也已近中年了，仍旧做巴西生意。那老人家已经不认得我了；说实在话，我也一样认不出他了。但不久我就记起了他的面貌。当我告诉他我是 谁之后，他也记起了我的面貌。

老友重逢，交谈之际，言词热切。不用说，我接着就询问了我的种植园和合股人的情况。老人家告诉我，他已有九年没有去巴西了。但他可以向我保证，当他 离开那里的时候，我的合股人还在人世。我曾委托他和另外两位代理人照管我的产业。尽管那两位代理人已经过世，但他相信，关于我那种植园的收益，我还是不难 收到一份种植园这几十年来发展的详细报告。因为，当时人们以为我出事淹死之后，我的几位产权代理人就把我在种植园股份内应得的收入，报告给税务官。税务官 怕我永远也回不来接受这笔财产，就作了如下的处理：收入的三分之一划归国王，三分之二拨给圣奥古斯丁修道院，作为救济灾民以及在印第安人中传播天主教之 用。

但如果我回来，或有人申请继承我的遗产，我的财产就能还给我，不过已经分配给慈善事业的历年收入，是不能发还的。

但他向我保证，zheng府征收土地税的官员和修道院的司事，一直在监督着我的合股人，叫他把每年的收入交出一份可靠的账目，并把我应得的部分上缴。

我问他是否知道种植园发展的情况？又问他，在他看来，是否还值得经营下去？如果我去巴西，要把我应得的部分收回来，是否会有什么困难？

他对我说，种植园发展的具体情况，他实在也不清楚。可是他知道，我那合股人尽管只享有种植园一半的收入，但已成了当地的巨富。他又告诉我，现在回忆 起来，他曾听说，仅仅zheng府收到我所应得的三分之一，每年就达二百葡萄牙金币以上；这部分钱好像拨给了另一个修道院或什么宗教机构去了。要收回这笔 财产，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我的合股人还活着，可以证明我的股权，而且，我的名字也在巴西登记在册。他又告诉我，我那两位代理人的财产继承人，都是很公 正诚实的人，而且都很富有。他相信，我不仅可以获得他们的帮助，领到我的财产，而且，还可以从他们那里拿到一大笔属于我的现款。那是在他们父亲保管期间我 每年的收入。

据他记忆，把我收入部分缴公，还只是十二年以前的事。

我听了他的话，心里感到有些烦恼和不安。我问那老船长，我既然立了遗嘱，指定他，这位葡萄牙籍船长，作为我财产的全权继承人，那两位代理人怎么能这样处理我的财产呢？

他对我说，他确实是我的继承人。但是，关于我的死亡一直无法证实。在没有获得我死亡的确切消息之前，他不能作为我遗嘱的执行人。而且，还有一层，这 远隔重洋的事，他也不愿意干预。但他又说，他确实把我的遗嘱向有关部门登记过，而且提出了他的产权要求。如果他能提出我的死亡证明，他早已根据财产委托 权，接管了我的糖厂，并派目前在巴西的儿子去经营了。"可是，"那老人家又说，"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这事你听了可能会不太高兴。当时，我们都以为你已 死了，大家也都这样认为，你的合股人和代理人就把你头六七年的收入交给了我，我也都收下了。但当时，种植园正在发展，需扩充设备，建立糖厂，又要买奴隶， 所以收入就没有后来的那么多。不过，我一定把我的收入及花费开一份可靠的账单给你。"我和这位老朋友又连续商谈了好几天，他就把我种植园最初六年的细账交 给了我，上面有我的合股人和两位代理人的签字。当时交出来的都是现货，像成捆的烟叶，成箱的糖；此外，还有糖厂的一些副产品，像糖蜜酒和糖蜜等东西。从账 目中我可以看到，收入每年都有增加，但正如上面所提到的，由于开头几年开支较大，实际收入不大。尽管如此，老人家还是告诉我，他欠我四百七十块葡萄牙金 币，另外还有六十箱糖和十五大捆烟叶。那些货物在船只开往里斯本的航行中因失事而全部损失了。那是我离开巴西十一年以后发生的事。

这位善良的人开始向我诉说了他不幸的遭遇，说他万不得已，才拿我的钱去弥补损失，在一条新船上搭了一股。"不过，我的老朋友，"他说，"你要用钱的 话，钱是有的。等我儿子回来，就可以把钱都还给你。"说完，他拿出一只陈旧的钱袋，给了我一百六十个葡萄牙金币，又把他搭在新船上的四分之一股份和他儿子 的四分之一股份一起开了一张出让证交给我，作为其余欠款的担保。

那条船他儿子现在开往巴西去了。

这位可怜的老人，心地这样正直善良，实在使我深受感动，我真不忍心听他讲下去了。想到他过去对我的好处，想到他把我从海上救起来，对我一直那么慷慨 大度，特别是看到现在他对我的真诚善良，听着他的诉说，我禁不住流下了眼泪。于是，我首先问他，以他目前的经济状况，能不能拿出这么多钱？拿出来后会不会 使他手头拮据？他告诉我说，拮据当然会拮据一些，但那是我的钱，而且，目前我比他更需要这笔钱。

这位善良的老人所说的话，充满了真挚的友情。他一边说，我一边止不住流泪。一句话，我只拿了他一百块葡萄牙金币，并叫他拿出笔和墨水，写了一张收据 给他，把其余的钱都退还给了他。我还对他说，只要我能够收回我的种植园，这一百块钱我也要还给他。这一点我后来确实也做到了。至于他在他儿子船上的股权出 让证，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收的。

我说，如果我要用钱，我相信他一定会给我的，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如果我不需要钱，我就再也不会向他要一文钱，因为，他认为，我完全有理由收回我所指望的产业。

这些事情办完后，老人家又问我，是不是要他替我想个办法，把我的种植园收回来。我告诉他，我想亲自去巴西走一趟。他说，如果我想去，那也好。不过， 如果我不想去，也有不少办法保证我收回自己的产权，并马上把收入拨给我使用。目前，在里斯本的特茹河里，正有一批船要开往巴西。

他劝我在官方登记处注册了我的名字，他自己也写了一份担保书，宣誓证明我还活着，并声明当时在巴西领取土地建立种植园的正是我本人。

我把老人的担保书按常规作了公证，又附上了一份委托书。然后，老人又替我写了一封亲笔信，连同上述两份文件，让我一起寄给了他所熟悉的一位巴西商人。这一切办完，他建议我住在他家里静候回音。

这次委托手续真是办得再公正也没有了。不到七个月，我收到那两位代理人的财产继承人寄给我的一个大包裹。（应该提一下的是，我正是为了那两位代理人 才从事这次遇难的航行的。）包里有下述信件和文件：第一，我种植园收入的流水账，时间是从他们父亲和这位葡萄牙老船长结算的那一年算起，一共是六年，应该 给我一千一百七十四个葡萄牙金币。

第二，在zheng府接管之前的账目，一共四年，这是他们把我作为失踪者（他们称之为"法律上的死亡"1）保管的产业。

由于种植园的收入逐年增加，这四年共结存三万八千八百九十二块葡萄牙银币，合三千二百四十一块葡萄牙金币；第三，圣奥古斯丁修道院长的账单。他已经 获得十四年的收益。他十分诚实，告诉我说，除了医院方面用去的钱以外，还存八百七十二块葡萄牙金币。他现在把这笔钱记在我的账上。至于国王收去的部分，则 不能再偿还了。

另外，还有一封合股人写给我的信。他祝贺我还活在人世，言词十分诚挚亲切。他向我报告了我们产业发展的情况以及每年的生产情况，并详细谈到了我们的 种植园现在一共有多少英亩土地，怎样种植，有多少奴隶等等。他在信纸上画了二十二个十字架，为我祝福。他还说，他念了无数遍以"万福马利亚"开头的祷词 2，为我活在人间感谢圣母马利亚。

他热情地邀请我去巴西收回我的产业。同时，他还要我给他指示，若我不能亲自去巴西，他应把我的财产交给什么人。在信的末尾，他又代表他本人和全家向 我表示他们的深厚情谊，又送给我七张精致的豹皮作为礼物。这些豹皮是他派往非洲的另一艘船给他带回来的；他们那次航行，看来比我幸运得多了。另外，他还送 了我五箱上好的蜜饯，一百枚没有铸过的金元，那些金元比葡萄牙金币略小些。

这一支船队还运来了我两位代理人的后代给我的一千二百箱糖，八百箱烟叶；同时，他们还把我账上所结存的全部财产折合成黄金金，也给我一起运来了。

现在，我可以说，我犹如约伯，上帝赐给我的比从前更多了。当我读到这些信件，特别是当我知道我的全部财富都已安抵里斯本，我内心的激动实在难以言 表。那些巴西的船队，向来是成群结队而来，同一支船队给我带来了信件，也同时运来了我的货物。当我读到信件的时候，我的财产也早已安抵里斯本的特茹河里 了。总之，我脸色*苍白，人感到非常难受。要不是他老人家急忙跑去给我拿了点提神酒来，我相信，这突如其来的惊喜，一定会使我精神失常，当场死去。

不但如此，就是喝了提神酒之后，我仍感到非常难受，一直好几个小时。最后请来了一位医生。他问明了病因之后，就给我放了血。这才使我感到舒服了些，以后就慢慢好起来。我完全相信，如果我当时激动的情绪不是用这种方法排解的话，也许早就死了。

突然间，我成了拥有五千英镑现款的富翁，而且在巴西还有一份产业，每年有一千镑以上的收入，就像在英国的田产一样可靠。一句话，我目前的处境，连自己也莫名其妙，更不知道如何安下心来享用这些财富了。

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报答我最初的恩人，也就是那好心的老船长。当初我遇难时，他待我十分仁慈，此后自始至终对我善良真诚。我把收到的东西都给他看了。我对他说，我之所以有今天，除了主宰一切的天意外，全靠了他的帮助。

现在，我既然有能力报答他，我就要百倍地回报他。我先把他给我的一百葡萄牙金币退还给他。然后，又请来了一位公证人，请他起草了一份字据，把老船长 承认欠我的四百七十块葡萄牙金币，以最彻底、最可靠的方式全部取消或免除。这项手续完成之后，我又请他起草了一份委托书，委任老船长作为我那种植园的年息 管理人，并指定我那位合股人向他报告账目，把我应得的收入交给那些长年来往于巴西和里斯本的船队带给他。委托书的最后一款是，老船长在世之日，每年从我的 收入中送给他一百葡萄牙金币；在他死后，每年送给他儿子五十葡萄牙金币。这样，我总算报答了这位老人。

我现在该考虑下一步的行动了，并考虑怎样处置上天赐给我的这份产业了。说实在话，与荒岛上的寂寞生活相比，现在我要操心的事更多了。在岛上，除了我 所有的，就别无他求；除了我所需要的，也就一无所有。可现在我负有很大的责任，那就是如何保管好自己的财产。我不再有什么洞穴可以保藏我的钱币，也没有什 么地方放钱可以不加锁；在岛上时，你尽可以放在那里，直到钱币生锈发霉也不会有人去动一动。而现在，我却不知道把钱放在哪里，也不知道托谁保管好。只有我 的恩人老船长，是个诚实可靠的人，也是我唯一可以信托的人。

另一方面，我在巴西的利益似乎需要我去一次。可是，如果我不把这儿的事料理好，把我的财产交托给可靠的人管理，我怎么能贸然前往呢？最初，我想到了 我的老朋友，就是那位寡妇。我知道他为人诚实可靠，而且也一定不会亏待我。可是，现在她已上了年纪，又很穷；而且，据我所知，还负了债。所以，一句话，我 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带着我的财产，自己亲自回英国了。

然而，过了好几个月，才把这件事情决定下来。我现在已充分报答了我从前的恩人老船长，他也感到心满意足。所以，我开始想到那位可怜的寡妇了。他的丈 夫是我的第一位恩人，而且，她本人在有能力时，一直是我忠实的管家，并尽长辈之责经常开导我。因此，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我让一位在里斯本的商人写信给他 在伦敦的关系人，除了请他替我把汇票兑成现款外，还请他亲自找到她，替我把一百英镑的现款亲自交给她。我还要此人当面和她谈一下，因为她目前非常贫困，境 况不佳，所以我要此人好好安慰她，并告诉她，只要我活在人世，以后还会接济她。另外，我又给我那两个住在乡下的妹妹每人寄了一百。她们虽然并不贫困，但境 况也不太好。一个妹妹结了婚，后来成了寡妇；另一个妹妹的丈夫对她很不好。

可是，在我所有的亲戚朋友中，我还找不到一个可以完全信托的人，把我的全部财产交付给他保管，这样我自己可以放心到巴西去，毫无后顾之虑。这件事一直使我十分烦恼。

我一度也曾想到过在巴西安家落户，因为我从前入过巴西籍。但是在宗教上我总有一点顾虑，使我不敢贸然作出决定。关于这个问题，我不久再会谈到，但当 前，妨碍我前往的不是宗教问题。从前我在巴西的时候，已毫无顾忌地皈依了他们的宗教，现在当然更无所顾虑了。不过，最近我经常会考虑到这个问题，想到我将 在他们中间生活和去世，我有点后悔当时我皈依了旧教天主教，并感到自己有点不甘心以旧教徒的身份死去。

但是，我上面已说过，目前妨碍我前往巴西的不是什么宗教问题，而是我不知道该把我的财产托付给谁代管。所以，我决定带着我的钱和财产回英国去。到了那里，我相信一定可以结交一些朋友，或找到什么忠于我的亲戚。这样，我就决定带着我的全部财富回英国去。

回国之前，当然先得把一些事情料理一下。开往巴西的船队马上要起航了，所以我决定先写几封回信，答复巴西方面寄给我的那些报告。应该说，他们的报告 既忠实，又公正，所以，我的回信也应该写得十分得体。首先，我给圣奥古斯丁修道院院长写了一封回信，在信中，我对他们公正无私的办事态度充满了感激之情， 并把那没有动用的八百七十二块葡萄牙金币全部捐献了出去，其中五百块金币捐给修道院，三百七十二块金币随院长意思捐给品民，并请他为我祈祷。

接着，我又给两位代理人写了一封感谢信，赞扬他们公正无私、诚实忠诚的办事态度。我本想送他们一些礼物，可是一想他们什么也不缺，也就作罢了。

最后，我又给我的合股人写了一封信，感谢他在发展我们的种植园工作上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以及他在扩大工厂经营中所表现的廉洁精神。在信中，我对今后 如何处置我的那部分资产作了指示，请他按我赋予老船长的权力，把我应得的收益寄给老船长。以后办法如有改变，我将会再详细通知他。同时，我还告诉他，我不 仅会亲自去巴西看他，还打算在那里定居，度过我的余生。另外，我又送了一份丰厚的礼物给他的太太和两个女儿，因为老船长告诉我，他已有了家室。礼物中包括 一些意大利丝绸，两匹英国细呢，那是我在里斯本市场上所能买到的最好的呢料，五匹黑色*粗呢，以及一些价格昂贵的佛兰德斯花边。

就这样，我把该料理的事情都办了，把货也卖出去了，又把我的钱财换成可靠的汇票，下一步的难题就是走哪一条路回英国。海路我是走惯了，可是这一次不 知什么原因，我就是不想走海路。我不愿意从海路回英国，尽管我自己也说不出什么理由。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以至有两三次，我把行李都搬到船上了，可是还是 临时改变了主意，重新把行李从船上搬了下来。

我的航海生涯确实非常不幸，这也许是我不想再出海的理由之一。但在这种时候，任何人也不应忽视自己内心这种突然产生的念头。我曾特别挑选过两条船， 本来我是决定要搭乘的。其中有一条，我把行李都搬上去了；另一条，我也都和船长讲定了。可是，最后我两条船都没有上。后来，那两条船果然都出事了。一条给 阿尔及利亚人掳了去；另一条在托贝湾的斯塔特岬角沉没了，除了三个人生还，其他人都淹死了。反正不管我上哪条船，都得倒霉；至于上哪条船更倒霉，那就很难 说了。

我为这事心里烦透了，就去与老船长商量。他坚决反对我走海路，而劝我最好走陆路到拉科鲁尼亚，渡过比斯开湾到罗谢尔，再从罗谢尔走陆路到巴黎，既安全又舒适，然后再从巴黎到加来和多佛尔；或先到马德里，然后由陆路穿过法国。

总之，我不想走海路已成了一种先入为主的想法，怎么也无法改变了；唯一我愿意坐船的一段路，就是从加来到多佛尔这段海路。现在，我既不想急于赶路， 又不在乎花钱，所以就决定全部走陆路，而且陆上旅行实在也是很愉快的。为了使这次旅行更愉快，我的老船长又给我找了一位英国绅士为伴。此人是在里斯本的一 位商人的儿子，他表示愿意和我结伴同行。后来我们又找到了两位英国商人和两位葡萄牙绅士，不过两位葡萄牙绅士的目的地是巴黎。这样，我们现在一共有六个旅 伴和五个仆人；那两位英国商人和两位葡萄牙绅士为了节省开支，各共用一个听差。而我除了星期五之外，又找了一个英国水手当我路上的听差，因为星期五在这异 乡客地，难以担当听差的职务。

我们就这样从里斯本出发了。我们都骑着好马，全副武装，成了一支小小的部队。大家都很尊敬我，称我为队长，一来是我年纪最大，二来我有两个听差。再说，我也是这次旅行的发起人哩。

前面，我没用我的航行日记使读者生厌；现在，我当然也不想用陆上旅行日记使读者厌烦了。但是，这趟旅行既疲劳又艰苦，期间也发生了几件险事，在这里不能不提一下。

我们到了马德里之后，因为大家都第一次来到西班牙，所以都想逗留几天参观一下西班牙皇宫和其他值得观光的地方。但这时已近夏末秋初，我们不得不匆匆 重新上路。离开马德里时，已是十月中旬了。可是，当我们到达纳瓦拉边境时，在沿路的几个小城镇里听到人们议论纷纷，说在法国境内的山上，已经大雪纷飞。几 个冒险试图越过山区的旅客，都被迫返回了潘佩卢那。

我们到达潘佩卢那后，发现情况确实如此。这么多年来，我一向过惯了热带气候，在那里连衣服也热得穿不上。可现在突然遇此严寒，实在使我有点受不了。尤其是，十天以前，我们才离开旧卡斯蒂利亚；那儿气候不仅温暖，甚至很热。

现在，从比利牛斯山上一下子吹来一股寒风，冷得叫人受不了。我们的手脚都冻得麻木了，差点儿把手指头和脚趾头都冻掉。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是出乎我们意料的，令我们非常苦恼。

可怜的星期五一辈子没见过雪受过冻。现在忽然看见大雪封山，天寒地冻，简直把他吓坏了。

更糟的是，我们到达潘佩卢那后，大雪一直下个不停。人们都说，今年冬天来得特别早。这一段路本来就不好走，现在更是无法通行了。有些地方积雪很深， 寸步难行；而且，这一带的雪不像北方那样冻得结结实实的，而是很松软，因此走在上面随时有被活埋的危险。我们被阻在潘佩卢那不下二十天，眼看冬季已到来， 天气没有转好的可能，因为这一年是人们记忆中欧洲最严寒的冬天。在此情况下，我提议我们应先到封塔拉比亚，然后再从那儿坐船到波尔多，那段海路不太远。

正当我们在考虑另寻出路时，忽然来了四位法国绅士。他们曾经在法国境内的山路上被雪所阻，正像我们在这儿西班牙境内的山路上被雪所阻一样。但是，他 们后来找到了一个向导，带他们绕过朗格多附近的山区，一路上没碰到什么大雪；即使在雪最多的地方，据他们说也冻得很硬，人和马通行是不成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