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1月9日，刚过了晌午，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成了美国的当选总统。新闻界说，用当选总统这个词称呼他有些拗口，而他也建议人们仍称他“参议员——这是个好头衔”。他在海滨附近背着卡罗琳散了一会步，然后观看了尼克松表示认输的午间电视节目，并对尼克松和艾森豪威尔发来的贺电表示了谢意。他脱下毛衣和便裤，换了一套衣服，系上领带，去向聚集在海恩尼斯港兵工厂的全国电视业和新闻界人士发表一个表示感谢的简短声明。他因自己的胜利而喜气洋洋，同时，他也深受感动。但是，最重要的是，他感到疲惫不堪了。他希望，而且也需要长时间的睡眠，需要静居和在阳光下松散松散，他还希望跟他的女儿、妻子以及不久即将出世的婴儿一起，过一段宁静的生活。不过当他的汽车从兵工厂开回科德角他的乡间别墅时，他屈指一算，离上任只有七十二天了。
离开就职只有七十二天了。
……在这七十二天里，他要组成一个政府，搭好白宫的工作班子，任命大约七十五个重要的内阁成员和制订政策的官员，以及对六百个其他重要任命进行提名，还要决定留用哪些现任官员，对忠于他的人授予官职，并确定将来的人事政策……
……在这七十二天里，他要跟艾森豪威尔一起工作，以便有秩序地交接权力；他要跟尼克松共同工作，以便恢复国家的团结；他要跟民主党领袖们一起工作，以便重新改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还要跟他自己的助手们共同工作，以便处理过渡时期的一切行政问题——包括财政、交通运输、膳宿供应、同新闻界的关系等问题以及处理来自国家首脑、祝愿者、求职者、老朋友和无数其他人士的大量来信……
……在这七十二天里，要为就职典礼制定种种计划，对有关的人和事都要考虑周到，不能有所疏忽，要商定好一个适当的继任者去接替他在参议院的席位，要出售或转让他所拥有的股票以避免发生利益方面的冲突，并且，还要写一份就职演说稿……
……在这七十二天里，要为国会的组织工作制订计划（国会将在他就职前召开），要准备一份可立即列入咨文和法案中去的立法纲领，还要为美国的各项问题——外交和内政的——制订出种种具体政策和计划，因为这些问题都是他作为总统即将负责处理的。
这些问题数量之多和性质之复杂，换了别人很可能被搞得头昏脑胀。战后世界变化万千。但是这个国家对于作出种种必要的变化似乎持着一种冷漠和反对的态度，这就妨碍了进步。那种无休无止的、总是令人沮丧的“冷战”，反而增加了那些以简单手段解决问题的极端分子的号召力。参议员肯尼迪在年初就曾说过：“我认为，总统（艾森豪威尔）将要溜之大吉，所有的事情都要落到下一任总统的头上来了。”
1957年10月，苏联在把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到环绕地球的轨道上的同时，还发动了一场新的冷战攻势来影响全球。这场攻势的赌注押在西方面对核讹诈而出现的分裂，以及不发达地区出现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情绪上面。在随后的三年里，西柏林的自由受到了苏联一份最后通牒的威胁，这份通牒是以苏联所炫耀的对准西欧的中程弹道导弹作为后盾的。南越的生存遭到了由河内共产党政权所策划和支持的游击战术和恐怖活动的威胁。老挝的独立受到亲共叛军的威胁。苏联投入了几十亿美元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其中包括向印度尼西亚提供武器，为埃及建造阿斯旺水坝，为印度建造钢铁厂，以及向阿尔及利亚的叛乱者提供更多的武器。俄国和中国的共产党人竞相在加纳、几内亚、马里，特别是在局势混乱的刚果建立一个中非基地。通过菲德尔·卡斯特罗对古巴的统治及其颠覆拉美的运动，俄国人在西半球得到了一个根据地。赤色中国则忙于建立由其保护国组成的亚非集团，以及制造它自己的原子弹。
相对地，美国的军事力量太分散了，军事费用不足，以致无力承担我们在全球的义务。我们致力于发展导弹和探索空间开始得较晚。象我们军事潜力的灵活性一样，我们的对外援助也是不足的，而在发展中国家里，人口和贫穷的增长率都比它们国内的资源和我们的援助增加得快。联合国弄得一团糟。巴黎首脑会议的失败，以及日本和委内瑞拉国内的反美暴乱，使得民主势力似乎处于守势。我们的各项政策在拉丁美洲未能配合那些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正义的新生力量；而在西欧我们的各项政策也没有能同争取经济统一和经济增长的新生力量的前进步伐相一致。当我们谈到人类的平等，谈到我们希望裁军，或者谈到我们为保卫自由承担的义务时，其他一些国家也捉摸不准我们的意图，不知道我们讲的是否真正算数。
在我们国内，我们还要受到更多的恶报。七年内发生的第三次经济衰退，造成了二十多年来最高的失业人数，和平时期美国国际收支出现的创记录的逆差，使我们的黄金储备下降到了二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我们受压迫的黑人居民日益感到灰心丧气，给大农场主的补贴越来越多，拥挤不堪的大学教室以及无人照顾的老年公民的数量日益增加——肯尼迪知道，所有这些问题，以及更多的问题，都不是在民主党的竞选演说里讲讲就行的，而是他即将面临的具体问题，他也知道，这些问题也并不象任何一方的政党人士在竞选中所提出的那样，有着现成的政治上的解决办法。
权力过渡中的问题
对他来说，七十二天的时间是很短促的。不过他并非事事都得从头做起。民主与共和两党之所以能够进行历史上最顺利的权力移交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布鲁金斯学会1。该学会曾敦促双方提名的候选人在两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后，为权力过渡的问题作好准备。参议员肯尼迪指派了他在“德鲁·皮尔逊事件”中结识的朋友、华盛顿律师克拉克·克利福德，作为他跟布鲁金斯学会的联络员和他在政府交接期间的顾问。克利福德曾做过杜鲁门总统的特别顾问，还做过斯图尔特·赛明顿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的竞选经理。在这个过渡时期，他经常征询克利福德的意见——肯尼迪对一位来访者风趣地说，克拉克对他并没有要求什么作为报答，只是要求在一元美钞的背面登上克利福德法律事务所的广告而已。肯尼迪以自己独特的作风，又要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研究总统职权问题的权威理查德·诺伊施塔特谈谈他自己对当选总统将会碰到的各种个人问题的看法，并要求他最好不去同克利福德交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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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布鲁金斯学会成立于1927年，它为美国政府提供有关统计、人事和一般情报方面的研究资料，同时也资助学者研究当代的经济、政治和国际问题，并发行刊物。——译者
在这过渡时期以及在白宫的整个任职期间，肯尼迪将需要一个助手负责行政管理和安排约会，一个助手负责与新闻界打交道以及一个助手负责制订计划和政策。他任命了三个人，这三个人实际上在他竞选期间就担任了这些工作。他们是：奥唐奈、塞林格和我。我有幸第一个被提出来，头衔是总统特别顾问——这是克利福德渴望要恢复其以前地位的职位，也是我梦寐以求的职位。奥布赖恩和施赖弗则奉派负责为内阁及其他官职物色人材。当时在场的另一个人鲍勃·肯尼迪，则没有指派具体的职务，但是显然，他仍将出任关键性的职位。
为了有利于国家团结，使工作顺利地持续下去以及保持政治均势，诺伊斯塔特建议五个担任机要职务的官员应该是无党派的，肯尼迪应该让这些在职官员继续留任，并迅速宣布此事，以杜绝各种反对的压力和推测。这五个人是：联邦调查局局长、中央情报局局长、总统科学顾问、文官委员会主席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秘书。肯尼迪只留任了头两个人。据传，头天晚上参加他的宴会的客人们曾建议首先撤掉这两人的职务。我们聚会的时候，他就通知了胡佛先生和杜勒斯先生，1并把他们的姓名列入当选总统发表的第一次新闻公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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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联邦调查局局长j·e·胡佛和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译者
别的事情耽搁了他的行期。在他收到的所有贺电中，他最关心的是对两封来电的答复——法国总统戴高乐打来的一封措辞优雅而动人的电报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的高唱“和平”调子的来电。为了回复戴高乐的“欢迎，亲爱的伙伴”的电文，肯尼迪求助于他自己的法语和文学老师杰奎琳·布维尔·肯尼迪，并和她一起起草了一封热情洋溢、富有洞察力的复电。
赫鲁晓夫在巴黎会议上闹翻之后，曾明白表示不打算再跟艾森豪威尔打交道，要等到他的继任者选出之后再说。他在给肯尼迪的电文中暗示，希望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并多少有点假心假意地要求恢复“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所建立起来的”那种苏美关系。为了答复这封电文，当选总统叫我打电话给外交界最负盛名的俄国问题专家之一、他的老朋友“奇普”·波伦。波伦提议的一句话的复电，似乎迹近粗率、不够礼貌。当选总统相信“讲究礼貌并不是软弱的表现”，于是自己起草了一份不那么粗暴，但在实质上同样谨慎，而语调则较为友好和抱有希望的回电。
即使在当选总统去棕榈滩过宁静生活的时候，行政职权的移交工作已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合作使这项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11月9日，他第一次从华盛顿发来了贺电（如果不算头天晚上他意外发来的那份为时过早的贺电），几小时以后，他接着又从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拍来了另一份电报，他是到那里去作短期休假的。这第二份来电谈的全是移交问题，提出“在双方都适宜的时间”与肯尼迪会晤，指定首席助理威尔顿·珀森斯作为他同肯尼迪工作班子的联络员，并且表示他的预算局局长、国务卿和其他官员都准备随时提供帮助。肯尼迪叫克利福德去跟珀森斯会晤，叫我去跟白宫和预算局的官员会晤，还叫每一个被提名任命的人去跟与自己相对应的人会晤，他本人则于12月6日和1月19日在白宫与艾森豪威尔会晤。
这两次会晤，艾森豪威尔总是先参加会谈，然后他的国务卿、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长也一起来参加会谈。在这两次会晤中，当选总统都认真地询问了他即将面临的种种问题。艾森豪威尔在竞选运动中曾对肯尼迪抱据傲态度，而且显然推迟了同肯尼迪的第一次会晤，直到竞选结果明朗，重计选票也改变不了选民们的意见时他才同意会晤。但这两次会晤后，据报道，他对一个朋友说，这位年轻的参议员给了他“极其深刻的印象”。肯尼迪在他这方面也发现艾森豪威尔“比我原来想象的好”。他感谢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合作态度，在第二次会晤后说：“我认为我们要求的事情，他们都做到了。”
肯尼迪还在11月14日与尼克松进行了短暂的诚挚的会晤。对于后者打给他的有礼貌的认输电报，肯尼迪也复电表示，“这是一次良好的竞赛”，并且表示相信，“在今后的岁月里，你我之间能够保持我们长期以来的诚挚的关系”。为了实现他提出的与尼克松的这次没有先例的会晤，肯尼迪从棕榈滩飞到了佛罗里达州比斯坎岛尼克松的假日休憩地。两人都称这次会晤是友好的，前总统赫伯特·胡佛为这次会晤当了中间人。
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一经同肯尼迪会晤，就本着爱国的精神承认了肯尼迪当选的必然性。这就帮助平息了关于竞选舞弊的猛烈指责，打消了重新计票的要求，并解除了南方的无党派选举人的威胁。差距这样小的竞选结果，能够如此顺利地被人所接受，这在别的国家是很少有的。一种友好的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怨恨、冷淡、互不通气和漠不关心，这些几乎是以往总统权力转移时通常的特点。与此成鲜明对照的是，艾森豪威尔一肯尼迪的移交工作充满着一种诚挚的、来往密切的气氛。这就向美国和全世界表明了一种约翰·肯尼迪所渴望保持的团结精神。
固然，分歧是有的。艾森豪威尔在1月间向国会告别时，将提出一个文件。当我跟艾森豪威尔的预算局官员一起研究那个文件时，显而易见这个文件内所载的靠不住的收支平衡是建立在各种立法活动、缩减开支和岁入估算的基础之上的，但连他们自己也完全知道，这些都是无法实现的。不过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他们无意根据改变了的情况去修改他们的预算，而宁愿把预算赤字推给肯尼迪负责。与此同时，当选总统则认为，在他负起全部责任和掌握全部情况之前，就去参与、承担，甚而评论和咨询即将卸任的政府在他当选到就职这段时期内所采取的行动——包括派遣使节到西欧去改善收支平衡情况和断绝同古巴的一切外交关系——那是既不适当又不明智的。
在总统一级以下，政府各部门移交工作的情况各各不同。一位新任命的官员对我们说，在他们研究移交问题的会议上，他的前任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劝他留用那个即将离任的官员的私人秘书。我在同和蔼的威尔顿·珀森斯将军——他继谢尔曼·亚当斯之后担任艾森豪威尔的总统助理——的会谈中，了解到很多情况，它进一步证实了肯尼迪取消那个职位的种种职责是明智的。这些职责包括：未经珀森斯的初步同意，任何备忘录、信件或公文都不得送呈总统，总统也不能约见内阁成员、国会议员和白宫助手，唯恐这些人会使总统“应接不暇”识有在白宫新闻秘书认为必要时，才让少数记者（如果有的话）访问总统；此外，还有一些更适宜于由军事指挥系统中参谋长负责的类似职能。尽管我在当时曾对珀森斯未交出他曾答应给我的一份有关有待解决的问题的清单而感到不快，但我现在明白了，白宫各个职位的私人性质和政治性质，会使开出的那份清单显得纯属空想。
在大多数情况下，合作是顺利而有成效的。肯尼迪的人竭力仿效他们的领袖，对他们的前任表示尊敬，并对其协助表示感谢。艾森豪威尔政府慷慨地同意，从1961年1月3日起，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工资名单中放进十个即将就任的官员名额，其他各部也分别列入两名，这就使整个交接工作进行得更加顺利了。
尽管采取了这个行动，经费问题仍然是过渡时期未解决的问题之一，为将来的当选总统着想，肯尼迪后来成功地促使国会对这个问题采取了行动。他的个人财产、住宅、飞机、电话以及参议院办公室人员的薪金就占去经费的很大部分。许多新被任命的官员和顾问都是自己掏腰包的，尽管这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没有相当大的困难。有许多人在他们即将接管的部门得到了办公的地方。但是还需要聘用许多人负责处理邮件、审查任命、接待新闻界和协助当选总统工作，因而还得筹集更多的钱去支付他们的工资、旅馆房间、办公室、生活用品、电话以及出差等费用。从总统当选到就职，这笔费用的总数估计超过三十五万美元，这笔钱无论是让肯尼迪家庭负担，还是让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负担，都是不公平的。
肯尼迪除了去尼克松家、波士顿以及得克萨斯州林登·b·约翰逊的牧场作短暂的访问之外，他的时间都是在棕榈滩、华盛顿和纽约的卡莱尔大饭店度过的。他的空中旅程（与竞选时比较）是微不足道的，总计才不过一万五千英里。他在头两个星期和此后不时去棕榈滩晒晒太阳——在那里，他的体重很快就增加了十五磅——但是他感到，在这里宣布重大的事项则显得太不严肃，而且也太遥远了。他喜爱他在华盛顿的家，但他发觉他在那里比起在纽约更易受到干扰，并且会有更多的人向他提出各种要求。而且，他的乔治城住宅并不宽敞，每当参议员在里面同助手们和可能被任命的人会晤时，那些到处跟着他的新闻记者、警察、特工人员和旁观者的人群，就不得不在屋外挨冻。
告别马萨诸塞州
波士顿之行有三个目的：（1）参加哈佛大学校董会的一次会议，他对校董的职责是看得很认真的（当他在哈佛校园里几乎被欢呼的学生团团围住的时候，他回答说：“我到这里来是要同普西校长一起检查你们的成绩的，我还要保护你们的利益”）；（2）在小阿瑟·施莱辛格的家里同来自波士顿和新英格兰地区的可能被任命的人员进行一次简短的会商；（3）在具有历史意义的贝康山上向州议会发表演说，向马萨诸塞州告别。
最后一个目的是出于某种关怀之情的。肯尼迪这位历史学家并没有忘记林肯向斯普林菲尔德人民的告别。肯尼迪这位政治家并没有忘记他之所以能从事政治生涯应归功于自己出生的那个州。肯尼迪这位当选总统也并没有忘记，他不能象马萨诸塞州以他感到自豪那样，把这个州的所有政治家引以为荣。在美国，没有几个州政府有着廉洁的记录，但是在1961年1月震惊他的家乡州的政府官员的不道德行为接二连三地被揭发出来，而没有几个州政府有比这种情况更为严重的记录。当选总统感到他既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也不能为这个问题发表一篇自以为公正的演说。
我们只有很少的时间去准备这篇演说。为了满足他的要求，我不得不勉强从为总统就职演说汇集的辞句中去挑几句。演说稿不长——只有三十多句话。但它是肯尼迪最精彩的演说之一。事实证明，这是一篇很动人的演说。这是他当选以后发表的第一篇正式讲话。当他把政府说成是“一座小山上的一个城市”时，所有的电视观众都认为他看起来和听起来都象一位总统：
对谁赋予多，对谁要求也多。在未来的某一天，当历史的
高级法庭审判我们每个人，审查我们在短短的任期内是否履
行了自己的职责时……我们的成就……将根据对下列四个问
题的答复来衡量：
首先，我们真是勇敢的人吗……？
其次，我们真是果断的人吗……？
第三，我们真是正直的人吗……？
最后，我们真是具有献身精神的人吗……？
我这个马萨诸塞州之子，希望在上帝的庇佑下能使这些
品质成为我们政府办事的特征。
政治纲领的制订
到肯尼迪飞往波士顿时，这位当选总统的步调几乎可以同秋季竞选时的狂热程度相比拟，虽然体力方面的消耗是少得多了。两个月前，他在海恩尼斯港兵工厂就竞选胜利发表的那篇简短声明说：“现在，我和我的妻子在为一个新政府——以及一个新婴儿——作准备。”在随后几周里，他迎来了新婴儿，并且大体上组成了新政府。他经常睡得很好，钓钓鱼，打打高尔夫球，访问了林登，b·约翰逊的牧场，还到纽约的剧院去看戏，并且同家人欢聚一番。他避开了一大批求职的人，推荐了学生时代同一寝室的伙伴、前格洛斯特市长本杰明·史密斯去填补他在参议院的席位。他把自己的公司股票和债券全部卖掉，把它们变成了政府债券。他阅读了上二十本议论中肯而又令人愉快的书籍，批阅了数十份报告，并且一再跟他的日益增多的同事开会商讨。为了争取更广泛的社会支持，他不仅拜访了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而且拜访了赫伯特·胡佛、比利·格雷厄姆、劳工领袖们、农场主的领袖们、黑人领袖们以及其他许多人。他举行了十九次各种形式的记者招待会。他跟林登·约翰逊以及国会两院的主要民主党人商谈。他收阅定期的情报摘要，并同英国大使和德国副总理进行了会谈，在就职之前他还要跟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会晤。
他的“办公室”就在他当时居住的不论什么住处的起居室或图书室里——在棕榈滩、乔治城，或者在卡莱尔大饭店的楼顶房间里，而且他的“办公室”总是生气勃勃的。在肯尼迪参议员接见一个可能被任命的人时，另一个人已等候在他的卧室里。有时候，等着的还有一个要向当选总统作简要汇报的助手和一个应邀前来看他的代表团。外面，新闻记者和特工人员群集着；里面，电话铃声响个不停。
我曾记录下一天下午他给我的指示（主要由于我为别的事碰巧在那里），那可以说明他的活动范围：
打电话给威斯纳。……问问洛维特，菲斯克是否愿意接受任命，在今天下午会议前把结果告诉我。……替肯·加尔布雷恩在农业部或别的什么地方找个办公室。……问问鲁萨，斯普劳尔小组在什么时候向白宫报到。……向腊斯克打听一厂，同麦金尼比起来，让麦科恩留任是否要好一些。……和众议院议长核对一下海斯问题。……派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到菲律宾去了吗？……查一查米尔斯的投票记录。……征求一下马西的意见。……杜萨里担任财政部的什么职位好？……马格纳森要求在就职演说或者国情咨文中提出电视教育和海洋学方面的问题。……问问莫尔斯有关最低工资报告的事。
恰好在我再次跟当选总统一起开会的时候，我最后打给莫尔斯参议员的这个电话的回电来了——那时，莫尔斯正在纽约我出席联合国的代表团里——肯尼迪接了这个电话：“是的……他在这里，总机吗，电话由我来接。……我就是参议员肯尼迪，今天我替索伦森先生接电话。”
然而，同这种经常紧张的气氛大不相同的是，制订一个新的总统政纲的工作正在悄悄地进行着。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工作。自从1933年以后，还没有一个民主党人接替共和党人做总统，这次接任是无先例可援的。换了别的总统，他可能会等着就职，而后，象1953年时那样，指派一些研究小组，以便赢得时间和考虑问题。但是肯尼迪对他所担负的使命却有着不同的想法。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有人问到，要是他当选总统，首先要干的是什么事。他回答说；“……要确定。有哪些未了的事务要办；我们的议事日程应安排些什么，并且，在1961年头几个月里就把它们摆在美国人民的面前。”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在1960年最后几个月里作出非同寻常的努力。
1960年夏天，在他获得提名之后，这位参议员就曾经相当公开地责成手下在竞选后的过渡时期内发表一系列顾问委员会的报告：斯图尔特·赛明顿主持写的关于改组国防部的报告、艾德莱·史蒂文森主持写的关于对外政策诸问题的报告、保罗·尼采主持写的“超党派的、代表两党的”关于国家安全措施的报告以及众议员弗兰克·史密斯主持写的关于自然资源需求情况的报告。此外，艾夫里尔·哈里曼将到非洲去视察，参议员乔·克拉克和众议员伊曼纽尔·塞勒则应准备一些民权方面的新议案。在竞选刚开始时就宣布进行以上一项项研究，这在政治和公共关系方面具有显而易见的价值。
但是，在11月9日午后，公布这些报告已经不再是政治和公共关系方面的问题了。作为制定各种新计划和新政策的基础，那就需要提出更多的研究报告了。公开的报告也是有用处的，它们可以作为试探政治气候的气球，还可以作为肯尼迪获胜的势头仍在持续发展的公开的明证。
史蒂文森报告中常常涉及的几个论题——包括对外经济政策、剩余粮食、非洲、美国新闻署、海外人事及裁军问题等——全指定由史蒂文森的同事乔治·鲍尔和约翰·沙伦领导的几个新的特别工作组去研究。詹姆斯·兰迪斯应邀提出有关制定规章的机构的报告；理查德·诺伊施塔特就政府改组问题提出报告。我作为当选总统特别顾问，接受的头两项任务是：（1）组织一个特别工作组去对付经济衰退的问题，（2）跟总统一起制定其他需要研究的题目。后一项任务的清单很快地扩大到包括经济萧条地区和西弗吉尼亚、住房和城市、卫生和社会保障、教育、税收、最低工资、外层空间、拉丁美洲、印度、文化交流、美国新闻署以及和平队等问题。
这份清单上的题目显然有重叠之处，这有时引起了混乱，但它却反映了肯尼迪的审慎的作风。当他拒绝一个调整的方案时，他说，“只有一套顾问班子，对我说来干脆是不成的。”农业是个漏掉了的重大的题目，我们曾试图就这个问题筹建一个特别工作组，但失败了。我们找到了许多对农业问题思想解放的人，我们也找到了许多农业专家，可是我们没有能找到思想解放的专家。
除了“经济萧条地区一西弗吉尼亚委员会”——它是为了履行肯尼迪旧日的诺言，而以保罗·道格拉斯参议员为首马上组织起来，以便在西弗吉尼亚州参加听证活动的——以外，这些特别工作组的建立均未宣布。在这些小组里供职的近百名人员，大部分来自专业人士、基金会和大学教师队伍，其中包括两位大学校长。这是对美国知识界人才的一次异常迅速的动员。我负责的十三个人的名单，是根据人事档案、朋友关系和肯尼迪班底里各个人的记忆，以及每个小组主持者的推荐而获得的。
据我记忆，没有一个人拒绝到特别工作组工作的邀请。这一方面是由于那时正值知识界对新政府抱有希望并愿意合作，一方面是由于通过委以备受尊敬的职务而使他们的才能得到了赏识。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接受任务的口气，比起他们最初听到接线员的话——“索伦森先生从棕榈滩打电话来给你”——的时候的反应，热情略差一些。
这些特别工作组的成员是没有酬劳的，而且往往连工作经费都没有。在许多情况下，只有小组主持人才能获得公众的称赞，并得到当选总统的亲自接见。在这些专家中，有许多人不久便在肯尼迪政府中获得了职位——这些人是杰罗姆·威斯纳、沃尔特·赫勒、威尔伯·科恩、莫蒂默·卡普林、亨利·福勒、詹姆斯·托宾、斯坦利·萨里、阿道夫·伯利、乔·麦克默里、汤姆·芬勒特、罗伯特·谢策尔、唐纳德·霍尼格、弗兰克·凯佩尔、林肯·戈登、杰里·斯平加恩、钱皮恩·沃德、阿图罗·莫拉莱斯·卡里翁以及其他许多人，其中包括前面提到的名单中的“学术界顾问”。但是有些人没有受到邀请，有些人未能接受邀请。此外，财政上的限制，立法方面的反对或者其他实际上的束缚，往往严重地阻碍了他们履行自己的职责，使他们如果不是沮丧的话，至少也是感到失望的。
在1961年1月初，这些特别工作组的报告送给肯尼迪的时候，当选总统私下对它们的评价是“很有助益”以至“极好”1不等。有些报告，例如主张对各个军种根据职能界线加以大规模改组的赛明顿报告，引起的争论太大，只能对将来的规划起到刺激作用而已。其他有些报告，例如珀杜大学校长弗雷德里克·霍夫德及其第一流的教育问题特别工作组所提出的九十亿美元经费的那项计划，只是确定了一种不可能立即达到的标准。但是，所有报告都提供了有益的材料、论点和主张，并且所有的报告几乎都在立法中得到了直接的反映。例如，保罗·塞缪尔森的反衰退特别工作组，在制订新政府最初的一些经济计划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并且使肯尼迪枉费心机地加倍努力，想劝诱塞缪尔森离开他所爱好的学院的宁静生活并参加到“新边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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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些报告或报告的摘要，一般在送交当选总统后就予以披露，尽管有些建议——例如在拉美报告中有关古巴问题的建议，在税收报告中有关改革赋税的建议——被认为最好保密。凡一经被任命为相应的内阁成员和次一级的内阁成员都可以看到这些报告。在某些情况下，后者在他们所分工的范围内与相应的特别工作组配合工作。
但是新总统施政纲领的制定既没有等待。也没有取决于各特别工作组报告的完成。1960年11月和12月，在预算局工作人员和我的同事们的帮助下，一份包括总统可能采取行动的所有有关立法、预算和行政问题的查核清单已经拟定好了。1经过同我们新任命的预算局长和留用的副局长开了一次会议之后，我们把这份清单加以提炼，压缩到便于处理的规模。12月21日，我们在棕榈滩跟当选总统开了一个日以继夜的、争论激烈的会议，对这份包括二百五十多个项目、从地区的复兴问题到奈基式三型地对空导弹问题等内容的清单进行了研究。肯尼迪看了这份既长又复杂的清单之后说，“现在我明白为什么艾克少不了谢尔曼·亚当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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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份清单是根据肯尼迪的竞选诺言和书面声明而编制的，并且已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和预算局作了分类索引。它还根据1960年的民主党竞选纲领和我们的各种竞选会议及委员会提出的主张，第八十六届国会没有通过的民主党的和无党派的立法提案，需要延长或修改的即将到期的法案以及其他由预算局对各个机关、各个问题搜集整理的简明材料，其中包括艾森豪威尔提出的一些与党派哲学无关的建议。
那时候，肯尼迪已作了很好的休息。比起大选结束后两个星期我上次到棕榈滩去时，他的头脑要敏锐和清楚得多。那时，他看上去仍然很疲惫的样子，勉强地在应付人事和方案选择中的一些细节问题。现在，他晒得很黑。当他在卧室里换下游泳裤的时候，他开玩笑地说自己看上去多么胖。他的意见是明确而果断的，看到他那种还未到真正负起全部责任时就已迫不及待的心情，使我感到颇为振奋。
根据12月21日那次会议的决定，他向每个未来的内阁成员发出了一封详细开列了各种问题和要求的信件，分派给他们草拟详尽的建议和文件的任务，新的预算已准备就绪，各个特别工作组的报告也适当地加以采纳——早在肯尼迪就任总统之前，一份肯尼迪总统的施政纲领业已定型了。为此而进行的大量准备工作是空前的。显然，这使新总统有可能马上在立法方面采取主动行动。在政府政策的几乎所有紧要的方面——包括经济衰退的复苏、经济的增长、预算、收支平衡、保健、住宅、公路、教育、税务、资源保护、农业、制订规章的机构、对外援助、拉丁美洲、防务及利益冲突等问题——内容充实的总统咨文和大约二百七十七个单项的要求，将在肯尼迪执政的头一百天内提交国会。
就职典礼
1月初，他的施政纲领制定工作正在顺利地进行着，一些主要的职位也已决定了人选，这时，当选总统的注意力就越来越多地转向就职典礼的准备工作了。他对于庆祝总统就职的音乐会和同时举行的五个舞会（他都将参加）的计划，对于长达四小时的总统就职典礼的游行（他将在二十度的气温中检阅这些队伍）的计划，对于民主党为筹集百万美元基金而组织的总统就职庆祝会（尽管由于大风雪，庆祝会推迟了两个小时，他还是极为欣赏），以及对于所有其他的庆祝活动都是兴致勃勃的。他请罗伯特·弗罗斯特在就职典礼中发表一首诗。他要玛丽安·安德森歌唱《星条旗》。他找出一本家用《圣经》，用它进行就职宣誓，这就不致刺激“新教徒及其他美国人联合会”了。他指示，参加正式宴会时要戴大礼帽，而不要戴霍姆堡帽。1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开始写他的就职演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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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男子所戴的一种窄边凹顶之毡帽，最初用于德国的霍姆堡。——译者
他在11月第一次同我谈起就职演说的事。他需要来自每个人的建议。他要求讲稿写得简短，并集中于谈对外政策。他不要演说带有党派色彩、调子低沉或对前任有所非议。他既不要沿用关于共产主义的威胁之类的冷战词汇，也不要用任何可能会使赫鲁晓夫误会的含糊的话。而且，他要求这篇演说给这个即将开始的时代定下一个调子来。
肯尼迪的演说稿从来没有改过那么多遍。每段话都经过了一再的润色、修改和删节。
起初，肯尼迪在棕榈滩构思时，我在华盛顿郊区自己的家里根据当选总统的电话指示以及从其他来源搜集来的材料进行工作。后来我飞往棕榈滩，被送到肯尼迪父亲的海滨寓所去，把我为正式起草和集中材料用的底稿交给他看。我们坐在俯瞰大西洋的一个室外就餐用的阳台上工作了一个上午。
他对于概述国内目标的每种想法都不满意。他说，那听起来是党派宣传，起了分裂作用，太象是竞选了。最后他说，“让我们把国内方面的材料全部删掉。反正，演说稿太长了。”他说他要这篇演说成为二十世纪最短的一篇。“这个办法效果较好，我不希望人们把我看成一个夸夸其谈的人。”我说，他不可能搞得比1944年富兰克林·d·罗斯福压缩了的战时演说更短，可是他却决定要写出1905年以来最短的一篇总统就职演说（不到一千九百字）。
在就职前一天的1月19日，就职演说完稿了。他叫筹备委员会查一下放讲稿的台架的高度。一份大字不的打字稿放进一本活页的笔记簿里。在肯尼迪家里他的椅子旁边，以及在他去纽约的一次急速旅行的座位旁边，都放了一份演说稿，以便他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去熟悉它的内容（他从不背诵演说稿）。在那闹哄哄的、排满会议和筹备工作的最后一天的活动日程中，肯尼迪还抽空会见了我的七个小侄女和侄子以及他们的双亲，这时在他的身边仍放着那份演说稿。
就职那天的早晨寒冷而晴朗。驻扎在华盛顿地区的三千名军人干了一桩惊人的事，他们开动七百台扫雪机和卡车彻夜奋战，把厚达八英寸的积雪扫清——头一天，这场雪几乎把华盛顿市困死了。（听到下达扫雪的命令时。一个肯尼迪新任命的经济顾问——他已经负担着十几项任务了——疲乏地对顾问委员会的主席说，“如果他们叫我们去扫雪，那也不要感到惊奇。”）从各州来的观光者，自从预选后我们就很少见过面的、喜气洋洋的肯尼迪竞选工作人员，外国的使节和显要人物，上任和卸任的官员，一个特邀的由一百五十五名作家、艺术家和学者组成的团体，以及数千名各种年龄、各种背景的普通公民，云集在首都和国会山上。在油漆一新的国会大厦东端，临时的木制观礼台上，在闪耀的阳光下和严寒的天气里，聚集着致力于“新边疆”的内阁成员以及白宫的官员。我们这些人的穿着跟“边疆居民”有些相象，礼服里穿着毛线衫，戴着毛线手套和大礼帽。当我们相互愉快地打招呼的时候，寒气只会振奋我们的青春活力和朝气蓬勃的精神。
几乎没有人会忘记中午十二点举行庄严典礼那个值得纪念的时刻；
虽然阳光和白雪刺眼，使得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老眼难以看着稿子朗诵一篇新的献辞（……一个充满诗意和力量的黄金时代——今天中午就是开始的时刻……），他还是果断地凭着记忆，背诵了他的一首旧诗……
红衣主教理查德·库欣为这位知名的教区居民发表了一篇感到自豪的（而又拖得很长的）祈祷。同时，消防队员和保安人员不对付着在读经台里冒起烟来的短路电线。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合众国第三十五任总统，以惊人清晰的语调，重复着首席法官厄尔·沃伦领他朗诵的就职誓言。他曾对休斯敦的牧师们说过他可以无条件、无保留地接受这个誓言，他说，“让上帝保佑我吧。”
几乎没有人会忘记就任与卸任总统这两人之间显示出来的强烈的对比。一个是可爱的而又富于献身精神的中西部农村和军事学院的产物。另一个则是出身于东部城市的温文尔雅的人物。两个人都把他们成年后的整个生涯贡献给他们的祖国，但是他们又有着巨大的差异，这不仅表现在年龄、宗教信仰和政治哲学方面，而且表现在对于政治这个职业以及总统职位的权力的看法上。他们就座时，人人都注视着他们。一个是历届总统中年龄最大的，另一个是被选入白宫的人中年龄最轻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已经七十岁——在他的继任者看来，仍然显得很健壮——坐在约翰·肯尼迪旁边，后者只有四十三岁，在二十二度的气温中仍然象一贯的那样光着头，手里拿着他命令大家都要戴的大礼帽。他们的对比给下面这句话增添了意义：“让这个信息从此时此地传到我们的朋友和敌人那里去吧：火炬已经传到了新的一代美国人手中。”
当肯尼迪脱下大衣去发表演说时，聚集在他身后的是他的新政府中的年轻人。这些人在企业界、法律界、政界、政府中以及学术事业中都具有显著的成功经历。除了少数人以外，他们都没有受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种种陈；日的教条和经济萧条时期以前的种种学说的熏陶——他们都亲眼看到绥靖政策和不整军备的愚蠢可笑，看到战争的悲剧，看到核时代的开端以及麦卡锡主义和新实利主义对知识分子的有害的摈斥。就是这样的人，关切着在那种主张采取高压手段的共产主义和狭隘消极的反共产主义之间的无结果的冲突中缺乏理想和理想主义的问题。但是，正如他们的领袖在那天所指出的那样，他们也决心去“付出任何代价，挑起任何重担，对付任何困难，支持任何朋友[或]反对任何敌人，以确保自由的存在和胜利”。
我没有办法把肯尼迪的就职演说加以概括、压缩或摘录。这篇演说本身就是新总统的希望和决心的一份简洁的摘要——他对我们的新老朋友和盟国所许下的诺言；对共产党人提出的一次新的寻求和平的要求；以及他要他的同胞跟他一起肩负起自由的重担的召唤。表达这些要求的每个词句已经简练得难以再概括，而且又重要得难以再省略了。这些话是对我们时代的美国人民说的，但是对一切时代的一切人民都具有意义。因为，这些话体现着我们过去继承下来的最美好的东西，也体现着我们对未来的最美好的憧憬。在约翰·肯尼迪的所有演说中，这是一篇必须在这里全文照录的演说：
我们今天不是庆祝一个政党的胜利，而是庆祝自由的胜
利，这一大象征着一个结束，也象征着一个开端，它表示着一
种更新，也表示着一种变革，因为我在你们和全能的上帝面
前作了我们的祖先在将近一百七十五年以前所规定的那种庄
严的宣誓。
现在的世界已经非常不同了，因为人类的巨手掌握着消
灭人类一切形式的贫困和消灭人类一切形式的生存的力量。
但是，我们的祖先为之奋斗的那种革命信念，在世界各地仍然
是有争论的。这个信念就是：人权并不是政府的施舍，而是上
帝之手所赐予的。
我们今天不敢忘记，我们是那第一次革命的继承者。让这
个信息从此时此地传到我们的朋友和敌人那里去吧：火炬已
经传到了新的一代美国人手中。他们是在本世纪诞生的；受
过战争的锻炼，也受过艰难而又困苦的和平时期的训练；他们
对我们的悠久传统感到自豪，不愿亲眼看到或听任我们国家
过去一向保证的、今天在国内和全世界仍然作出保证的那些
人权逐渐被夺走。
让每个国家——不管它对我们怀有善意还是恶意——都
知道，我们准备付出任何代价，挑起任何重担，对付任何困难，
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以确保自由的存在和胜利。
这些是我们所保证的——并且还不仅仅是这些。
对那些在文化和精神方面跟我们同出一源的老盟友，我
们誓保一个诚实的朋友的忠诚。如果我们团结一致，那末在
许多合作事业中几乎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如果我们发生分
裂，那末我们几乎什么也做不到，因为我们不敢在意见分歧、
各行其是的情况下应付强大的挑战。
对那些我们欢迎它们走到自由行列中来的新兴国家，我
们保证，一种形式的殖民统治的结束，决不会仅仅去换得另一
种更加严酷的暴政。我们并不总是期望看到它们支持我们的
观点。但是我们将始终期望看到它们坚强地维护它们自己的
自由，并且记住，在过去，凡是愚蠢地试图骑在虎背上去寻求
权力的人，到头来必然会葬身虎腹。
对于居住在半个地球上的那些正在为摆脱大众贫困而斗
争的生活在茅屋和村落里的人们，我们保证尽我们的最大努
力去帮助他们进行自救，而不论需要多长的时间。这并不是
因为共产党人可能正在这样做，也不是因为我们希望他们投
我们的票而是因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如果自由社会不能帮
助众多的穷人，就不能保全少数富人。
对我们国境以南的各姊妹共和国，我们提出一项特别的
保证：在一个新的争取进步的联盟中，把我们善意的话变成善
意的行动，帮助自由的人们和自由的政府挣脱贫困的枷锁。但
是这场和平革命的希望不能成为一些敌对国家的牺牲品。让
我们所有的邻国都知道，我们将和它们联合起来，反对在美洲
任何地区进行侵略和颠覆活动。并且让其他一切大国都知道，
本半球的人打算继续成为自己家园的主人。
对联合国这个各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集会——在一个战
争手段远远超过和平手段的时代里，我们对它寄予极大的希
望——我们重申予以支持的保证：防止它仅仅成为谩骂的论
坛，加强它对新兴国家和弱国的保护，并扩大它的权力所能运
用的范围。
最后，对那些要使自己成为我们的对手的国家，我们向它
们提出的不是一项保证，而是一项要求：在科学所发放出来的
可怕的破坏力量把全人类推向有计划的或偶然的自我毁灭的
深渊之前，双方应重新开始寻求和平。
我们不敢以软弱来引诱他们。因为只有在我们毫无疑问
地拥有足够的军备的时候，我们才能毫无疑问地确信永远不
会使用这种军备。
但是两个强大的国家集团任何一方也不能从它们目前所
走的道路中得到安慰——双方都由于现代武器的费用而负担
过重，双方都由于致命的原子力量不断扩散而理所当然地感
到震惊，然而双方却还在争着去改变这种制止人类发动最后
战争的不稳定的恐怖均势。
因此，让我们重新开始——双方都应当记住，讲礼貌并不
是软弱的表示，而诚意则始终需要由事实来证明。让我们永
远不要由于恐惧而进行谈判，不过也永远不要害怕谈判。
让双方都来探讨把我们团结起来的问题，而不去为那些
使我们分裂的问题操心。
让双方第一次制订有关检查和控制军备的认真而明确的
计划，并且把那种能够毁灭其他国家的绝对力量置于所有国
家的绝对管制之下。
让双方都去利用科学的奇迹，而不是去乞灵于它的恐怖。
让我们共同探索星球，征服沙漠，根除疾病，开发海洋深处，并
鼓励艺术和贸易的发展。
让双方联合起来；使全球各个角落都能遵照以赛亚1的
训诫——“卸下沉重的负担……[并]使被压迫者得到自由”。
如果在猜疑的丛林中能开辟出一个合作的滩头堡，那末，
让双方共同作出新的努力，建立一个新的法治的世界，而不是
一种新的力量均势。在这个新世界中，强者是正义的，弱者是
安全的，而和平将得到维护。
所有这一切不会在我当政的头一百天内完成，不会在头
一千天内完成，也不会在本届政府的任期内完成，甚至我们在
这个星球上的一生中也许还不会完成。但是让我们开个头吧。
我的同胞们，我们方针的最终成败与否，更多地取决于你
们，而不是取决于我。开国以来，每一代美国人都曾受到召唤
去证明他们对祖国的忠诚。响应这种召唤而献身的美国青年
的坟墓遍及全世界。
现在，号角再次向我们发出召唤——不是号召我们拿起
武器，虽然我们是需要武器的；不是号召我们去战斗，虽然我
们准备战斗；而是号召我们负起一场漫长的黎明前的斗争的重
担，年复一年，“为希望而喜悦，在苦难中坚持”，这是一场反
对人类共同敌人的斗争。这些共同的敌人是：暴政、贫穷、疾
病和战争本身。
我们能不能在东西南北各地建立起一个对付这些敌人的
全球大同盟，以保证全人类享有更为丰裕的生活？你们是否
愿意参与这一历史性的努力？
在全世界漫长的历史中，只有很少几代人在自由处于最
危险的时刻被授予保卫自由的任务。我在这种责任面前决不
退缩——我欢迎这种责任。我不相信我们当中有任何人愿意
与任何别人或任何其他一代人交换位置。我们在这种努力
中所注入的精力、信念和忠诚，将照亮我们的国家和全体为它
服务的人——从这种火焰发出的光辉必将照亮全世界。
因此，我的美国的同胞们，不要问你们的祖国能为你们作
些什么，而是要问你们能为祖国作些什么。
全世界的同胞们：不要问美国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是要
问我们大家共同能为人类的自由做些什么。
最后，不论你们是美国的公民，还是世界其他国家的公
民，你们应要求我们拿出我们同样要求于你们的高度的力量
和牺牲。问心无愧是我们唯一可靠的奖赏，历史是我们行动
的最后裁判者，我们祈求上帝的保佑和帮助，但是我们都知
道，上帝在人间的工作实际上必然是我们自己的工作，那末让
我们来引导我们热爱的祖国向前迈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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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督教《圣经》中的人物，希伯来的大预言家。——译者
当我注视着在场的人们的面部表情时，我似乎看到他们已忘记了寒冷，忘记了党派界线，忘记了一切旧有的种族、宗教和民族等各方面的分歧。这正是个开头的时候了。
进入白宫
1月21日那天，工作很早就开始了。总统给所有白宫工作人员下达的命令是上午九点钟上班，而他自己比任何人来得更早。（我没有那么早开始办公。我的闹钟失灵了，几乎赶不上白宫工作人员的宣誓仪式。）总统把我同迈克·弗尔德曼一起叫进去，后者遵照肯尼迪早些时候的吩咐，把第一号行政命令带了来：给四百万贫苦美国人增加剩余食物的品种，并把数额加倍。第一次进总统办公室的时候，虽然它还几乎没有什么陈设，迈克和我还是感到有点拘谨和尴尬，我猜想总统本人也是如此。我还是第一次称他“总统先生”，但是这样的称呼似乎也还自然。上午十点半，肯尼迪签署了第一号行政命令，十一点钟颁布。
在一些会议和白宫工作人员宣誓仪式之间的空隙里，肯尼迪熟悉了一下办公室和它的各种电钮与电铃。他还走到别的办公室去看看，跟手下的工作人员谈谈，去看看速记员，拆拆邮件，打打电话，并开始了他本人的工作。这种不习惯的、长而不歇的紧凑的工作时间，既使人感到震惊，也不失为一种乐事。在白宫的头一个星期里，有一次在二楼吃午饭的时候，肯尼迪想到他在参议院里、在“卡罗琳”号座机上，以及在过渡时期的喧闹的住处，对我说道：“这里有时非常静寂。”
日子并不是完全寂静的。他由于获得了追求多年的荣誉而产生的那股兴奋情绪还没有消退，他也还没有完全从那些经常进行竞选活动的日子里转变过来。政治家和记者们不断地进出他的办公室。新总统的第一个来访者是前总统哈里·杜鲁门，他第一次在他以前的官邸里受到了欢迎。各种团体、知名人士以及各种奖金的获得者，从浸礼会教友到美女皇后，每天都在椭圆形办公室受到接待。每星期有三万封信件源源而来。上任后的头两个月里，肯尼迪发表过十二次演说。他还要到一些老朋友家里访问。各部的会议他也亲自去看看。记者招待会和背景情况介绍会全定期举行。还要把各种立法要求放进咨文中，分期发表，以求取得最大的宣传效果。
他那种生气勃勃、热情奔放的作风感染了整个行政部门。在他的办公室以及在华盛顿的每个部门里，很晚还灯火通明。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是一段令人兴奋和鼓舞的时间，任何事情也不能压抑我们于此时进入此地所感到的高兴了。大约在就职一百天后，鲍勃·肯尼迪若有所思地回忆说，“正是在那些日子里，我们认为自己正在取得成功，因为所听到的都是每个人怎样在苦干的故事。”
对于白宫生活，新总统始终未能克服那种孩子般的自豪感和兴奋情绪。在他就职后开始全日工作的第二天，他跟保罗·弗伊和他的弟弟特迪一起做完弥撒回来，邀请他们进白宫来看一看。肯尼迪坐在他那间仍然没有什么陈设，几乎是空着的椭圆形办公室里仅有的一张椅子上，他把椅子转过来，满脸高兴地问道：“保罗，你认为设备够了吗？”弗伊代表大家回答道：“我感到随时都会有人走进来对我们说：‘好啦，你们三个家伙都走开吧。’”在这个星期里，至少还有另外两次，肯尼迪和杰奎琳带着客人们把他们所谓的“这份财产”从上到下看了一遍。他们向小富兰克林·罗斯福询问了某个房间或摆设的来历，并把他的前任所穿的高尔夫球运动鞋在地板上踩出来的一些洞指给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看。加尔布雷思曾说，整个参观过程“是极其令人愉快的”。他把一些家具转过来，看了看标记，抱怨这里复制品太多了，把有些他称为“格兰德拉皮兹”的东西打发走，他试了试林肯用过的床，一边还不停地谈论着政治问题。
将近三年以后，在爱尔兰的新罗斯，肯尼迪讲到一个过去的爱尔兰移民的故事：这个人在白宫的面前拍了一张全家的照片，然后骄傲地对他在爱尔兰的朋友们说，那是他夏天的别墅，他的朋友们应该到那儿去看看。总统骄傲地结束道，“好啦，它也是我们冬天的住所，我希望你们会来看看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