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f·肯尼迪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合众国的总统。
这个愿望并非他在某一特定时刻突然动念的。它并非一桩压倒一切其他兴趣而使他着迷的事。它既不是从哥哥那儿继承过来的，也不是由父亲强加给他，或他在病中所激起的想法。他对参议员的生涯并非不满意，也不是为了权力而醉心于权力。更不是为了自己而需要什么荣誉。要是他始终得不到那个职位，他也不会感到上当受骗和灰心丧气；而且在1956年那些使他有赢得这个职位的可能性的事情发生以前，他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提上他的时间表或就此制订计划。他竞选这个职位并不是由于认为自己是在体现祖国的命运，也不是因为他对于未来有着某种宏伟的计划。
1956年年初，约翰·肯尼迪对这个职位还没有明确的意图时，他曾对一个新闻记者说，“我料想凡是搞政治的人都想当总统。”他想当总统无非就是这个因素——还因为，正如他在1960年经常说的，“这个职位是行动的中心，是美国制度的主要动力和力量源泉”——也因为，正如他在1962年所说的，“你至少有机会对好些问题能有所作为……对这些问题，我作为一个父亲或者一个公民，（反正）都会十分关心的……而且，如果你的所作所为是有益而成功的话，那末……这本身就是一件极大的快事。”
作为一个民主党党员，肯尼迪认为再让共和党执政四年将是灾难性的。作为一个公民，他为自己国家在六十年代的趋向感到担心。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公仆，他象许多人那样，渴望登上他这一职业的顶点。作为国会两院的成员，他日益认识到，两院所掌握的改进我们国家和社会的权力是多么有限。他在竞选运动中时常讲的一句话最能扼要地说明他谋求总统职位的理由了：“因为我想把事情办好。”
他父亲告诫他说，总统职位之艰难繁忙，可能使它成为“世界上最坏的工作”。他回答说，这些问题总还是得由人来解决的。他知道这个职位的职责往往遭到苛求，并必须独力承担。可是，他对于自己，对于自己的判断力和勇气，对公共事务的学识，对于自己在参众两院的多年经验，在世界各地旅行的经历，以及在他同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政府首脑的交谈中，都体现了自信心。在1960年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之前，他曾以通常的坦率精神对访问他的一个记者说：“担子是沉重的……〔然而〕这个职位总要有人去干的。我是考虑去担任这个职务的四，五名候选人之一。我认为我能胜任这个职务，我是以这样的认识来争取它的。”
私下里，他甚至可以说得更直率些，他列举出那些在他的同时代曾经担任过或谋求过这个职位的人或者这时正在谋求这个职位的那四、五个人的姓名——这些人的才干充其量也并不胜过他。至于在其他可能竞选的人中，他认为约翰逊最有才干，而赛明顿则是各派最可能一致接受的人选。他对他们两个都有好感，都很尊重。对史蒂文森和汉弗莱也是如此。不过曾经两度担任党的旗手的史蒂文森却直截了当地说，他不想再竞选了。而且肯尼迪还客观地认为他自己获得提名、当选并领导这个国家渡过一个危险时期的能力是超过所有这四个人的。
在这位参议员看来，共和党的候选人也不是不能击败的。他于1957年写道，理查德·尼克松将是一位“顽强、老练、精明的对手。……想打败尼克松先生，要采取比谩骂性的声明——就是他在乘车参加1961年总统就职游行时可以看到的那类声明——更进一步的手段。”但是他觉得尼克松志大才疏，其演说风度和过去的历史都不足以在选民中激发起信心来。
这一切不是自视过高而是客观现实。他对自己的不利条件如同对自己的有利条件一样地客观。往往，使记者们难以相信并使拥护者感到惊愕的是，他会当众客观地列举出那些不利条件来。他知道从来没有一个天主教徒曾经当选为美国总统，因为在美国的教徒中基督教新教徒占有二比一以上的多数；从来没有一个四十三岁的人曾经当选为总统俪且特别为了这些原因，他的党不大可能会选中他。另一方面，他知道，他的宗教信仰和年轻的外表虽然为某些人所不信任，却也使他同大多数政客有所区别，并有助于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
假如他能获得保证说，他可以在选定的将来任何一年里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那末他也许不会选中1960年竞选总统。再等八年或十二年年龄上的障碍就会消除，宗教上的障碍也会有所缓和，并且可能使共和党人有所削弱。但是他没有获得这种保证，因而在这方面没有选择的余地。当时的形势、事态和他自身的竞争本能促使他在1960年参加逐鹿。而且他一旦下定了决心，便感到要就在1960年，否则就永不再参加竞选。许多人——专栏作家、竞争对手、朋友和素不相识的人——都劝他等一等，暂靠边，安居第二位。1960年年初的一天，当他在威斯康星州欧克莱尔市的街上进行竞选活动时，同他握手的一个老妇人说：“现在还没到时候，小伙子，现在还太早，还太早。”他和颜悦色、几乎是逗趣地回答道：“不，大娘，是时候啦。现在正是时候。”于是她含笑地离开了他，说了一句“愿上帝保佑你”。
前几年，我脑子里经常在想，将来有一天肯尼迪可能会成为总统候选人，但是他自己却从未谈论过这件事。1954年当我在参议院会议室里提醒他说，他支持一项次要的经济动议“可能会在今后的一场全国竞选活动中显得很不好”时，他断然地回答道：“我不能一开始就把我的生活建立在那上面，否则我当了总统也当不好，这对我自己也没有好处。”两年之后，当他在棕榈滩卧病时，他那位烦愁的夫人问我，他会不会有一天进入白宫。我在他的办事处里仅仅工作了一个月以后曾对伊夫林·林肯说过：他总有一天应当成为，也可以成为总统的，不过他更可能会先成为副总统。这时，我就把这句话告诉了她。
1956年发生的事件并没有使参议员染上“总统热”，而改变其全部抱负和习性。然而这些事件的确使他几乎立即变成了他的党的全国领袖，以致当选总统对他说来不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了。
他谈话时仍然不提这些。他没有在任何一个时刻或任何一个场合表示过要在1960年竞选总统的决心。和往常一样，他只不过打定主意要在自己所处的新形势下，去掌握时代的潮流和事态的发民并且看看形势会把他向前推得多远。在1956年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之后，我看得很清楚，竞选总统职位已成为他政治生涯中，而且确实也是他的生活中的首要目标了。不过在他确信他有可能获得提名以前，他谨慎地避免卷入1960年的竞选——即使在私下里，在他良己的思想上，也是如此。我们还要求那些申请物资或许可，以便筹组“肯尼迪竞选总统”俱乐部的志愿人士停止活动（尽管他们的姓名、住址已全被妥善地保存在一份“基层群众的支持”的卷宗里了）。
1959年10月某日，在印第安那州伊凡斯维尔市一家旅馆的房间内，我们就总统提名问题谈到深夜的时候，他说：“我认为现在我可以干了”——这句话使我感到很惊讶，因为我从来不曾想到他会有另外的想法。但即使在这时，在他所认为的既必要又适当的时候到来之前，他仍没有作出最后的公开的决定。1959年11月在堪萨斯州威奇塔市，有个采访者请他至少举出他认为合意的候选人的名字，参议员没有陷入圈套，回答说：“我确有一位合意的候选人，不过在他有胆量宣布他是候选人之前，我不打算宣布我对他的支持。”他对一个假装对肯尼迪谢绝宣布表示迷惑不解的记者说。因为“每件事情都有一定的时间和场合的呀”。
民意测验与宣传
肯尼迪的旅行、写文章、宣传以及对劳工改革所进行的斗争，使人们日益注意到他的品质，反映在全国和少帅民意测验中，肯尼迪的实力在不断地增长。不管是同其他的民主党候选人还是同两个有希望的共和党候选人进行较量，他在比赛中总是名列前茅，民主党的其他逐鹿者只不过在他们本地区显示出了实力，而肯尼迪则在所有各地区都显示出了实力。
不论怎么说，从1957年到1959年，凡是私下和公开举办的民意测验都使肯尼迪越来越宽心而使他的对手越来越泄气。“竞选中的领先者”总有一些不利之处。批评参议员的人变得更加公开、更加畅言无忌了，他们对他的一字一句都加以政治性的解释。共和党政府在某两昼夜的时间内，对它以前似乎赞成的三项肯尼迪的提案突然转持反对的态度了。这三项提案是：对印度的援助，同波兰的经济关系以及劳工改革。老资格的政界人士曾告诫他说，他动手动得太早了，逼得太紧了，这样会使自己的精力耗尽的。有一个人建议他不要再到马萨诸塞州以外去发表演说。不止一个专栏作家说，从肯尼迪的年龄和政治上成熟的程度来看，他在1960年竞选总统时机还未到，最好还是“放慢下来”。公共关系专家们也告诫他，不要在新闻界过于出头露面。
参议员有时确曾严格地压缩自己到外州去演说的次数，以便专心致志于参议员的本职工作和他在马萨诸塞州的再次竞选。他还设法限定了自己在全国电视上露面的次数，并把宣传的重心从宣传他的家庭和他本人转向宣传他的信念和成就，不过他对于“不要过早动手”这句至理名言却抱怀疑态度。他宁愿同对消息很感兴趣的新闻记者合作，而不愿自费力气试图去耽搁他们的这种兴趣。
此外，他的步子快也有一些好处。它回答了对他健康的一切怀疑。它有助于选民们不去在意他那副不够成熟的外表。它强调的是他的品质而不是他的宗教信仰。它还产生了一种其他逐鹿者无法阻挡并且望尘莫及的自发的势头。肯尼迪深知，一个具有他这种不利条件的候选人在竞选中必须领先并早日赢得胜利，否则就干脆放弃竞选。在1958年，他对我说：“他们谈到我时，至少不再说只好先当副总统了。”那年夏天，另一位友人说，看来只要他提出，副总统一职就可以是他的。对这句话，他咧开嘴笑着回答道：“我们不要老是谈论副职了。我对任何形式的副职都反对。”
宗教问题
有些民主党人，包括其他有获得提名希望的人物在内，希望有个天主教徒当副总统候选人，这样既可以获得天主教徒的支持，又不至于失去反天主教人士的支持，关于副总统的议论就是由他们掀起来的。甚至象沃尔特·李普曼那样聪明绝顶的人，也把宗教问题称为是“肯尼迪参议员所引起的问题”，他建议把肯尼迪放在候选人名单上的第二位作为解决办法。据说有个重要的耶稣会知识分子曾经评论说：“情况一向是如此。天主教徒做一名董事很不错，可是做董事长就不妥了。”
参议员肯尼迪没有那么达观。他说，“我觉得这种见解非常令人讨厌。它把大主教徒当作政治棋盘上的小卒子，可以任人摆布。”这种见解还认为由于1928年天主教徒阿尔·史密斯1的惨败，最高职位之门对全体天主教徒已经永远关闭了。肯尼迪开始向这种设想挑战——而且尽早向它挑战，希望到1960年这个问题会减少一些神秘色彩和热度。1928年史密斯曾经引用神父的讲道和教皇的圣谕为自己的教会辩护。肯尼迪则援引自己的政绩和见解为自己辩护。他只谈论立法方面的问题，而不谈论神学问题，并且他只代表他自己说话。关于这个总策略他曾对我说：“我想我们就应当坚守一项总的原则，即决心履行我们宪法上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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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尔·史密斯（1873—1944），美国民主党人，天主教徒，曾四任纽约州州长，颇得人望，于1928年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但终因宗教教派关系败于胡佛之手。——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