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禁放爆竹了，这年也就过得不响亮了，倒是记忆中的年越来越响亮……
——自题
一说过年，就想起了小时候，想起了妈妈。那时候一年中最盼望的事就是过年了。对于我来说，过年不只是又长了一岁，重要的是又可以穿新衣服了。
我记得，只要旺旺的鞭炮声一响，那浓浓的喜兴就弥漫在天地间，那种快乐真无法形容。过年的头几天，我妈妈总是整夜地不睡，趴在我们家那架“蜜蜂”牌的缝纫机上，给我和哥哥赶制新衣服。深夜，隆隆的机器声把我们送入梦乡；清晨，隆隆的机器声又把我们唤醒。无论妈妈熬到多晚，初一早晨一睁眼，我们的枕头边上总是放着一摞叠好的新衣服，从头到脚连口袋里的小手绢都是新的。那一时刻，我感到母亲把憋了一年的疼爱一古脑儿给了我们。
穿着新衣服走在大街上，我和哥哥总能听到有人夸我们：“瞧，谁家的孩子，爹妈真会打扮，看那小手套戴的！真俊啊！”我和哥哥心里总是美滋滋的。可是在我童年的印象中，我妈妈不爱穿新衣服，年年过年穿的都是那件蓝条绒外套。过年穿几天，年过了又洗洗放回箱子里。上小学时，我曾特别认真地在作文中写到：“我的妈妈和别人的妈妈不一样，她既不爱穿新衣服，也不爱吃好饭。我们家的鱼
骨头，鱼尾巴，鱼刺都是我妈吃，我和哥哥只吃鱼肉。”直到上中学了，我才懂了，不是妈妈不爱吃，而是不舍得吃。
要不三年自然灾害出生的我，如今怎么会长得这么高，一米七十二，真是因为妈妈矮了我才长高了呀！
十七岁离开家就很少在妈妈身边过年了。妈妈却还像我小时候一样，一到过年就给我做新衣服。我常在电话里说：“妈，别再给我做衣服了，我已经长大了。”其实，我是觉得她做的衣服样子越来越土气了。一直到我长到二十六岁，妈妈才不再给我做衣服了，因为那一年我出嫁了。在妈妈眼里，女儿成了家，有了男人，做母亲的就算完成任务了，日后穿的如何就看自己了。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过年时
我不再穿新衣服了。
1990 年我从山东到北京，第一个年就是在中央电视台过的。过年的头几天，妈妈又托人给我捎来了过年的新衣服，并特别在信里说：“如今你又是一个人了，我很惦记，这件淡黄色的丝绸棉袄是今年青岛最流行的，我给你做了个活里子，你尽管穿，脏了可以洗。”那时，春节晚会正在紧张地彩徘，在明星相聚、群芳争艳的演播大厅里，我觉得自己是最漂亮的，因为我身上穿的是母亲一针一线为我缝制
的新衣服。于是，过年穿新衣服的习惯又悄悄地拣起来了。只是妈妈的眼睛一年不如一年了，新衣服越做越不好了，我丝毫不介意；妈妈的新衣是一片一温一 暖的世界，我永远离不开它。于是，一年又一年，我年年都欢喜地把妈妈做的新衣穿在身上，一来，慰藉母亲的心，二来，我需要母亲的关爱。
来到北京的七年，七个春节我都是在电视上和大家一起过的。过年的新衣服自然就是那些漂亮的演出服了。从旗袍到晚礼服，从连衣裙到职业装，母亲都给予极大的夸奖。总说她委屈了我，说我从小到大一直穿着大一号的衣服和裤子，从来没有可丁可卯地合身过。在那个经济匮乏的年代，母亲已经成了习惯了，总怕做了合身的衣服，我又很快长大了。她说如今好了，电视台年年都能给我做最合身的衣服，省了她一件心事。
是啊，妈妈，女儿不会再长个儿了，只能越长越矮了，莫不是母亲忘记我已经是三十几岁的人了？其实，多少年来，与其说是对妈妈所做新衣的钟爱，还不如说是面对离愁的一次解忧，多少次感到力量像锡箔一样薄时，是妈妈的新衣给了我活力和一温一 暖；其实，妈妈做的新衣是情感的符号，是我与妈妈最流畅一温一 馨的一交一 流。
而今，过年的概念在我的生活中越来越淡了，取而代之的仅剩下春节晚会了。年前忙于排练，年后蒙头大睡，过年的乐趣全都没有了，潜意识中已经害怕过年了。生活的懒散，情趣的麻木，过年便成了火车的过路站，无论你愿意或是不愿意，它将准时准点地从你身旁掠过，它并不因为你是否有兴趣而看你的脸色行事，时辰一到，钟声一响，年就来到了。你可以不过，但它存在，年是无论如何也抹杀不了的，于是你发现自己是那么渺小，在这个世界上的力量是那么薄弱。
今年春节不同了，姥姥的到来使我又找回了过年的那一份欢乐，那一份幸福。
年二十三，姥姥就张罗忙年了，她像指挥官一样把我家小阿姨皮球指使得满地滚。洗衣机从早到晚响动着，地板打了蜡，姥姥嫌不够亮，玻璃窗擦得足以当镜子用了。每天姥姥都有说法，年二十三灶王一爷 上天去汇报这一年家里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了，年二十四开始发面蒸枣饽饽了，年二十五开始蒸年糕了，家人步步高，年二十六，二十七一直到除夕，姥姥和皮球都兴致勃勃地忙乎着。
虽说那几天我基本都是日夜在电视台忙碌，但心里始终携着一份期待，我知道这份期待决不单单是春节晚会，更期待的是春节晚会后的那个年。于是我也悄悄地忙里偷闲给姥姥和皮球准备过年的新衣服。城乡贸易中心三楼那个制衣店我跑了三次，一次选料，一次送尺寸，一次取衣服。多少年没有了这份欢乐，多少年没有了这份忙碌。我去银行把旧钱换成了新钱，去燕莎后面的那个鲜花市场搬回了上百支
鲜花。我拿出了久藏不用的新窗帘，新桌布，新床 单，，新毛巾，就连皮球用的头绳我都备了新的，一切一切都是为了那个年，为了那个日子，为了那份欢乐。
初一零点后，我从亿万观众的那个大家回到了我们这个小家，年一直在等着我过。饺子包好了还没有下锅，姥姥和皮球穿得漂漂亮亮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电视中正播放着我们刚录制的那首mtv 《难忘今宵》，屏幕上的我用那娓娓道来的歌声“共祝愿祖国好”祝福着我的祖国，祝福着我的人民，也祝福着姥姥和皮球。
过年到底过的是什么？吃吃喝喝忙忙碌碌的，过的不就是这份喜悦吗？
为什么如今的人们那么渴望拥有喜悦，却忽视了身边这份最容易得到的喜悦呢？用姥姥的话说，这就是好日子过得太多了，人变得太贪心了。姥姥虽然不是哲学家，但她用一辈子的生活经验一语道破了我的核心问题。
太贪心了，我们早已忘记了过年时门迎百福，岁纳十祥，四时吉庆，八节安康的祝福，我们甚至不需要爆竹一声辞旧岁，桃符万笺喜更新了。什么日子都不觉得幸福，只因拥有得太多，物质富裕了，精神却贫穷了，我们到底是失去了还是得到了？生活在大踏步地往前走，我们却总是不由自主地回头看，我们所追寻的不是贫穷的日子，而是那份穷欢乐。
儿时过年的情景使我至今不能忘怀。六、七十年代的水门口，连电灯都没有。年三十晚上，只是油灯换个比平时大点儿的捻，全家人围坐在炕上，七八口人扯着一床 大花被，被上放着苹果、花生、瓜子，那份幸福劲儿，现在真是不见了。
那时我是姥姥家唯一的还没有长大的孩子，过年最高兴的就属我了，腰里别着几毛压岁钱，欢快地在炕中央为家人跳着唱着。半夜困了，姥姥不让睡，就赶我和舅舅下地窖，拿苹果和萝卜给大家提提神儿。于是，我就和舅舅“全副武装”来到院子。正月里天特别冷，不戴棉帽子出门冻得头生疼，北风吹得眼睛都睁不开。地窖就在姥姥家院子的东墙下，那里埋着几百斤萝卜，几十颗大白菜。这都是自家产
的东西，秋天吃不了，放在地窖里过冬，即使春天拿出来也如同新鲜的一样。为了防冻，地窖的口开得特别小，只有我才能勉强进去。舅舅把我放进一个柳条篓子里，篓梁上系一根粗绳子，然后像打水一样，慢慢把我和篓子一起放下去，等我把苹果、萝卜拾满一篓子，舅舅再把我和篓子一起拎上来。回到炕上，我和苹果、萝卜就一样了，一身的泥，一身的雪，姥姥拿苕帚打我几下也就没有了。刚从地窖里拿出来的苹果，一咬会把你的牙冰下来，但特别爽口。萝卜就更讨人喜欢了，轻轻地往炕沿上一磕，一尺多长的青萝卜就像翠玉一样，干干净净，齐齐整整断成四五节，脆得让你在嘴里咬不成个儿。吃了刚出窖的苹果和萝卜，姥姥就下炕去添把火，热炕上我又开始跳啊，笑啊，闹啊。
那样的年为什么一辈子都忘不了，我其实已经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