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共同创造美好的明天。
——赈灾义演主题歌
新华社北京7 月15 日电：据民政部门提一供的资料，连日来，安徽、一江一 苏、湖北、四川、贵州等省洪涝灾情继续发展，损失惨重。
1991 年6 月29 日以来，一江一 淮流域气候异常，连降暴雨、大暴雨。淮河第二次特大洪峰排山倒海般涌入安徽境年， 22 个蓄洪区已有16 个被滔滔洪水吞没，其余6个年涝积水，汪洋一片。安徽省更是雪上加霜，损失惊人。
截止7 月12 日统计，安徽省有38 个县（市）城区进水，其中两次进水有8 个，合肥市区局布积水达0.3—1. 5 米深。全省夏粮减产43.5 亿公斤，油料减产2.6 亿公斤，受灾人口4400 万人，其中重灾民1400 万人，特重灾民1000 万人，死亡增加到337 人，伤3948 人，死亡大牲畜10776 头，倒塌房屋96.7 万间，损坏129.6 万间，各项直接经济损失113.3 亿元。
截止7 月13 日统计，一江一 苏省……
截止7 月13 日统计，湖北省……
截止7 月13 日统计，四川省……
截止7 月13 日统计，贵州省……
这是1991 年7 月16 日的《人民日报》提一供的有关华东水灾的真实情况。
七月流火，北京夏季最炎热的日子。那几天各种宣传媒介诸如报纸、电台、电视台每天都有来自华东地区灾情的消息。那时，我们剧组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下周的“综艺大观”，我们当时就住在电视台对面不远的一个平房里，我清楚地记得，会议室里四个电扇同时吹着，我们每个人还是一身身的热汗流淌。导演刘铁民在院子里心情烦躁地来回走着，他铁青着脸，紧锁眉头，让人感觉到他的内心深处憋着一股无名火，果然，他拍桌子了：“华东灾情这么严重，咱们还在这里设计什么娱乐节目，方向不对！”室内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天气更闷热了。
电话铃声打破了寂静，文艺部邹友开主任来电话了，“台里决定以你们“综艺大观”的这块直播时间做一台赈灾义演的晚会。”接到了命令，全剧组群情振奋，一片欢呼，大家的心全都想到一起了。我们电视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就是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剧组的每一个人都深深地意识到了自己这次所肩负的重担。
紧张周密的节目策划工作开始了。晚会以什么形式出现？主会场设在哪里？安排什么节目？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争论，大家在操作的方法上见仁见智，各有不同的意见，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要以真挚的情感，真实的画面来唤起亿万同胞对灾区人民的关爱和支持。一连几天，我们冥思苦想，争论不休地苦干到后半夜，节目总体框架构思出来了，美中不足的是大家总觉得缺少来自灾区第一线的动人心魄的报道，虽然可以从每日的新闻联播中剪辑一些新闻镜头，但艺术效果却难尽人意，缺少一种令人血脉贲张的强烈震撼力。
导演刘铁民郑重地提出：“咱们最好自己去灾区拍些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去了感受就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光坐在家里设计不行。”策划曹勇等编创人员一致同意铁民的意见。刘铁民继续说：“明天我就带一个小分队出发，以最快的速度返回来。”
我一听就急了，我说：“铁民，你一走家里这一大堆事谁来组织？还是我去吧，我去比你去的意义还大，我是‘综艺大观’的符号，我站在水灾的现场就等于‘综艺大观’到了那里。”听了我的话，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了一番，最终表示了赞同。
经过紧张的准备，我和年轻编导张海潮，制片主任王森山，还有那一期“综艺大观”的嘉宾主持黄宏一起出发了。启程时，铁民神情凝重地把我们送出了大门口，他不厌其烦地一遍一遍叮嘱我：“如果水太大，一交一 通阻断，你们人回不来，二十五号前务必把你们录的带子想办法送回来。”“导演的心真够狠的，只要带子不管我们，如果我们牺牲了请帮我们申请烈士待遇，我们是因公啊。”我和黄宏与导演开着玩笑上路了。
说实话，那时我的心情忐忑不安，充满了焦虑，我不知道自己柔弱的肩头能否挑起这副沉重的担子。到了那里拍什么？怎么拍？怎样和文艺节目结合起来，我们心里一点数也没有，特别是我，一个栏目的主持人，第一次离开自己的编导去独立操作，真像是一条在汪洋大海中失去了舵手的船。
一整天的转乘飞机，我对空中的感觉完全颠倒了，只觉得自己乘坐的飞机像被一根看不见、摸不着的绳索固定在空气中不走了。
飞机进入河南境内，从空中俯瞰下去，洪水滔滔，浊浪滚滚，大片大片的田园村庄被洪水淹没了，连成了一个一个的大水湾。越往南飞灾情越严重，到了南京一带，洪泽湖已经不见了踪影，因为整个华东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湖泊，看了令人触目惊心，那时我对水火无情这句古话有了更深刻的体验和认识。
我们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南京就不能再往前飞了，因为前方再也没有可供降落的跑道，机场早已沉入水底。在南京军区的帮助下，我们借了一辆军用吉普车，日夜兼程疾速开向安徽方向。直到那时，我们也还没确定最后的目的地是哪里，我们想一路走一路看，哪儿水灾最严重，我们就把摄像机架在哪里。
一路上的颠簸劳累，使我们这些平日都像是得了“话痨”的电视人变得沉默寡言了。沿途的景象残破不堪，许多房屋，被水浸泡后倒塌了，路上坑坑洼洼的，许多道路桥梁都被洪水冲垮了。一交一 通状况变得十分糟糕，我们的车走走停停，速度慢得像蜗牛爬行。我们一边看着地图，一边倾听着收音机里的灾情报道。从播音员那焦急万分的语气中，我们知道了寿县正处于城破人危的生死关头。寿县城里的十万男女老少被围困在浩森的大水中，古老破败的城墙难以承受洪水的猛烈冲击，已经部分开始倒塌了，水位线高出县城地面二十公分，随时会遭受到灭顶之灾。军令如山倒，某集一团一 军的数万官兵正在那里全力抢救。
获悉这万分危急的消息，我们几个人商量后立即决定赶赴寿县。我们怕路上开车的小战士打瞌睡，一路上就让黄宏和他说笑话，小战士脸上的表情却始终严肃认真，一心一意地开着车，不苟言笑。为了抢时间，争速度，他开足了马力，我们的车颠簸奔驰几乎是在飞，我们的头不停地往车棚顶上碰撞，地上的路不平，好几次都有车翻人亡的危险。年龄稍大点的王主任不断地提醒小司机：“慢点，慢点。”黄宏苦中作乐：“好哇，太好了，我终于有机会和倪萍小姐碰撞了。”
我一点儿和他开玩笑的心情都没有，但这次却对黄宏刮目相看。首先，对他这次主动要求跟我一块到灾区采访就很吃惊，平时我们在一块除了做节目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了解。车上我问他：“你这次怎么想起要来灾区？”他大声唱着：“共产一党一 员时刻听从一党一 召唤，专捡重担挑在肩……”
这一路的灾区采访，我确实看到了一个共产一党一 员的黄宏。
经过长途奔波，我们终于到达了寿县。但洪水如铁桶般围住了县城，我们只能在城外观望，却进不去。寿县是一个很古老的旧县城，整个城市被旧城墙围得严严实实，如果不是大水，这个县城会非常壮观，如今它已危在旦夕了。我们决定乘船进去，如果仅在城外，能拍什么呢？虽然当地的同志坚持不让我们进城去采访，说是太冒险了。他们也是好意，怕城墙倒塌了，大水冲进城，我们会淹死在里边。我们说我们都会游泳，不怕。没有商量的余地，二话不说，我们进去了。
我从来不曾怕过水，但是那一次不同，置身在浩淼无边的洪水中，沉浮于水天相连的波峰浪谷里，人显得是那么渺小，生命是如此的脆弱。我当时心里充满了恐惧。或许这次进城真的就死了，好多事情还没做，好日子才刚刚开始，我母亲怎么办？我甚至多少有些后悔，其实不必一定要来寿县，我个性里的东西让我讨厌，凡事太好强，总想做得最好，性命关天绝非儿戏。
我们几个人坐在左右摇晃上下颠簸的小木船上谁都没有说话，黄宏平日那年画一般的笑脸上也笼罩着一片沉郁的一陰一云，我不知道他们此刻在想什么，但大家都意识到了这次进寿县采访是一次拿性命做赌注的冒险。
当洪暴之灾侵吞我们美好的家园的时候，人们于滔天巨浪和污泥浊水之中，昭示出的却是人类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崇高的品德。寿县城里成千上万的人日夜奋战在一道道防洪堤坝上，人们以蚂蚁搬山的精神，抗击着洪水的日夜噬咬。首先接待我们的是奋战在这里已经四十个日日夜夜的某集一团一 军的军首长。他们连夜为我们开了会，向我们介绍了灾区的情况，并表示全力配合我们拍摄。真是亲人解放军。
那天晚上，我们去的四个同志谁也没合眼，房子里的蚊子、苍蝇太多，搅得人不得片刻安宁，最让我们不能安宁的是明天怎么拍。我们住的地方是寿县的一个中学教室，我们四个人坐在操场的地上直到东方发白，终于琢磨出一个理想的拍摄方案，这才有了后来大家看到的一组反映灾区现状的感人的镜头。
水情在不断地恶化，我们的思想境界却在不断地升华，水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凝聚力。
在寿县，我和黄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创作激情，我们一边采访，一边编写小品，《找亲人》就是在抗洪大坝上诞生的，不，确切地说，是眼前在泥水中日夜奋战的人民子弟兵感动了我们。
四十度的酷暑，所有生命都挤在一条宽只有几米的大坝上。虫子、蛇、人，都到了最危难的时候。只有我们的解放军，日夜泡在水里，麻包一个个地扛，石头一块一块地搬，平均几分钟就昏倒一个战士。首长心痛地告诉我们，气一温一 太高了，战士们体内缺盐，汗出多了就虚脱。我的眼睛一阵阵地被涌出的泪水盖住，在那里，我真正懂得了人民子弟兵这五个字的全部含义。从我记事起，只要有困难，有危险，就有解放军出现，他们的天职好像就是奉献。
我们去寿县的当天，就听说解放军某部代理排长周立平为抢救灾民牺牲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等我们扛着机器去他牺牲的大坝拍摄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人们打着手电在水里寻找着这位年轻军官的遗体，岸上的老百姓，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失声痛哭。苍天在上，大水快点退去吧，我心中无数次地祈祷着。
夜幕降临了，太一陽一收起了它野性的灼射，河水开始降一温一 了。大坝上掠过一丝丝凉意，战士们全在微风中倒下，睡着了，和战士们搏斗了一天的洪水也似乎被这景象感动了，变得平和安静了。
我们几个人坐在大坝上没有一点睡意。说实话，对灾区的实际情况我们没有充分的估计，不知道被大水毁坏的家园是什么样。大自然啊，你多么慷慨，使人类进入了一个文明时代，你给人们的是那么多，而今你又暴虐成性，去掠夺，去摧残，去制造死亡。我恨你，恨你这么无情无义。
田园乡村在我心里曾是一幅很美的画，红的房子，绿的树，褐色的小道，金色的麦田。而今被大水冲成这般，如同一个人被翻开了五脏六腑，那么不堪入目！
望着守在岸上的老百姓，我问：“你们为什么不从水里抢救出点值钱的家什，怎么全是水缸、棉花套什么的？”
他们哭了：“这就是最值钱的了。”我震撼了，为他们的贫穷！
更让我震撼的是年轻的妇女们，许多人手里都扯着两三个孩子，有的一家四个孩子。我气愤了，山东人的脾气又来了：“谁批准你们生这么多孩子？国家一再要求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你们不知道吗？男孩女孩不一样吗？要命就要命在愚昧，你哪有能力抚养好这么多孩子！多简单的道理：一碗米饭分四个孩子吃，他们能吃饱吗？要是一个孩子吃，不挺好……”我站在大坝上，像个妇联干部一样训斥着这些年轻的母亲。
别怪我，姐妹们，我实在是心痛你们，孩子多了，孩子受罪，做母亲的不是更受罪吗？我们就这样一代一代生下去，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好日子？
天空的月亮依旧那么明亮，它并没有因为人间汪洋一片而暗淡，依然那么富有同情心。
仰望天空，今夜的月儿分明比平常还要亮，它是使出了全部的能量为灾区的黑夜带来一片光明。坐在大坝上，我沉浸在对故乡月夜的遐思中，也是坐在水边，听着拍岸的涛声，望着海上升起的明月，波光粼粼的神秘的大海与辉映夜空的一轮明月，组成了一幅充满诗意的画面。
是啊，大海为什么胸怀宽广，为什么能接受大自然对它的袭击，无论风多大，无论雨多旺，很少听说有海啸的时候，莫非海就是比河宽广，海生来就是人类的朋友？那么河呢，河不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血脉吗？
借着月光，我有点想家了，离开北京时走得太匆忙，没有给母亲打电话，倒也好，不知道我来灾区也就没有什么牵挂了。而战士们的母亲该是如何地牵挂他们？四十多个日日夜夜了，他们无法和家里通信联络。对，何不借这次赈灾义演请他们给家乡的父母点个歌，以此向家人报个平安。
第二天，我们就在大坝上向战士们发了纸条，请他们把家庭地址、父母的名字和所要点的歌都写在上面。我们收了整整一大书包点歌的纸条，战士们情绪激动，踊跃参加。一方面可以和家里联系了，一方面又上了我们的节目。战士大多都是二十二三岁的小伙子，他们围着我和黄宏不停地点歌，首长说这是他们来寿县以后心情最欢快的一天。想到过几天我们就要离开这里回北京，而战士们不知还要和洪水对峙多少日子，我们的心情就很沉重，万一洪水再度袭来，寿县保不住了，战士们年轻的生命就有危险了。部队首长说：“我们这次来，就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我们被他们这种精神感动着。我和黄宏强烈要求为战士们演出。
我们一遍遍地为战士们唱歌。虽然过去我从不唱歌跳舞，但这一次不一样，只要战士点，我们就唱，嗓子哑了，我们喝口水再唱。从这个连队演到那个连队，像个战地小文工一团一 一样，很快我们的嗓子就干得冒烟了，声音变得喑哑，一想到返回北京以后马上要直播这台晚会，又必须保护嗓子，其实那会儿我走路已有些打晃了。三天三夜没合一下限，饭也咽不下，水也喝不上，体力消耗太大，已开始支撑不住了。在最后的一条大坝上，我和黄宏为战士演出完，就都累得倒在泥水里。
我的嗓子肿胀异常，每呼吸一下空气，每吞咽一口唾液，都疼痛难忍，心里害怕真到直播那天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用什么向全国的观众介绍灾区情况。猛然，我发现了大坝上有划着小船进来卖冰棍的小伙子，我买了六根冰棍，一共花了二十块钱，平常几毛钱一根竟卖到了几块钱，真有发国难之财的啊。我无力和他争辩，只要凉就行，不管三七二十一我把六根冰棍全部糊在了脖子上，凉冰冰、黏糊糊的黑糖水顺着脖子往下流淌，我感到舒服极了，我真想就此倒下……
我们竟在大坝上睡着了……
突然震耳欲聋的声音把我们惊醒了，我们的摄影师眼尖，他最先发现了一架疾速而至的直升飞机。
大坝的人群一片欢腾，飞机开始盘旋下降了，所有的人都跑向了大坝的中心。飞机着陆了，舱门打开了，李鹏总理，还有当时的卫生部陈敏章部长以及安徽省省长、省委书记一行从飞机上躬身走下来，我们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以新闻工作者特有的职业敏感，扛起摄像机就向着飞机着陆点跑去。
几百米，不长的距离，我却觉得自己的双脚沉重得不听指挥，怎么也迈不动步，但我照样一个劲儿地踉踉跄跄地往上冲。视线中的人群拥挤着，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模糊，我和所有的人在那一刻，像是受了委屈的孩子见到母亲一样，双眼噙满了激动的泪水。没有了审批的过程，也没有办理的时间，我们高举着话筒拼命挤进了人群。
李鹏总理先看到我们了，他问道：“这不是倪萍、黄宏吗？好哇！你们也来灾区了。”我们借此难得的机会采访了李鹏总理，我说：“总理，人们在这样的时刻见到自己的总理，心里特别感动，过几天，我们中央电视台将在黄金时间向全国现场直播大型文艺晚会赈灾义演，请总理给全国的观众讲几句话……”
采访很成功。李鹏总理还特别表扬了我们这种心里装着人民的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感。
总理和当地的各级领导饭也没吃，水也顾不上喝，就在大坝上召开了紧急会议。经过一番周密的论证，最后决定以大局为重，炸掉一条堤坝，改变洪水的流向，淹掉一部分田地，保住寿县的几十万老百姓。消息传出，几乎所有的人都禁不住哭了，人们用眼泪感谢一党一 和政府的关怀，许多老百姓不由自主地采用了一种古老而传统的姿势来表达他们由衷的感激之情，他们跪下了……
在寿县抗洪救灾现场拍摄的四天里，我们拍了很多素材。我们要走了。离开的时候，大坝上挤满了送别我们的战士和老百姓，我们依依不舍地向他们告别。昔日鸟语花香，稻谷金黄，硕果累累的寿县，没有了明媚的一陽一光、多彩的大地。重建的家园在哪里？房子要一间一间地盖，地要一垄一垄地修……
我们每个人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捐资捐款是下一步更加艰巨的任务。我们举办的赈灾义演所承载的不只是一台晚会，因为它寄托着灾区千百万人民的深切渴望，启迪着全国亿万人民的爱心。
在回南京的路上，制片主任发现车厢后面不知哪位部队首长悄悄地给我们放上了一箱他们在危机时刻用以救命的压缩饼干。我们谁也不忍心吃，灾区环境恶劣，战士们的伙食太差了，由于洪水冲垮了通往那里的路，他们顿顿只能吃那拌上盐水和咸菜的挂面、米饭，，常常是饭筐上糊着一层赶不走的苍蝇……我心里默默地向战士们行着军礼。
吉普车经过长途奔驰，终于风尘仆仆地驶进了南京军区招待所的院子。我们高兴地跳下车，却不见小刘动弹，我的心中闪过一个不祥的念头：“他累死了！”因为车轮停止转动的同时，小刘的头一耷拉就伏在了方向盘上一动也不动了。
我们四个人慌忙扔下了手中的行李，一起扑向他，“小刘，小刘，你怎么啦？”我声音嘶哑地喊着，小刘依然一动不动地趴在那儿。
“完了，他肯定是活活累死了！”半天功夫，小刘才醒过来，他揉着酸涩的睡眼，抱歉地说：“我睡着了。”我们四个人谁也说不出话，黄宏搂过了小战士：“兄弟……”他的声音哽咽住了，再也说不下去了。四天的朝夕相处，患难与共，我们却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其实何必非要知道名字，“解放军”三个字就代表了一切……
我们一行四人终于回到了北京。跨进剧组那排小一平房的时候，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我们在寿县大坝上对李鹏总理的采访，人还没到家，新闻先到了。铁民说我们立功了，我们却也看到了留守在家里的每一位主创人员都是通红带血丝的双眼，他们也一定为这台晚会几天几夜没合眼了。
7 月25 日，赈灾义演现场直播的紧张时刻到了，全台上下，各个技术部门都拿出了最好的人力物力，我们把主会场设在了宽大的月坛体育馆，为的是让更多的观众参与这次节目。
演员阵容更是空前的强大，大家纷纷主动要求参加，老艺术家厉慧良先生是被人用轮椅推上舞台的，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和孙女小香玉特地从河南风尘仆仆地赶来了。著名电一影 演员田华、赵子岳、刘一江一 、陈强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大热的夏天也都背上锣鼓上台说起了“三句半”。年轻演员不仅人来了，也把自己对灾区人民的一份份深情厚谊带来了，黄宏、郭达、赵本山、蔡明、杭天琪、宋祖英等踊跃捐款，两万元、一万元、五千元，他们把自己的钱放进了晚会所设的捐款箱里，舞台上的他们个个是光彩照人，舞台下的他们也是那么美好善良。幽默的赵本山在台上说：“我是农民的儿子，现在家乡兄弟受灾了，我当然应该帮，我拿两万……”那感人的场面对人是一个精神洗礼。场下的观众许多人不知道要捐款，但也把身上的坐车的钱掏了出来，5 块的， 10 块的，捐款箱里的钱越堆越满，盛不下的是血浓于水的亲情。
我常说，在现场直播中主持人是个战士。那天的赈灾义演确实像是在打一场仗，往日综艺晚会的轻松全然没有了，舞台上下的人们都在严阵以待。我的心更难以平静。
在即将直播的时候，台长突然把我叫到一边：“今晚体育馆如果发生什么意外，所有的线路都会掐断，唯有你手里的这支话筒会开着，由你酌情处理现场情况，不要慌乱，这是组织决定。”台长和我说话的时候，我的眼睛已经看到了体育馆外正有几辆红色的消防车在往里开。我无须问为什么，做这样的善事，做这样的节目就一定有人不高兴，就一定会有人破坏，有些人唯恐天下不乱啊！
信任的力量是无穷的，我有了另外一种光荣和神圣感。我握紧了手中的话筒。
两个小时的现场直播赈灾义演成功了。全国各地的捐款像雪片纷纷飞向电视台。
日夜穿梭，七年的时光一晃就过去了，我也经历了许多人世间的风风雨雨，但是赈灾义演那令人激动振奋的场面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我衷心感谢自己所从事的这份工作，因为它使我能够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为养育我的人民奉献出一份微薄之力，人生不能仅仅是遂己所愿，而应该是尽己所能。与此同时，我也在艰苦的生活中得到了锤炼，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