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ert走后不久，二月中旬的某天晚上我听到母亲的电话留言，她说她病了，要我赶紧送她到医院。我跑到世界大厦，看见她脸色非常难看，立刻叫计程车送她到中心诊所。医生说她是心肌梗塞，需要住院观察和治疗。我马上打电话请翠英北上帮忙，那段时间我答应了一些演讲活动，无法立即取消，必须前往中南部，不过有翠英的悉心照料，我就放心多了。母亲在普通病房住了三天后病情突然加重，于是转往楼下的加护病房。我临时请高雄的主办单位取消我的演讲活动回台北陪伴老母。在二月底之前母亲的病情还算稳定，她的知觉仍然敏锐，头脑也很清楚。护一士 小姐把手搭在她的肩头和她说话时，她还说：“你的手好像大象的手一样重，快别搭在我身上，我难受死了。”而且精神好的时候也还有气力数落我。但是从三月一日起她一连三次进入危急状态，三次我都是在深夜里接到翠英打来的电话，要我立刻赶到医院。那阵子我的心里已经有了准备，我去书店买了好几本临终关怀的书籍，仔细地阅读完之后，开始严阵以待那即将来临的未知。深夜里四维路的家显得格外清冷，五十多坪的屋子里只有一胡一 小猫肥胖的身躯睡在枕边与我为伴。这个像孩子般聪慧的白色小一精一灵似乎能解读我的心情，她知道我正在面临一个巨大无边的未知，因此对我格外一温一 柔。
母亲第一次危急的那个晚上大约是深夜两点，我接到翠英打来的电话立刻起床 更衣，一个人冲出家门，站在萧条的街道上，怀着十万火急的心情招揽着许久才出现一辆的计程车。我孤零零地站在街头，心底深处突然涌起一股无依无靠的哀伤，我这才意识到这么多年来母亲在我的精神上带来了多么大的支撑力量。原来我并不如自己想象的那么独立坚强，原来那坚强只是一种逞强罢了。想着想着浑身开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好不容易拦了一辆计程车，一上车便听见凤飞飞唱的一首有关别离的歌。那首歌的歌词句句锥心，就像为眼前的情景量身定做的，我的眼泪如泉源一般，再也止不住了。开往医院的这段车程如黄泉路般的遥远，我心急如焚地叫司机开快一点，好不容易才赶到了医院。我奔进电梯，冲进了加护病房，定神一看只有翠英一人陪伴在老母身边。原来急救措施已经结束，母亲的脸上还罩着氧气罩，鼻孔里插着胃管，胃管的四周有些骇人的血迹。心电图显示母亲的心跳还算平稳，我强制地压下眼中的泪水，安静地坐在母亲身边，紧紧地握住她冰冷的双手。母亲的眼睛是紧闭的，但神智仍然清醒。过了一会儿她突然张开布满血丝的双眼低声对我说：“下一次如果我又危急的话，我宁死也不要再插那些鬼管子了，我要死得舒服一点。”我答应她一切按照她的意思去做。
自从母亲住进加护病房后一直辗转反侧无法入眠，心里似乎有些深沉的东西还没得到释放。友人张天佑曾经带过一位来自马来西亚通神学会的会员，前来探母亲的病。那位男士似乎感应到母亲的一些心结，他把我拉到一旁，提醒我母亲在临终前可能还有些未了的遗言需要交代。我觉得他的观察有道理，于是在母亲头一次危急后，便开始慢慢引导她把心中想说而未说的话，一点一滴地倾吐出来。
三天后的某个清晨，大约四点左右，我突然接到翠英打来的电话，她说母亲又危急了。那一阵子我每天都是和衣入睡，随时准备紧急行动（母亲怕我在医院不习惯，总是催我回家睡觉）。我赶到加护病房时发现母亲身边围了一群医生和护一士 ，他们正用力地在她的胸部施压，强制地把胃管戳进母亲的鼻腔，母亲拼了命地挣扎，鼻孔的四周都是血迹。我看到这幕骇人的景象，有一种母女连心的椎心之痛，完全顾不得什么形象风度，开始大声斥责屋子里的医护人员，我说我们不要这些急救设备，我母亲受不了这样的酷刑。虽然医护人员和翠英都觉得应该急救，但我的激愤使他们安静地离开了房间。我心痛如绞地看着临走之前还得受罪的老母，强制地压下了错综复杂的情绪，安静地坐在她床 边的椅子上再度握紧她的双手，准备陪着她一起进入那黑暗的未知。母亲生平最怕肉体上的疼痛，每次她去看牙医，都像个孩子一般吓得全身紧缩，有一两次甚至哭了起来。从《西藏生死书》中我得知，当逝者的四大元素瓦解时，肉体会经历一场痛苦的磨难，我真有点怕母亲承受不住。这时病房里一片死寂，护一士 们偶尔探头进来看一看动静，我听见有人低声耳语：“哇！她好冷静啊！”医院里的工作人员对于人类的生老病死早已一习一 以为常，虽然他们都在尽力救人，但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少了一份对苦难的敏感度吧！也许太敏感的人根本无法长期从事这项工作，也许他们必须把自己训练成司空见惯的人才行。当我的脑子闪过这些念头时，母亲竟然奇迹似的醒了过来，我有一种感觉，她似乎已经准备好要离开人世了，不过还有一些事想要交代，于是翠英回家去帮我拿了一些盥洗的用品，准备这几天都要在医院里过夜。翠英和母亲的情谊深厚，即使有我在医院陪伴，她还是坚持和我挤在沙发上守夜。
三月八日的一整天，母亲断断续续地向我叙述了一些往事，交代了一些她放心不下的挂恚。我从她的话里听出来，她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我能了解多年以来她的心中为什么没有爱。她迟来的自省令我不忍，但也让我深深地感叹人的成长是永远也不嫌迟的。我感觉我们之间四十多年来的掌控、叛逆，想要爱而又无法相爱的矛盾，在这些点点滴滴的回忆与自省中，逐渐化成了一股母女连心的融合感。
九日晚上母亲开始出现无法控制的急促呼吸。她拿掉假牙后只剩下了几颗残缺的、被烟垢熏黑的门牙。她的嘴一张一合地发出快速的喘息声，表情看起来非常吃力而痛苦。她一边喘息一边问我：“我到底造了什么孽了，为什么要遭这样的老罪啊？”我沉思了一下对她说：“你想不想回家？如果你不想待在医院里，也许回家会比较舒服一些。不过这件事得由你自己决定才行。”她几乎没怎么思考就回答我说：“我想回家。”于是我把母亲的意愿告知院方。清晨六点护一士 小姐拿了一张自愿出院同意书要我签名，我签完名后便和翠英陪同老母坐上救护车开往世界大厦。到了世界大厦准备上电梯时，母亲的手上还吊着点滴，电梯里的空间太小，大厦管理员和救护车的司机先生只好把母亲身下的床 垫窝起来，才能挤得进三个人。母亲已经萎缩的身体窝在床 垫里显得窘迫而无助。我揪着心乘另一台电梯上了十一楼，翠英则赶着去买新的氧气筒。回到家中，三个人把母亲安置在她自己的床 上，两位先生自行离去，留下我独自陪伴垂危的母亲。我一语不发地握着她的手，抚摸着她的额头，她似乎感到放松多了，急促的呼吸也稍微缓和一些。过了大约二十分钟，她突然吐出一口长长的气，便停止了呼吸。那一刹那我觉得眼前的一股强悍无比的生命力突然从这个现实次元消失了，在茫然中我心底深处压抑了数十年对母亲的爱突然如泄洪一般再也止不住了。我在母亲的耳边低语：妈妈！回来吧！回来做我的孩子，让我们学会真心相爱。
半天过了，许多好友都获知母亲亡故的消息，开始络绎不绝地前来与她告别。死亡与浩劫同样具有转化力量，坐在客厅里和卧室四周的友人像是同舟共济的一家人，自动地拆除了挡在人我之间的那道樊篱。他们带给我的关怀和一温一 暖抚平了我心中的那股巨大无边的哀伤。不久普门寺的一位师姊送来一张往生被和一个重复播放阿弥陀佛圣号的录音机。我和翠英对阿弥陀佛圣号的加持力并没有什么信心，但是放了半天的录音之后，母亲原本无法合拢的嘴唇竟然闭了起来，嘴角还出现了一丝隐约的笑意，布满风霜的脸孔也变得慈祥了，最明显的是脸上如刀刻的纹路竟然完全抚平。大家围在她的身边，充满着悸动地看着死亡带来的奇迹。
举行告别式和火葬的那一天，灵堂布置了素雅的鲜花。来自各界的友人在佛光山心定法师悲怆的诵唱中默默哀祷。接着法师开始诵念《心经》，当法师念到“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时，在场的友人不由自主地开始低泣。菩萨甚深的般若智慧洞悉了苦厄的根源，诸法空相原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如果心中无所求，就能无挂碍，无挂碍则无有恐惧，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这样的境界谁不神往？《心经》的每句话都打进了在场友人的心，我把这些话当成默祷，回向给母亲的灵识。诵念完毕，友人一个接着一个走近母亲的遗体旁瞻仰她的遗容，向她辞别。她身上穿着自己最喜欢的一件改良旗袍，那是我从印尼买回来送她的，手绘蜡染缝制成的，棺木里还放置了几件她生前喜欢穿的衣裳，准备与遗体一齐火化。瞻仰遗容结束之后，有几位朋友陪同我到火葬场，等待火化之后把母亲的骨灰装在坛子里，日后供奉在灵骨塔内。管火葬的人很惊奇地拣了几颗彩色的舍利花一交一 到我手中，他说他在火葬场工作了二十五年，只看到少数的几个人烧出了舍利，以他的经验来看这是长期禁欲之人才有的结晶。母亲四十年来的活寡生涯所承受的煎熬绝不是几颗象征贞节牌坊的舍利所能抵消的。母亲临走前的某天晚上曾经拉着我的手，要我务必在她未来的碑文上刻下“扶孤守节”的历史记录。这意味着她一生的痛苦不能不得到一些肯定。其实我并不希望她为我牺牲一世的幸福与快乐，这个担子太重了，她如果能自在快乐，才是对我最大的付出。传统的价值观不知断送了多少一妇 女的福祉，贞节牌坊绝不是什么荣誉的象征，它根本是父权社会发明的一种最残酷的刑具。我们把那几颗蓝绿相间的舍利花放在建宏和马文送给母亲的塔形水晶瓶里，小心翼翼地捧回家收藏起来。
大事办妥之后，翠英、我和阿珍开始整理母亲的遗物，发现抽屉里尽是一些她舍不得享用的新毛巾和新衣料。我们花了许多时间才把囤积多年的杂物整理清楚。翠英和我都感觉人生真是一场梦，几天前还存在的那股活生生的能量，就这样无影无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