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战争，从狭义上说，是清统治集团内部集权与分权之争，亦是加入清政权后而形成的原明将吏集团同占主导地位的满族贵族集团的权利之争。从广义上说，是汉民族广大人民拒绝接受清朝统治的斗争，也是明末农民抗清斗争的继续。换言之，它是明末抗清斗争之滥觞和余绪。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吴三桂反清带有鲜明的民族矛盾和斗争的政治色彩。因为发动和领导这场斗争的，既不是普通农民，也不是一般的士人，却是原明的显官，当今显赫的亲王，他的部属骨干也都属于统治阶层的人物。他们同清抗争，不过是为一己集团的利益，并利用了人民的抗清心理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吴三桂起兵还不能说成是“起义”、“抗清”的正义事业。无论是吴三桂，还是耿精忠、尚之信及其有关联的一群人，无一例外地都是寄生的腐败的集团，他们还保持着原明的某些腐朽习性，力图维护以往的旧制度，保持着他们政治上经济上特殊权利。在他们的王府范围，实则带有农奴制的特征。不言而喻，以吴三桂为首掀起的政治动乱，最终不可能给人民带来好结果。广大人民群众中途抛弃了他们，原因即根源于此。

但是，战争具有一种伟力，它能把那些用行政命令而无法消除的陈规旧迹一扫而尽。吴三桂发动内战，以巨大的力量冲击了清朝统治者强加给人民的某些不合时宜的枷锁，并打破它的统一，使之在新的基础上再统一，调整和修改以往不适应时代要求的政策，实行新的政策。无疑，这些都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同样，圣祖倾全国人力物力来进行这场战争，最终消灭了吴三桂等各个政治与军事政权，在中国土地上，彻底铲除了明末以来所形成的腐败的封建官僚兼地主的军阀集团，拔掉了植根在封建制度上的一个毒瘤，这也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以此看来，这场内战的爆发和持续一段时间，并不是一件坏事。当然，任何战争都会产生很大的破坏力，招致生命与财产的巨大牺牲和损失。这是无法避免的，若从长远看，从社会的发展看，付出某种代价，以损失和牺牲换来社会的进步，也是值得的。

吴三桂以失败告终，是很可悲的。他本来有胜利的可能性，至少说可以划长江或黄河为守，历史就会重新出现南北朝对峙的新局面。这种情况并未出现。主要问题是三桂在军事上没有取得稳定的胜利，而所取得的胜利又没能巩固下去。军事的失败，又根源于三桂的战略思想的错误。他从云南出兵，以闪电的速度直进至长江南岸，如果他能乘清兵未集，迅速渡江，进至黄河流域，截断清朝东南的漕运，号召黄河以北原明朝降官降将倒戈；进而再带动人民群众响应，将置清朝于极端孤立又措手不及的困境中，如势有可能，就进逼京畿，将迫使清朝统治者北迁，或许被逼回关东老家，也不是没有可能，可是，三桂没有这样做。他最大的失计是，驻足湖南而停止进兵，从而使清军集结，圣祖调兵遣将，从容部署赢得了时间。他在军事上陷入保守主义，消极防守已得阵地，部队的锐气一落千丈。而圣祖则采取稳住长江防线，顶住湖南吴军的军事压力，从其两个侧翼展开进攻，各个击破后，再集中全力对付湖南的吴军。这个战略击中了三桂的要害，可惜他至死不悟，听任清军的分进宰割！等到三桂死后，吴应期提出北进计划，为时已晚！

按照圣祖的战略计划，本来可以缩短战争的延续时间，有可能尽早结束。问题就出在他所任命的各路统帅、将军，大多是无能怯懦之辈，不敢向吴军进攻，以各种借口拖延进军时间。他们不以国事为忧，却如平日在京师那样恣意享乐，致使总攻时间一再展期，对峙局面也一再延续下去。从他们的怯懦无能，就给吴军战胜清军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三桂却没有利用！没有军事上的稳固胜利，就无法保持政治上的优势。

三桂的失败，还在于政治上的分散，没有形成一个核心力量。他跟各军事集团如耿精忠、孙延龄、王辅臣、郑之茂等，不过是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三桂的年号，并未获得他们的承认。因之也没有形成集中统一的指挥，统一的步骤，彼此不受约束，各立旗号，孤立作战。吴三桂仅仅以一纸之“札”，给某人一个名号，封个官职即万事大吉！就是说，没有一个统一的政纲。比如，他至湖南不进，意欲何为？是企图建立半壁江山吗？还是最终退回云南呢？人们并不清楚。没有目标的斗争，是盲目的、不清醒的、偏离方向的斗争。因此，他与耿精忠、王辅臣等等都是各顾各的利益，形成不了一个有核心的统一支配的政治力量。王辅臣孤军战西北，终致被逼降；四川郑之茂等救援不成，也缩回四川束手待毙；孙延龄三心二意，被三桂干掉，自失一助；精忠独自挣扎于东南沿海，直至被歼灭，三桂爱莫能助，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羽翼逐个被消灭，而他们被消灭之后，厄运便降临到他自己头上！

吴三桂这个人，以反复无常，所谓见利忘义，备受人们谴责。明清之际的历史相当复杂，他处在这个环境中，以及他的特殊的机遇，思想不可能那么单一明了。在他身上，体现了时代的特征，构成了那个时代的集矛盾于一身的一大典型人物。他在明，有功于明，奋战山海关内外，阻击清军，保卫明朝江山社稷，最终降清，是当时形势所使然。入清，又建大功于清，首战山海关，大败李自成农民军，既为亡明报了仇，又为清入主中原首开胜利纪录。其后，他西征南讨，不遗余力。他为清朝打天下，清朝开国者和他们的子孙不应忘记，更不能一笔勾销！他发动内战，激怒了圣祖，就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

此事主要责任是圣祖处理三藩问题不当，政策上有重大失误，即从根本上损害了三藩的利益，且违背已许下的诺言。圣祖即位时不过是一孩童，对前朝事没有经历，亦无体验，他还不懂得如何珍惜他们的利益，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如何加以保护。吴三桂顽强地维护他的特殊利益，当此利益一旦受到危害，便不惜孤注一掷，铤而走险。不管怎么说，激化成战争、并造成持续八年之久的战乱，圣祖和参与决策的人都不能逃脱责任。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存在着和平解决的可能性的。可惜让圣祖给失掉了。因此，从康熙时开始，一直把这场战争的责任全推到吴三桂身上，有违历史事实，是不公道的。而清朝又以这次事变全部抹杀吴三桂前期对它所做的贡献，同样是不公正的。圣祖做得未免过分。倒是他的孙子乾隆颇有点求实精神，他对吴三桂的评价是：“功者功之，罪者罪之。”【《逆臣传·吴三桂传》，卷2。】

有功就承认有功，有罪就承认有罪，两者不能混淆，也不能互相代替。这是很有道理的。吴三桂发动内战一事，不足取，亦不足以称道，但他为清朝统一中国，不能认为是罪过吧！长期以来，论定三桂是个“大汉奸”，这不是清朝的观点，而是近世汉人给的一个新称呼，既然满、蒙古、汉、回、藏等数十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不可分割的成员，无论哪个民族建立政权，都或多或少地有其他民族加入，这是中国历史上常见的现象。少数民族加入汉人政权，无可非议，那为什么就不允许汉人加入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呢？这种不平等地看待民族问题，实则还是大汉族主义在作怪。以当时的形势而论，明已分崩离析，而且这个政权已腐败透顶，延至南明三个小朝廷，又有哪个是开明政权？他们已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为什么还必须扶植他们苟延残喘呢？它们的存在，对于人民，对于历史，都是一个无用的废物。

我们要求当时的明朝将吏必须忠于这个腐败政权，不见得明智。如同出自南明小朝廷的立场，提倡对它“愚忠”到底，反对任何人降清。这实在没必要。每个人在大事变面前，都有权利做出自己的选择。在吴三桂之前，也包括以后，有多少汉官汉将在明清（后金）斗争中选择了清（后金）政权，人数之多，以千计，以万计，以十数万计！我们能一概予以否定吗？显然不能。他们不受谴责而独责吴三桂之降清亦有失公平。我们不能按今天的观点指责这个那个人选择的道路不对，或正确，或错误，而只能从历史发展的眼光，从是否符合当时历史的发展趋势来加以判断和评论。

以明清两个政权而论，都是封建政权；从世界大范围来说，在英国已开始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世界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那么，明清两个政权比之资本主义，都是落后的政权，谈不上哪个政权更进步。但从国内而论，我们则不能不说，清政权是一个新生的有作为的政治势力，它要取明而代之，亦属必然之势。所以，在历史转变及两代王朝鼎革之际，一些人乃至相当多的汉人涌入清政权，亦是历史大势所趋。我们对此无须大惊小怪，也无须去指责他们，甚至给戴一顶“汉奸”帽子。

清朝平定吴三桂之乱后，有一金陵人邵为章赴云南楚雄，调查有关吴三桂的事迹，题绝句于壁上，表达了他的评说，现征引如下，作为结束：

百万雄师睥睨间，先朝一胍绝南蛮。

擒人即是人擒路，谁道天公不好还。

行营历历草凄凄，铜柱摩崖手自题。

虎豹无晴威尚在，老军犹说旧平西。

【南沙三余氏撰：《南明野史》，卷下，70页，载《明清史料汇编》第5集，第2册。】

吴三桂已死去二百多年，对于他的一生的评说并未结束。让历史继续证明，做出新的回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