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平吴后任云贵总督范承勋报告，他“通查伪包人（指王府服役人员）数”，据原档册报官役人共1164名，而实际起发京师的达6305名，还有续收候发的人口为120名。原藩下兵士，原档册报为22558名，而已起发赴京师的则有27552名，还有181名尚待续发。这就是说，实际清查出来的“真正家仆旧人”，包括其兵丁，比原报官记录在册的人数要多出不少。这说明，三桂当初有意隐瞒了藩下大量人口。【《八旗通志·范承勋传》，卷194。4556页。】

圣祖把人数众多的副将以上的将吏和三桂的所有旧人、兵丁悉数调到京师，是给予妥善安排吗？不是。朝廷要对他们逐个进行甄别，分清每人“从逆”情罪轻重，把那些他们认为“可恶”的“从逆”者统统查出来，然后加以消灭。这些未载入清官方档案，因为杀的人太多了，有失清朝和圣祖的德政，故修史时，未便纂入。但至今当年被流放的吴三桂的部下兵丁后裔仍说：他们的祖先早就传下话，当年凡副将以上的将领都杀头了。据四平博物馆赵殿坤同志说，他家住黑龙江省肇源县，祖籍是云南下关，即“小云南”。祖先就在吴三桂军中任小头目，因为不够格，才留得一命，被放到现在的家乡当站丁，到他这一代已是第十四代。他们并没有读清史，但说法却与清官方记载完全吻合。不过，清官方没说杀头。这是不言而喻的，无须说明，是尽人皆可以想见的。

被杀头处死的人员，包括其家属，依今天看，尚未成年的男孩（16岁）也在被杀之列，累计何止千百人！而被处死的人的家眷、亲属，无不受到株连，或死，或没官为奴，家产全被没收。要把这些人也算在内，又何止成千上万！圣祖及其统治集团这样做，实则是对已放下武器的投诚人员的一次血腥镇压，是一次胜利者对失败者的疯狂报复。圣祖的政策和行动，最深刻地反映了清朝封建统治者的阴险和刻毒的本性！以此而观察圣祖前后言行，所谓“仁慈”何在？为何前“慈”而后狠？只能说明一个道理，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和欺骗，而不受道义的约束！

圣祖屠杀手无寸铁的人，株连无辜，又使幸免一死的成千上万的人被流放，世世代代遭受苦役，而永世不得翻身。三桂的藩众除被处死之外，不管官吏，还是士卒都被流放边地。东北是主要流放地。康熙末年，据“羁官”于辽东的王一元所见，沿途看到许多站丁，蓬头垢面，生活极苦，问及他们，都说原是吴三桂的部属，被发来塞外充站丁苦役。一些佐领一级的将官也同士卒一样地位，不过，这些士卒还保持着以往习惯，称他们为“老爷”。【王一元：《辽左见闻录》】

1888年（光绪十四年），任职漠河矿局，办文案，交涉事的宋小濂，著有《北徼纪游》，据他亲身经历，从伯都纳城（吉林省扶余市）至瑷珲计一千六七百里，共二十余个驿站，均为康熙年间抗击沙俄时所建。他曾询问过这些站丁，他们称：当年吴藩被平定后，其余党被遣发，赴极边充当站丁，他们是其后代。“他们非满非汉，至今（指清季末年）子孙不得入仕途，贫苦之状难以言喻。”【《北徼纪游》，13页，黑龙江出版社，1984年版。】

东北地区是发遣罪犯的“理想”之地，路远，荒凉，苦寒，足以实施惩罚。康熙二十一年初，圣祖东巡祭祖，至乌喇地方（吉林市），“见其风气严寒”，内地发遣流放犯苦不胜寒，颇动恻隐之心，指示以后发遣发到辽阳即可。但他强调，“反叛案内应流人犯仍发乌喇地方，令其当差”【《清圣祖实录》，卷102，15页。】。三桂的余众自今辽宁、吉林，北至宁古塔、黑龙江沿岸，发遣东北各地为数相当多！

还有一些士卒被发遣到塞外喀喇河屯，（今承德市滦河镇），从事看守行宫的下贱职业。据调查，现居住承德市滦河镇一带，娄、刘、王、朴（piáo）四姓，都来自云南，至滦河称宫省族，其祖先都是吴三桂的兵。平定叛乱后，他们被发遣到这里。不准当兵，只能看宫门打更，这一职业同站丁一样，为世袭，永远处卑贱地位！为谋生计，他们白天做小买卖，晚上打更。世代如此，直至清亡。据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袁森坡同志1979年的调查。

自康熙定下惩治吴三桂及其余部的条例，带来的后果是相当深远的。他把这一大批人的后代定为世世当贱民，永世不得翻身！他们的子弟不能入仕途为官，不能当兵，不能从事社会上其他正当职业，辈辈受人奴役，受人欺凌。连婚姻也只能在他们这一层人内解决，不能同其他阶层的人联姻。真成了“非满非汉”的特殊一层人。这的确不公平。试问，此事之后的一百年、二百年，他们的子孙对前事负何种责任？为何让这些无辜的子子孙孙受此苦役？显见，圣祖的遗策不知坑害了多少人家，扼杀了多少人才！真的，如果清朝不垮台，这些成千上万的子子孙孙将继续受苦，受迫害。

吴三桂发动兵变造成一场全国性的内战，无疑是人间的一场悲剧。可是这个悲剧延续的时间太长了！如此世代的加以迫害，为历代所少见！这个责任首先要由圣祖来负，圣祖的子孙也不能脱卸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满族统治者对汉人的民族偏见和存有相当深刻的戒心。

二十一、结束语

吴三桂掀起的一场政治的与军事的大动乱，在猛烈地持续了八年之后，终于平息下来，又恢复了事变前的平静。它留下来的问题是，应当怎样看待这场大事变，以及怎样评价吴三桂。清朝胜利了，它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写这段历史，并作出符合自己利益的任何评价。毫无疑问，它把吴三桂称作“贼”、“逆贼”、“逆臣”等等，把这场事变则称为“叛乱”、“反叛”，亦即“犯上”作乱，大逆不道。自康熙之后，清朝统治者已把吴三桂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们有理由也有权力这样做。然而，历史已发展到了今天，清朝也早已进入历史博物馆，而我们如果仍按清朝的观点来认识和评价吴三桂本人及其事变，那就未免太简单了。历史的发展，天翻地覆，而我们的认识却还停留在二三百年前的水平上，那就大大落后于时代了。

事实上，康熙以来清朝给三桂作的结论，直到现在还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再认识，不管是否意识到，迄今对吴三桂和三藩问题的种种议论，都没有超过清朝的基本认识，质言之，简直是重复！当然，我们也不是要把这个案全翻过来，否定清朝，肯定吴三桂。问题不在此。重要的是，应当如何来分析这场大事变为什么会发生，这场事变说明了什么，在其背后隐藏着的动力是什么，这场事变是归属于吴三桂一人，还是当时阶级的、民族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交互作用的结果等等。这些问题，都不能用要么是，要么非；要么功，要么过来简单地回答。在这里，理论呼唤着我们给予必要的说明。

归纳本书所体现的一个思想，即吴三桂起兵叛清，大致来自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主观的，以三桂为代表的原明朝一大批将吏，摇身一变而成为新朝的权贵、创建新朝的元勋。他们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在他们看来，从清朝新主人那里得到的福贵、权力、地位都是理所应当的。他们与清朝的关系并非是休戚与共，鱼水交融，真正地融为一体，而是一种类似主顾的关系，他们受顾于清朝，自然要获取合理的报酬。而一旦停止这种报酬，如像对吴三桂等人那样，完全剥夺其利益，他们就会翻脸不认人，不惜孤注一掷，铤而走险。他们对清朝将损失掉什么，毫无痛惜之意。他们从半路加入了这个政权，没有跟清朝结成那么深的关系。为保护政治上与物质上的特殊利益，是吴三桂悍然起兵的主观原因。

其次，从客观方面说，吴三桂起兵，有着广泛的甚至深厚的社会基础，这是推动他前进的基本动力。他在云南振臂一呼，天下响应，东西南北“在在鼎沸”。既然他反叛朝廷，何以如此得人心？这是因为刚刚建立起全国统治的清朝并未得天下之欢心，广大的汉族各阶层人民不喜欢这个朝廷，他们宁肯由本民族的强人来统治，也不愿接受关外一个异民族向自己发号施令！清兵南下屠杀过成千上万的汉人。前事不远，人们记忆犹新，那种亡国遗恨不会在短期内被消除。新来的统治者，清朝的封疆大吏，地方官府，并未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光明，相反，想法鱼肉百姓。旧恨新仇，激起人们怒火中烧。

他们响应吴三桂起兵，正是这种不满和愤怒的总爆发。这一点，圣祖也认识得很清楚，他说：“吴三桂初叛时，散布伪札，煽惑人心，各省兵民，相率背叛，此皆德泽素未孚洽，吏治不能剔釐所致。”【《清圣祖实录》，卷99，10页。】这就是问题的症结之一。因此，吴三桂的行动，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至少说，在一定时期反映了汉族大多数百姓的愿望。进而言之，吴三桂本人的利益，跟汉人的利益之间，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已降清的将吏纷纷倒戈，百姓纷纷参军参战，在很短的时间，把清朝置于空前孤立、空前危机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