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趾、朝鲜等国蠢蠢欲动，深刻地表明，吴三桂叛乱所产生的政治与军事震动已远远超出中国境内，而在交趾、朝鲜等国发生了强大的政治影响，如发展下去，有可能使这些国家与三桂联合，将清朝置于空前孤立的地位。当然，形势的变化，最终没有出现这个结果。这对清朝来说，的确是一次幸运！
这就是战争第一阶段所出现的一系列结果。确如三桂和他的谋士们在起兵前所预想，兵出云贵，旗开得胜，一路势如破竹，前锋直抵湖北境内、长江南岸的松滋（今松滋北），隔江与清军大本营荆州相望。三桂饮马长江，翘首北望，已摆出渡江北进之态势。至此，三桂的军事进攻已达到了顶峰。
吴军进至松滋，举足即可渡江。此时，清军未集，江北已是风声鹤唳，人心不固。如能迅速渡江，独占长江之险，军事主动权稳操在手，并在政治上进一步扩大影响，动员江北乃至黄河流域的汉官汉将参加，清朝将无法收拾局面，势必继续退至黄河北岸，以图固守。奇怪的是，吴军进至松滋，屯驻已三个多月，却毫无北进的迹象。他的将领们都很着急，一般人士也感到不解，在云南留守的三桂核心中的人物对军事停顿不前，大军不过江甚是诧异。三桂的谋士刘玄初急忙起草了一份报告，陈述了他的战略主张。信的大致内容如下：
此时，应为直捣“黄龙府”而痛饮。可是，现在却屯兵不进、河上逍遥，坐失良机，等待清四方之兵集结，我真不知这究竟是为什么？这是不是王（指三桂）特送诸大臣入朝为王请命？诸大臣都是辱国之臣，自救性命不暇，怎能为王请命！如说待世子（指吴应熊）回来吗？我以为朝廷宁可失掉四海疆土，决不会令世子回归云南！一般来说，弱者与强者斗，弱者之利在于行动迅速，而强者利于较量实力。富者与贫者打官司，贫者乐意尽快使案子完结，而富者乐意把案子拖得长久。如今云南系一隅之地，抵不上东南一郡。而吴越（指江浙地区）之财货，山（西）陕（西）之武勇，都集中在荆州、襄阳、长江、汉水之间，王按兵不进，想与清兵久持，这与弱者同强者较量实力、贫者与富者比赛财富有什么不同！
刘玄初写到这里，不胜感叹：唉！只盼望上天早降圣人，以安定中华吧！【《广阳杂记》，卷4，179~180页。】
吴三桂读了这封信，无动于衷，置之不理，没有给以答复。
在此关键时刻，三桂没有听从刘玄初的忠告，犯了一个战略上的致命错误，而这个错误最终导致他的彻底失败。刘玄初对形势和双方力量的对比分析是完全正确的。拿吴氏集团的实力与清朝相比，两者强弱分明，贫富悬殊。表面看，三桂起兵时，具有相当的实力，而一年后，有各地的响应，实力大增，可以同清军相抗衡。但他毕竟是以一隅之地云贵为老本，后劲不足，况且各地响应者不过各自为战，形成不了一个统一指挥的强大的军事力量。清朝占据全国统治者的地位，可以在政治上进行动员，在军事上可以四处征调军队，又拥有广大的领土和人口，无论在人力物力上都具有很大的潜力，当它一旦发挥出来，将产生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它虽然遭到了失败，但其实力并没遭受过大的损失。因为滇、黔、闽、两粤等主要叛乱地区，多属三藩的汉军、绿旗兵，而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兵多集中在北方，故其军事实力未减。清朝所占有的条件，使它的后劲远远胜过吴三桂集团。
很明显，三桂只利在速战，不可久持，宜乘胜进军，借助各地起兵反清的有利形势，乘清军无备，兵力未集，清统治集团惊慌之时，一鼓作气，挥戈渡江，北涉黄河，直逼北京，可收全胜之局。清朝以全国的兵力和物力，利在较量实力，不怕持久之战。如战争拖延下去，固然双方都将困难重重，但对吴军更不利，只能消耗掉它的有限力量，从而使清军转败为胜。三桂的致命错误，进至长江南岸，即停止进兵，使圣祖从容而有步骤地部署兵力同吴军展开决战而胜之。这步棋，在吴氏集团中一些有识之士已有所察觉，除了刘玄初力主迅速渡江北上，还有主张下九江，扼长江、淮河、以绝清朝的南北运道；也有的劝三桂据巴蜀，塞殽函以自固。这些主张，各有侧重，但从战略上，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都力主进兵，而不能停顿下来。可惜三桂都不听，一到湖南，就屯兵不进，坐失机宜。【《四王合传·吴三桂传》，4页。】三桂的悲剧，即源于此！
吴三桂为什么不愿北进？他久历战阵，娴熟战略战术，应该说，已成老谋深算，对于是否继续进兵，自有打算。他考虑问题，也许自以为比他人更老成持重。他的一个基本的想法，“欲出万全，不肯弃滇、黔根本”。他苦心经营云贵十多年，视此为根基所在，北上意味着弃根本，另辟新天地。倘若大事不顺，中道受挫，就使自己陷入进退失据的危险境地。屯兵长江以南，巩固阵地，站稳脚跟，即使大事不成，尚可“划江为国”，立半壁江山。这番考虑，虽属稳，却难保胜利。兵法上说，有进无退。只有进攻，才能取得和巩固已得的胜利。而军事进攻一旦停顿下来，变为防御，就将使自己被动挨打。三桂的这种军事上的保守主义，使自己的军队很快丧失掉进取的锐气。从刘玄初的信中，看出三桂还顾虑儿子吴应熊尚在北京，指望以儿子作为交换条件，把应熊放回江南，他就不过江。他以为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清朝会接受他的条件，跟他“裂土议和”【《清鉴纲目》，卷4。】。圣祖作出了有力的回答：削去他的亲王爵，处死吴应熊父子，跟他势不两立！三桂顿时气沮，精神低落，无法振作起来。
据说，吴三桂很迷信，对于是否渡江北上这件大事，求诸占卜。他进驻衡阳后，听说衡山岳神庙里有一只白色的小龟，其大小如一枚铜钱，居此庙已有年头了，当地人以为鬼神之使，把它奉为神灵，藏在帏中，按时敬祀它，用它来占卜吉凶祸福之事。三桂就自己的前程想问卜此龟。他择一吉日，前去庙中祀神。他把全国山川地图铺放在神座前，将白龟置于地图上，心里默默祝祷，看此龟究竟走向何方。只见小龟在地图上蹒跚而行，始终不出长沙、常德、岳州之间，然后回转至云南而止。占卜了三次，都是一个结果。三桂暗暗吃惊，信以为真，不敢轻出湖南，亦不敢渡江。【《大有奇书》，转引自《爝火录》（下），“附记”，卷1，969页。】
这则故事，剥去迷信的色彩，只能说明吴三桂有自己的政治目标，不便渡江罢了。此系后话，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康熙十三年四月，三桂在湖南常德给圣祖写去一封信，交给被扣留的礼部侍郎折尔肯和翰林院学士傅达礼，释放他们回去，转呈圣祖。走时，还给他们备了厚礼携带回京。折尔肯和傅达礼离开常德，先到了武汉，“镇南将军”尼雅翰立即向朝廷写去了报告。
圣祖还没有见到三桂的信，就给“宁南靖寇大将军”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等人发去指示：
朕思吴三桂素多狡诈，此中疑有诡计。如吴三桂服罪请降，王及将军等，仍议招致之，益加警备，毋坠奸谋，即吴三桂束身归命，王等但以礼受降，其官属益加严防，不可分散兵力，急于前进，务相机以行。【《清圣祖实录》，卷47，1~2页。】
圣祖从三桂遣返折尔肯、傅达礼等回京一事，估计他的奏章可能有归降之意，因此一方面表示可以受降；一方面嘱咐保持高度警惕，切勿受骗上当，误中奸计。事实并非如此。当他看到了三桂的奏章，就对兵部、刑部官员说：他本来期待三桂“悔过自新，束身待罪，未忍加诛（吴应熊）”。但“近览吴三桂奏章，词语乖戾，妄行乞请。诸王大臣咸以吴三桂怙恶不悛，其子孙即宜弃市，义难宽缓”【《清圣祖实录》，卷47，6~7页。】。
吴三桂的这份奏章内容，官书不载，他书亦失载，迄今鲜为人知。从圣祖的话中，有三桂“妄行乞请”、“词语乖戾”等语，把这句话联系起来看，可以肯定地说，三桂并无降意，亦无服罪的表示。在圣祖看来，三桂的话皆属荒谬悖伦，是他所不能接受的。这大抵就是“词语乖戾”的意思。所谓“妄行乞请”，联系圣祖读了三桂的奏章，便决定处死其子吴应熊和孙子，还毁掉了他在关外的祖坟。【王一元：《辽左见闻录》，参见《逆臣传·吴三桂传》，卷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