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下 独树一帜

吴三桂自受命镇守云贵，就有一个长远打算：他要世世代代以云贵为家，把这一广大的肥土沃野作为他及其子孙的世守藩地。他一心要仿效明朝的黔国公沐氏，做清朝的“黔国公”，与清朝相始终。

云贵原为明朝黔国公沐氏世守的故地。早在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沐氏始祖沐英即受命镇守云南。沐英，定远（安徽宁远）人，十余岁时，被太祖朱元璋收养，一度改姓朱。长大后，随军出征，屡立功勋，深得太祖信任。洪武十年，封西平侯。洪武十四年（1381年），南征云南时，他已是一员重要的战将，智勇双全，从元朝手中夺取了云南。战争结束后，太祖就把他留镇云南。元朝余部和仍受元朝影响的少数民族不时策动反抗活动，都被沐英逐一平定。沐英威镇四方，云贵局势日愈稳定。太祖非常满意。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冬，沐英入朝南京，太祖赐宴奉天殿，赏赐大量黄金、白银等贵重物品。临别时，太祖用手抚了抚沐英的肩背，亲切地说：“使我高枕无南顾之忧的，就是你沐英啊！”表示了对沐英的完全信赖和期待。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沐英病故，追封黔宁王。自沐英死后，其子沐春袭爵，沐春死，无子，其弟沐晟袭爵，始封黔国公。从沐晟后，明朝的历代皇帝都准许他们的子孙继续世袭黔国公爵位，镇守云南。【《明史·沐英传》，卷126，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版。】云贵真正成了沐氏子孙世袭的领地。自朱元璋开始，重建同姓诸侯王，沐氏虽生前都不得封王，但其地位同朱氏诸王无别，而且世袭不变，这在明朝可算是一个例外。因为作为异姓的沐氏，享国最久，竟与朱氏诸王一样，跟明朝相终始。从朱元璋在世时的第一代沐英，到崇祯、南明永历两朝的沐天波，已历十二代。前文已交代，沐天波随永历避难于缅甸，又遇害于缅甸。永历被俘，南明亡国，沐氏爵位与世袭也随之而烟消云散。【《小腆纪传·沐天波传》，卷20，214页。】

明朝允许沐氏世守云贵，那么，清朝是否也允许吴氏世守云贵呢？这的确是个谜。朝廷在任命三桂镇守云南时，洪承畴就曾援引明朝沐氏世袭云贵例，建议命三桂世守云贵。这很符合三桂的愿望，因为给他这一块土地，已满足了他的利益要求，也符合清朝入关时许诺的裂土封赏的条件，他对此感到满意。他期待他的平西王爵可以世代传下去，让吴氏子子孙孙永享富贵。这是三桂镇守云贵的基本想法。因此，他开始苦心经营，积敛财富，广殖田产，大建宫室，他的亲属部将也都营建家室，以为永久之计。这时，还看不出三桂有阴怀异志的迹象。康熙曾说“三桂蓄异志久”【《清史稿·吴三桂传》，卷474，12843页。】；一些史书也说他“不轨之志，固不待知者而后知也”【《四王合传·吴三桂传》】。这都是在吴三桂叛清事后对前因的一个推测，而清朝要撤藩，便不能不找个借口。现今某些论著也都这样认定，是不符合事实的。

三桂的愿望如此，然而，他对朝廷有朝一日改变政策不无担心。在洪承畴离云南时，三桂曾密求固守之法，已透露了他的心事。三桂并非是一介武夫，他对历史颇为熟悉，像“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一类的惨剧，他应该有所记忆。历代许多王朝，往往在取得了全国的统治权后，大肆屠戮功臣宿将。这就如打猎一样，鸟打尽了，再好的弓箭也没用了；抓到了兔子，猎狗就成了多余，不如与兔子一起杀掉吃肉。三桂一想到这一幕幕惨剧，不能不心有余悸。因此，他“怀‘藏弓烹狗’的虑深”【《庭闻录》，卷4，11页。】，极力保住兵权，掌握军队，以图自固，才不致被任意宰割。

三桂对朝廷的疑虑不是杞人忧天。从表面看，清在入关前，就实行“满汉一体”的政策，对满汉文臣武将一视同仁。其实不尽然。凡属征伐，满族贵族掌兵权，政府六部首脑，皆以满官为头。处于一般地位的汉官，朝廷还可放心，但身处显位又掌握军队的汉将就不同了。朝廷对他们是放心不下的。既要用他们，还给予必要的监视和控制，体现了朝廷对汉官汉将政策的两重性。采取留子（或亲属）于京师的办法，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控制。汉官中权重位宠的，莫过于三桂及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等人。当他们长驱南下后，三桂把长子吴应熊、尚可喜把三子尚之隆、耿继茂（其父耿仲明已去世）先后把二子昭忠、三子聚忠送京师，入侍世祖。康熙七年六月，尚可喜又主动把长子尚之信送来“入侍”圣祖，受到皇上的嘉许。【《清圣祖实录》，卷26，14页。】朝廷明里给这些入侍的子弟以优厚的地位，都招为额驸，极示笼络之意；实则暗里将他们当作人质。三桂等人的儿子掌握在朝廷手中，不敢心存叛逆之念，只能小心谨慎地尽忠于大清王朝。

朝廷与三桂等人各怀心事，是不言自明的。既然他们的儿子留在京师，他们正好利用这个条件，时刻探听朝廷的动向。三桂有此考虑，特把他的一个亲属胡心水安排在应熊身边，嘱咐他说：“吾子年少，不懂事，烦你代为照料一切事。”胡心水心领神会，悉心掌管应熊额驸府中日常庶务。他“挥金如土，上下左右无不相得”。凡有关吴三桂的事，都靠买通的朝臣替他说话。【《平吴录》，3页。】他专刺探“密事”，及时向三桂报告；【《庭闻录》，卷6，5页。】应熊也留心朝廷举动，“多聚奸人，散金钱，交通四方”，凡大小事，他都“飞骑报闻”。【《庭闻录》，卷4，13页；《清史稿·王熙传》，卷250，9694页。】三桂虽身在数千里之外，朝中一举一动，无不了如指掌。朝廷与三桂的相互疑心，彼此心照不宣。

当然，朝廷尽量做得不让他们觉察出朝廷的疑心。可是，随着大规模战事的结束，大局稳定，朝廷便发现手握重兵的这几个异姓王对它是个潜在的危险。这种担心与日俱增。朝廷的疑虑，很快就被朝中个别大臣一语道破。早在顺治十八年，四川川北道杨素蕴最先发难，首次揭发三桂擅自用权，随便选任云南官吏，“有碍国体”，第一次给朝廷敲了警钟。继杨素蕴之后，康熙七年，又有甘肃庆阳府知府傅弘烈参劾三桂，直言三桂“必有异志，宜早为防备”。在逆迹未显，缺乏足够的证据的情况下，朝廷是不敢轻易触动三桂的，只能制裁傅弘烈。经部议，认定他“越职言事，劾奏亲王”，犯有诬告罪，将他逮捕，判处斩刑。康熙九年，圣祖予以减刑，发充广西梧州军中效力。【《清史稿·傅弘烈传》，卷252，9727页。参见《平吴录》，4页。】接着，中城御史李棠，也因参劾三桂受到革职的处分。【《平吴录》，4页。】

虽说朝廷处分了参劾三桂的官员，但从皇帝到朝中大臣们不会无动于衷。历代凡武将权重，威望超过了皇帝，制造叛乱夺权的事件，已不是个别事例，而眼前面对这几个强大的异姓藩王，不可能熟视无睹，只是时机未到。再说南疆还不安定，朝廷还非常需要利用他们的力量来巩固它在这一广大地区的统治。所以，杨素蕴等人受到严厉处分，不是说得不对，而是发之太早，惊动三桂等人，会把事情弄糟的。显然，朝廷处分杨素蕴等人，是在安抚三桂。同时，却不动声色地采取实际步骤，逐步削弱三桂的势力。执掌朝中大权的鳌拜开始调散三桂党羽，先后把云南、贵州总督赵廷臣调任浙江总督【《清圣祖实录》，卷4，15页。】、调张勇为宁夏提督【《清圣祖实录》，卷23，29页。】、王辅臣为固原提督、马宁为山东提督、李本琛为贵州提督、吴得功为湖广提督、严自明为广东提督、刘进忠为潮州总兵、王进功为福建提督。这些人原都是三桂的心腹将领，朝廷把他们逐一地调离云南。三桂曾精心建置“忠勇营”、“义勇营”，安插自己的亲信。康熙四年五月，朝廷重新调整两营将官的任命，改换驻地：命云南广罗总兵官赵良栋为贵州比喇总兵官、云南“忠勇”右营总兵官刘之复为贵州大方总兵官、云南“忠勇”前营总兵官李如碧为贵州水西总兵官、云南“义勇”中营总兵官王会为广罗总兵官、“忠勇”后营总兵官塔新策为贵州定广总兵官、贵州思南总兵官王平为安笼总兵官。【《清圣祖实录》，卷15，15~16页。】康熙五年九月，改乌撒土府为威宁府；六年二月，将塔新策调任为威宁总兵官。【《清圣祖实录》，卷21，10页。】康熙八年三月，又把贵州平远（比喇）总兵官赵良栋远调山西大同任总兵官。【《清圣祖实录》，卷28，12~13页。】

朝廷把三桂的两营部分将官调离云南，以便分散三桂的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