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建水州于明时设临元参将一员，其“日用等物”，都派到少数民族的百姓承担。计岁派村寨年例银才九十二两，及子花、核桃、木耳等，每年变时价银二百三十四两四钱一分，又摊派马料八十石一斗，高粱二石。这都不是国家正式征收的税额，“实系私派横征”。三桂对此清查，结果还是编入正式税额。【以上见《八旗通志·石琳传》，卷196，4590~4593页。】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据朝廷官员的调查，三桂在云南“播虐万状，民不胜苦，废田园转沟壑者，已过半矣”【以上见《八旗通志·蔡毓荣传》，卷197，4608页。】。此系平叛后所查，难免有夸大成分，大体上反映了部分的实际情况。

至于三桂对其藩庄服役的“藩役”之民剥削也是不轻的。凡种庄田的，便属官家佃户。各庄额截征米，“原系折色银两”。三桂则改成“每银六钱，征米一石，勒令运解，民不堪命”【以上见《八旗通志·蔡毓荣传》，卷197，4612页。】。一言而蔽之，云南全省的汉族与少数民族都成了三桂及其将吏的奴役对象。他们除了缴纳国家税额，还承担各项私派。特别是三桂不但没取消明时的私派横征，还把它变成了国家的正式税额。一个穷困又屡遭战乱的地区是很难承受这一沉重负担的。广大农民所遭受的困苦也是不难想见的，甚至连云南少数民族各酋长也时时遭到三桂的勒索。这些酋长多有财富，三桂于每年都勒令各酋长献金银，名曰“助饷”。在这些地区，金银不按重量计算，而以当地用的“皮盔”为计量器。“土酋”的财富就是用这一皮盔逐一计算，被逼交藩府，“苦不堪命”！【《庭闻录》，“杂录备遗”卷6，8页。】

云南虽偏远，“地产五金”，为生财的又一大来源。自元明以来，开采不断，已形成金、银、铜、铁、铅等采矿中心，各有矿厂。老矿厂有蒙自、楚雄、南安、新平的银锅等厂，易门的三家老铜厂，定远的苴铁厂。新开的矿厂更多。在呈贡的黄土坡、昆阳（普宁）的母子营、罗次（今富民西北）的花箐、寻甸（今仍名）的迤曲里、建水（今仍名）的鲁苴冲、老鹤塘、石屏（今仍名）的飞角甸、路南（彝族自治县）的泰来、广通（楚雄东北）的火把箐、定远（牟定）的大福山、和曲（今地不详）的白露、顺宁（凤庆）的老阴沟，皆为铜厂；

易门（今仍名）的新、旧县、马龙的江南口、寻甸的白土坡、石屏的龙明里、路南的小水井、陆凉（陆良）的三山、大姚（今仍名）的小东界、武定（今仍名）的只苴、马鹿塘、蒙化（巍彝族自治县）的西窑，皆有铁厂；

罗平（今仍名）的愧泽河、建水的清水沟、姚安的三尖山，皆有铅厂；寻甸的歪冲，建水的黄毛岭、判山；广通（楚雄东北）的广运，南安的弋孟、石羊；赵州（下关市附近）的观音山、云南（祥云）的梁王山、鹤庆的玉丝、顺宁的遮赖，皆有银厂；

鹤庆的南北衙、金沙江等处，则有金银厂。【以上见《八旗通志·蔡毓荣传》，卷197，4611页。】

五金之厂遍布省内各地。这些厂，有的已封闭多年，多数为三桂治云南时所开采，有的开采不久便废弃。三桂垄断这些矿厂的开采，利润源源进入他的府库。一种办法是，向金银铜铅等厂征收高额税，部分矿厂则直接由藩府经营，获利更多。再有一法是，用铜铅铸钱，如在蒙自设炉，制成金属钱币，专发售给交趾（越南），换取银两。蒙自以南二百里，即交江的蛮耗，特设一关口，至水路二百里，有一坝，在此设市卖钱。交趾人愿得此钱，买卖十分兴隆。三桂通过这种违禁的交易，从中获利。【《八旗通志·蔡毓荣传》，卷197，4610页。】

除了开矿取利，还有盐井税收，也被藩府所垄断。云南有黑白两种盐井，明朝年间征收黑井盐税为26

600余两，白井盐税为10500余两，再有一种是琅井盐税为2400余两。至明末时，税额远远高出旧时数倍。如，黑井盐税征96

000两，每斤盐征税一分六厘；白井盐税28560两，每斤盐征银八厘；琅井税9600两，每斤征税六厘。三桂即以此数为准征收。当时，浙江的盐税，一等盐一斤才征不足二厘，下等的不及厘许。邻省四川盐税，每斤才征六毫八丝。同为盐税，相差竟是如此悬殊！因此，云南百姓买不起盐，“甘心食淡”，而少数民族“经时不知盐味”。从事煎盐的户费时、工本费用高，又加以重税，盐卖不出去，困苦异常，藩府却坐收利润！【《八旗通志·石琳传》，卷196，4590页。】

放高利贷，是三桂谋取资财的一个重要手段。他把钱贷给商人，称为“藩本”，从中取高额利息，不断增厚“藩本”，使军需得到了保证。在这方面，现存的数量很少的档案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在一份《关于江苏省严追未究各处隐匿吴逆本银残黄册》档案中【《明清史料》丁编，第10本，994~998页。】，记录了薛肇元、王言、王玫、王济民、王洪、朱廷聘、朱献、陆程宾、老养志、老养祯、朱志行等“案犯”，直接或间接地从平西王府贷“本银”，经商开典当等行业。经江西按察司会同各厅、县等衙门多次会审，查明王言“原领吴逆（三桂）本银十万两”。王言，辽东人，原任山西岢岚道，“久经革职”。很可能他借助与三桂同乡的关系，从三桂处领来巨额银两，从事商业活动。王玫之父王济民也“领吴逆本银十万两”；老养志、老养祯兄弟俩，于康熙五年“曾领吴逆本银四万两”，“开典贸易”。

他们当中，借领三桂银钱最多的是薛肇元。从审问的记录来看，这是一个贸易集团。薛肇元，山西人，一向与王言、王如丝父子，王济民、王玫父子“先后各领借叛逆吴三桂本银，行盐贸易”。从“本银账目”所记，薛肇元向三桂借领“本银”23万两。但查明后，他“原接领吴逆本银28万两”。又据揭发，他“接管逆本”，一收“盐本银245000余两”，再收程弘道“典本利债等项”银50900余两，又以“吓诈”的手段，从老养志处取得“逆本银”1万两、朱志行“逆本银4500两”，一共“入囊银311000余两”。最后核实，去掉劫取他人银两，他实领本银28万两。先是，朱之秀为原领，朱氏去世，交给了程弘道，程氏又去世，才将此本银交给了薛肇元。显见他们是一伙的，而他是盐业的老板。薛对此供认不讳。仅从此数额，可以看出，薛肇元经营盐业的规模是很可观的。

上述档案，只反映了三桂在江苏一省的放贷，因此不难想见，他在别省肯定也是放了贷的。他放给薛肇元的贷银共达50多万两，由此可以推算，他在全国各地放贷，其总数又不知有多少万银两！他取高额利息（当时惯例，放债每100两只发40两，剩60两为利息，才3个月，即应还100两），其“藩本”的数额就更惊人了。

三桂的部属也大量从事放高利贷的活动。他的部将提督王进功贷给南京的洪宜山与余希圣本银7000两，开“宜圣典铺”；三桂手下一个姓王的下员到苏州买缎匹，从康熙五年到九年，同从事“机织缎”业的朱应申“交易过银”25000两，也被当作“逆本”而予清查。【《明清史料》丁编第10本，996~997页。】三桂同他的部属的放高利贷活动遍及各处，依此非法活动，大发横财！

从事贸易活动，是三桂的又一项重要财源。还在顺治十八年三月，恰巧有西藏达赖喇嘛与蒙古干都台吉派遣使者前来云南，一则祝贺平定云南；一则要求在北胜州（地在云南北部与西藏接界之处）互市茶、马。这给三桂带来了希望，但事关重大，他不敢做主，就向朝廷报告。部议：认为在北胜州互市没有先例。但考虑到云南新近平定，形势已发生变化，应否开市，请三桂酌议，提出办法。三桂立即上奏章，也说马市原在陕西、西宁，从无在北胜州开市之例。接着，他又说，北胜州位于云南北部边缘，外接西藏，再外就是蒙古，所产马匹与西宁边外相等，早已明划疆界，彼此不来往，所设防边的兵士，多是步兵，不用马匹，所以未开过互市贸易，朝廷文件未曾记载过开市的事。现在，皇上威望宣扬内外，“统驭万邦”，蒙古、西藏皆为臣仆。干都台吉和达赖喇嘛受皇上推诚之恩，特以互市恳请，这是远方人归化的表现，应给予嘉许。这和以前是不能比的。况且云南需马，每年都由兵部发单，派人远赴甘肃、西宁购买。云南与陕西相距数千里，必经累月跋涉之劳，饷料之费，殊非易事。假如云南近边无马，远购于陕西，亦是不得已。如今，西藏愿意通市贸易，要问臣（三桂自称）的意见，应允许开市为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