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入关前后，为何不吝封异姓异族为王？这里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形势的要求。这要追溯到皇太极时期，是他开其端，首先破例，一次就封了孔、耿、尚三个异姓的汉人为王。皇太极与其父努尔哈赤不同之处，他的目标不只是在关外东北地区立国，而是要进居关内，同明朝争天下。为实现这个目标，他打破民族的狭隘观念，大量起用汉官汉将，不惜封王封爵，借以笼络和招徕大批汉官汉将，有利于瓦解明朝而壮大清朝的自身力量。对他们中功高、有较特殊贡献的，非以仿古制封王而不足奖赏。孔、耿、尚归清（后金），既不是兵败被俘而降，也不是被清（后金）兵围困而乞降，更不是孑然一身前来投靠的亡命者。他们都是先叛明并同它进行了规模不等的战斗，然后携带万余名将吏兵丁、家口和大批军资，主动投向清朝（后金）的。
这一点，皇太极看得很清楚。例如，在尚可喜率众航海来归时，他对满汉蒙古贝勒诸大臣说：“广鹿岛副将（尚可喜），招抚长山、石城二岛，携民来归，非以我国衣食有余而来也，承天眷佑，彼自求附。”他认为后金兵“不费一弓，不折一矢，而王（尚可喜）率甲众卷，倾心归命，首建大勋，为国家肃清海岛，此识时之俊杰，宜有以优礼之”王先谦：【《华东录》天聪九，3~4页。】。他在敕书中高度赞扬尚可喜“全携兵民，尽载盔甲器械，乘危涉险，航海来归，伟绩丰功，超群出类，诚可嘉尚”【《清太宗实录》，卷8，16~17页；参见《尚氏宗谱》，“先王实迹”。】。他对先尚可喜归诚的孔有德，耿仲明给予了几乎相同的赞扬。
至世祖继位时，又有吴三桂投诚。他有雄兵猛将三万余人，接引清兵入关，联合击败李自成精锐，为清兵入主中原举行了一次悲壮的奠基礼！三桂为清朝建此大功，更非孔、耿、尚三人所能比拟。故“平西王册”文内载其“洞识天时”，于摄政王多尔衮率军西征之际，“遣官归命军前”，“开关迎入”，与清军“破贼兵数十万，底定中原，大功茂著，宜膺延世之赏，永坚带砺之盟”。其后，又以平定云贵、擒获永历的特大功劳，晋封亲王，地位又远远高出耿、尚（孔有德已死）之上。有功给赏，功高重赏，是清建国以来笼络汉官汉将的一贯政策。事实证明，这一政策鼓励了他们矢志为清朝效力。这就是说，当初封异姓汉人为王，实是当时实行的一项特殊政策，也是清朝的政治需要而必须采取的特殊做法。
但是，“三王”所领之地，不是封地。圣祖在给吴三桂晋封亲王的册印中说得很清楚：“朕登大宝，特仿古制，视诸臣功德差等，授以册印，俾荣及前人，福流后嗣。”【《明清史料》丁编第8本，701页。】这段话概括地表达了自皇太极以来，封王与历代的那种分封有着根本的不同。清朝的做法，仅在封王的名称上“特仿古制”，而在实质内容上却有别于历代的分封制。周代以后的分封诸王，多各有自己的领地，在这块领地上享有全权，实则是国中之国。清代所谓封王，是爵位之名，地位崇高，待遇优厚，不具有封藩的意义。即使皇室中封王的，也不给封地，都住京师，不具有政治权利，只有他们出任朝廷某种职务时，才握有该职务所规定的一种权力。
当初皇太极所封孔、耿、尚三王分驻辽阳与海州（今辽宁海城），此为驻防地，并不是封地。顺治时，仍然沿袭这一体制，并无根本性的变化。当时，正处于千军万马纵横奔驰的征战状态，一无藩地，二无特殊权力的规定，不过待遇比关外更优厚些。当战事稍缓，大规模战争逐渐结束时，便把他们陆续调到关外各自的家乡驻防。尚可喜于顺治二年自江西班师，“还镇海州”【《贰臣传·尚可喜传》】，孔有德与耿仲明“还镇辽阳”【《贰臣传·耿仲明传》】。与此同时，吴三桂在追击李自成致其死后，也班师回京，“出镇锦州，所部屯宁（远）、锦（州）、中右、中后、中前、前屯”等清军入关后不设防的已弃城镇。【《清史稿·吴三桂传》，卷474，12837页。】
然而，形势的发展，再次把他们推上历史的舞台。在李自成牺牲后，其主力也被消灭，而余部仍活跃在西南地区，与张献忠部联合起来进攻清军；亡明的部分将领也在南方各地集合散兵溃卒，不时地攻城夺地，先后出现了弘光、隆武、永历等南明政权，构成了一股强大的抗清武装力量。这些武装抗击活动相当顽强，清军反复征剿，还是此伏彼起，闹得“疆圉弗宁”。清朝统治集团已经意识到，在完全陌生、政情与民情及气候条件复杂的南方，单靠满洲或蒙古八旗兵无法取胜。因此，世祖与多尔衮只得再次起用诸异姓王的部队，来对付难以力敌的农民军余部和南明的残余势力。顺治三年，回到关外才一年多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奉命南征。同年，三桂奉命西征，“移镇汉中”。从此，他们一去不复返，为清朝守御鞭长莫及的南疆。这一切，从根本上说，完全是出于统一全国、巩固清政权的长远需要。
上述情况表明，清朝给予他们的只是驻防地，而不是封藩的领地。这就是，赐爵号而不“赐土”。
既然王爵不具有政治的与行政的权力，朝廷便临时授予他们某种特殊的权力。这样，王爵加上授予的特权，才使他们名高权重，得以发挥政治指导作用，换言之，可直接参加或干预国家的政治生活。世祖在世时，命三桂留镇云南，授予的权力包括：兵权，军队出征的指挥权；财权、钱粮、兵饷的支配权；民政权，民事庶务、地方兴除的管理权；人事权，当地官员考核、甄别荐举、弹劾、罢斥的任免权及赏罚权等等，地方一切事务，均授予裁决权，连本省的督抚大员也置于他的监督之下。朝廷在授予异姓王对当地的一切权力时，还特别规定：中央“内外各衙门不得掣肘”。三桂只对皇帝负责，“遵奉”皇帝的旨意行事。中央各有关部门对三桂所作所为只能是履行必要的手续，而不能干涉，更不许随便阻止。圣祖即位之初，又把贵州全盘交给了三桂，规定了享有同云南一样的权利。对尚可喜、耿继茂二王也作了同三桂相似的规定。恰恰是这些特权规定，使三王具有封藩、裂土分封的意义。
无论是世祖、圣祖，在授予上述特权时，都强调此系临时办法。主要考虑到云贵、两广、福建新近开辟，情况复杂，局势还不够稳定，不得已而行此暂时办法，希图借助他们的威望和兵力来尽快恢复和确保正常的社会秩序。实际上，“三王”的统治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军事管制。
朝廷却不曾料到，它给予的这些特权竟被三桂等“三王”所利用，为他们保持和发展个人的势力创造了条件。
三桂充分地利用了朝廷所给予的权力，极力扩充和发展自己的势力。他留镇云南伊始，就从军队入手，部署自己的力量。
吴三桂刚留镇云南不久，首先提出请设“云南援剿四镇”，在军事组织上安设重要将领为一个方面的统帅。顺治十七年十月，他的请求被批准，以朝廷的名义正式下达了任命。【《清世祖实录》，卷141，11页。】“援剿四镇”及其将帅是：
云南援剿前镇总兵官，以四川右路总兵官、右都督马宁充任；
云南援剿左镇总兵官，以四川左路总兵官、署都督佥事沈应时充任；
云南援剿右镇总兵官，以湖广益阳总兵官、署都督同知王辅臣充任；
云南援剿后镇总兵官、以都督同知杨武充任。
四镇并不驻扎在昆明，而是分驻云南四个重要地区：左镇驻武定府（武定）、右镇驻曲靖府（曲靖）、前镇驻楚雄府（楚雄）、后镇驻洱海卫，即云南县（祥云）。各镇的军事建制，在总兵官之下，设中、左、右游击3员、守备3员、千总6员、把总12员，计有骑兵600名、步兵1500名、守兵900名，此即为一镇之兵，共3000名，四镇为12000名。【《云南通志》，卷13，“兵防”。】这四镇，颇类后世的四大军区，其总兵为该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均隶属三桂。至叛清时，这四镇兵是他的主力部队之一。
由于云南刚刚平定，极需要加强军事防守，这符合清朝的根本利益，故三桂一请设四镇即准。同一天，世祖又批准了一批武职人员充任云南各地区的军事长官。他们是：
原任经略洪承畴右标提督总兵官、左都督张勇，为镇守云南临安（建水）、元江（今仍名）、广西州（沪西）等处总兵官；
原任湖广左路总兵官、右都督张国柱，为镇守云南永昌（保山）、顺宁（凤庆）等处总兵官；
原任湖广中路总兵官、署都督佥事阎镇，为镇守云南大理、鹤庆（今仍名）、丽江（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永北（永胜）等处总兵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