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自顺治元年十月下旬出征，到下令班师之日即二年六月，已达八个月。以八个月的时间，剿除李自成农民军二十余万，并导致李自成之死。他奉献给清朝的功绩是非常之大的。而且他们行军路途最长；也最艰苦，除了前段延缓进军速度，其后可谓进展神速，不容农民军喘息和休整，直至把他们彻底打垮而后快！消息传到北京，举朝兴高采烈。多尔衮在给阿济格、吴三桂及众将的贺信中，给予高度赞扬，其中说：“念王及行间将士驱驰跋涉，悬崖峻岭，深江大河，万有余里，可谓劳苦而功高矣！”这大概不是客套话，倒是反映了此次出征的实况。鉴于李自成主力被打垮，多尔衮准许阿济格、吴三桂率部从九江班师，得胜还朝。【《清世祖实录》，卷18，8~9页。】

八月四日，吴三桂自战场返回北京。照理阿济格获此大胜，需举行隆重仪式迎接。但他屡次违犯军令，多尔衮取消一切仪式，派人通知他们，“至午门会集，俱各归家”【《清世祖实录》，卷20，3~4页。】。真是冷冷清清，无一点欢迎的气氛。这与此后不久多铎班师回京，顺治亲出迎南苑、设旗奏乐、隆重欢迎成了鲜明的对比。【《清世祖实录》，卷21，5页。】十日这天，吴三桂同阿济格及其他出征将领进宫朝见顺治皇帝，特于午门内赐宴。然后，赏给吴三桂、尚可喜绣朝衣各一袭，马各两匹，以下将领包括蒙古各部随征的将领，都赏赐了数量不等的金银衣物。【《清世祖实录》，卷20，4~5页。】

特别是对吴三桂，更是另眼看待，进封为亲王！这是吴三桂所想不到的。与吴三桂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作为这路军的主帅阿济格，不但没有受到赏赐，反而受到申斥，被议罪，削去王爵，降为郡王，剥夺王爵所属仆众，“量给人役”，还罚银五千两。【《清世祖实录》，卷20，11~12页。】因为他擅自出边，夺取驼马，误了行军时间。还有个别生活小事，也被揭出，都作为他的错误而加重了处罚。多尔衮处罚了阿济格，却对吴三桂、尚可喜不予追究，仍给予赏赐，跟随多铎出征江南的孔有德、耿仲明与之相比，却又少得多。【《清世祖实录》，卷21，9页载：孔、耿各得金一百两，银各一万两，马各两匹，还有貂裘、蟒缎、朝衣各一袭。】没处罚他们，多少还赏赐一点，这已经很宽大，甚至很优厚了。从这件事，可看出多尔衮等对汉官的尊重，对他们实行了一种特殊的政策。

阿济格出征万里，所至克捷，主要是靠了吴三桂、尚可喜的汉军的力量。官方虽没有披露这方面的材料，可以想像到，吴三桂及其部队实力相当雄厚，很有战斗力。而他跟李自成有杀父之仇，更促使他以加倍的力量来打击农民军。

征剿山陕，穷追农民军，置李自成、刘宗敏于死地，是继山海关大战之后，吴三桂为清朝建树的又一功勋。

十七、还镇锦州

当吴三桂于顺治二年八月初还朝时，多铎却早在两个多月前，从江南传来捷报；南明弘光政权已被消灭，福王朱由崧被俘，各级将官200余员、马步兵238300人归降。【《清世祖实录》，卷16，19~22页；卷17，6页。】在短短的7个多月的时间，清军南北出击，以破竹之势，基本上消灭了农民军。灭亡南明政权，李自成被戮，福王朱由崧束手就擒。其他战线，进展无不神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交战，只是扫荡其残余势力。以多尔衮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为此感到欢欣鼓舞。天下形势，已成一统之局，战事随之减少，无须动员更多的军队投入战场。再说出征的大军已很疲劳，很需要修整。在这种情况下，把吴三桂等异姓王和他们的大批部众留在北京城内，已有诸多不便。于是，计虑周全的多尔衮决定把他们都打发回关外，各到原先驻防处屯戍。八月，命三桂还镇锦州。至十月，又命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两人带部众回盛京（沈阳）；尚可喜回故乡海州（辽宁海城市），指示他们“各厉兵秣马，以俟调遣”【《清世祖实录》，卷21，9页。】。

事先，多尔衮对他们的驻防和生活都做了安排。吴三桂所部人员较多，特拨出锦州、义州（辽宁义县）、宁远（辽宁兴城）、中后所（辽宁绥中）四城“安插’。但朝廷又作了小的更动：拟以义州土地作为牧马场所，而锦州、宁远、中后三处照拨外，又增拨中右所、前屯卫、中前所（均在辽宁绥中县境）三处。这就是说，除了北部的义州，自锦州以西，直至山海关前，辽西走廊四百里的大片土地，连同城镇在内，都拨给了吴三桂，作为他安排部众之地。又规定，按丁给地，每丁可得地五垧，【《清世祖实录》，卷20，9页。】以维持生活。

吴三桂部属有多少？他这次出征回来，曾向朝廷报告了他的“子弟”兵所属“旗下随征外出披甲兵丁并束喇”共1461名，其中死于战场8名，行军途中因病而死的125名，剩下实有兵丁为1328名。【《明清史料》甲编第2本，136页。】他这次西征回京后，就上奏皇帝，为他的部将请功，其中提到他所属的“额设大小将目及地方文武官生原不下千有余人”【《明清史料》甲编第2本，130页。】，仅是各级将吏有如此之多，可以想见他的部众会远远超出千人之数。吴三桂部属中还有大批蒙古人，又据他自报：所属蒙古壮丁男妇共2508名【《清世祖实录》，卷21，23页。】，加上前叙汉人壮丁1300余人，可达4

000人左右，而实际人远远超出这个数字。

在吴三桂出征返京前，即二月间，朝廷已作出三桂部众“仍归故土”的决定，特发给米粮一万石，作为搬迁的生活之需。未参加出征的，三桂标下副总兵官张国忠、佟师圣、李应科，参将朱采、孙文焕等向朝廷提出报告，恳请再多发放粮米，以度艰难。他们在报告中写道：辽东“军民屡经搬移，蓄积賷裹罄竭无遗，人皆鹑衣鹄面，地当初复，房屋又属灰烬，且粮米有限，人民众多，啼饥号寒，不忍闻见”。据他们说，这次搬迁回故土的辽东军民共十万之多。【《明清史料》丙编第3册，263页。】

这些辽民主要是随吴三桂撤出宁远时入关的百姓，也包括兵士在内。他们基本上也都是三桂将吏士兵的家属。现在，十万之众返回故乡，也不是一件易事。首先安置住所，在他们从事耕种前，还需国家供应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朝廷拨给一万石，“计口授食”，十万人均分，每人才得一斗，不过“苟延岁月”。眼下正值春播季节，没有种粮，“无力耕播”，如不另发给牛具、籽种，及时播种，后果不堪设想。【《明清史料》丙编第3册，263页。】

从副总兵官张国忠等人的奏报，知道还有一批将官没有随三桂出征陕西，而已出征和未出征的将士家属都留在进关后安置的地方。朝廷要他们都返回关外，三桂感到地土不足，就向朝廷提交一份奏疏，写道：“查各所房屋灰烬，地土脊洼”，要求再增加土地，有的还须调换【《清世祖实录》，卷20，9页。】。

吴三桂的话，反映了辽民搬迁所面临的实际困难。清入关前，从今辽宁北镇、义县，经锦州、兴城至山海关，称为辽西地区，是明清反复争夺的战场，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许多房屋废弃、毁坏。个别城镇如中后所、前屯卫，从被清攻击至陷落的过程中，毁坏的程度更为严重。但一些城市并没有受到多大损伤。如，锦州、宁远等，几乎完整无损。留于沈阳当人质的朝鲜国王世子李随同清军入关，途经锦州，进城休息，看到“城内闾阎栉比”，依然如故，只是经兵燹之后，“居民鲜少”。他特别提到已降清的原明辽东总兵官祖大寿与祖大乐兄弟的旧居，“其结构宏杰，甲于城中。重门复室，金壁炫耀，甃砖石砌，雕刻奇形，文垣粉墙，穷极华丽，而大寿之家则尤为侈奢”【《沈馆录》，卷7，1页。】。祖大寿率锦州兵民投降时，城内并没有被损坏。

至于宁远，明兵长期坚守，直至吴三桂应诏勤王时才搬出，烧了积储，其他均完好。清兵占了空城，关外已无明一兵一卒，没有必要进行毁坏。所以，吴三桂说各城都成“灰烬”，确有不实之处。他说，拨给他和所属部众的土地，不是贫瘠，就是低洼地，这也不全对。辽西走廊，北侧为山岭、丘陵，地稍瘠，南面沿海一侧，地势平坦，适于农耕。在未被清占领前，这一狭长地带居住兵民不下数十万，当地农民和戍城士兵都要种田，尚可维持生计。而经战后，清兵进关，这里人口急剧减少，凡属城镇几乎都空空荡荡，一个城也见不到几个人！因而留下大量无主荒田。即使按每人五垧地分配，三桂所属的将官与士兵分散各城，土地是够分的。三桂说给他的地都是“瘠洼”，也不尽合实际情况。经兵部会同有关部门进行调整，多尔衮批准：山海关外土地，以一半给予吴三桂，一半仍留当地百姓为业。其中原驻此地官兵家口仍留居本地，以便耕种。【《清世祖实录》，卷2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