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程首议，乘明朝刚被推翻，局势混乱之机，挥师进关夺权，建立全国统治。他提出的这一战略目标，无疑大大鼓舞了以多尔衮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的勃勃雄心。而他阐述农民军“三败”的论点，又从思想认识上加强了他们夺权的信心。会后，文程言犹未尽，于四月四日【《清世祖实录》，卷4载范文程的奏疏为四月四日，可知此次重要会议必在四月一至三日举行。】书千百言，再次阐明他的基本战略思想：

乃者有明，流氛踞于西土，水路诸寇环于南服，兵民煽乱于北陲，我师燮伐东鄙，四面受敌，其君若臣安能相保？……此欲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窃惟承丕业以垂休万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蹇离丧乱荼毒已极，黔首先依，思泽念主，以图乐业，虽间有一、二婴城负固者，不过自为身家计，非为君效死也。今明朝受病已深，不可复治，河北数省，必属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其不得，患我既得而不能有。夫明之劲敌，惟我国与流寇耳。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是我非与明朝争，实与流寇争也。战必胜，攻必取，贼不如我；顺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贼。为今之计，必任贤抚民，远过流寇，则近者悦而远者来，即流寇亦入而为臣矣……不然，是我国徒受其劳，而反为流寇驱民也。使举其见在者而驱之，后乃与流寇争，非计之长也。往者弃遵化而屠永平，我兵两次深入而返，彼地官民，必以我无大志，所为者金帛女子耳，纵来归顺，亦不久留，其不服者容或有之。彼时得其城而屠之，理也，其何敢以谏？但有已服者，亦有未服而宜抚者，当严禁军卒，秋毫无犯，又示以昔日得内地而不守之故，及今日进取中原之意，官仍为官，民仍为民，官之贤能者用之，民之失所者养之，是抚其近而远者闻之自服矣。如此，河北数省可传檄而定也……

此行（指即将出征）或直趋燕京，或相机攻取，要当于入边之后，山海、长城以西择一坚城，顿兵而守，以为门户，我师往来，斯为甚信。惟摄政诸王察之。

【范文程奏疏全文详见《清世祖实录》，卷4、《碑传集》、《八旗通志》等书。清官方文献收录其奏疏时，已几经挖改删削，而上述三种所记，亦略有出入。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内阁大库残余档案，内有世祖实录稿本四册，封面题“二次本”，收录范氏此次奏本，虽经改过一次，但比上述三种所记更接近原文。故本书摘引时，亦照“二次本”。此转引自［台湾］庄练水：《吴三桂封王》，1972年版。】

范文程在这份奏疏中，强调此次进兵，与往次进关伐明根本不同，不在得金帛子女，而要的是得“河北数省”（如《清世祖实录》所改：“大河（黄河）以北”），占据中原，有半壁江山，才进而有全国。他疾呼：这次进关，是清朝兴亡的紧要关头，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成大功而建一统江山在此时，失机会而遗恨将来亦此时。他正确地指明，清朝的敌人已不再是明朝，却是更强大的农民军，同它进行角逐而决最后胜负。为保证清朝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他规定了具体的政治政策，并建议在军事上或直趋北京，或在山海关以西选择一座坚城，驻兵固守，作为关内外之间的门户，以保持前方与后方的畅通无阻。

范文程深刻的阐述，从思想上和政治上武装了清朝统治集团，后来的事实证明多尔衮完全采纳了范文程的意见，一切都按他的预见而逐一实现。

在清朝勃兴史上，具有命运攸关的一次进军即将开始。多尔衮果断作出决定，下达紧急动员令，征调兵马迅速集结。四月七日，举行庄严仪式，向太祖、太宗神灵祭告出师；八日，七岁的顺治皇帝驾临笃恭殿，大会诸王诸将，向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颁赐“奉命大将军”敕印，以自己年幼，授权多尔衮“代统大军，往定中原”，战守方略，一切赏罚，“俱便宜从事”。多尔衮受敕印，行三跪九叩头礼。顺治帝又赐给黄伞等御用之物，以重事权。其他随征将领也都按军级赐给衣服、鞍马等物。【《清世祖实录》，卷4，7~9页。参见《沈馆录》，卷7，2838页，载《辽海丛书》第4册。】

九日，多尔衮率多罗豫郡王多铎、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续顺公沈志祥及范文程、洪承畴等一大批满汉蒙古将领，还有留质于沈阳的朝鲜世子李，齐聚堂子，奏乐行礼，再向天行拜。拜礼毕，炮声大作，多尔衮统率“满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汉军与恭顺等三王、续顺公兵”启行。【《清世祖实录》，卷4，9页。】

清军出征兵力实数，官方文献不载。以清入关前总计兵员12万计之，满洲与蒙古八旗兵抽调2/3，应为8万人；汉军八旗全部，加上恭顺等三王、续顺公沈志祥部约4万余人，此次投入的兵力约在10万以上。【《沈馆录》，卷7，2841页。】“孔耿两将四万骑，领率大炮车子大路直行。”此四万骑当包括尚可喜部及续顺公沈志祥部在内。又云：清兵前后“军兵之数十余万云，而蒙古人居多焉”。渡辽河后，又有朝鲜国王奉召派出兵员600人随征。【《沈馆录》，卷7，2839页。】

据李氏朝鲜方面报道：清朝征集“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清朝“前后兴师，未有如今日之大举”【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58，3734页。】。可见清朝在它所统治的范围下达了全面的动员令，出倾国之师，志在必胜。不过，它不会把六七十岁的老人、十几岁的孩童投入前线，而让这批老少辈人代替出征的青壮兵留守后方。可以肯定，留守沈阳及各城镇的兵，除了少量的青壮，多属老弱病。出使朝鲜的清使臣郑命寿对朝鲜使臣不无忧心地说：“成败之判，在此一举。”【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58，3734页。】这番话，反映了多尔衮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孤注一掷、冒险一战的共同心情。为夺取全国政权，不惜倾国出动，把清朝的命运寄托于这次战争。

师出沈阳，每天大约以60里左右的速度行军。此据《沈馆录》之《西行日记》所记每天行程而计。时值仲春，不时刮起大风，广阔的辽河平原一无遮拦，尘土随风而起，加之军兵车马浩浩荡荡，搅得灰尘乱飞，弥漫如雾，连人的眼睛都无法睁开，行军也难以加快。此时，多尔衮对于山海关方面的情况还一无所知，不敢贸然疾进，边行军边探听情况。沿途只见野兔、野鸡到处奔窜，还组织行猎，鸡、兔无一逃脱。【《沈馆录》，“西行日记”，卷7，2839页、2841页。】

四月十三日，大军已渡过辽河，前进至辽河西120里的地方宿营。【《沈馆录》，“西行日记”，卷7，2839页。】多尔衮身任统帅，全军乃至清朝兴亡命运系于一身，他感到一种沉重的压力压在肩上。实在说，他对此次事关重大的进兵似乎还感到没有把握。这也难怪，因为清兵多年来一直同明兵作战，已熟知它的作战特点，但从未与农民军交过锋，能否取胜，他确实有几分担心。他无法入睡，便请来洪承畴，征询他的见解。洪承畴原是明朝蓟辽总督，在松山决战中战败被俘，降了清朝。他出任蓟辽总督前，已任陕甘三边总督，统率明军征剿农民军达十余年，积有丰富的经验，一度把自成军打得溃不成军，逃到商洛山中隐藏。多尔衮正是考虑到洪承畴了解农民军，才召他来谈谈想法。承畴稍事思索，便一口气说了下面的一段话：

我兵之强，天下无敌，将帅同心，步伍整肃，流寇可一战而除，宇内可计日而定矣。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扫除乱逆，期于灭贼，有抗拒者必加以诛戮，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之意。仍布告各府州县，有开门归降者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若抗拒不服者，城下之日，官吏诛，百姓仍予安全；有首倡内应立大功者，则破格封赏，法在必行，此重务也。况流寇初起时，遇弱则战，遇强则遁。今得京城，财足志骄，已无固志，一旦闻我军至，必焚其宫殿府库，遁而西行。贼之骡马不下三十余万，昼夜兼程，可二三百里，及我兵抵京，贼已远去，财物悉空，逆恶不得除，士卒无所获，亦大可惜也。今宜计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兵在前，出其不意，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前。贼走则即行追剿，倘仍坐据京城以拒我，则伐之更易。如此，庶逆贼扑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