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正计无所出时，忽然将三桂的父亲吴襄调京候用。吴襄得旨，于十七年正月初，即携带家眷进京。表面看，是因为“秦寇势迫，调襄入京协守”【钱士馨：《甲申传信录》，卷8，139页。】。实际上还有更深的一层原因。在调吴襄进京之前，他作为“废将”已退休在家，闲居数年，连“俸廪”也给取消了。崇祯十六年十一月，经蓟辽总督王永吉代为请求，崇祯批准“给吴襄俸廪”【《崇祯长编》，卷1，34页。】。这次把吴襄调进京，授予提督御营的要职，显然是重用。崇祯看得明白，吴三桂手握重兵，关外防务全依赖此人，为笼络他，不能不重用其父。三桂的亲属故旧多已降清，也难保三桂不受其诱劝，随时可能被招降。崇祯把其父及家属升调北京供职，实则也有拘为人质之深意，以此来稳住和牵制三桂，绝其降清之念。应该说，崇祯的这一策略，对三桂至少在心理上能产生某种影响。
崇祯调吴襄进京，无补于大局的好转。相反，整个局势继续迅速败坏下去。崇祯和他的大臣们已苦于拿不出一项切实可行的对策，每天君臣问答，章疏不少，议论纷纷，不过是坐而论道，纸上谈兵，各持己见，相互扯皮，敷衍塞责。其中，有个官左中允的李明睿秘密提出：“惟有南迁，可缓目前之急，徐图征剿之功。”都城南迁，事关国家根本，崇祯虽早有此意，又担心遭群臣反对。及至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果持异议，也就不了了之。【《流寇志》，卷9，136页、141页。】这时，崇祯便想到可否调守边将士进关防堵农民起义军。他一想到此事也难，说：“此时兵在关门，大将俱在各边，调遣甚难，奈何？”李明睿表示：“关门兵不可尽撤，各边大将不可轻调。”他建议就近京八府处招募兵员。然而，在“府库殚竭”的情况下，招募又谈何容易！【《流寇志》，卷9，137页。】
招兵困难重重，而现有的明兵在各个战场上几乎都不是农民军的对手，败报不断从前线传来，使崇祯日益陷入绝望之中。他反复思量，谁能担任抵御农民军的重任。于是，他猛然想起了吴三桂，年轻有为，身任边疆要职已多年，积有实战经验，若将此人调来，一定不会辜负他的委任。崇祯的想法，不失为一个补救措施。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十九日，正式提出这个想法，向大臣们征询意见。谁也不否认吴三桂在当时总兵这一层高级将领中享有颇高的声望，人们皆称“三桂敢战”，他所率领的辽兵号为关门“劲旅”。【《绥寇纪略补遗》（上），33页。】
调他进关征剿农民军，应当承认，他是一个合适的人选。此事本来是不会有争议的。但是，与崇祯的愿望相反，围绕调三桂一事，却又引出了一场纷争。崇祯这个人，虚荣心很强，总怕大臣们揭短，特别是出了问题时，他会把责任一股脑儿都推到办事大臣的身上。为了保全个人的尊严，不惜陷人于死。他妄杀兵部尚书陈新甲即是一例。在明兵被农民军打得丢盔卸甲时，他曾打算与清兵议和，以便腾出力量对付农民军。此事只有他与兵部尚书陈新甲知道，崇祯特嘱他秘密进行，惟恐大臣们知道要受到攻击。岂料陈新甲做事疏忽，明跟清议和的事很快张扬出去。大臣们以跟“虏”谈和为耻，群起而攻击陈新甲，纷纷质询是否有此事？如有，就是“陈新甲主和辱国”【［明］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崇祯”，191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崇祯很恼火，严厉指责新甲，而新甲不服，不但不认错，还自以为有功。崇祯怒不可遏，批准把他处死。【《明史·陈新甲传》，卷257，6639页。】可怜的陈新甲竟做了崇祯的替罪羊。这是崇祯十五年的事，人们记忆犹新。
目前，在调三桂进关的问题上，他又耍此手段。他很清楚，把三桂及其精兵调进关，也就等于把宁远放弃给清兵，他怕落个不战而弃祖宗土地的罪名，企图把“弃地”的责任推诿给诸臣共同承担。他委婉地说，此次只调三桂和五千精兵，关外“余兵尚多”，尚可维持局面，但又说：“此等重大军机应行与否，原应先生每（们）主持担任，未可推诿，延缓误事。”【蒋德璟：《悫书》，卷11。转引自顾城《明末农民战争史》。下同。】崇祯一席话，就把这样的大事轻轻推给了诸臣，让他们承担“弃地”的后果责任。
调三桂所部，关系宁远是否放弃，直接涉及国家安危。崇祯当断不断，却有意推卸责任。诸臣多久历朝廷，深知崇祯的心术，谁肯自取杀身之祸！他们便唱高调来应付，巧妙地把责任再推给崇祯。首辅陈演冠冕堂皇地声称：“一寸山河一寸金，锦州告急，宁（远）兵万不可调。”寸土也不能丢弃，表示不同意撤宁远。【［明］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219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参见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24，“闻警求去”。转引自《明末农民战争史》，《明史·陈演传》，卷253，6547页；《庭闻录》，卷1，2页。】他也明白，维护而不是丢弃国家土地到任何时候也不致有罪。因此，他明里称赞崇祯的主意可取，暗里又婉转塞责。如他说：“第关（山海关）宁（远）迫切神京，所系尤重。三桂兵五千为奴（指清兵）所畏，不独宁远恃之，关门亦恃之。虽缓急未必能相救，而有精兵在彼，人心自壮。倘一旦调去，其余皆分守各城堡之兵，未必可用也。”如“万一差错，臣等之肉其足食乎？此真安危大机，臣等促膝密商，意皆如此，实未敢轻议也”。最后，他诚惶诚恐地表示：“臣等迂愚无当，诚不敢以封疆尝试，伏乞圣裁。”
刚提升为兵部尚书的张缙彦一句话点中要害：“三桂之调不调，视宁远之弃不弃，两言而决耳。”可是他并没有“决”出个所以然来，崇祯无法，不得不说出他的决定：“收守关（山海关）之效，成荡寇之功，虽属下策，诚亦不得已之思。”【以上见蒋德璟：《悫书》，卷11；参见《庭闻录》，卷1，2页。】崇祯做出了决定，陈演仍不肯承担责任，又召集阁臣们会议，浮议一通，不敢说真话，有主张不可调的，有持两可的，有主张南迁的，意见歧出，莫衷一是，不过敷衍崇祯的谕旨而已。陈演故意拖延，继续把责任下推：“请行督、抚、镇再议宁远弃后，关（山海关）门作何守法？军民作何安顿？急欲完其不敢任之局也。”问题又返回到崇祯手里，他无可奈何，只得又下达谕旨：“差官前去，及取回奏。”【《春明梦余录》，卷24。】形势变得越来越紧迫，刻不容缓，崇祯和他的大臣们毫无责任感，上下推诿，直把责任推给了在外各督抚，等把他们的意见收拢上来，又要误去多少时间！这岂不是误了国家大事！
一晃二十多天过去了，调三桂的事还没定下来。而农民军已于二月八日攻下山西首府太原。消息传来，“京师为之震动”。边镇各督抚得到征求撤宁远意见的谕旨，也在慎重考虑。蓟辽总督王永吉抓住杨鹗的胳膊，叹了口气说：“上（崇祯）倚吾蓟门一旅，今所调习整练者几何？而可以御贼计，莫若搬关外四城而守关。召吴帅三桂之兵亟入，以卫京师。都下公卿莫肯先发，吾两人于责无所诿，其何可以不请！”杨鹗说：“对！”极表赞成，就以两人的名义写给崇祯一份奏疏，建议请撤关外四城。【《绥寇纪略补遗》（上），36页。】《三垣笔记》载2月8日王承吉上疏撤宁远。他们认为，“前后屯失守，宁远孤悬二百里外，四面阻敌，防御极难，且寇氛日迫，三辅震惊，宜撤宁远，令吴三桂统边兵守山海关，即京师有警，关门之援可旦夕而至也。”【《庭闻录》，卷1，1页。参见《明季北略》，卷20，368页。】他们指出：“不独宁远军民欲入关内以图存，即山海军民，亦欲借宁远兵力以自助。请敕镇臣吴三桂料理。”【《三垣笔记附识中》，219页。】
崇祯将王永吉的奏疏出示给阁臣陈演、魏澡德等人。陈演、魏澡德惊疑，不敢表示意见，却又提出：此议应征求各抚镇将的意见后再定夺。他们私下窃议：“上有急，故行其计，即事定以‘弃地’杀我辈，且奈何？”一语道破了崇祯为人猜忌之深，难怪陈、魏等大臣如此胆怯。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征争辩说：“此何时而可顾后患！”【《绥寇纪略补遗》（上），36页。参见《明史·吴麟征传》，卷266，6858页。】他表示完全同意王永吉的建议。崇祯征询陈、魏意见不得结果，又在德政殿召集科道九卿诸臣会议，讨论撤宁远的事。在众多臣僚中，只有大学士范景文、倪元路、朱元俊等少数几个人支持王永吉的意见，而吴麟征辩论尤为激烈。他说：“宁远当徙与否，该抚镇当于皇上密议之，而辅枢二臣与皇上密议之，委之盈庭，谁执其咎？然臣请任少咎矣。嗟乎，自有封疆之难，死法死敌者比比，而朝廷曾不之惜，则夫裹革沙场、横尸西市者，皆赍志而未瞑目者也。宁远一镇（指三桂）一抚，皆当今人杰，臣有三思，不觉汗泪俱下。”【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