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他晋升如此之快，也是靠了内外交结，多方提携的结果。在那个时代，一个人的前程不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才能，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有后台的强有力的支持。就是说，要寻找一个或几个有权势的人物做自己的后台，就会保证步步高升。俗话说：朝中有人好做官。恰是说中了问题的要害。三桂的晋升的途径也不出这个范围。他有舅父祖大寿兄弟为后盾，加意培养，不断地给予他立功创业的机会，不时地向上司或朝廷为他请功、晋职。这一点，三桂的姨夫裴国珍看得很清楚。三桂提升总兵时，他说：“贤甥登显职，皆由于祖镇台（祖大寿）。”【《清太宗实录》，卷60，10页。】不过，只靠祖大寿兄弟几人的力量是不够的。
三桂与其父深通官场之道，他们并不惟祖大寿是赖，而是广交朝廷内外大员，建立起密切的政治关系，从而保证了他们父子仕途顺利，扶摇直上。三桂任总兵，就是由蓟辽总督洪承畴提名，约辽东巡抚方一藻共同推荐，经总监关宁两镇御马监太监高起潜同意，并由他向朝廷报告，经崇祯批准的。【《国榷》，卷97，5848页。《明清史料》丁编第7本，603页。】这三个人，地位相当重要。方一藻为辽东地区行政最高长官，洪承畴为一方统帅，而高起潜虽说是宫廷中掌管御马的太监，却是由皇帝“钦命”，位在诸将帅之上的“监军”。三桂与他们都有着特殊的关系。方一藻巡抚辽东时，三桂即“拜其门下”，与其子方光琛“缔盟为忘形交”。
洪承畴以兵部尚书出任蓟辽总督，三桂“又拜其门下”。洪氏幕僚谢四新博学，深得其信用。三桂与之“纳交最厚”。【孙旭：《平吴录》】高起潜对于三桂来说，更是一个强有力的后台人物。明末，宦官操纵权柄，凡为官为将的，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很难立足于朝廷。特别是皇帝信任宦官，派到各地“监军”，而“在边镇者，悉名监视”。高起潜“以知兵称，帝（崇祯）委任之”，“监视”宁远、锦州及山海关诸军。【《明史·高起潜传》，卷305，7829页。】不论哪一级将官，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处于“监军”严密监视之下，稍有得罪，不惟丢官，甚至有掉脑袋的危险。三桂拜高起潜为“义父”，他们之间的关系必定要超过同方、洪等人的关系，毫无疑问，会得到他们格外庇护，给三桂加官晋爵只是时间问题。
这些权势显赫的人物都成了三桂的后援。所以洪承畴一提名三桂任总兵，正合高起潜心意，他亲自写“题本”，立即被批准，【《明清史料》丁编第7本，603页。】与三桂同时提名的还有刘肇基任总兵，却没有获准（至次年才通过）。洪承畴出关将“虚冒”钱粮的千总刘某处死。此千总为“高起潜私人”，高对洪大为不满，因此洪提名与高没有多少关系的刘肇基，高不予支持，即成罢论。【谈迁：《国榷》，卷97，5848页。】可见高起潜权势之大！
由于有高、洪、方等三人的一致支持，吴三桂轻而易举地登上将坛，身挂帅印，达到为将者所企望的地位。三桂入选总兵，除了必不可少的社会关系，也是当时军事的需要。洪承畴原任陕西三边总督，同李自成农民军周旋十余年。当辽东军事时局日益恶化，明军防御吃紧时，于崇祯十二年初被调到这里，出任明军的统帅。他一到任，就检查各处兵士训练，兵力配置，及将领优劣等情况。他阅示山海关内外，发现明兵的训练不足。来自前线的侦察情报，使他感到“虏情紧急”，而明兵“必刻期”尽速完成训练，以应付同清兵的不可避免的战斗。此时，急需“选举辽东练兵大将”，“速图整练”军队，提高他们的作战能力。他与高、方等选中吴三桂，来负责“统练辽兵”【《明清史料》丁编第7本，603页。】，包括演习刺杀、熟练使用各种武器，布阵、进退方法、掌握战斗号令，等等，这对于每个士兵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也关系到战役战斗的胜败。
担任此项任务训练的人，不仅要有实战经验，而且应当通晓兵法，以此而论，吴三桂倒是一个很合适的人选。洪承畴提出一项练兵计划，业经高起潜同意，朝廷批准，即从现有辽兵中抽出一万，分驻中后所与前屯卫两处，正居关外八城的适中之地，责成吴三桂和监纪通判朱国梓“详审安插，分合操练”。三桂的部下辽人游击董永显，“管领内丁，胆勇超众，屡次建功”，也被选中，由游击提升到后勤中营管参将。【《明清史料》丁编第7本，607页。】洪承畴认为，宁远、锦州各有“总镇”（即总兵官）驻扎，再于各冲要之处布置劲兵，使宁锦一线首尾相应，八城不单虚，山海关则“益厚保障”。【《明清史料》丁编第7本，607页。】三桂即照其部署，与朱国梓分练辽兵。他“日日言练”，提出：“不独练人，尤宜练（武）器，必人与器相合，器与人相合，而后可以言练。”【《明清史料》首本第1本，32页。】他严格进行训练，兵士的战斗素质明显提高，仅用两年的时间，三桂与其他负责训练的将官已练兵三万，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劲旅。
吴三桂任团练总兵，不限于练兵，同时也参加对清兵作战。
这是在三桂提升总兵的第二年，也就是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1640年）五月十八日，明兵与清兵在杏山（今辽宁锦县杏山）附近的夹马山发生一场遭遇战。原来，在杏山西五里台居住的蒙古多罗特部民，共有30家，60余人。他们秘密约降清朝，请求清兵前来接应，保护他们免遭杏山、松山、锦州等处明兵的堵击。正巧皇太极亲历锦州一带巡视，当即指令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贝勒多铎、多罗郡王阿达礼等一批骁将率护军1500人前去迎接这批蒙古人。清兵为躲过明兵的阻击，便于十七日夜偷过锦州城，次日即十八日，天还没亮，顺利到达杏山西五里台。护卫蒙古人急速回返。黎明，被明兵发现。【《清太宗实录》，卷51，30页。】驻防杏山的辽东分练总兵刘肇基率军出城迎战。他于七日奉命率5000余精锐兵马自前屯卫起行，十一日赶到杏山“安插”。【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第16号卷，4号。《清太宗实录》，卷51，30页记：“杏山总兵刘周智”，误，实为刘肇基。】他闻警，即从所部5000人中抽调3000人马，从原驻守此城的明兵中调出300人，共3700人，投入战斗。吴三桂在离杏山北十余里的松山附近驻防，一得到警报，立即出动3000人马，“长驱直过杏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第16号卷，7号。】。
锦州总兵祖大寿会游击戴明率马步兵700赶来会战。很快，明兵集结7000余人马，进逼清军。关于此役双方兵力，清官方明确记载：明7000，清1500。明官方无此记载，据吴三桂报告：“明盔明甲奴贼一万五千余骑”【（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第16号卷，7号）】，比清官方所报清兵1500人增加了10倍兵力。又据刘肇基所部5000人，战斗时出动3000人是可能的，加之三桂及锦州兵马，总数达7000，比较接近实际。但清方所自报兵力显系缩小。从战后双方损失相当，可知清兵至少在2000以上。清将济尔哈朗为避开城下明步兵，引诱其骑兵出战，便把所部撤退到离城九里的夹马山地方，扎住阵脚，明骑兵紧紧追随，至阵前，明百余骑兵首先出击，呼喊冲来。济尔哈朗纵兵还击，分队冲入。紧接着，济尔哈朗挥众将冲入阵中搏战，清护军皆系精锐，勇猛异常，更兼有济尔哈朗、多铎、阿达礼一批悍将，特别能冲锋陷阵。
三桂虽然不示弱，表现了高超的战斗技能，却敌不住对方的凶猛攻击。清兵以他为目标，迅速把他围在中间，他拼命冲杀，“与贼血战”，却无法出围，幸亏刘肇基及时援救，才使他脱离危险。明兵且战且退，在杏山城下，清兵不敢恋战，乘机回兵，明兵亦不敢拦截，任其通过。此役明兵“失亡千人”【《国榷》，卷97，5865页；参见《明史·刘肇基传》，卷272，6982页。】，副将杨伦、周延州、参将李得位等被俘，当场斩首。【《清太宗实录》，卷51，31页4。】三桂奏报：此役明兵“大获全胜”【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第16号卷，第7号。】，不尽符合实际。从副将杨伦等人被擒，亦可看出明兵损失不小。清兵损失与明兵大致相当。六月十五日，皇太极从沈阳发来一万兵马增援；十七日、十八日又“发披甲兵”，虽说是“发兵换班”，确“因杏山上阵损伤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第88号卷，第7号。】显见清兵为迎护蒙古多罗特部民付出了一定代价。
接着，在七月间，吴三桂又参加了两次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