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国之交往，人之情谊

几年前，我在“美中杰出青年论坛”（ylf）上结识了一位拥有中校军衔的年轻人paul。在加州别后不久，他就来到北京，成为美国驻华使馆的一名武官，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叫“韩磊”。他主动打来电话，说他一打开电视就看见了我，这就算在北京接上头了。

要是在冷战时期，美国驻华武官基本上就是“间谍”的代名词，所以我一直对“韩磊中校”怀有一丝提防。有一年我过生日，他骑着摩托车来看我，送给我一瓶好酒，还有一件特殊的礼物——他参军第一天从部队领到的军刀，尽管历经时日却光亮如新。这把刀对于一名军人，有着很重要的纪念意义，但是paul却毫不含糊地送给了我，哥们儿情谊天地可鉴。

出于党员的政治觉悟，我虽然激动地收下了礼物，却总是不放心，晚上一个人在家找出放大镜、镊子和钩子，在灯下掏了半天，唯恐这刀子里装了窃听器。结果当然什么也没有，我是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人家拿我当兄弟，我怀疑人家想统战我。而且我显然高估了自己，一个媒体人，别人能希图我传递什么特殊情报呢？

这件事之后，我和paul往来频繁起来。在很多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极不统一，各自站在祖国的立场上，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彼此畅所欲言，在这个过程中，他对中国、我对美国，又多了很多真实的了解。

在北京工作了两年多，他调回美国，成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重要工作人员，在五角大楼上班。此后不久去了白宫，做时任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后来又做时任国务卿赖斯的行政助理。再后来，他在白宫多了一重身份——中国事务主任。听上去级别不算太高，却是制定对华政策的核心官员之一，直接对总统负责。小布什每天早上看到的有关全球重要安全问题的文件，都是paul负责起草。总统出行，他也坐在“空军一号”上陪同，参与各种会见与谈判。paul的妻子则是时任副总统切尼的秘书。

paul的中文说得很好，也有很多中国朋友，我只是其中之一。小布什在任8年间，虽然背了不少骂名，但从中国政府、民间的角度看，他在处理中美关系上的做法相对更加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父亲就和中国渊源很深，同时外交部作出了很多努力，很多中国官员也与布什家族有着良好的私人友谊。另一方面，也因为在他身边有像paul这样的“中国通”，可能只是轻描淡写几句话，就会对决策者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小布什卸任后，paul和妻子又回到中国，当上了清华卡耐基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他们夫妇俩在白宫工作的时候，忙得没空生孩子，到中国以后才有了他们的儿子韩拓（thomas）。我还当上了韩拓的干爹，，在英文里对应的词是“godfather”，再翻译成中文就成了神秘兮兮的“教父”。

当今世界上与中国关系最为紧密的国家，除了美国，就是日本。我认识日本历史上第一对夫妇众议院议员（日本众议院议员比参议院议员重要）。当他们还在野的时候，带着母亲和儿子到北京来，我请他们一家三代吃烤鸭，席间氛围十分融洽。我对他们谈起我心目中的日本，他们非常惊讶，原以为这一代中国年轻人都是愤青，没想到他们已经学会理智地看待历史。中日之间最大的误读，就在于中国人认为每一个日本人都是军国主义者，日本人认为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民族主义者。

那天我们聊得高兴，一口气吃了三只烤鸭。他们回国后不久，夫妻俩就当上了大臣，夫人还成了时任总理安倍晋三的唯一的女性内阁成员。当我再去日本的时候，她告诉我，曾有一些时任台湾领导人陈水扁的手下去她的办公室，意图挑拨大陆与日本的关系，说大陆年轻人极度反日，对日本充满敌意。她立刻回应说，我在北京有朋友，我刚去过北京，大陆和大陆的年轻人不像你们说的那样。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也有很多中国朋友，每次我与他见面，也会聊一些生活中的话题。我曾经告诉他在东京有一家餐馆，寿司味道极好，老板跟他是同姓，叫福田笃。他很惊讶我这个中国人居然能给他当美食向导，仿佛还很知根知底。后来他真的去了这家只能容纳十几位客人、老板亲自兼任厨师的小餐馆，果然对寿司的味道赞不绝口，还高兴地在餐厅里给我打来电话问候。

其实媒体外交和民间外交，都是公共外交的一部分。中国有句诗叫“高处不胜寒”，真正做到了很高级别的领导人，能够走近他的人很少，他能够接触到的信息也就十分有限。媒体报道的消息，又往往会有一些煽动性的文字。这时候私人友谊甚至情感就显得格外重要。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良性影响，会通过他放大、延伸到他所处的环境，又继续影响这个环境里的其他人。把中国的故事讲好，把我们对他人的善意不断向外辐射，就成了国与国之间的善意，国与国的“共识”，正是在这样一波接一波善意的辐射中逐渐产生。所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我也酸了一把），不经意间，说不定就改变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