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末，我加归慕尼黑从亲自再进我那一团的后备队。

但是，该队被“军人会议”（soldiers councral）所把持着。

我对这一点深为不满，所以决意立刻脱离。我和战争时的一位忠实同志史密特。

爱仑斯特（schmiedt ernst）同赴特老恩斯坦因（traustin）去居住，在那里一直至军队解散。

一九一九年三月，我们再回慕尼黑。

在当时的情况，实在不大好，革命扩大而已有不可遏止的情势。

爱士诺（eisner）的死，恰好是加快了这一个情势的进展。最后竟造成了由会议操纵的形势，这或者可称之为犹太人过渡期间的统治更为洽当些，这便是首倡革命者的最初目的，在这期间，我的脑海中的计划有了不少。

当新革命在进行的时候，我最初的行动引起了中央会议（central council）对我发生恶感，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清晨。我差一点儿就遭被捕，那三位逮捕我的青年，当我举枪相向的时候。他们的勇气顿失，惊惶一循着旧路而走了。

在慕尼黑解严以后和天，我便奉命出于委员会，调查第二步团革命事主的经过，这是我参加近乎纯粹政治的第一次。

过了几星期之后，我又奉命出席为国防边军官佐而设的特别班。

该班的根本目的，就是在授军人以一定的主义，使他们去指导一国国民的思想，这特别班对于我个人的价值，便是使我因此认识和我思想相同的一部分同志，我们可互相畅论当时的局势。

我们都确信德国的崩溃，已经迫在眉睫，他们十一月的罪犯，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实在不能救了德国的危亡。

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国民党”，虽然他们的用意很好，但也补救了既成的创伤。

我们中有少数的人便就讨论新党的组织了，我们所持的根本原则，和后来所实现的德国工人党（german workers party）的原则相同。

这一个新运动的名称。一开始便就表示了深入民间的可能性；因为如果缺乏了这个特质，那全部的工作，似乎都没有什么意义徒然多了一举了。

因此，我们便决计定名为“社会革命党”（social revolutionary）因为这颗新建设的社会观念，实在是含有革命意义的缘故。

再者，尚有着一层场更深的理由。我在早年，便致力于经济问题的研究，这使对于社会问题发生的思想多所限制。

这研究的范围，等到后来我研究了德国的联盟政策始行扩大，德国所以采取这种联盟政策的缘故，大半由于把国内的经济估计错误，以及对于将来德国食物供给基本原则不明白所致的。

这 种理想，是根据了一种假定，就是把资本纯粹作为劳动的产物，而且和劳动同改正为一切足以促进或限制人的活动的因素的基础。。这就是资本对于民族的意义，因 为资本的自身，完全依赖于国家（state）——就是民族（nation）——的伟大，自由和势力，所以两者的联合，必定要使国家和民族因了资本的维持和 增加面向前发展。

资本和自由独立的国家，有着十分深切的相互关系。

所以资本势必把民族的自由和强大做目的。

因此，国家对于资本的责任是十分简单面明了的。国家只要注意资本供国家使用，而不使一操纵着民族那就好了。

国家既坚持着这种态度，那么，便就可以定下了两个目的来：一方面维持着有效率的国民的独立经济，另一方面是再维持工人的社会权利。

我对于资本纯由劳动所产生的，和纯由投机而获得的，以前是未能明白分别。

对这问题，我不知道该怎样应付。

这个问题，就是在当时上述的特别班讲量中的一人来加以极详尽的讨论——这人就是古特弗里德。费德（gottfied feder）

在我第一次听了费德的讲演以后，脑海中立刻就发生了一种观念，就是我已经发现我们组织新党的一个重要原则。

我立刻知道了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是具有真理的，对于德国的前途关系是很大的。

票据交易所的资本和国民经济的绝对划分，使我们对于德国财政行政的国际化有着可能的抗争性；同时又不致因为和资本斗争的缘故而危及民族独立生存的原则。

我对德意志发展的途径认识得十分清楚，所以我觉得他们最坚苦的奋斗，产不在对付敌国而在对付国际资本主义。

费德的讲演。实在给予我将来奋斗的一种绝好的口号。

从这件事后来的发展来加以观察也可以证明我们当时的见解是怎样的正确了。

我们不再为我国资产阶级的狡黠政客所嘲弄了。

到了现在，要是他们并不说谎的话，那他们也应该知道国际资本不单是煽动大战的最有力者；就是在大战终止了的现在，他仍在极力和平的世界不惜变成为地狱。

我个人以及其他一切真正的民族社会党人，仅有一个信条，就是民族和祖国。

我们所以必须奋斗的原因，就是在保障我种族的繁殖，我国的人民及其子孙的教养，血统的纯洁，祖国的自由和独立，并且使我民族能够完成了上帝所付给我们的使命。

我又重新加以研究犹太人马克思学说和目的，到了现在，我才有了正确的了解。

到了现在我才了解资本论信社会民主主义反对国民经济的斗争；并且明白了他的目的，乃是要准备一切，使金融业和交易所的真正国际资本能够来统制德国。

在另一方面，这上特别班的课程，也会产生了巨大的结果。

有一天，我宣布我有演说的意思。

同班中有一人要替犹太人作争辩，因此，他就作了长篇的辩论来袒护犹太人。

这就引起了我的反驳。我的主张，在当时在场有人中，赞成者竟占有大多数。

这结果，在几天之后，我便奉命以“教官”的名义加入了慕尼黑的军团。

要当时军队的纪律不大好，这是因为军人会议时代的遗毒还是存在。

军队因此便受到了影响。要使“同意”的服从——这句妙语是他们形容柯尔特。

爱士给（kurrt eisner）下的猪圈中的——变成整饬的军纪。如果不是小心翼翼，慢慢地做着是不会有加的。

而要使军队能够自觉他是民族和祖国的分子，也不是同样的。

我的新活动，就是在这里，我用了充分的爱国热情和灵敏的感觉来开始活动。

我可以说已经有了相当的成功：听我的演说而尊崇祖国和德国民族的同志，竟不知有了多少人，我使德军“民族化”而且使一般的纪律加严。

再有，工结识军队中和我同情我同志很多，后来，这些同志就和我联合，因此奠定了新运动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