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节：巴士罗米巷著名的印刷所

他继续不断地来信，寄来他当时正在写的一首史诗的冗长的实例，要我批评和指正。这些我不时地都照办了，但是我却劝阻他继续写诗。那时候杨的一篇《讽 刺诗》刚发表了，我抄写了一大部分，寄给他，这首诗鲜明地指出那些毫无希望地追逐诗神的人的愚行，但是这一切努力都无用。诗稿不断地在每封信里寄来。同时 t夫人由于他的关系失去了她的朋友和生意，常常因此而穷困潦倒，常常叫我去，向我借贷一点多余的钱以救燃眉之急。慢慢地我喜欢与她来往了，由于这时候我不 受宗教的约束，同时利用她对我的依赖，我竟试图与她发生关系(又一错误)，但是她正当地表示了愤怒，拒绝了我，并且把我的行为通知了雷夫。这就使我们绝了 交。当他回到伦敦时，他让我知道他认为我已经勾销了一切过去我对他的恩惠。这样我知道我永远不能希望他偿还我借给他或是替他垫付的款项了。但是在当时，这 还无关紧要，因为他完全没有能力来还债，而且失去了他的友谊以后，我倒发现我解除了一个重负。这时我开始想预先积蓄一点钱了。为了得到较优越的职位，我离 开了帕麦，到林肯协会广场的瓦茨印刷所去，这是一家规模更大的印刷所。我在这里继续工作直到我离开伦敦时为止。

当我初进入这家印刷铺时，我开始在印刷机旁工作，因为我以为我缺少我在美洲所习惯的那种体力锻炼。在美洲印刷工作跟排字工作是不分开的。我只喝水， 其他工人，约有五十名，都是酒鬼。遇必要时，我能够两手各提着一版铅字上下楼梯，其他工人需要两只手捧着一版铅字。从这个和其他的实例中，他们看见了这个 “喝水的美洲人”，因为他们这样称呼我，倒比喝浓啤酒的他们自己来得强壮有力，他们感到惊奇。在我们印刷所里经常有一个啤酒店的小厮替工人们送酒。跟我在 同一架印刷机上工作的一个朋友每天在早餐前要喝一品脱啤酒，吃早餐时跟着面包和乳饼喝一品脱，在早餐和午餐之间喝一品脱，吃中饭时一品脱，下午六时左右一 品脱，当工作完毕时又一品脱，我以为这是一种极可恶的习惯，但是他认为，为了使得他在工作时有力气，他必须喝强烈的啤酒。我设法使他相信啤酒所能产生的体 力只能与制造啤酒所用的溶解在水中的谷物或大麦粉成正比例，价值一便士的面包所含的粉比一奈尔的啤酒还多。因此，假如他吃一便士的面包和一品脱的水，他所 得的力气多于喝一夸尔的啤酒。但是他还是继续喝啤酒，每星期六夜里要从他的工资中为那泥浆水支付出四五先令。这种费用我倒是没有的，这样这些可怜的家伙永 远使他们自己处于从属地位。

几星期之后瓦茨要我到排字房去了，所以我离开了印刷工人。排字工人却要我重新付一笔陋规或是一笔五先令的酒费。我认为这是一种敲诈，因为我在下面印 刷房里已经付过了。老板也是这样想法，不许我付这笔钱。我坚持了二三个礼拜，因此被认为是一个被驱逐出会籍的人，他们私下对我作了许多小小的恶作剧，假如 我稍稍出去一忽儿，他们把我的铅字搅乱了，把我的页次颠倒了，打破我的排版等等等等，这一切都说成是印刷所鬼魂所做的事。他们说印刷所的鬼魂总是向那些不 付正规入会费的人作祟的。尽管老板保护我，这种恶作剧发生的次数那么多，使我不得不同意付了钱，因为我相信跟那些经常与你在一起的人发生恶感是愚蠢的。

现在我跟他们交情很好，不久我在他们中获得了相当的势力。我提议对于他们的教堂工人们总把印刷所叫作“教堂”〔富兰克林原注〕。法规作一些合理的修 改，我压倒了一切反对，通过了这些修改案。由于我的榜样，他们中间一大部分人停止了他们那种把啤酒、面包和乳饼混杂在一起的早餐，因为他们发现他们跟我在 一起只要花一品脱啤酒的价格，即一便士半，就可以在一家附近的饭馆里买到一大碗热气腾腾的薄粥，上面洒一些胡椒粉，加上碎面包和一些牛油。这种早餐既舒适 又便宜，并且使他们头脑清醒。那些继续整天滥喝啤酒的人，由于欠债不还，常常在啤酒店里赊欠不动了，因此求我借钱给他们去买啤酒，按照他们的说法，他们的 光熄灭了。在星期六晚上我等着发饷，收回了我借给他们的账款，有时候一星期我得替他们预先垫付几乎三十先令。同时，我被公认为是一个相当好的幽默讽刺家。 这两件事支持了我在他们中间的威信。我从不缺勤(我从不因为星期天玩累了，星期一续假)，因此老板喜欢我。同时，由于我排字非常迅速，我总是被指定做急件 工，这种工作一般工资较高。这样，我这时候过得很舒适。

我在小不列颠的寄宿舍太远了，因此我在公爵街，天主教堂对面，找到了一个地方。那是在一家意大利仓库的三层楼后楼上。一个寡妇主持家务，她有一个女 儿、一个女佣人和一个看守仓库的职工，但她却寄宿在外面。经过派人到我原住的地方了解我的品德以后，她同意按照我原先所付的租金收我寄宿，就是每周三先令 六便士。照她的说法，这租金特别低廉，因为有一个男人住在这所房子里，她以为可以获得一些保护。她是一个寡妇，一个年长的妇人，是一个牧师的女儿，幼年受 的是新教徒的教养，但是她的丈夫使她改信了天主教，她提起她的丈夫还是十分尊敬的。过去她与上层社会人士颇有来往，因此她知道成千上百的上流社会的遗闻轶 事，有些还是远在查理二世时期的事哩。她因膝部患痛风症而成残废，极少离开她的卧室，因而时感寂寞。对我来讲，她的谈吐十分风趣，所以每当她感到寂寞时， 我总是陪她一个晚上。我们的晚餐只是每人半条鱼、一小块面包和牛油，和两人共饮半品脱的啤酒，但是她的谈话却使人心醉神怡。我经常早起早睡，安分守己，这 些都使她不愿意我离开她的寄宿舍。我听到在我印刷所附近有一个寄宿舍，每周只要两先令的租金，由于当时我一心一意地想积蓄一点钱，所以这一差数是相当重要 的。当我提到这事时，她叫我不要考虑那地方，因为她愿意今后替我减去两先令，这样，我在伦敦期间一直住在她那里，每周一先令六便士。

在她家的顶楼上隐居着一个七十岁的老处女。关于她我的房东告诉我这样一段故事：她是一个天主教徒，年轻时就被送到外国去住在修女院中，立志成为修 女，但是因为水土不服，她回到英国来了。在英国却没有修女院，因此她立誓要在这种情况下使她的生活尽可能地接近修女的生活。所以，她把她的财产全部捐给了 慈善事业，只保留年金十二镑作为生活费用，但从这笔款中她还拿出一大部分来救济别人，自己只喝薄粥，除了煮饭以外并不生火。她住在那个顶楼上已经许多年 了，在她下面的历代天主教徒房东都允许她免费居住，因为他们认为有她住在那里是一种祝福。一个神父每天去听她忏悔。“我问过她，”我的房东说，“照她那样 的生活，她怎么会这样需要一个忏悔者呢?”“哦，”她说，“人们不可能没有无用的思想。”有一次她允许我去探访她，她很快乐，有礼貌，谈话时也很愉快。她 的房间很清洁，没有别的家具，只有一个垫子，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个十字架和一本书，一张她让我坐的凳子，和烟囱旁放着的一张圣佛朗尼卡展示她的手巾的图 画。图中画着基督面孔流血的奇迹，她严肃地向我解释这幅图画。她面色苍白，但从不生病，我把她当作一个实例，说明多么微小的收入就可以维持生命和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