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以攻击斯大林的独裁与专断，获得了不少政治资本。赫鲁晓夫不仅否认了斯大林在军事上的天才神话，而且把许多 荣誉又统统归还给了那些著名的军事将领。他说："战争的胜利不能归功于斯大林，而应当归功于战时的元帅们。"赫鲁晓夫特别赞扬朱可夫，他说他从来就反对斯 大林对朱可夫的谴责，而他自己则始终把朱可夫当作忠实的朋友。

赫鲁晓夫这种实用主义的政客手法，显然有些笨拙和过分。对于赫鲁晓夫这种肉麻的献媚和别有用心的拉拢，朱可夫觉得很不自在。作为一名行武出身的军 人，他不愿意仿效那帮政客们所惯用的投桃报李式的态度，他在大会发言中没有说一句称赞赫鲁晓夫的话，这在当时所有的发言者中是极少有的。

但是，这并不妨碍赫鲁晓夫和朱可夫在政治上形成联盟，因为他们两人都需要从对方获得自己所要的那一部分利益。

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的权力渐渐膨胀起来，并且继续夺取他的政治对手们仅有的一部分权力，从而引起了一些人的警觉和恐慌。

1957年4月，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决定向赫鲁晓夫发起反击。后来伏罗希洛夫、别尔乌欣和萨布罗夫也自愿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老成的布尔加宁尽管开始不公开表示态度，却允许这些人在他的办公室开会策划。

当时中央主席团共有11名成员，而参加这个集团的已有7名，此时赫鲁晓夫已属于少数派。

在6月18日召开的一次主席团例行会议上。开始是大多数人在一个极普通的问题上都投票反对赫鲁晓夫的意见。没等这位家长式的会议主持人转过神来，与 会者中的反对派已经开始对他的各项政策进行全面攻击。让这位以反斯大林个人迷信起家的英雄颇为难堪的是，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指责他搞个人崇拜。他们一不作 二不休，坚决要求赫鲁晓夫当即辞去党的第一书记职务。投票的结果是7对4，多数人站到了赫鲁晓夫的对立面。

至此，布尔加宁的胆子也壮了起来，他直盯着赫鲁晓夫，郑重地宣布：

"好吧，赫鲁晓夫同志，我们是7位，而你们是4位。你应该服从多数了。"

面对突入其来的发难，赫鲁晓夫好像被人狠狠地敲了一记闷棍，脑子里突然一片空白，滚圆的秃头上沁满了汗珠。然而，他不愧是政坛上的老手，只见他定了定神儿，然后理直气壮地反驳道：

"在数学上，2加2的确是4，但这不能应用到政治上。在政治方面，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

可能是出于无法弥补的疏忽，反对派集团大概忘记了，按照党内的正式规定，在主席团成员中只要有4分之1的人数就可以要求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狡 滑老练的赫鲁晓夫在得到朱可夫等3位支持者同意后提出：只有中央全会才有权免除党的第一书记的职务。他要求立即召开中央全体会议表决。赫鲁晓夫确信，只要 能召开中央全会，他就能够化险为夷。

此时，拥兵自重的朱可夫一方面表示支持赫鲁晓夫的意见，一面要求主席团会议休会。然后，他大步流星地走出会议室，立即命令国防部派军用飞机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火速接到莫斯科来。

第二天早晨，300多名委员已经聚集在莫斯科的会议室里。他们稀里糊涂地被投入了这场政治权力的抗争中。

赫鲁晓夫的心好像比前一天踏实多了。他满脸怒气，双眼圆睁地坐在主席台上，活像是一个即将上场决一死战的拳击手。

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又相继把昨天对赫鲁晓夫的谴责重复一遍，但是得到的响应却很少。原来就不十分坚定的主席团成员别尔乌欣和萨布罗夫见风向不妙，也随机应变地投了赫鲁晓夫一票。

此时，反对派集团大势已去，他们一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瘫在座位上。

会上，朱可夫发表了一篇支持赫鲁晓夫的有力的演讲。他把反对派集团的策略同贝利亚的反党阴谋相提并论，他说军队了解事情真相，就像了解当年贝利亚事 件一样。他放大了嗓门向与会者说："红军不允许任何人企图得到个人的权力。"朱可夫发言时，赫鲁晓夫用火热的充满感激的目光看着他，按照他的习惯，他真想 跳起来向他拥抱，但是他这次控制住了内心的激动。

轮到赫鲁晓夫向反对派算帐了，他决心把他的政敌彻底清除掉。他把反对派称为"反党集团"，谴责他们犯了一系列罪行。在他的提议下，莫洛托夫、马林科 夫和卡冈诺维奇被逐出党的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萨布罗夫被解除主席团职务，别尔乌欣降为候补中央委员。获胜的赫鲁晓夫把主席团的11个席位增加到15个， 其中有9名成员都是由他亲自选定。理所当然，朱可夫就是其中之一。一个职业军人出身的元帅成为党的最高政治机构的成员，这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是唯一的一 次。

由于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曾经在30年代参加过对红军指挥人员的血腥清洗，所以军人对这个反党集团有着特殊的怨恨，朱可夫决心向他们清算这笔血债。

在中央全会公告发表的前两天，国防部和莫斯科卫戍部队的900多名党员举行了会议。朱可夫作了报告，他对该反党集团进行了批判，说他们没有遵循党的 列宁路线，助长了个人迷信，不相信农业的迅速增长，不承认加强集体农庄的必要性。并且他们脱离了人民，不懂得群众的愿望，低估了人民群众的创造性，看不见 在新形势下出现的一切新事物。接着，朱可夫赞扬了二十大以来苏联共产党的成就。他信誓旦旦地说："军队随时准备响应我们的母亲--党和政府的第一声号召， 为捍卫我们政府的利益而勇敢战斗。"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这个职业军人几乎把所有精力和时间都用在谴责反党集团的活动中。他痛骂这些反党集团成员是害群之马，他们不愿意放弃他们把持了 将近30年的权力。在每次发言中，朱可夫措辞最严厉的莫过于对搞个人迷信的痛恨，他要求公开揭露这些极权人物的不法行径。他在7月5日列宁格勒的群众大会 上，公开主张把整个斯大林问题和被斯大林清洗的军事将领们的内幕公诸于众。这位"炮筒子"元帅的发言，触及了苏联政治的神经，《真理报》在发表这篇演说时 作了加工，删去了使人敏感的一些话。

朱可夫提出这些敏感的话题，其目的可能仅仅在于把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对他和其他一些军人的错误处置纠正过来。但是不论朱可夫出于什 么用意，他都是在玩弄政治炸药，因为他忽略了这样一点：党的领袖们始终是一个整体，他们在许多方面，几代人都是一脉相承，打碎其中任何一块灵牌，他们都将 失去自身的权威和神秘光环。朱可夫肆无忌惮地向党的隐蔽处进攻，显然犯了政治上的大忌。对朱可夫感谢话还没说完的赫鲁晓夫又似乎预感到这位兵权在手的元帅 是想乘机夺权。这是赫鲁晓夫最为担心的事情。

朱可夫在多次讲话中宣布："红军将忠实地和坚定地保卫着祖国的利益，并且时刻准备来执行人民的意愿。""人民的意愿"的含义是什么?"人民的意愿" 与党的领导的关系是什么?此言出自一贯轻视党对军队的领导，轻视军队政治工作的朱可夫嘴里，不能不使党的领袖们感到迷惘和不安，他们担忧哪一天早晨他会以 执行"人民的意愿"把他们一脚踢开。

陶醉于在党内和军内都获得极大权力的朱可夫，似乎有些忘乎所以，他要把从斯大林头上摘下来的光圈套在自己的头上。

他描绘当年自己在列宁格勒战役中的作用时，刻意突出自己贡献。他在群众大会的发言中说，在危机时刻，正是由于他领导的部队的奋力抗争，才使列宁格勒转危为安。

人们一直可以在报纸杂志上看到朱可夫的文章，这些文章最突出的内容之一，就是表白他在各次战役胜利中的重要作用。如果把这些文章和他在列宁格勒的讲话联系起来看，人们就有理由怀疑朱可夫企图建立新的个人迷信，而否定党的作用。

朱可夫在政治的道路上似乎走得过了一些。他规劝赫鲁晓夫把原打算取消部分经济部门和分散工业管理系统的计划作一修改，在强大的国防工业部之中，航空 工业部保留了下来。之后，朱可夫又让党的领袖们作了三个更大的让步：一是停止苏军总政治部历来向党中央直接报告的制度，转而向朱可夫报告工作；二是军队要 派代表参加秘密警察领导机关的活动，对内务部的军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边防军都要有权指挥；三是对斯大林在历史上的清洗，尤其是对高级军事将领的清洗应正 式和公开地谴责。

朱可夫的这些要求得到了满足。苏共六月的中央全会以后，在红军中开始有步骤地对清洗期间被处死的高级将领平反，其中包括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布留赫尔 元帅。由朱可夫控制的《红星报》刊载了元帅们的传记。同时，该报还批评了党的宣传机关，号召要让更多的接近生活实际，有丰富的事实材料的文章和书籍问世。

朱可夫为一些职业军事将领鸣冤昭雪，得到了军人的支持，因为这样不仅抹去了沾在军人脸上的污点，而且还可以预防今后类似情况的发生。

通过平反历史错案，朱可夫让人们相信，军人对共产主义是忠诚的，他们中不存在反党集团。因而这又为他提出的减少对军队的政治控制的意见提供了依据。

苏联卫国战争之后，刚刚从战争的灾难中走过来的苏联人，对军队的信任与感激之情，往往超过对党和警察，他们把朱可夫看成是胜利的象征而加以崇拜。

较之其他社会职业，此时的苏联军队有着更强的集中统一性和向心力，他们有着独特的价值标准，这就产生了一种独立的、不受外来控制的倾向。这种倾向性 加之军队生活的隔离性、其内部系统的完善性、军队在地区上的流动性，特别是军队掌握着枪杆子以及人民群众对之的信任感，都不能不使党和政府当局考虑对军队 的控制问题。

"朱可夫想干什么?"这个问题一直在党的领袖们的脑子里打转转，当然也在赫鲁晓夫的脑子里打转转。

"不管怎么样，不能让朱可夫为所欲为。"赫鲁晓夫暗下决心。

控制朱可夫和军队的一个有效办法就是建立军队的"集体领导"制度。斯大林是控制军队的老手，他的成功经验就是分而治之。他往往在军队中同时任命一些私人间有宿怨的人相处，借以互相制约和监督。

按照斯大林的做法，在政治元帅布尔加宁当了国防部长后，极瞧不起布尔加宁的朱可夫当了他的第一副部长。在朱可夫当了国防部长后，他的冤家对头科涅夫 元帅则当了华沙条约部队的总司令。科涅夫是赫鲁晓夫的老朋友，他约束朱可夫有相当的实力，他阻止了朱可夫在军队中一些重大意图的实现，1957年秋天朱可 夫的垮后，科涅夫在中间起了主要作用。

在科涅夫的内心深处，还有自己的算盘。他希望朱可夫早点垮台，然后由他取而代之。他利用曾经在战争时期同赫鲁晓夫在乌克兰一起共事的关系，表示要与 赫鲁晓夫共命运。他与朱可夫不同，为了得到赫鲁晓夫的欢心和政治家们的好感，他一再声称军人要成为党和政府的驯服工具，他赞扬党在军队中的决定作用。除此 之外，他还极力参加对苏联历史著作编撰工作的控制，试图创造一个关于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赫鲁晓夫功绩的神话。

但是这些都还只是一种设想。眼前的朱可夫仍然官居显位、手握大权。他经常出面接待外国代表团，参加各种重要的国务活动。他的照片在报纸上频频出现。 有一期的《红星报》的头版，甚至有7处提到他。关于他的印度之行的影片发行到各地。从新闻消息中看，他与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等国家重要领导人总是在一起， 他们相处的亲密无间。

这种气氛不仅给外界，而且给朱可夫自己也造成一种感觉，似乎他的声誉和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他稳稳地站在权力阶梯的顶点，他甚至可以在那里打一会儿瞌睡而不必担心身后有人向他下手。

其实他想错了，他的这一切荣耀和权力，就像春天的雪人一样，突然间会融化得无影无踪。

1957年10月初，朱可夫乘着苏联海军的巡洋舰前往南斯拉夫访问。他一想到自己此时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心情就显得格外舒畅。

但是来到贝尔格莱德，欢迎的气氛和场面并不像他想象中的那样热烈隆重。这使他那已经膨胀起来的虚荣心和权力欲难以得到满足。南斯拉夫方面迎接他的都是军方代表，前来欢迎的群众很少，掌声也稀稀拉拉。更使他面子挂不住的是，铁托总统没有中断他在斯洛文尼亚的休假来迎接他。

直到访问后期，铁托才在他的家中接见了朱可夫。铁托在家中为客人举行了宴会，两人兴高采烈地来到斯洛文尼亚的野外打猎。

敏感的新闻界已经显示了一些迹象，与他过去的出访相比，他这次出访在国内报纸上的报道规格显得低了许多，往往是在一些不起眼的地方登载一篇小幅文章。

与此同时，铁托对朱可夫也没有好感。在两个月前，铁托曾在罗马尼亚与赫鲁晓夫会过面，他们都想结束无休止的争吵。赫鲁晓夫答应放松对东欧各国的控 制，铁托答应停止对苏联的辱骂嘲弄。在这次会面中，赫鲁晓夫有意无意地向铁托透露--朱可夫的权力太大了，而且他不懂得如何运用好手中的权力，他把军队置 于党之上，并且有可能会制造出又一个匈牙利事件。已经和赫鲁晓夫建立某种谅解的铁托，此时宁愿要一个比较自由的赫鲁晓夫，而不愿要一个"拿破仑式"的朱可 夫。

可是朱可夫并没有猜准铁托的心思，或者他根本就没有去猜，于是这位粗心的元帅在政治棋盘上又投下一粒错子。在和铁托谈话时，朱可夫面带怨气。他毫不 掩饰地抱怨赫鲁晓夫和他的政客们对军队的干预。他表示决不容许共产党恢复对秘密警察的控制，"即使赫鲁晓夫要控制也不行!"他斩钉截铁地说。

送走了朱可夫，铁托思来想去，他决心把朱可夫刚才的一番话转告给赫鲁晓夫。

两天后，赫鲁晓夫又给铁托打来电话，请他做朱可夫的工作，劝他不要直接回莫斯科，而是继续到阿尔巴尼亚去访问，理由是弥合一下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紧张关系。

蒙在鼓里的朱可夫带着铁托的"信任"和"委托"喜滋滋地离开了贝尔格莱德去阿尔巴尼亚访问。

对朱可夫在阿尔巴尼亚访问的消息，苏联国内报纸的处理上又有了更进一步的变化。他的演说只被《真理报》和《消息报》刊登了几条摘要，甚至有许多重要讲话，这两家权威报纸根本就未予置理，这种情况在过去是没有的。

朱可夫似乎还没有从这些蛛丝马迹中寻找出异常的迹象。对阿尔巴尼亚的访问结束后，他打算从容不迫地返回莫斯科，他期望在途中检阅克里木的苏联军队。

但是赫鲁晓夫的秘书却突然给他打来电："赫鲁晓夫同志要元帅您直接飞返莫斯科。因为定于11月7日革命节40周年时举行盛大的军事检阅，现在有许多事情等着您回来处理。"

朱可夫欣然同意。因为赫鲁晓夫的要求似乎在情在理，何况朱可夫压根儿就没想到，赫鲁晓夫早已经在莫斯科为他设好了陷阱。

此时的赫鲁晓夫正在和莫斯科军区的高级司令员们举行一次不寻常的会议，他们讨论如何安排朱可夫的命运。

在会议上，赫鲁晓夫明显地表现出对这位国防部长的力量和声望的惧怕。但他又没有足够的依据和勇气把这位重臣拉下马。他打算用明升暗降的策略把朱可夫提升到部长会议副主席的岗位，从而剥夺他对军队的控制权。

朱可夫从机场被直接接到主席团的会议室。在主席团会议上，当他得知赫鲁晓夫的打算后，他面孔涨得紫红，脖子直挺挺地梗住了，他双眼射着愤怒的目光， 死死地盯着眼前赫鲁晓夫那圆滑的胖脸。他猛然间有种受骗上当的耻辱感，他怎么也难以相信，4个月前，正是由于他的保护和支持，赫鲁晓夫才免除了灭顶之灾。 可是转眼之间，他却翻脸不认人，向他狠狠捅了一把"软刀子"。"这大概就是政客们常玩儿的把戏……"他在心里默默地憎恨道。

不知怎的，朱可夫忽然回忆起前不久乌里扬诺夫在一次纪念会上一段很有教益的讲话，乌里扬诺夫先问大家：

"你们知道怎样把傲慢的鹰驯化得由人摆布，而且能够执行人的指令吗?"

他看大家都不作声，便接着说：

"先要把小鹰带到帐篷里，用一只皮口袋罩住它的头，用绳子扎紧袋口。这时胆怯的小鹰只得用爪子紧紧抓住绳子。然后主人使劲晃荡绳索，小鹰越来越害 怕，因为它什么也看不见，弄不清，只盼着让它歇一会儿，喘喘气。过一会儿可以取下罩在小鹰头上的口袋，主人向它伸过一只手去。于是小鹰呆在这只手上会觉得 格外安全和稳当。这时，一切还要重新开始，还要罩住小鹰的头部，还要抡起绳索使劲晃荡……，如此需要多少次就重复多少次，直到把傲慢的鹰训练成俯首贴耳的 仆从，直到它能够为主人猎取野物，把战利品带回主人家并且忘记辽阔的天空与自由的翱翔。"

"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他们不是始终把我当鹰一样对待吗?……"

朱可夫越想越气，怒火中烧。他断然拒绝对他的"提升"意见。于是双方开始摊牌了。辩论的时间很长，双方各不相让。

赫鲁晓夫早有预谋，在朱可夫返回莫斯科6小时以后，塔斯社发表了一项会议公报，公报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苏联元帅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 林诺夫斯基为苏联国防部长。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免去苏联元帅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的苏联国防部长的职务。不到1小时，莫斯科电台在晚间 新闻节目中广播了这一消息。第二天早上，《真理报》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刊登了这则消息。立时这一新闻传遍了世界各地。一切都按赫鲁晓夫他们的策划在进 行。于是朱可夫又突然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消失了。

"朱可夫怎么了?"外界有人分析朱可夫可能被提升，而另一些人则预料他会被清算。一时间围绕朱可夫的沉浮，人们议论纷纷。

一周后，赫鲁晓夫在一次外交场合向记者透露说：

"朱可夫还活着，并且身体很好，我们将给他安排别的工作。"当记者进一步追问时，赫鲁晓夫又说："我们对他的新工作还没有最后确定，但他将得到一个 合乎他的经验和资历的工作。"为了增强他这番话的可信度，赫鲁晓夫补充说："我今天还看见了朱可夫元帅。我同他谈了话。他的身体很健康。"

熟悉苏联政治的外国记者，知道这位总书记等于什么也没告诉他们。所谓将安排朱可夫"适合于他的工作"，这与过去清除各种政敌时所用的语言完全相同。

赫鲁晓夫还极为隐晦地向记者打了个比方，他说："就一个生命来说，一个细胞死亡，另一细胞代替它。生命才能继续下去。"

记者们从赫鲁晓夫的比喻中意识到：朱可夫元帅已在不幸中。

在苏联公布朱可夫被免职的公报之后的一个星期里，朱可夫和赫鲁晓夫在中央委员会内展开了一场权力之争。但是朱可夫毕竟势不力敌，他在政治舞台上又一次遭到失败。

在新任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的控制下，《红星报》不指名道姓地说："一个高级军人"被他自己成功的军事经历迷住了心窍，他为此犯了严重的错误，受到 了党的严厉制裁。同时，海军杂志《苏维埃舰队》也旁敲侧击地批判朱可夫说：那些大模大样的军事领袖们贬低政治机关在军队生活中作用的企图，必须加以坚决谴 责。同时申明，"不论一个共产党员的级别多高，如果玩忽职守，必须在党的会议上对他加以批评。"

朱可夫受到批判的主要错误，是他削弱党的工作者在军队中的作用。其中的一项证据提到由他签发的关于苏联陆、海军中党组织工作的训令。训令禁止在党的 会议上对军事指挥员的命令提出任何批评意见。这就等于废止了党的工作部门对军队的控制。另外，朱可夫的一次会议演讲，被看作是有意淡化和贬低党的地位和作 用。他把苏联军人获得最新式武器的功劳归于人民，而不是通常所说的归功于党。他还强调说："我们战士们的政治觉悟和爱国心首先表现在有高度的纪律性，严格 遵守军事誓约和规则，对长官坚决服从。"

在另一场合，他把"真正的爱国者"的含义解释为：首先是"一个无私地献身于苏联人民的人"，其次才是一个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人"。

朱可夫受到批判的另一条错误，是他公开坚持要为被斯大林清洗的红军领袖们恢复名誉。在苏联历史上发生这一悲剧的时候，朱可夫不仅不负有任何责任，而 且他也是一个受害者。但是这却涉及到现任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一些责任，其中也包括赫鲁晓夫在内。赫鲁晓夫怀疑朱可夫可能掌握了与清洗有关的秘密文件，更担心 朱可夫会把这些文件公诸于众，这不但会在苏联造成极度的混乱，而且有可能危及最高权力者的地位。所以赫鲁晓夫必须在朱可夫下手之前，把他严格控制住。

朱可夫还被他们指责为搞新的个人崇拜。说他喜欢和重用那些对他吹捧和"拍马屁"的人，他被谄媚者在文章、书籍、电影中捧上了天。为了取悦朱可夫，战 争的历史被篡改了，党的领导作用和别人的功劳被贬低了。他们指责朱可夫失去了党员应有的谦虚，自认为是取得一切战争胜利的唯一英雄。他辜负了党对他的信 任，他成了一个政治上不健全的人。

在与朱可夫的斗争中，赫鲁晓夫成功地利用了军队高级将领的野心和内部相互对抗的情绪。原来和朱可夫相处在一起的同事们，有些甚至是他亲自提携起来的亲密的战友和部下，如罗科索夫斯基、索科洛夫斯基、扎哈罗夫等人，现在几乎异口同声地声讨他。

这种有组织的、大范围的批判，对元帅的自尊心和心灵是一次十分沉重的摧残。他开始变得心灰意冷了。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他竟自己投票赞成把他从 主席团清除出去。大会投票表决的结果是一致同意取消他的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委员的资格，同时他也失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而唯一保留下来的是他的党员资格。最 后他被宣布退休，并且可以得到每月5500旧卢布(约合当时1357美元)的养老金。

在谴责朱可夫的错误过程中，最严重的攻击来自科涅夫元帅。他今天总算找到了报复的机会。他几乎把从卫国战争以来对朱可夫的积怨，一古脑地都发泄到这 位坐以待毙者的身上，他决心一鼓作气，把这个强大的竞争者彻底搞臭。他的发言是经过系统准备的。他除了重复前面对朱可夫所提到的错误外，还翻起了战争年代 的"老帐"。他说朱可夫在战前担任苏军总参谋长，他要对德国人发动进攻时红军缺乏准备负责；他攻击朱可夫建立了大量机械化部队，却没有为这些部队提供装备 和训练干部；他贬低朱可夫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特殊作用。科涅夫责骂朱可夫在战争时期犯下了种种错误，驳斥所谓"朱可夫在战争期间是唯一没有打过败仗"的 神话。他特别提到了柏林战役，重提这一战役对科涅夫来说是极为痛苦的。科涅夫始终认为，过去对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在攻克柏林功劳方面的过高评价是 不公平的，朱可夫窃取了不应有的荣誉。他申明，朱可夫的部队占领德国国会大厦的功劳，即最后胜利的象征，是他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让给朱可夫的，他当时受骗 了。另外，科涅夫还指责朱可夫在泽劳弗高地战斗中低估了敌军力量，损失了部队，延缓了战役进程。

科涅夫用偏激而讥讽的语调把朱可夫描绘成"一个特别爱虚荣的人"，当党正在进行反对个人迷信时，他却在军队中培植个人迷信。科涅夫说，朱可夫让人们 在他周围制造了一道光荣和永远正确的光环。他曾下令让人画一幅画，画他自己骑着一匹前蹄腾空，后蹄站立的白马，就像一幅老圣像上的屠龙者圣乔治，他打算把 这幅画陈列在苏军博物馆里。科涅夫还提到朱可夫在电影《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脚本上也做了手脚，为的是颂扬他自己。

科涅夫的长篇发言，不仅内容与事实大相径庭，而且在情绪上也明显地带有公报私仇的恩怨色彩。他与朱可夫的积怨在苏联上层领导中几乎尽人皆知。从表面 上看，他们两人都有一副严肃、刚毅的军人外表；他们都是从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成长起来的优秀军事指挥官；他们的身后都有着一连串可以炫耀的战绩和荣誉。然而 与此相联系的是，他们都带有强烈的虚荣心和权力欲。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使他们在荣誉和权力的圈子里，像两只贪婪而又好斗的公鸡，永远不知疲倦地争斗着、 撕打着。

朱可夫和科涅夫二人的对立，还与他们领导方式的差异有很大关系。朱可夫偏袒军事干部而轻视政工干部，他是依靠"拿破仑主义"统率和鼓舞士兵的，他有 着控制军队的出色天才。战争期间，他在军队中赢得了空前的声望。为此曾有人说，如果有一个人能控制军队的话，那就是朱可夫。对于这一点，党、斯大林和赫鲁 晓夫都是知道的，可能正是这个缘故，才把朱可夫折腾得这般严重。他既是一个无尚荣耀的元帅，又是一个屡遭不幸的悲剧式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涅夫更像 是一个党的工作者，他对朱可夫三番五次地反对军队政工干部和党的领导，感到极大不快，同时他妒忌朱可夫在军事上的荣誉和他领导军队的才能。于是就在朱可夫 被剥夺了政治和军事权力的同时，科涅夫又抡起了斧头向朱可夫砍去。

朱可夫被击倒了。可是令科涅夫十分失望的是，国防部长的位子却让十分驯良、毫无特色的马林诺夫斯基坐上了。更使他意想不到的是，他当不上国防部长的 原因之一，竟然是他在清算与朱可夫的恩恩怨怨的时候，却下意识地表现了他的野心和妒忌病。此时的赫鲁晓夫已经学得聪明了，他不会费九牛二虎之力把一个有野 心的元帅弄下来，再把一个有同样野心的元帅扶上去。

朱可夫被罢免之后，红军中展开了清除朱可夫影响的运动。红军总政治部进行了大改组。党对军队的领导和政治教育得到了重视和加强。政治军官获得了一些 特权，他们的威信有了提高。一项新的政策规定军事干部和政工干部可以互相交流担任军事指挥和政治工作。军官的提升和重用要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由于政治空 气的浓厚，部队中党员的数量增多了。基层党支部由原来只设在团一级，发展到营一级，半数以上的连队建立了党小组。到1961年，军队成员中82%都是共产 党员和共青团员，绝大多数指挥员都是党员。单一的首长制被赋予了新的含义，部队首长不能再把他们的任务和活动范围限制在单纯的军事领域，他们不仅要与党的 工作者和政工干部合作，而且还要承担政治方面的责任。总政治部提出了"党最终是主人"，红军要坚持统一指挥的原则，这个原则的运用，必须严格地符合苏联国 家的法律和共产党的决定。

1961年，已被撤职4年的朱可夫，虽然已不再构成对赫鲁晓夫的威胁，但是他仍然被当作一副靶子被人随时拿出来责骂一通。这是苏联政治生活的特点，朱可夫对此并不感到意外。

1959年，赫鲁晓夫访问美国，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和他会谈。席间，赫鲁晓夫轻描淡写地向艾森豪威尔说：

"你的老朋友朱可夫很正常，不要挂念他。他在乌克兰钓鱼--像一切将军们一样，或许他正在写他的回忆录。"

艾森豪威尔特别注意到赫鲁晓夫边说边眨着眼睛。他判断这是赫鲁晓夫撒谎的动作，因为他已经得知，此时的朱可夫正住在莫斯科附近帕布列夫斯科耶公路边上的别墅里。

1961年夏天，柏林地区东西方向的危机达到了高潮，为了缓和紧张局势，赫鲁晓夫需要借助于朱可夫的声望。于是他在继续公开对朱可夫进行攻击的同时，却滑稽地要求朱可夫重返军队工作。朱可夫对他的要求不屑一顾。

1962年末到1963年初，原本驯良的马林诺夫斯基在权力圈内站稳了脚跟以后，开始与赫鲁晓夫分庭抗礼了。他提出大量增加军费预算的要求，与赫鲁晓夫的农业政策相抵触。赫鲁晓夫再次向朱可夫求援，并且答应以恢复他的名誉作为交换条件。

然而朱可夫对赫鲁晓夫这种肮脏的政治交易感到恶心，他再次拒绝了赫鲁晓夫的请求，安心地在家休息。

或许朱可夫这块招牌还会有用，或许赫鲁晓夫的良心受到了自责，总之，赫鲁晓夫变着法儿要把朱可夫搬出来。

1963年5月，苏联外交部转请美国驻苏大使馆以老朋友的身份，邀请朱可夫参加武装部队的酒会，可是朱可夫不为所动，仍然没有露面。

朱可夫下台后，他作为一个军事和政治领导人物已经在历史中消失了。他两次被打入冷宫，他自己的损失可能微不足道，但是他的遭遇对苏联政治和军事的影 响却是难以估计的。特别是由于他的下台，苏联的战争史只得又一次重新编纂和改写。苏联的政客和史学家们正在巧妙地遮住朱可夫的光辉，把朱可夫的形象从人们 心目中抹掉。但是历史毕竟是人民写的，苏联人民是忘不掉朱可夫的，那些想篡改历史的人，只能被历史所嘲弄。这正如朱可夫在1941年号召苏联人民抵抗侵略 者时曾经引用的一句名言：

"带着刀剑来的人必将被刀剑杀死。"

退休后的朱可夫，多数时间住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里，这幢别墅是他任国防部长时由政府分配给他的，后来允许他保留下来。他以打猎、钓鱼和写回忆录打发余生。偶尔他也到莫斯科街头转转，与一些人打打招呼。

1964年，在他68岁的时候他与妻子离了婚。随即又和比他年轻25岁的格林娜结了婚。这个女人是他在一次外出途中偶然认识的，他们相处得很好，彼 此十分投机。婚后，格林娜给他生了一个女儿，名叫玛莎。此时，朱可夫那颗早已灰冷的心，似乎又从格林娜和小家庭中得到新的温暖和慰藉。朱可夫的前妻仍然住 在他城里的公寓中，公寓设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上，那里离克里姆林宫很近，里面住的都是苏联政府的官员。

赫鲁晓夫在为朱可夫突然下台寻找注脚时曾说："一个细胞死亡，另一细胞代替它，生命才能继续下去。"不过这一次不是给别人做注脚，而是轮到他自己了。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正在格鲁吉亚的黑海海边度假，当他心安理得地坐在海边钓鱼的时候，他的同僚们正在莫斯科秘密地商讨如何把这位老主子撵下台。

几乎所有对他不满的人都来了。他们或许带着不同的成见和目的，但是在一些主要方面他们的认识基本一致。他们并不反对赫鲁晓夫的主要路线和政策，他们 表示还要按着这条路线走下去。但是他们对他的粗野和轻率却难以忍受。在他们看来，赫鲁晓夫的领导是没有系统方向的，他随便地制定一个接一个的经济计划，这 些互不连贯而又变来变去的计划把经济搞得一团糟。由于他的粗暴和蛮横，使一些国家利益轻易丧失。在他的干预下，苏联和中国的争吵弄到不可开交的地步。尤其 受到大家谴责的是他的个人绝对权威。他把那些贯于阿谀奉承和唯唯诺诺的人提拔到高位，他鼓励人们对他个人进行吹捧颂扬。他已经使大多数人感到失望和厌烦。

10月13日，赫鲁晓夫被通知回莫斯科参加一次紧急的主席团会议，他走进了一个为他编织的罗网。赫鲁晓夫在主席团会议上就像一个罪犯被审讯一样，他 失去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和同情。触景生情，此时的赫鲁晓夫或许联想起1957年的同样景象。那时主席团成员向他发难时，他得到了朱可夫元帅的保驾，而现在 朱可夫在哪儿呢?赫鲁晓夫就像一个濒临死亡的溺水者，他多么希望有人能拉他一把。但是朱可夫不在了，此时的军队也保持一种中立态度。

赫鲁晓夫又想故伎重演，他要求召开中央全会。但是这一次对手已早有准备，全会如期召开。投票的结果，赫鲁晓夫失利。

1964年10月18日，苏联报纸宣布：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已"同意赫鲁晓夫的要求，由于年岁大和健康状况不佳等原因，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等职务"。同时选举勃列日涅夫担任党的第一书记，任命科西金为部长会议主席。

赫鲁晓夫的下台，为恢复朱可夫的名誉扫清了障碍。1965年4月，在苏联人准备庆祝战胜德国20周年前夕，传说朱可夫将参加庆祝典礼。

饶有趣味的是当年对朱可夫攻击最恶毒的科涅夫却抢先于4月28日在塔斯社广播了一篇评论，他说：

"大家知道，朱可夫在战时曾担任重要职务。苏联政府高度评价他的贡献。朱可夫是一个伟大的军事领袖，尽管他有某些缺点，这些缺点已在我们的报纸上提到过。朱可夫元帅现在已经退职，他住在莫斯科。显然和所有的苏联人民一样，他将参加战胜法西斯德国20周年庆祝活动。"

从此以后，朱可夫的名字在许多刊物上出现了，他过去的许多战友在写回忆文章时，又重新提到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在莫斯科举行庆祝活动的几 天前，苏联新闻社发行了朱可夫的一张照片，只见他那宽厚的胸前挂满了金光闪闪的勋章，这也许是帮助人们追忆这位老英雄伟大历史功绩的最好办法。

5月8日，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发表重要演说，当他念到战争中著名的军事指挥员时，他首先提到了朱可夫的名字，听众席上爆发了一阵热烈的掌声。第 二天，莫斯科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检阅。这时人们看到多年不曾露面的朱可夫正与布琼尼、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等几位元帅站在列宁墓顶上。

人民群众满心欢喜地迎接朱可夫重新回到他们的生活中来。这一天，当他穿着元帅制服走在街上时，许多行人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在晚间的招待会上，苏联军官争先恐后地与他握手致意。

得知朱可夫在公开场合重新露面的消息，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喜不自禁，他说：

"我认为现在是给他恢复名誉的时候了。他是一个很好的军人，他曾尽了最大的努力来使柏林的一些事情顺利进行。"

看来不论在什么情况下，艾森豪威尔和朱可夫之间的特殊感情始终都是那样真挚。他们两人跨越政治、军事、外交和意识形态上的障碍所建立起来的友谊，令世人称颂。在当时两大阵营对垒的时代，在国家级高层领导人之间，他们两个人的这种关系真可算是例外中的例外。

1969年3月23日，当艾森豪威尔去世时，朱可夫本打算参加他的葬礼，可是不幸，他突然患了中风，他只有在病床上静静地思念老朋友了。

1965年以后，朱可夫的一系列回忆文章开始公开发表。1969年他的著名回忆录--《回忆与思考》在苏联出版了，第一版就发行了60万册。与此同 时，由他撰写的《朱可夫元帅的几次最伟大的战役》一书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在这些著述中，他以目击者和参加者的权威身份对那些肆意歪曲历史事实的文章和 作者毫不留情地进行了反击，他的文章得到人们的承认，他和同事们所写的回忆录对他恢复名誉无疑会起到促进作用。

为表彰他对军队的贡献和庆贺他70岁生日，1966年12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朱可夫国家的最高级勋章--列宁勋章。朱可夫受到了应有的尊敬和 爱戴。为此，他写信给《红星报》编辑说："由于对授予我列宁勋章和对我的70岁生日的许多祝贺不能一一作答，请允许我通过《红星报》来向所有组织、苏联陆 海军军官们、预备队的将军们、以及一切公民们，对他们的热烈祝贺表示我深切的、衷心的感谢，同时为了祖国的利益祝愿他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朱可夫的功绩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公认，甚至已经和苏联"老大哥"闹翻脸的阿尔巴尼亚也为朱可夫的遭遇鸣不平。1965年阿《人民之声》报发表文章称 颂朱可夫为"杰出的军事领袖、伟大卫国战争中最著名的苏联军官之一，他的名字受到全世界的尊敬"。文章说，"朱可夫被赫鲁晓夫集团以一种怯懦的方式谴责为 '拿破仑主义'，'不服从党的指挥'以及其他罪恶行为。……如果朱可夫的确有这些罪过，那么为什么苏联人还派他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正式访问?难道他是 在那里停留的9天时间里变成'拿破仑主义者'的吗?"1969年8月，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书记及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在纪念击败日本30周年之际，授予朱 可夫以蒙古人民共和国英雄金星勋章。

1970年，风烛残年的赫鲁晓夫在病中对朱可夫留下了这样一段评价：

"我对他作为一个指挥员仍然十分尊敬，尽管我们后来分道扬镳了。他没有正确理解他作为国防部长的任务，我们被迫对他进行了制裁，以免他以某种构想出来的计划进行活动。但是甚至在那时，我对他作为一个军人评价还是很高的。现在我对他的高度评价丝毫也没减少。"

赫鲁晓夫的这段话或许是对朱可夫的赞扬，或许是自己心迹的表白，也或许是对自己造成的这件历史悲剧的忏悔。但是不管怎么说，在事实面前，正确和错误、荣誉和耻辱是可以分开的，并且它们都会被送到它们应该送到的地方。

正是因为这样，朱可夫在他的晚年又出现在人们面前，并且重新得到了本来就应该属于他自己的荣誉--他是战场上胜利的永恒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