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昭襄王晚年，发动了一连串毁灭性的恐怖战争，特别是长平之战，坑杀了42万赵国军队最为残酷。前后50年间，中原三强韩、赵、魏之兵力损伤高达百万，壮丁减少一半以上。

秦孝公变法，使秦国国势暴涨。

秦昭襄王在位期间，更力行扩张政策，使这只僻居岐雍边区、原本见弃于中原国际舞台的睡狮，突然咆哮了起来，数十年间，便成了国际间各诸侯闻之色变的虎狼之国。

从寻找不到规划经营人才，因而濒临解散的中小企业，一跃而成天下有志之士争相投效的理想国，秦国成功的速度令人讶异。最后一统天下的秦王政，便是秦昭襄王的曾孙。

秦昭襄王在位56年，原立的太子，在第40年时先他而去世，因此改立次子安国君为继承人。

安国君原本并非嫡长子，身份也不被特别重视，因此，他有一个名叫异人的儿子，在秦国的宿敌——赵国——当人质。

安国君有子20余人，却无一个是嫡传的，庶长子子仆并不被宠爱，因此一时之间无法决定继承人。而最受安国君宠幸、在后宫影响力也最大的华陽夫人也没有儿子，所以安国君并未积极去建立储君。

长平之战后，秦赵关系趋向紧张，异人也遭到赵王室刻意歧视，流落街头，因而结识了到赵国京城邯郸作生意的陽翟大商人吕不韦。

吕不韦认为这是空前奇货，乃决定在异人身上进行大投资。

首先他采用银弹攻势，让华陽夫人接受异人，并收之为养子，再买通赵王室派来监视异人的特务，协助异人私自逃回秦国，以正式成为安国君的继承人。

由于华陽夫人是楚国人，异人乃改名为子楚。

当初吕不韦发现异人之身份时，为表示笼络，曾将自己最美丽的小妾转嫁给异人。这位小妾在昭襄王48年客居邯郸时产下一子，取名为“政”，也就是日后统一六国的秦王政。

据《史记》记载，这名小妾在嫁给异人时，原本已怀有身孕且其出身也只是府中之歌妓。而吕不韦所以作此安排，乃欲偷天换日，使自己的后代成为秦王室的继承人，司马迁并以此推测秦始皇应为吕不韦的私生子。

这样的说法日后充斥在中国的正史和野史中，有些史学家更因而认为这是造成日后秦始皇个性扭曲、暴虐无道的主要原因。

但若以较客观而务实的科学眼光视之，这件无头公案着实令人费解。这种事即使是真的，也是只有当事人才可能知道的枕边秘密，写史的人又是如何确认证据的？依笔者猜测，这个说法比较有可能是汉朝文人为丑化秦始皇，故意制造出来的谣言。

由于秦始皇的生母出身低微，又是位歌妓，性生活方面或许较不单纯，而且她曾是吕不韦的小妾，加上日后和谬毐间的不伦事件，使汉代文人据此判断秦始皇有可能也不是异人的亲生子。不过，怀孕的时间很容易算得出来，异人身旁也必有服侍之人，吕不韦应不致如此大胆才对。

秦昭襄王在位56年去世，安国君继位，是为孝文王。这时候他已是位体弱多病的53岁老人了。因此在办完昭襄王隆重又繁杂的葬礼后，第三天竟然也一病不起，于是子楚（异人）接继王位，是为庄襄王。当年吕不韦奇货可居的大投资，终于开花结果。

早年，庄襄王曾和吕不韦相约，若能为秦王，必和吕不韦共享政权，这也是吕不韦以商人的投资眼光所设定的合伙契约。因此庄襄王即位后，便任命吕不韦为宰相，封文信侯，拥有洛陽地区十万户的食邑。

秦昭襄王晚年，在范雎及白起的策划指挥下，发动了一连串毁灭性的恐怖战争，特别是长平之战坑杀了42万赵国军队最为残酷。前后如年间，中原三强韩、赵、魏兵力损伤高达百万，壮丁减少了一半以上。因此不论声势或实力，至少在中原地区，秦国已取得绝对优势。

只是自从秦惠王任用张仪以来，秦国执政当局用了太多诈欺和恐怖手段，是以当代文人和后代史学家，对秦国这段期间的国力扩展普遍评价不高，常以“虎狼之国”称呼之。

庄襄王即位，吕不韦主持大政，基于长年行商经验，使他对各国的政情和地理有较多了解，因此在推动国际扩张路线的决策上较有把握。但是吕不韦主张采行和平攻势，反对恐怖的屠杀手段，较偏重土地的兼并而非歼灭性的声势战，这可能跟他的商人性格有关。

庄襄王元年，吕不韦利用东周王室陰谋煽动秦王室内部政变之传言，趁机派军队攻破周王室的最后据点巩都，东周王室正式灭亡。河南、洛陽、谷城、平陰、偃师、巩都、缑氏等七邑，并入了秦王室之版图。

指挥这次作战的将军蒙骛，更乘胜攻占韩国军事重镇成皋和荥陽，取得了日后可以直接攻打中原三诸侯的攻击发起据点，韩国至此已名存实亡。

隔年，蒙骛又在吕不韦授意下，大幅扩充秦国的版图，魏国的高都和赵国的榆次、新城、狼孟等三十七个城池相继失陷。

庄襄王三年，吕不韦再派将军王龁并吞韩国的上党地区，并将狼孟等三十七城合并，成立直属于秦王室管辖的太原郡。

庄襄王只在位三年便去世了，由太子政继任为秦王。由于当时政只有13岁，便由吕不韦摄政，改称宰相为相国，秦王政更尊称吕不韦为仲父（依照齐桓公对管仲之尊称）。

吕不韦的国际主义，不但尽力扩充秦国版图，更大量引进外国食客，组成了空前庞大的外籍政团，使咸陽成为标准的国际化都市。

据说吕不韦家仆多达万余人，食客也有三千多，其中更不乏经国济世之能臣，例如蔡泽、张唐、甘罗、李斯等名士。

为了使咸陽成为中国未来的文化重心，吕不韦更不惜以重金延揽学者，着手编纂传世的经典名著《吕氏春秋》。

庄襄王去世到秦王政九年间，是吕不韦权势的鼎盛时期。

由于吕不韦和太后（秦王政母亲）关系密切，秦王年纪又小，很多事情根本不必经过秦王，便由吕不韦直接发布命令，并由外籍政团操纵政权的运行，因此很多秦国本土派重量级将领大为不满。只是吕不韦权力过大，又有太后为他撑腰，本土派将领也只好敢怒而不敢言了。

但由于大将蒙骛征讨赵国时，吕不韦在后勤调动上失策，蒙骛兵败殉职，使得本土派将领对于吕不韦以外行人干涉军事行政所造成的错误十分不满，他们于是将未来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年轻的秦王政身上。

或许是因为童年的艰困生活经验所致，13岁的秦王政党显得特别老成持重，不但外表雄伟高大、勇敢敏捷，对部属也非常亲切而有礼。因此各军团领袖对这位“懂事”的幼君非常推崇，纷纷投入其麾下，成为一股庞大的本土派力量。

即位后第九年，秦王政已成为22岁的英挺青年，他个性积极、工作认真，对国事也非常关心，因此很多事情不再只经由吕不韦和太后作主了。随着秦王政成人，外籍政团派和本士将领派相互的斗争也愈演愈烈。不久，终于爆发了太后和假宦官谬毐间的不伦事件。

有人密告谬毐是吕不韦安排在后宫笼络太后的假宦官，严重破坏了秦王室伦理。因此本土派将领集结在秦王政旗下，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谬毐和其与太后所生的儿子全遭处死，太后则被软禁在棫陽宫内。吕不韦因此事也被免除相位并贬谪至蜀地，但他在半途中却因担心遭到迫害而自杀身死。此时本土派重掌王室大权，庞大的外籍政团则面临全盘崩溃的危机。

本土派领袖趁机向秦王政建议：

“目前秦国政府重要的官职均由外国人担任，这些外国政客之所以到秦国来，主要在设法保护他们本国的利益，他们从未把秦国当作自己的国家，经常故意扰乱我们的政情。因此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剥夺他们的权位，将他们逐出秦国。”

年轻气盛的秦王政很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而下达《逐客令》，将吕不韦及谬毐手下三千多名食客全部限期驱逐离境。

吕不韦旗下食客李斯，为楚国上蔡人，曾拜楚国大儒苟子为师，研究帝王之学。他看到楚国改革无力，政令不彰，颇为失望，更受到其师苟子所写访秦感言——《强国论》之影响，乃远离家乡，西入秦国，拜在吕不韦门下为食客，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

到达秦国后不久，李斯曾透过吕不韦之引荐，向秦王政提出并吞六国的策略。他的方法相当“功利”，属于外籍政团一向所坚持刚柔并济的策略导向：

　　陰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以下财者（接受其贿赂），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良将随其后

软硬兼施，非达目的绝不罢休，这便是以功利为主的李斯之本质个性，因此秦王政对他的印象相当深刻，曾拜之为客卿。

《逐客令》公布后，李斯自然不甘心从此便被排挤，立刻再向秦王政紧急上书，首先他认为：

　　臣闻吏议通客，窃以为过失……

接着他列举外籍政团对秦国国力发展上的功劳。从秦穆公时代的百里奚和蹇叔、到秦孝公时代的商鞅、秦惠王时代的张仪和甘茂到昭襄王时代的范雎，都是对秦国强大具有关键性贡献的外国客卿。而拥有庞大的外籍政团，也正是秦国能成为当代第一强国的主因。

　　排挤外籍客卿，将让他们转而服务于其他诸侯，使天下才智之士，不敢西向秦国，这不等于是将军队和粮食送给敌人一样吗？

这些外籍客卿，虽不是秦国人，但为了他们个人政治理念的实践，都愿意为秦国尽忠……。如今还宾客以资敌国，不正等于折损自己的力量去帮助敌人吗？使已方人才空虚，又树怨于诸候，想要国家不遭受危机，将是很不容易的呢！

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谏逐客书》。

秦王政倒是位绝对理性思考的强势领袖，在看完李斯的上书后，不管原本支持他的本土派军团将领的反对，立刻取消《逐客令》，保留住所有的外籍政团，并重用李斯，不久更升之为廷尉，参与中央政策的讨论。

此外，他对自己的政治立场也作了180度大修正，成为历史上最重用外籍政团的秦国国君，更积极沿袭吕不韦的国际扩张主义，进行大规模土地兼并。

秦王政发动政变时，将太后软禁于棫陽宫，为了表示决心，他下令敢以此事劝谏者，“戮而杀之，并断其四肢”。结果太后身旁27位大臣因而全被处死，吓得没有人敢再提此事。

不料齐国籍的宾客茅焦却大胆上书表示请谏太后事，秦王政特派人向他提出警告：“你没看到已被处死的27位大臣吗？”

茅焦笑着表示：

“臣听说天上星辰有28宿，如今才死了27人，再加上我不正凑满数吗？为了秦国的未来，臣是不会在乎自己生命的！”

秦王政听了，也倔强地表示：

“只要是人，哪有不怕死的？谁敢再为此事进谏，我就当场用鼎镬来蒸杀他！”

于是下令接见茅焦，秦王政在殿上按剑而坐，准备当场给茅焦难堪。

茅焦从容不迫地慢慢走到秦王政面前，跪拜后便起身表示：

“臣闻热爱生命者从不忌讳论及死亡，热爱国家的人更不应忌讳论及亡国的危机。因为忌讳论及死亡的人，反而会疏忽健康，无法获得长生；忌讳谈论亡国危机者，反而会使国家不得永存。所以死生存亡之事，一向是圣明的君王非常关心的，难道陛下真的不想听听看吗？”

秦王：“这又怎么解释呢？”

茅焦：“陛下如今犯了狂悖之行而不自知，既车裂假父（谬毐）、扑杀两位不懂事的幼弟、将亲生母亲软禁在雍宫，又残杀进谏之士，这不等于是夏桀王和殷纣 王的恶行吗？陛下若不自省，秦国的形象一夕之间会给破坏殆尽，天下有才学之士，还有谁会心向秦国呢？臣真的为陛下感到担忧啊！臣现在要说的都讲完了，请快 处死我吧！”

说完，茅焦当延解下衣服，准备受刑。

秦王政听完，却立刻亲自下殿，双手扶起茅焦：

“先生请穿上衣服吧！寡人愿意接受你的进谏。”

并当廷封赐茅焦为上卿。

后来秦王政自己果然亲自驾车，并空出左边尊贵的座位，到棫陽宫迎接太后返回内宫，仍以母亲之礼侍奉之。

秦王政的开明形象，立刻传播到全中国。

大梁（魏国）兵法家尉缭，也在秦王政取消《逐客令》后，到达咸陽。他向秦王建议：

“以秦国目前的强势，其他诸侯早已有如秦国的郡县了。但最怕的是我们自己一时大意，让其他诸侯国因利害相结合，反而会给我们严重的威胁。

“所以我建议大王要能舍得花大钱，贿赂诸侯豪臣，以扰乱其政策。依臣估计，大概只要三十万黄金，便可以把诸侯全部消灭掉……”

秦王政非常欣赏尉缭的学识，对他更是特别礼遇，甚至赐与自己的衣服和饮食（依当时习俗，表示非常重视之意）。

但极端理性又冷静的尉缭，对秦王政的刻意热情，反而大不自在。他私下对朋友表示：

“秦王的长相鼻高眼长，胸挺如鹰鸟，声大若豺狼。这种人通常残忍而无情，未成功时，能强制忍耐，礼贤下士，一旦达成目的，可是会噬人的。我不过是位平民，秦王却破格礼遇，这种恩惠我是承受不起的。我预测有天秦王若果真统一天下，那恐怕所有人都会成为他的奴隶……”

尉缭害怕秦王政反面无情，乃趁机逃亡，但秦王却没有生气，仍亲自把他找了回来，并特别授以间谍情报及政治作战的重责。

《史记》有关尉缭的记载仅止于此，但我们仍可由秦国日后并吞六国的策略上看出，尉缭的建议，秦王政几乎是照单全收了。或许尉缭后来仍为秦王的热情折 服，发挥他空前的组织天才，用谍报和金钱组织一个严密的cia特务体系，瓦解了六国的防卫，也让秦国顺利地完成了天下统一。

在这段期间，外籍政客虽大多能得到秦王政的重用和礼遇，但有一位最投合秦王口味的学者型政客，却因急于想在这股统一热潮上有所奉献，而不幸陷入了个人悲惨的命运。

韩国的青年贵族韩非，以擅长论述刑名法术之学而闻名，曾数度上书韩国国君，建议实行全盘性的革新变法，以拯救韩国日益衰退的国力，但却一直不被采纳。 于是他退而述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56篇论文，共十余万言，更使其国际间的知名度大增。

秦王政闻其名，很想和他见面，乃派人要求韩王以韩非为特使，前来晋见秦王。

对韩国已彻底失望的韩非，认为秦王政或许才是他值得托命致力的“老板”，因此也利用这次出使秦国的机会，主动向秦王政提出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建言：

　　如今泰国已拥有数千里的国土和上百万的战斗军团，号令严明，制度井然，如此的国力，是天下诸侯所无法相比的。

因此，臣冒昧求见大王，想提供奏国平定天下的具体建议。大王如果能接受我的策略，相信必能一举攻破天下群雄。我敢大胆建言，我的方法如果不能马上降 赵、灭韩，使魏楚称臣、齐燕求和，使大王无法完成雄霸天下的愿望、诸候不主动向秦国朝贡，便表示我的策略误国、未尽言臣之责，大王可立刻将我斩杀，以戒为 王谋而不忠者。

或许韩非话说得太满，态度又过分讨好，使一向好疑、不喜欢臣子抢风头的秦王政反而不太放心，对接见韩非一事显得犹疑不决。

这个弱点自然很快被秦王政身旁的李斯看破。

李斯和韩非早年同属楚国大儒苟子之门下，韩非不但思考力敏锐，博学多闻更在李斯之上，惟一的缺点是本身有严重口吃，语言表达能力不佳。

对韩非的过人才学，李斯一向便颇为嫉妒，更害怕秦王重用韩非后，将影响到自己的宦途，乃趁此机会对秦王政表示：

“韩非本属韩国之贵族，在国内身份地位崇高，心态及实际利害上都不可能背离韩国，因此绝不如平民出身的外籍策士那样，能真正向秦国效忠。他的话虽讲得好听，但最终目的仍在设法保住韩国，绝不会对我们并吞六国的工作真正有所帮助。

“如今他又在秦国待那么久，势必获得不少我方的内在情报，这样让他回去韩国，对我们即将展开的兼并行动恐造成不利。不如先找个借口，以他到秦国搜集情报的罪名扣留之，以免有意外的不利情况发生……”

秦王政一向信任李斯，加上工作非常忙碌，无暇对此事件作较深入了解，乃依从李斯建议，派执法官员逮捕韩非，借口调查其罪行而暂时扣留之。

李斯深恐夜长梦多，乃暗中使人拿毒药给狱中的韩非，嘱咐其自杀，以免受辱。韩非虽很想为自己辩护，但终无法晋见秦王，悲愤之下，乃自杀死于狱中。

不久，秦王政又想起了这件事，觉得韩非可怜，乃派人到狱中赦免之，可惜韩非已死去多时了。

如果当时韩非能得到重用，以他思想的细腻，或许不致造成统一后如此多的决策错误，秦国的国运可以更昌盛些也说不定。

秦王政十七年，韩国首先纳地效玺，成为秦国的藩臣，秦王政下令将韩国改置为颖川郡。

十九年，秦国首席大将王翦大破赵军，攻陷赵都邯郸，虏获赵王迁。虽仍有不少残存赵王室贵族逃往北方的代，意图复国。但中原最强大的军事国——赵，确已名存实亡。

二十、十二一年间，燕太子丹派荆轲谋刺秦王政失败，王翦奉命由赵国通过魏地攻打燕国，燕王喜杀太子丹谢罪，但京城仍为秦军攻破，燕王逃往辽东。

然而此时最让秦王政感到头痛的，仍是南方的楚国。经由间谍战的运用，楚国虽已陷于四分五裂中，但其庞大的作战力，使勇猛的秦军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能取得胜利。

秦王政原本属意老将王翦负责征楚战役，但王翦坚持动用六十万大军，秦王不同意，乃改由李信和蒙恬联合指挥。楚军总司令项燕集结楚部落联军，与秦军进行大会战，居然大败李信和蒙恬联军，使秦国的气势为之大挫。

秦王政不得已，只有再请出退休的老将王翦，率领六十万大军，攻打楚国。

楚国属分权式部落联盟，各部落兵力若让其集结，数量非常庞大，即使王翦的六十万大军也非其对手。因此王翦不愿以硬碰硬，他下令进入楚境后，各军团立刻构筑防御堡垒，坚壁清野，不肯进行会战，楚军虽数度挑战，但王翦以逸待劳，相应不理。

这段期间，王翦和军士共起居、共饮食，以维持住秦军之向心力。久而久之，联盟式的楚军，缺乏强有力的指挥及领导，便逐渐松懈了下来。加上人数庞大，粮 食补充困难，行政体系混乱，各自为政，各部落军团不得已只好向东退却。王翦趁机追击，楚军士气溃散，被击得大败，总司令项燕战死，郢都也被攻破，庞大富足 的楚国因而灭亡。

22年，王翦之子王贲奉命伐魏，以水攻大破大梁城，魏国遂亡。

25年，王贲大举攻进辽东，虏获燕王喜，燕国也正式亡国。

26年，秦王政下令驻守辽东的王贲大军，自燕国南下攻打齐国，齐军不敢与之对抗，齐王也只好举国投降了。

自周平王东迁以来，历经四百多年的天下乱局，自此又有另一个新秩序诞生。

这年，秦王政正值39岁的盛年。

统一六国以后的秦王政，改名号为皇帝，并以自己为第一任的始皇帝，期望以后能二世、三世依序传承下去，史称之为秦始皇。

【陈文德说评】

老子《道德经·第四十章》：“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这短短的21个字，却道尽天地间各股力量互动及成长的现象。

和德国唯心主义大师黑格尔的“正反合”辩证思考法雷同，老子的道也隐藏有“相反相成，循环反复”的两大层次。宇宙万物是由相反对立的各种型态所构成，这种相对立的型态，其实也是相辅相成的。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美丑、善恶其实也是相对而相成的，是以“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

这种相互对立、相反相成道理，也是循环反复的。例如春、夏、秋、冬，陰、陽、寒、暑都是互换互生、自然运行的季节常模；运用于人生上，便是强弱互见、吉凶易势的大道，《易经》上的“剥极必复”、“否极泰来”所讲的便是这个道理。

既然一切是循环相生，则弱必生强，强必转弱，弱是强的成长基础，强也会反成为转弱的起点。因此，老子强调“守弱”，弱者道之动也。

柔弱者所以能胜刚强，在于弱者较容易“存活”下去，显现柔弱面，使其更易于保存生机，这也便是所谓“柔弱生之徒，老氏戒刚强”的道理。

随着时间的发展，原先的弱者会转为强者，但变强以后，又可能趋于弱，如何使自己永不转弱，也就是老子所谓的“守弱”之道。

守弱的要诀，老子主张谦下，虚怀若谷，永远努力找出自已的弱点，便可以维持住“转强”之势。不让刚强之气显出来，反而可以长久维持住内部的强韧。《行 销战争》一书的作者赖兹，对市场上拥有强势的企业建议，要不断自找麻烦去发现自己的弱点或缺点，这是强势企业经营上最重要的法宝。

天上最柔弱者为风，遇到薄纸阻碍，也会因而转向，再小的缝隙也会屈身而过。但等到累积的力量成为飓风时，则拔树倒屋，无坚不摧。只是飓风一旦从海上登陆，也便是它转弱到消失的时候了。

地上最柔弱者为水，任何再微小的阻挡，都可以改变其方向和形状。在圆形容器中，水是圆形的，在方形容器中，水则又成为方形，似乎是最没有自我主张的东西。但一朝积成洪水之势时，则再巨大的岩石也都难挡其势。

然而一般弱势之人，却很难懂得这层道理。通常很少人能忍住弱势，反而急着想要强大，以致常冒险乱闯、乱投机，因而惹来提前败亡的命运。

有的人在弱势时，固然能坚忍不拔，但只要累积力量到达成功后，便又急于表现自己的气势，而忽略了强必转弱的危机，以致难逃败亡的命运。

周王朝成立时，赢氏一族的命运便陷入了最悲惨的黑暗时代，但他们的子孙都能坚毅不拔地努力，加上新建的大本营地处偏僻，反而不会卷入中原各国的争权夺利及晋楚两国的南北大对抗中，因此更能够累积实力，终能成为真正的大赢家。

异人和吕不韦一党，在秦王室继承权的争夺战中，原本也是最弱势的。特别是异人身处危机四伏的赵国京城，但“生于忧患”的内张力，使他们比别人更需要夺权以求自保，才能在关键时刻反败为胜，成了大赢家。

即使秦始皇本人，早年的环境也是非常艰困的，但这些成长中的磨练，却也是他成功的最大本钱。

吕不韦成功后，奢侈骄纵，因而惹来杀身之祸。相反地，秦王政在夺得大权后，却仍压制自己原先的意念，采用李斯和尉缭的建议，使自己的运势更进而往上成长，终能击败六国，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

只是愈大的成功，时常隐藏着更大的危机，也使秦始皇本人必须去面对一个更大、更危险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