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经济问题，特别是当通货膨胀问题不那么令人发愁时，社会问题在政治辩论中会显得突出。低通货膨胀率和快速经济增长是人们转而对环境问题、城市重建和社会保健服务非常关注的主要原因。1987年大选后，这些问题在政治中占有首要地位。1994年低通货膨胀率和经济的重新增长也产生了同样的效果。

但是，这两个时期有三个不同点。第一，无论经济前景如何，关于社会政策的争论（它们已在大西洋两岸展开）似乎不会得不出结论而逐渐终止，因为它们已经触及到了如此多的要害处。第二，与1987年至1989年不同，这一次是在法治、依赖福利和家庭这一传统保守的领域发生了这些辩论。第三，对于犯罪、无节制的福利支出和家庭的破裂所带来的影响有了新的认识。公司的经理们不愿搬迁到犯罪率高和学校纪律松弛的地区。单亲家庭开支的激增迫使社会保障预算——最终也迫使税收——无情上升。首先，有人担心日益依赖福利将会使青年男女变得消沉和道德败坏，而工业发展与进步都需要他们提供劳动力。即使是那些世界上对经济增长率比犯罪率更加感兴趣的执拗的人们，现在也不得不认真地对待社会政策。

因此，更加令人惊奇的是，除了少数明显的例子外，政治领|导|人一直不愿按照学者和评论家们异常相似的分析制订政策。也许，部分原因是那些企图这样做的人在大西洋两岸立即遭到了低毁。副总统奎尔和彼得·利利因为说了现在一般认为是常识性*的下述问题而受到公众的嘲笑：单亲家庭的增加对于没有父亲的孩子们的成长是有害的，并且使社会承担了巨大费用。然而，早在1987年，迈克尔·诺瓦克和其他几位具有不同观点的著名学者在一个名叫《关于家庭和福利问题的新共识》这一出版物中，就一些发人深思的结论取得了一致看法。其中有：“仅仅靠金钱不能消除贫穷；需要内在化的价值观念，还有“作为国家的精神气质必须鼓励自力更生和责任感”。

由于偏见与既得利益，在大西洋两岸以稍稍不同的方式妨碍了人们对这些事情进行诚实和明智的谈论。

大多数资深的政治家以及在刑罚学和社会工作领域里的专家们对于60年代以来所执行的自由化政策自然感到多少负有一些责任，他们不愿承认他们的失败，这是可以理解的。或者，如果他们承认了失败，一般都附有保留意见，即：虽然目前的做法可能无效，但也没有其他更加有效的办法。对于用纳税人的钱所推行的这一费用很高、非常复杂的制度来说，这自然是一种奇怪的辩解。其次，养尊处优的政治家们不愿采用一种把穷人的处境在某种程度上归咎于穷人自己的社会分析——用同行的话来说“指责受害者”，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样做是通人情的。当少数民族中穷人的人数在不成比例地增加时，他们特别明显地不愿采用上述社会分析，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自相矛盾的是，不指出责任之所在的政策有助于产生更多的受害者。

如果说并不是人们都认识到了这一点，那是因为“政治正确性*”的影响把水搅混了，特别是在美国。在欧洲，这种影响是隐蔽的，但越来越大。例如，假如在监狱里黑人人数超出的比例太大，那自然会被认为是由于在刑事审判制度中存在着种族主义，因而需要监禁更多人的政策就会受到怀疑。如果传统的小家庭被认为是奴役妇女的体制，那么，不鼓励单身父亲或母亲家庭的政策就不大会受到青睐。只有两种情况可以克服这些强大的障碍。第一是公众不再像现在这样容忍个人的、社会的和财政在这方面耗费的费用。这一点已日益明显。第二是对于所发生的事情要有广泛的了解，要弄清它们为什么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