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以后，我正在我的选区参加一项活动——为了使残疾人能买到较便宜的车，一个买车组织正在为此募集基金。我将在会上讲话。但此时我的心至少有一半仍在考虑当天晚上党的竞选广播讲话。这时德利克豪走过来对我说：“我想应该告诉你，一颗炸弹在议会附近爆炸了，人们认为是在车库。至少有一人伤势严重，但不知是谁。”

在我们驱车去波特兰—波雷斯英国广播公司录制室的路上，有100种可能性*闪过我的心头，尽管都没想到是谁。到了录制室后，我还没有化妆，一个制片人把我带到一个房间告诉我受害人是谁。他是艾雷·尼夫。他的伤势很重。从爱尔兰共和军分裂出来的爱尔兰民族解放军在他的车下安了一颗炸弹。当他在下议院停车场开动汽车时炸弹爆炸了。看来他很难幸存，实际上当我听到这一消息时他可能已经去世。听到此事后，我无论怎样也无法作广播讲话了。我给首相打电话，作了解释。我惊呆了。此后是更加深切的悲痛。而且我从内心感到痛苦——他是我的朋友，在他的一生中置许多危险于不顾，他竟然死在一个比普通杀人犯更卑鄙的人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