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座议员的生活总是那么激动人心而又紧张忙碌，有一次我竟晕倒在议员餐厅，令我的男同事们惊恐不已。我把尽量多的时间用在议会和各后座议员委员会中，也定期出席保守党新议员会餐俱乐部的活动，像哈罗德·麦克米伦、拉布·巴特勒、伊恩、麦克劳德和伊诺克·鲍威尔这样的保守党内的杰出人物和彼得·厄特利这样才华横溢的年轻的保守党记者都常到这个俱乐部演讲。
这个时期，晋升和成功的自然途径是脐身政治中心并成为保守党内的左翼。最重要的是，正在崛起的保守党政治家必须避免成为“反动分子”。没有什么别的可比拥有这一标志更容易使人遭受社交和职业上的损害了。这个时期的保守主义缺乏生气。尽管如今人们普遍认为60年代的道德败坏及社会和经济遭受破坏的形势主要指1964年后的工党zheng府执政时期，保守党则应对60年代初期的放任自流和犬儒主义趋势承担主要责任。
保守党在60年代初确实处在它不常有的自呜得意的阶段。1959年麦克米伦以压倒多数赢得了胜利，其影响随后持续扩大，这一切甚至使无党派倾向的评论家也认为保守党是“现代化”的政党，而以“布帽形象”出现的工党则面临沦为永久性*反对党的危险。有一天晚上拉布·巴特勒在新议员会餐俱乐部对我们说，如果保守党策略得当，未来的25年里我们都可以政权在握。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没什么动力促使人们对政策作认真的前瞻性*的思考或进行哲学反恩。当时保守党内主要争论的是伊恩·麦克劳德的“爬出非洲”的论点。年老的右派们抱怨英国放弃了对白人定居者和非洲多数部落农民的责任，把权力交给了城镇中毫无根基的非洲人政治家，这些人不久将成为独裁者。以后的时间表明了这些担忧似乎是有预见性*的；但在60年代初期它们看似在恋恋不舍地追求几乎已随历史消失的帝国。保守党议员中一小部分热情洋溢的人支持这种批评意见；而我们大部分人则认为伊恩·麦克劳德把保守党的殖民政策“现代化”了，因而支持他。
回顾60年代的情况，奇怪的是，尽管保守党日益严重地担心自己失去对当代发展潮流与时尚的把握，它实际已开始不了解普通保守派百姓的本能和愿望。在涉及工会、移民、法制和向第三世界援助等不同问题时情况如此，而在涉及经济管理的问题时这种情况尤为严重。
这倒不是通货膨胀的问题，1959年冬到1960年的通货膨胀率为零，而且直至1961年夏季前一直不到5％，但是收支平衡问题被视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当时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如控制信贷、提高利率、寻求国际贷款以支撑英镑、提高税收及一定模式的收入政策等，这些措施在以后的15年中变得家喻户晓。
当时看不到那种后来产生“赛尔斯登人”和撤切尔主义的反思、伊诺克·鲍威尔正在推行麦克米伦主持的最大的公共开支计划之一的建造医院的10年计划。只有少数后座议员（包括新上任的约翰·比芬）准备就反对收入政策和支持对通货膨胀进行金融控制的问题进行辩论。的确，对通货膨胀（对失业而言）的不健康的担忧一直被当权者们视为反映了英国社会中没落阶层（如领取养者金的固定收入者）的利益，而不反映保守党总部想像中的新兴的、活跃的“年轻经理们”的利益，后来领养老金的固定收入者让我们在诸如奥尔平顿和米德尔斯伯勒西区这样的保守党腹地的补缺选举中领教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这一切，加上1962年开始的一系列丑闻，标志着麦克米伦保守主义自呜得意时期的结束。随后的几年里我们经历了失败，成为反对党，最终进行了反思，保守党人本能地放弃了家长制，开始了保守主义的新的风格。
尽管任后座议员时期我与zheng府和保守党内主流的正统派之间的关系没有出现太大的麻烦，我却明白，即使得到了一些喝彩，我不是那些可以青云直上的年轻保守党人中的一员。我有自己的理想。对于我们正在前进的方向我感到不安，仅仅是有点不安而已。但对于一个信仰财政稳定、自由企业的创造潜力和社会纪律的人来说，确有许多事情值得担忧。
对我们的经济管理了解得越多印象就越差。我认真地听取了保守党后座议员奈杰尔·伯奇的发言，他严厉批评zheng府没能控制公共开支。zheng府的论点是，只要经济继续增长，就可承受公共开支的增加。这就迫使我们实行过分扩大需求的政策，而当它对收支平衡或英镑产生压力时又猛然收回这种政策，这正是1961年夏天的情形。财政大臣塞尔温·劳埃德推出了一个紧缩通货的预算和我们的第一个收入政策——“暂停支付”。另一项作法当然是把税收保持在必要的水平之上。财政大臣惟恐基本所得税上涨，特别强调要制止逃税和漏税，通过不断扩大国内税收权限来达到此目的。作为一名税务律师，也源于我自己本能地不喜欢赋予官僚们更多的权力，我对这一问题反应强烈，并帮助“保守党法律界人士协会”写了一份批评性*的报告。
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应彻底纠正刑事政策中时尚的自由派倾向，于是发言并投票支持一项有关用桦木条或答杖抽打年轻重犯的新条款，我们有些人想把此款加入当年的“刑事司法法案”中。在当时盛行的舆论氛围中，我知道这一条款会使我遭受那些自视高尚和心地善良的评论者的奚落。但我的选民们并不这么看，我们右派议员中的许多人也不这么看。尽管新条款被彻底地击败了，这是可想而知的，却有69名保守党后座议员投zheng府的反对票而支持这一条款。这是我党自1951年执政以来的最大一次党内造反，议会督导办公室对此颇感不悦。这在我的下院生涯中是唯一的一次不按我党方针投票的情况。
1961年的夏季在政治上真可谓丰富多采。我一直关注着外交事务，其中占主导地位的事件是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之间关系别扭、苏联人建起了柏林墙（议会就此开会讨论）、与本国关系更密切的是为英国加入共同市场而开始的谈判。也有种种关于内阁改组的猜测。尽管我的名声稍稍受损，我还是有理由认为自己可能是改组的受益者。我在一定程度上一直处于公众的注意中，这不仅因为关于肉体刑罚的演说，为居住高层住宅的学龄前儿童缺乏必要设施的问题我与弗林特东区的工党议员艾里妮·怀特一起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由于当时大量设计低劣的，可怕的高层楼房正拔地而起，这一问题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不过，我自认为可以从改组中受益的理由很简单。帕特·洪斯比一史密斯已决定辞职去追求她的商业利益，而人们往往认为保持zheng府中妇女的人数在政治上是可取的。我甚至得到了关于我的未来职务的已不算很隐晦的提示。据消息透露，有两个位于正空着，一个是航空部，另一个是养者金部。即使我更钟情于航空部，在当时我也明白他们不会把这个位子交给一名年轻妇女。
话虽这么说，当电话响起、我被召去见首相时，我并不想掩饰自己的兴奋。唐宁街10号正在进行大规模整修，于是海军部大厦成了哈罗德·麦克米伦相当豪华的临时寓所。我已对他形成了强烈的个人印象，这不仅来自他在议会或“1922年委员会”的演讲，也来自他到我们“新议员会餐俱乐部”作的演说，那一次他大力推荐迪斯雷利的《雪毕儿》和《科宁斯比》作为政治读物。尽管我可以理解为什么迪斯雷利的书能吸引哈罗德。麦克米伦，他的文风过于华美，不太对我的口味）我现在已明白，麦克米伦实际上比他的外表更复杂和敏感，但当时我似乎更相信他表面上显示出来的特点。无论是与肯尼迪总统达成交易、巩固友情，还是向大声咆哮的赫鲁晓夫轻松幽默地回敬几句表示轻蔑的话，哈罗德·麦克米伦在国外的确是英国的杰出代表。
在内、外政策方面，麦克米伦总是为其历史感而引以为豪。他试图在两个超级大国问建立和谐的关系，也强烈地相信英国的命运系于欧洲，在这些方面他深受两次世界大战经验的影响。就像他常提醒我们的那样，他确实是为数不多的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幸存议员之一。他喜欢经济增长更甚于财政稳定，长期以来他相信计划的好处，这是他为防止30年代的通货紧缩和失业现象的反应，当时他任蒂斯河畔斯托克顿的议员。据说他任财政大臣时官员们曾统计过他一周内共提过多少次“斯托克顿”，历史的教训总是教会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对战争的起因和资本主义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的原因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从格兰瑟姆的角度与从斯托克顿的角度看待事物会产生不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