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她知道遭到拘留的还有其他21人：4名妇女中有一个诗人和一个工会会员；17个男人中，有一人年已73岁。他们大部分都曾和温妮一起组织过对政治犯家属的帮助；警察派一个告密者打入这一群人里面。温妮和其他人被单独监禁，不准和外界接触。根据新法律，他们可以无限期被拘留。被拘留者当中，一人当夜死亡，另一人19天后死去。

最初温妮被关在一间小牢房里。她后来叙述说：

我得到的全部东西有一个能装大约5玻璃杯水的塑料瓶，1个便桶，3条毯子和1个西沙尔麻的垫席。约一周后，我被转移到“死刑囚犯”牢房：这个牢房一般关着将被处决的犯人。

我被捕后，通常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墙上的日历上作记号，以便掌握日期。我想，关在死刑囚犯牢房里的全部目的是要让人产生一种上西天的感觉，觉得你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监狱门旁有两个铁格子门，直到今天那一串牢房钥匙卡嗒卡嗒的响声还记忆犹新，那噪声是故意弄出来的，使你在静寂孤独的监狱生活中，感到他们在敲打你灵魂深处。他们从不关灯，使我没有时间观念，不知道是早晨还是晚上。我只能从盘里的食物辨别时间；那是难以下咽的食物。从咖啡和粥中我辩别出这是早晨。

3个白人女看守管送食物。她们往往拿起便桶，翻过盖子把那盘食物放在上面。所以我从来不吃。

不允准我出去，我就在牢房门前运动，起立、蹲下，起立、蹲下，做10到15分钟。我感到极难适应这种孤独。由于不和任何人交往，精神是如此受折磨，以至于我发现自己在和孩子们说话，好象她们在牢房里和我在一起。如果牢房里有一个蚂蚁，或有一只苍蝇，我也会认为自己这一天有伴了。

有一天，斯旺波尔这个家伙来到牢房门前，把圣经往我脸上一扔，挖苦地说：“给你，祷告吧，上帝能把你弄出牢房！”

所有这一切都为那不可避免而可怕的审讯做准备。它意味着要改变你的个性，要把你变成一个驯服的、不会作任何反抗的人，要对你采取恐怖手段。

被捕两星期后，在蛮横的斯旺波尔少校指挥下，开始了审讯。整整5天5夜不让温妮·曼德拉睡觉，一组一组的保安警察连续不断向她提问题。第3天，她伸出自己发紫的肿起来的手脚向他们提出抗议。她感到头晕，她的心脏在颤动。斯旺波尔奚落地说：“天哪，你要马上完蛋，也给我们留下一些遗产，千万不能把所有那些东西都带走。”

她可以听到隔壁房间打人的声音和审讯者的笑声。一些被拘留者则被迫昼夜赤脚站在砖上，直到他们被折磨得倒下，再强迫他们站起来。有的人被捆住手腕吊起来打。审讯者随心所欲进行各种各样的残暴殴打和侮辱。许多犯人死在酷刑下，其中有伊马姆·哈龙，一位被拘留的开普敦宗教领袖。

温妮后来说：“正是那段经历，使我认识到阿非里卡人害怕黑人的程度。也是那个时候我发现了自己以前从未有过的那种仇恨。”

经过5个月的单独监禁，这些犯人被带到比勒陀利亚古老的犹太教堂法庭受审。用轻机枪武装起来的警察列队集结在外面。他们根据“恐怖主义法”被拘留，现在他们却发现在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被指控：给非洲人国民大会输送人员，为破坏活动寻找目标，散发违禁文件和利用葬礼来推进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治目的，以及和游击队有联系以及助长白人与非白人之间的敌对行动。

温妮·曼德拉被指控从她在罗本岛囚禁的丈夫那儿接受“指示”。总之，罪状在说他们在约翰内斯堡、东开普和纳塔尔恢复了非洲人国民大会。总有80名证人，证人中大部分是在监禁之中。令温妮感到特别痛苦的是她最小的妹妹诺尼亚尼索“公主”遭到监禁。在她们的母亲去世后，她曾象母亲一样照顾这个小姑娘，背在背上，领着她走很远的路。

温妮的朋友们——其中有尚蒂·奈杜，一位青年妇女，她的父亲被为甘地所收养过——以超人的勇气拒绝为政府作证，受到更长时间的监禁。20名证人的证词软弱无力，以致政府自己要求对全部被告宣判无罪。

1970年2月16日，法官告诉他们：“我判定你们无罪，你们被释放了。”温妮和她的同伴们还没有来得及与家属和朋友相聚庆贺，公众就被命令离开法庭，这22人重新被拘留。这次还是根据“恐怖主义法”，他们又被带回监狱单独关押，准备接受下一步的“审讯”。

《纽约时报》1970年2月25日发表评论说，起诉的战略看来很清楚，它根据“恐怖主义法”将被告关押，直到以其他方法能得到或捏造更多的“证据”，这种野蛮方式已成为南非“司法公正”的一个特点。

在几个月里，纳尔逊·曼德拉无法得到关于妻子的准确消息。在拘留中她不准写信给他。她被捕两个月后，狱长把曼德拉叫到办公室。通知他，他们的儿子滕比在一次车祸中丧生。曼德拉回到自己牢房，一直待在那里。最后沃尔特·西苏鲁问出了什么事；曼德拉对他说了，两人默不作声地坐在那里。

在南非和海外，对温妮·曼德拉及其同事所遭到待遇的抗议越来越高涨。6月份，在一名被告从该案撤诉而面对另外的控告之后，温妮和其他19人再次受审。这次指控是根据“恐怖主义法”。1970年9月14日，法庭再次宣布他们全体无罪释放。他们在单独监禁中度过了491天。

温妮给伦敦一位朋友写信说：“在整个考验中，最令人宽慰的是知道在争取人类尊严的斗争中我们并不是孤立的。这的确是对一个人理想坚定与否的一次残酷考验……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免于我们所遭到的不公平待遇，我们就要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斗争。”

10月，对她又有新的禁令，期限5年：不但被限制不能离开奥兰多，而且每夜和整个周末以及公共假日都受软禁，任何时候不许会客。一次她生病，她的姊妹当中的一人来看她，温妮立即被捕，理由是独犯了后一项禁令。折磨似乎没有尽头。

但是1个月后，她得到离开奥兰多的特别许可，终于可以去看望她丈夫半小时。他们彼此已2年没见面。

在罗本岛，曼德拉草拟过一份请愿书，由他和其他21人签名，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请愿书指出，亲德的阿非里卡人民党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背叛国家——造成数以千计的伤亡——在反对希特勒的战争时再度如此，可他们服刑几年就被释放。曼德拉和其他签名者要求也享受同样待遇，并且指出他们一直得到不同待遇，就因为他们是黑人造反者。

海伦·苏兹曼到罗本岛和他们商谈那个请愿书，并指出：“不同之处是你们的斗争还在继续。的确1915年的反叛者被释放了，但他们的斗争已被挫败，你们准备说你们将放弃武装斗争吗？”

曼德拉的答复是：“不，在我们的人民赢得自由之前是不会放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