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3年炎热的夏季之后，政府的诉讼逐步展开，尤塔提到在利沃尼亚查获的几百份文件，包括标有警察局、班图政府办公处、发电站、铁路线和非洲人警察住址记号的地图。尤塔经常引用的一个文件叫做“马伊布耶行动”计划。它概述了游击战和外国干预问题。布拉姆·费舍尔把它描绘成“一个完全不现实的、出自一些幼稚和冒险的想象的计划。”它在曼德拉被捕后出现，因此曼德拉对此一无所知。但有关曼德拉访问旅程中日记却在利沃尼亚被查获。他以为已经被毁掉，实际却没有。这是典型的忽视安全。
随着证据积累的增多，被告的情绪开始波动，但是曼德拉却没有这样。他仍在团结和鼓舞大家。他们在一起嘲笑警察，特别是把斯汪波尔作为笑料。这是一个长着浓密的红发的人，穿着运动上衣和法兰绒长裤。他们和律师商讨问题时，他总徘徊在接待室门前，一副沮丧相。因房间里安了窃听器，他们用互相写条子来讨论重要问题。有一次，伯恩斯坦递给乔夫一个条子，说他、姆拉巴和卡特拉答想争辩他们无罪——虽然他们政治上活跃，但是从没有卷入过民族之矛。乔夫看完后在一个烟灰缸上烧这个条子，被斯旺波尔从走廊瞧见。曼德拉迅速写了一个条子：“斯旺波尔是不是一个漂亮的家伙？”又向乔夫使眼色，并很小心地把条子递给他。乔夫认真地看看，把它揉起来。当乔夫正掏出火柴时，斯旺波尔快步跑过来抓住条子。他一边往门外走，一边说：“嘿，老兄，咱们得小心监狱失火。”看完条子，他一脸怒气，走了。曼德拉说，现在他们会让我们安静一会了。
每当辩护人推翻一个证人的证词，警察就向被告的家属报复。西苏鲁的儿子，虽然不到16岁，也按通行证法被抓了起来。埃利亚斯·莫索莱迪的妻子卡罗琳，按90天拘留法被抓，丢下7个孩子，而辩护律师却无力帮助她。法官认为这个事件与此案无关；她被关了113天。
审判开始五个月后，1964年2月29日，当局结束诉讼。辩护团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准备。他们力量不足但任务艰巨：分析几百份文件和陈述，采访全国各地的证人，并且要得到每一个被告和陈述。困难的增加不仅由于谈话被窃听而拖延了他们的工作，而且还由于新的接待室很不方便，不象以前那样随便坐在一起。现在被告与律师们被一个高台子所隔开，上面有铁栏杆，高台两边各有5个固定在水泥地上的凳子。
律师们在监狱长奥卡姆普上校的带领下来到高台的一边。在对面，曼德拉和另外4个人坐在凳子上，其他4个人不得不在后面站着。曼德拉有礼貌地微笑着，问道：“先生们，今天有什么，巧克力还是香草糖？”他的嘲笑使上校恼火。辩护律师们提出，在这样不舒服的接待室无法进行令人满意的磋商，但抗议无人理会。他们要求允许在监狱两小时午饭期间与被告交谈，也被拒绝：曼德拉和西苏鲁是罪犯，绝不会允许他们吃三明治。
布拉姆·费舍尔告诉曼德拉等人，他们必须成功地证明对游击战问题从来没有作出决定，确定的政策一直是在破坏行动中不得伤害性命。他补充说，“我必须坦率地说，即使我们成功了，法官也可能强加给死刑。”乔夫知道费舍尔多么不愿意谈论这个可能性。莫莉·费舍尔曾经告诉乔夫，她夜里怎样一次又一次听到她丈夫在睡梦中呼喊，“我们必须救他们！”乔夫也梦见过他们走上断头台，醒后惊出一身冷汗。
辩护团在曼德拉和其他人是否应该作证问题上发生分歧。乔夫特别反对他们在法庭上受盘问——他一向敬仰和崇拜这些人，不能让尤塔那样的人讥讽他们。但是乔治·比佐斯坚持，除非他们能提供证词并使法官相信，他们从未决定进行游击战，否则将是死刑。另外，他感觉，法官在听到他们在证人席上的发言后，就更难把他们送上绞刑架。费舍尔不否定任何一方的意见，他要问被告的态度。
西苏鲁说他们当然不害怕尤塔的盘问，姆贝基认为他们的论辩是强有力的。曼德拉对乔夫说，“我想，乔尔，作为一个律师我能理解你的观点。你关心的是拯救我们的生命，对此我们也很关心，但这是第二位的考虑。我们首先关心的是奉行我们的政治信仰。我们在为自由和尊严进行斗争，象以前我们曾说过的，重要的是怎样做在政治上正确。终究，我们必须讲明真理。”他征求其他人的意见，他们也一致赞同。
“那么就这样定了。”费舍尔说，并递给曼德拉一个条子。比佐斯传给其他被告同样的条子。上面写着：“如果曼德拉想按自己的方式发表一个响亮而明确的政治声明，唯一的办法是从被告席上。他写的答复是，他想接受法庭盘问。他感到很难忍受尤塔嘲讽非洲人民“所谓的”苦难，以及把非洲人国民大会污蔑为受到共产党的控制。但是其他人同意辩护团的意见：曼德拉应当从被告席上强有力地陈述他们的立场，然后其他被告将对付法庭辩论。经过多次条子争论，曼德拉勉强同意。
然后乔夫递给他一个条子，曼德拉看时露齿一笑。条子说，这个决定必须保密，因此他们要装作他正准备提供证词，这样可方便供给他文件。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是使监狱当局忙个不停，更不要说尤塔。“顺便说一下”，曼德拉大声对乔夫说，“我需要叛国罪审判的档案，以准备我的证据”。他一面微笑着想象尤塔不得不刻苦钻研100本厚厚的档案，一面烧掉乔夫的条子。
乔夫开始不断往监狱里送标明给曼德拉的一本本文件和书籍。这些书包括经济学论文集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曼德拉很想看这本书。监狱当局把这本小说退给乔夫，并说明上司不许把共产主义的书籍送进监狱，有关战争的共产主义书籍，绝不能送。
在牢房里，曼德拉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一遍又一遍地撰写和修改他的声明。1964年4月20日，星期一，他和其他被告一起被一辆重兵押送的囚车送到正义宫法庭。在挤得满满的法庭里，温妮·曼德拉和他的婆婆坐在一起，老人是特地从特兰斯凯赶来的。庄重而又健壮的曼德拉老太太为她的儿子感到骄傲。温妮被允许出席审判会，却禁止她穿传统的部落服装，原因是这可能引起什么“事件”。陪伴她的是一位穿着滕布人服装的年轻亲友。尊贵的观察员们充分显示出自己的气派，他们在法庭的出现或因地位的重要，或因过程的缓慢而引起人们的波动。
英国王室法律顾问布拉姆·费舍尔主持辩护：承认政府证词中一些部分，但是同样重要的是，有些部分要否认。他说，最重要的是，在承认民族之矛策划了破坏活动的同时，辩护人将否认制定过一个开展游击战的计划。
“这一点要否认吗？”法官问。
“是要否认！”费舍尔回答，“证据表明，在进行游击战争准备工作时，并没有制定任何计划，而且在整个过程中都希望避免采取这一步。”然后他补充说，“阁下！辩护将以第一号被告宣读一份声明开始，他本人参予了民族之矛的建立。”
“阁下！”尤塔站起来丧气地喊了一声，请求法官提醒被告，他从被告席上发言，还不如接受法庭盘问。
“我认为，尤塔博士，”法官回答，“被告的辩护人有足够的经验对他的委托人提出建议，而无需你的帮助。”
一向彬彬有礼的费舍尔对法官表示赞赏。他告诉尤塔：“我们和我们的委托人都知道刑法的条款。”然后继续说，“我请纳尔逊·曼德拉发言。”
曼德拉慢慢站起来，整了整他的眼镜，然后平静地、不慌不忙地开始宣读：
阁下，我是第一号被告。我具有文学士学位，曾与奥利弗·坦博一起在约翰内斯堡从事过几年律师业务。首先我想说，政府起诉中说的南非的斗争是受外国人或共产党人的影响，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我过去所做的一切，都是作为我人民的一员和他们的领导人，都是出于我自己在南非的经历和我为之骄傲的非洲人的背景，而不是因外面的人可能说什么……
我(年轻时)曾希望，生活能给予我机会让我为我的人民服务，为他们争取自由的斗争做出微薄的贡献。这是我从事与本案对我的指控有关的那些活动的推动力。
说到此，我必须立刻并且详尽地谈谈暴力问题。法庭所提到的事情有些属实，有些却不属实。不管怎样，我不否认我策划了破坏活动。我这样做不是轻举妄动，也不是因为我喜欢暴力。我制订的计划是对政治形势行进了冷静而认真的分析估计的。这种形势产生于白人对我们人民多年的暴政、剥削和压迫。
我毫不犹豫地承认，我是民族之矛的创始人之一。在1962年8月我被捕之前，曾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他接着阐述了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民族之矛的关系，纠正了官方的证词并描绘了政府所施行的暴力。政府的暴力最终导致1961年决定以暴力回答暴力。“但是我们采取的暴力行动并非恐怖主义。我们这些组成民族之矛的人都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我们都有非洲人国民大会非暴力的传统，把谈判视为解决政治争端的手段。”
他简单谈到1912年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立，以及在长期斗争中所奉行的非暴力政策。
但是白人政府一直不为所动。非洲人的权利不是增加却是减少了。我的领导人卢图利酋长，1952年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后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曾说过，“谁能否认，30年来我一直在徒劳地、耐心地、温和地、有节制地叩打一个关闭的、紧锁的门？温和态度的结果是什么呢？过去30年来人们看到的，是大量的用来限制我们的权利和发展的法律，致使我们今天处于几乎无权的地步。”
曼德拉接着叙述了1952年的“蔑视运动”，所通过的更加苛刻的法律没能阻止抗议，在叛国罪审判中他们的所有罪名都被一一推翻了，“其中包括非洲人国民大会企图建立一个共产党国家的罪名。”
政府总是企图给它的对手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就象在这次审判中一样。但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从来就不是共产主义者的组织。在沙佩维尔枪杀惨案以后，非洲人国民大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时，曼德拉和他的同事们决定违抗这个法令。他毫不怀疑，任何一个自尊的白人政治组织，如果被一个在其中没有发言权的政府宣布为非法，它就不会自行解散。
他谈到人民的情绪，他们很长一段时间里已经谈论暴力反抗，谈论有一天他们会与白人战斗夺回自己的祖国。
我们，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一直劝说他们避免暴力而采取和平手段。当我们的一些人在1961年5月和6月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不能否认，通过非暴力手段实现非种族主义国家的政策一无所获。我们的追随者开始对这个政策失去信心，正在产生采取恐怖主义行动的想法。
他提醒法庭记住，暴力已成为南非政治舞台上的特征：“在城镇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些小组，他们自发地制定计划进行暴力形式的政治斗争。如果不加以适当的引导，会面临这样一种危险，这些小组可能对非洲人采取恐怖行动，也会对白人这样做。”特别引起不安的是农村地区出现的那种暴力，“这种暴力越来越成为他们内部的冲突并不是和政府的斗争。虽然和政府的斗争是引起暴力的原因。这种内部冲突，除了造成伤亡和仇恨之外，别无所获。”
因此，在1961年6月初，他和其他同事开始筹划成立民族之矛。
他申明，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之矛有区别，前者永远保持群众政治组织的性质。至于民族之矛，它的创建者感到，这个国家正在陷入黑人和白人相互斗争的内战，在制定计划时必须考虑这种前景。“我们需要一个灵活的、能根据形势的需要而随相应变的计划。首先是，这个计划必须承认内战是最后一着，把对这个问题的决定放到将来。我们不想被投入内战，如果内战变得不可避免，我们打算做好准备。”在四种可能的暴力斗争形式中，选择了破坏，并在作出其他决定之前要尽量采取这种方式。
在第一批破坏行动以后，白人没有作出变革的反应。他们退回到“牛车阵”2之中，这是南非白人的特点。
与此相反，非洲人的反应是欢欣鼓舞。突然又看到了希望。事情在变化，城镇里的人们着急听政治方面的新闻。起初的胜利唤起了极大的热情，人们开始猜测什么时候得到自由。
我们民族之矛的人对白人的反应感到忧虑。界线已分明。白人和黑人已在形成不同的阵营，避免内战的前景更加暗淡。
白人报纸发表文章说从事破坏活动会被处以死刑。如果这样，怎么能使非洲人避免恐怖主义的行动呢？
他说到几十名非洲人由于种族冲突而丧生。这个国家还能承受多少次沙佩维尔惨案不使暴力和恐怖主义提上议事日程呢？
经验告诉我们，起义会给政府提供机会对我们的人民进行无限制的随意杀戮。可是，正好由于南非的土地已经渗透了无辜的非洲人的鲜血，因此，我们感到有责任为使用武力进行长期斗争做好准备，可以在武力面前保护我们自己。假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希望战争对我们人民最有利的条件进行。而我们的前景最有利的是游击战争。它对双方人员伤亡的危险最少。因此，我们决定，在我们为未来所做的准备时，要为也许发生的游击战争做好准备。
所有的白人都接受强制性军事训练，但不向非洲人提供这种训练。我们认为，重要的任务是建立一个经过训练的核心力量，为开展游击战争提供必要的领导力量。我们必须为这样的形势做好准备，以免为时太晚，准备不好。同样必要的是建立一支经过训练的文职管理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员的骨干队伍，使非洲人能有充分的准备，在条件允许时参与这个国家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