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睹印度人青年志愿队从约翰内斯堡出发驾车行驶500英里到德班去，自愿被监禁，曼德拉十分感动，但在政治上他对他们却仍然态度漠寞。米尔和辛格属于认为共产党有贴切中肯的政治和经济哲学的印度人之列。而他们自己社会团体的代表人物——保守的商人和企业家——相信与白人当局和解的价值，这使他们极感沮丧。在这以前，他们受到一位著名的英国老年妇女的激发。她是梅布尔·帕尔默博士，一位费边主义者和乔治·肖伯纳的朋友。她教授给各种族的人种类繁多的课目，包括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尽管共产党人数不多，它在组织工作方面却起过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劳工问题上。而且，作为一个政党，只有它提出种族平等。

曼德拉强烈反共，不仅由于他深受传统环境的影响，而且还由于他幼年的宗教信仰教导他共产党是反耶稣基督的。“青年联盟”的大部分成员和他都有这种敌意，所以当鲁思·弗斯特作为“进步青年委员会”的书记和他们洽谈，邀请他们进行联合的时候，他们的答复是坚决拒绝。

布拉姆·费舍尔，阿非里卡人，是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一名律师，他曾帮助克苏马为非洲人国民大会起草一部比较民主的章程。他发现曼德拉和西苏鲁(他称他们为“青年土耳其党”)不但反共而且也反对与白人合作。后来他曾在两次历史上著名的审判中为他们辩护。

“青年联盟”认为这种合作将破坏他们的斗争；而且，白人共产党员把他们的民族主义视为“沙文主义”。此外，共产党强调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区分，这使得团结一切非洲人这个主要问题变得模糊不清。伦贝迪、曼德拉、西苏鲁和坦博试图迫使非洲人退出共产党，如果他们想留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话。他们在一次年度大会上提出大体如此的一项提议。但是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最受人尊重和最积极的成员中，有共产党员j·b·马克斯·摩西·科塔尼和高尔·拉代贝；温和派挫败了“青年联盟”

的动议。

关于“联盟”对待白人总的态度，曼德拉说，许多争论集中在以下建议：“联盟”的目的之一应是“把白人赶下海去”。他和起草他们的“基本方针”的同事曾在多次会议上讨论这个建议，最后一致认为他们必须考虑南非的具体情况，并且“认识到不同种族集团”已经在南非扎根。他们还说，“但是我们坚持，实现种族间的和平和进步所需要的基本条件是放弃白人统治和改变南非社会结构，使那些滋生剥削和人类痛苦的各种关系消失。因此我们的目标是，为非洲人民赢得民族自由，创立一个人民的自由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压迫和迫害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联盟”承认，有的欧洲人热爱正义谴责种族压迫，“但他们的声音微不足道，归根到底无足轻重”。至于印度人，他们也是受压迫、被剥削的。他们在历史和文化的背景方面与非洲人不同，但是只要他们不阻挠非洲人的解放斗争就不能把他们看作侵入者或敌人。有色人所受苦难的程度不同，他们应当为他们自己的自由而斗争。

但是，到行动时，曼德拉和“联盟”里的其他青年知识分子还没有准备好。流动工人向那种制度的挑战使他们大吃一惊。1946年，非洲人矿工举行罢工。他们的领导人马克斯和拉代贝长时间一直在警告矿业协会不安情况日益增长。30.8万名黑人矿工的情况世人皆知：他们是国内最重要的工人，也是受剥削最深的人。他们的平均现金收入是每月3镑11先令8便士，这源于这样的假设：他们是流动工人，估计每月2镑10先令的农民收入可作为工资的补助。但是在特兰斯凯和西斯凯，他们的家庭生活赤贫；营养不良和疾病到处流行。他们罢工是要求每天10先令的最低工资，“以符合我国政府在联合国组织签字同意的新的世界原则所提出的得到承认的生活标准”。

7万人举行罢工。警察开始用步枪、刺刀和警棍驱赶他们回去工作。

这时，在黑人被剥夺选举权时设置的咨询机构“土著人代表委员会”正在比勒陀利亚开会。z·k·马修斯是委员会的主席，一名新选的委员是来自纳塔尔的艾伯特·卢图利酋长。由于矿上伤亡人数的增加，委员们向政府提出强有力的抗议，但毫无作用。詹姆斯·莫罗卡博士，一位备受尊敬的医生声称：“他们把我们当作小孩子”。另一位委员对政府说：“你们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你们可以枪杀我们，逮捕我们，监禁我们，但是你们破坏不了我们的精神。”他们要求亲自去看矿上发生的事；他们理应代表800万非洲人，就他们的利益向政府提出建议。一位委员说，这个委员会不过是“一部玩具电话机”。

不到一周，罢工被瓦解，不仅由于国家及其批准的警察暴行而受到挫折，而且由于矿业协会破坏了非洲人矿工工会，并在加强各矿的警察力量之后，将矿工按他们的部族分成许多圈有围墙的矿工住区。至少有9名矿工被杀害，1248名受伤。

当时，史末资总理(在海外是颇受尊敬的年长的政治家)在出席联合国会议。一年前，他曾协助起草联合国宪章的序言：重申“对于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平等权利……的信念”。克苏马博士正在联合国进行游说，他说：“在我们要求面包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枪棒。”

史末资的副手简·霍夫迈尔是南非最豁达大度的白人政治家和有才华的学者，他经手处理“土著人代表委员会”的抗议。他对于他称之为他们的“激烈夸张”的言论表示惊讶，他知道政府促进“土著人”进步的善意和愿望。史末资和霍夫迈尔是温和派的、以讲英语的白人为主的统一党的领袖。对于曼德拉和广大黑人而言，这两个主要政党的政策方针是一丘之貉，那并不足为怪的。

在一次发言稿里，曼德拉写道：

1912年以来，非洲人在家里和居住区，在省里和全国性的集会上，在火车和汽车里，在学校和监狱里，年复一年地谈论着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的可耻暴行。

年复一年，他们对非洲人难熬的贫困、低廉的工资、土地的奇缺、非人的剥削和整个的白人统治发出了强烈的谴责。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自由。相反，却是镇压的增长和加剧。

在非洲其他地方，殖民地、保护国或托管地的目标是独立。可是南非已经是个独立国家，是一个主权国家，却由盘踞在当地执政的少数白人进行组织和控制。经过许多世代的殖民侵入他们积累起权力，他们得到欧洲的资本、武器和技术的支持。曼得拉所谓的“庞大的暴力和压迫机器”，即用来压制多数黑人的行政和经济管理的复杂体制逐步建立起来了。

1948年，白人统治和种族歧视被系统化为法律体制：种族隔离制度。阿非里卡人国民党以微弱多数上台，开始实施种族隔离政策。当他们自封为反对“赤色威胁”的“西方基督教文明堡垒”时，故意轻描淡写他们的亲纳粹和反犹太人的倾向。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挑选出来进行统治的，这种幻想使他们悍然不顾外面的世界以及自由、平等和正义这类信念。不但政府，而且他们的荷兰归正会、大学、警察、军队和文职人员不久都渗透进一个秘密会社——“兄弟会”。没有几年，尽管白人选民也大力抗议，兄弟会仍然骑在宪法脖子上作威作福；他们废除了一些牢固树立的条款，以保证自己不会被立宪手段所挫败。

种族隔离——这个被曼德拉称为“疯狂的政策”——与一切人权概念完全背道而驰。除了希特勒的犹太人政策，还从来没有过这种“哲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恰恰是为了反对这种理论而战的。在未来年月中，英美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一再表示痛恨这种种族歧视政策，它们却增加了在南非的投资1。10多万名非洲人如今拥挤在约翰内斯堡周围的城镇和棚户区。强制搬迁、警察逮捕、失业和其他不平事件不断地引起骚动。但最严重的爆发性事件于1949年1月在德班发生。当时一个祖鲁青年与一个印度人发生激烈争吵，激怒了一群非洲人。多年的压迫和贫困，使祖鲁人怒火中烧。他们将愤怒转向最近的目标——商人和“外国人”，即他们痛恨的“剥削者”。发生了纵火、杀人、抢劫等事件，被杀害的147人中，53名是印度人，87名是非洲人(主要死于警察的行动)，1名是白人。奥利弗·坦博和其他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和奈克尔博士、伊斯梅尔·米尔和j·n·辛格一起赶到受难地区安抚人民，寻找他们深藏的不满。

曼德拉后来回忆这次非洲人和印度人领袖彼此合作是一个令人难忘的经验。同时，他和“青年联盟”其他成员仍然反对和印度人大会联合的思想。当克苏马、达杜和奈克尔达成“君子协定”，让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南非印度人大会一起努力争取完全的公民权时，年轻的民族主义者们却下定决心要“自己干”。在建立非洲人自信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姆达是“联盟”的新主席，坦博是副主席。安东·伦贝德已在1947年因病去世，这是一个极大的损失。他的思想在未来岁月中一直鼓舞着他的同事和拥护者，也使他们发生了分歧。曼德拉被选为书记；他的政治活动越来越多，于是法律学习日渐荒废。

“联盟”制订了一个“行动纲领”，准备向克苏马博士提出，他们对他谨慎的领导感到不满。虽然如此，他们不得不承认，由于他的组织能力和为人正直，非洲人国民大会如今有会员数千名，银行存款有3千英镑。曼德拉虽然参予批评，但他对克苏马个人十分尊重。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年度大会之前不久，他与坦博和西苏鲁被委派去拜访克苏马。这是一次困难的会见：克苏马决心继续控制，而他们却越发深信人民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此外，矿工罢工的教训证实了他们的信念，没有工人——“群众”——政治行动不可能奏效。他们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克苏马拒绝支持他们的“行动纲领”，他们在即将到来的全国主席选举中将不再支持他。克苏马对他们等闲视之。

在最后时刻，他们选了莫罗卡博士，他曾表示赞成“行动纲领”。保守派几乎人人投票选克苏马，青年人则选莫罗卡。这时“青年联盟”获得了多数支持——他们的“政变”成功了。

沃尔特·西斯鲁被任命为总书记，他以一票之多当选，此事很有意义：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次有专职书记，他将领取薪金——每周5镑——并有一间办公室。办公室当然很简陋，但位于约翰内斯堡的商业区，位置很好。西斯鲁的妻子阿伯蒂娜将用当护士的收入支持他们。

曼德拉属于新选进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之列，和温和派、共产党员及其他“青年联盟”代表在一起。他们宣誓要大力执行年度大会所通过的“行动纲领”。

这个“纲领”成了斗争的分水岭。它的宗旨是实现“民族自由”和民族自决权，反对出于白人统治思想动机的种族隔离政策和白人领导地位。必须使用新的“武器”：抵制、罢工、非暴力抵抗、不合作以及其他可以实现目标的手段。但是，首先必须组织一次全国性罢工，一天的抗议，反对政府的现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