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晚上，我们下了工，回到营棚里。雨下了整整一天，我们身上的破衣服简直绞得出水来；大伙儿都在冷风中哆咳，好像狗一样，冷得上牙对不拢下牙。又没有地方烘衣服，没有地方烤火，再加肚子里饿得比死还难受。可是晚上我们是没有东西吃的。

“我脱下身上湿漉漉的破衣服，扔在木板床上说：‘他们要我们采四方石子，其实我们每人坟上只要一方石子也足够了。’就是说了这些话，可是我们中间有个坏蛋，他把我这些牢骚向营的警卫队长告密了。

“营的警卫队长，或者照他们的说法，俘虏营长，是个叫米勒的德国人。个子不高，可挺结实．全身白得出奇；头发是白的，眉毛是白的，眼睫毛是白的，甚至于那双暴眼睛也是淡白的。俄国话讲得就跟咱们一样，而且重音打在o字上。仿佛是个土生土长的伏尔加流域人。骂起娘来可是个了不起的好手。也不知道那畜生打从哪儿学来这一手？他叫我们在住区一一他们把营棚叫作住区——前面排起队来，自己带着一群党卫队员，伸出右手，在队形前面走着。他的手上戴着皮手套，皮手套里还有铅制的衬垫，用来保护手指。他一面走，一面每隔一个人打着我们的鼻子，打得皮破血流。他把这叫做‘预防感冒’。天天都是这样。营里总共有四个住区，他就今天给第一区举行‘预防’，明天给第二区，这样轮流下去。这是个做事很认真的孬种。从来没有休息日。只有一件事，他这蠢货可无法了解：原来在他动手打人以前，为了使自己发火，总要在队形前面骂上10分钟。他不分青红皂白。娘天娘地地乱骂，我们听了反而感到舒服：仿佛听到了自己的家乡话．仿佛从家乡吹来一阵微风……要是他知道，这样骂法只给我们带来满足，那他一定不会用俄国话骂，而光用他们的德国话骂了。只有我的一个莫斯科朋友，可

对他大为生气，他说：‘当他骂人的时候，我就闭上眼睛、仿佛已经回到莫斯科，坐在扎采普街上的啤酒馆里，并且想喝啤酒，简直想得头都发晕了。’

“嗯，就是这个警卫队长，在我说了关于几方石子的话以后，第二天把我叫去了。那天晚上营棚里来了个翻译，还带着两个卫兵。‘哪一个是安德烈·索科洛夫？’我答应了一声。‘跟我们走，营长本人叫你去。’我很明白为什么叫我，是要毙了我。我跟同志们告了别，他们都知道我是去送命的。我叹了一口气，走了。走到院子里，我抬头望望星星，跟星星也告了别，心里却想：‘你的苦可吃到头啦，安德烈·索科洛夫，照营里的叫法是，第331号。’不知怎的，我忽然可怜起伊琳娜和孩子们来，后来这种怜爱的感情也消失了。我开始鼓起勇气来，好跟一个士兵应该做到的那样，毫无恐惧地看着手枪的枪口，不让敌人在我最后的一分钟看见我也很舍不得离开人世……

“在警卫队长的办公室里，窗台上放着鲜花，于干净净，好像我们这儿漂亮的俱乐部。桌子周围坐着全营的长官。总共五个人，狂饮着白酒，吃着咸肉。桌子上放着一大瓶刚开瓶的白酒，还有面包、咸肉、渍苹果、各种打开的罐头食物。我对这些东西看了一眼，说实话，我感到那么恶心，差点儿呕吐起来。我饿得像一只狼，早已跟人吃的东西绝了缘，现在面前却摆着那么多好东西……我勉强忍住恶心，好容易才使自己的眼睛离开桌子。

“米勒喝得醉醺醺的，就坐在我面前，玩弄着手枪，把它从这只手抛到那只手，同时眼睛一眨不眨地瞧着我，好像一条蛇。嘿，我就双手贴住裤子缝，碰响磨坏的靴跟，大声报告说：‘警卫队长，战俘安德烈·索科洛夫遵命来到。’他就问我说：‘怎么样，俄国佬，你说采四方太多吗？’我说：‘不错，警卫队长，太多。’‘你说做坟只要一方就够了吗？’‘不错，警卫队长，足够了，甚至还有得多。’

“他站起来说：‘我持别抬举你，为了你这些话，现在亲自来枪毙你。这儿不方便，咱们到院子里去，你到那儿去送命吧。’我对他说：‘听便。’他站起来，想了想，然后把手枪扔在桌子上，倒了一大杯白酒，拿起一小片面包，又在面包上放了一小块咸肉，把这些一齐交给我，说：‘临死以前干一杯吧，俄国佬，为了德国军队的胜利。’

“我刚从他的手里接过玻璃杯和点心，一听到这话，全身好像给火烧着一样！心里想：‘难道我这个俄罗斯士兵能为德国军队的胜利干杯吗？！哼，你未免也大过分了，警卫队长！我反正要死了，可你跟你的白酒也给我滚吧！’

“我把玻璃杯搁在桌上，放下点心，说；‘谢谢您的招待，但我不会喝酒。’他微笑着说；‘你不愿为我们的胜利干杯吗？那你就为自己的死亡干杯吧。’这对我有什么损失呢？我就对他说：‘我愿意为自己的死亡和摆脱痛苦而干杯。’说完拿起玻璃杯，咕嘟咕嘟两口就喝了下去，但是没有动点心，只很有礼貌地用手拿擦擦嘴唇说：‘谢谢您的招待。我准备好了，警卫队长，走吧，您打死我得了。’

“他却那么仔细瞧瞧我说：‘你死以前吃些点心吧。’我回答他说：‘我只喝一杯酒是不吃点心的。’他又倒了一杯，递给我。我喝干第二杯，还是不碰点心，希望壮壮胆，心里想：‘最好能在走到院子，离开人世以前喝个醉。’警卫队长高高地扬起两条白眉毛问：‘你怎么不吃啊，俄国佬？不用客气！’我再一次回答他说：‘对不起，警卫队长，我喝两杯也不习惯吃点心。’他鼓起腮帮，哧的响了一声，接着哈哈大笑，一面笑，一面叽哩咕噜地说着德国话，显然是在把我的话翻译给朋友们听。那几个也哈哈大笑，移动椅子，向我转过嘴脸来。我发现他们对我的态度有些不同，似乎温和些了。

“警卫队长给我倒了第三杯，他的两手笑得直打哆咳。我慢吞吞地喝干了这一杯，咬了一小口面包，把剩下的放在桌上。我很想让这帮该死的家伙瞧瞧，我虽然饿得要命，但决不会因为他们的小恩小惠而噎死。我有我做俄国人的骨气和骄傲，他们不论用什么手段，都不能把我变成畜生的。

“随后警卫队长摆出严肃的神气，整了整胸前的两个铁十字章．不带武器，从桌子后面走出来说：‘听好，索科洛夫，你是一个真正的俄国兵。你是一个勇敢的军人。我也是一个军人，我尊敬值得尊敬的敌人。我不枪毙你了。再说，今天我们英勇的军队已经开到伏尔加河畔，完全占领了斯大林格勒。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大喜事，因此我特别宽大，送你一条命：回到你的住区里去吧，这是因为你的胆量而给你的。’说着从桌子上拿起一个不太大的面包和一块咸肉，交给我。

“我使劲夹住面包，左手拿起了咸肉，因为这种意外的转变而弄得完全不知所措了，也没有说声谢谢，就来了个向后转，拔脚向门口走去，同时心里想：‘要是现在他在我的肩膀中间来上一枪，我就不能把这些东西带到朋友们那儿啦。’不，总算没有事，这一次死神又在我的身旁滑过去了，只让我感到身上一阵冰凉……

“我从警卫队长办公室出来，脚步还很稳健，但一到院子里就瘫痪了。我踉踉跄跄地走到营棚里，就倒在水泥地上失去了知觉。弟兄们在黑暗中把我推醒说；‘谈吧！’嗯，我想起了办公室里的经过，就给他们讲了一通。‘咱们怎样分配这些东西呢？’睡在我旁边的那个同志问，他的声音有些哆嗦了。‘大家平分，’我回答他说。我们等到了天亮。面包和咸肉用麻线切开来。每个人分到火柴盒子那么大的一块面包，连一粒面包屑都没有浪费。嗯，至于咸肉呢，你自己明白，只够抹一抹嘴唇。不过分得没有一个人有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