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九三年五月的最后几天，一支军队来到位于阿斯蒂耶的那座令人生畏的索德雷树林。他们是在桑泰尔率领下由巴黎来到布列塔尼地区的几个营中的一个，在残酷的战争中伤亡惨重，现在剩下不到三百人。经过阿尔戈恩、雅马普、瓦尔米战役以后，巴黎志愿军的第一营由原有的六百人减至二十七人，第二营只剩下三十三人，第三营只剩下五十七人。这是惊心动魄的战斗时期。

从巴黎派来旺代地区的军队共九百一十二人。每个营配备有三门大炮。人员是紧急招募的。四月二十五日，在戈耶任司法部长，布肖特任陆军部长的情况下，忠告区1提议向旺代地区派志愿军。公社2委员吕班提出报告，五月一日，桑泰尔就准备就绪；派出一万两千人，三十门野战炮以及一个炮兵营。这支迅速组成的军队在士兵与下级军官的比例上作了改变，人员配备比较合理，因此至今仍被视作典范。在今天，正规部队的组建也是按照这种模式进行的——

1法国大革命时，巴黎分为四十八个行政区。

2一七八九-一七九五年的巴黎公社是革命的市政府。另一个巴黎公社（一八七一年）是无产阶级专政政权。

四月二十八日，巴黎公社对桑泰尔的志愿军下了这道命令：“决不宽恕，毫不留情。到了五月底，从巴黎来的一万两千人中，已死亡八千人。

走进索德雷树林的这一营人十分警惕地观察前后左右，慢慢搜索。克莱贝将军说过：“士兵后背也长眼睛。”他们已经走了很久。现在大概几点钟了？是上午还是下午？难以判断，因为在这些盘根错节的荆棘丛里，永远是黄昏，从来就是阴暗的。

索德雷树林是个悲惨的地方。一七九二年十一月，内战就是在这片树丛中开始它的罪恶的。凶残的瘸子穆斯克东正是从这致命的丛林中出来的。林中发生过大量的谋杀，更令人毛骨惊然。没有比这更可怕的地方了。士兵们小心翼翼地前进。处处是花。周围是颤动的枝条组成的厚墙，从那里飘下绿叶迷人的清香，幽暗的绿色中有着斑驳的阳光。地上长着菖兰花、鸢尾花、水仙花、报春的小黄花、春天的藏红花，它们是这层厚厚的植物地毯的点缀和花边，地毯上凑集着形形色色的苔藓，从毛虫形直到星形。士兵们轻轻拨开树枝，蹑手蹑脚地一步步走。小鸟在刺刀立方脉鸣。

从前，在和平时期，人们在索德雷树林里玩“乌伊什巴”，就是在黑夜里追逐小鸟，现在人们玩的是追逐人。

丛林里长满了桦树、山毛榉和橡树。地面平坦，人走在苦葬和厚草上悄然无声。没有小道，或者说有几条小道，但很快便消失了。还有些拘骨叶冬春、野黑刺李树、藏草、芒柄花丛、高高的荆棘。十步之外的人是根本看不见的。

枝条中有时掠过一只苍鹭或黑水鸡，表明附近有沼泽。

士兵在行进，盲目地往前走，忐忑不安，又害怕撞上寻找的对象。

时不时地出视野营的痕迹：地面被火烧过，草被踩平了，还有用木棍搭成的十字架和血迹斑斑的树枝。有人在这里煮过汤，在那里做过弥撒，在另一处包扎过伤员。但是，从这里经过的人已无影无踪。他们现在在哪里？可能很远，也可能近在咫尺，正握着短铣枪藏在树林里。树林似乎荒寂无人。士兵们更加警惕。荒僻引起怀疑。看不见人，就更有理由害怕。这是一片歹徒出没的森林。

这里很可能有陷阱。

三十位精兵在一位中士的率领下远远地走在大部队前面去执行侦察任务。随军的女食贩与他们同行。女贩们乐于随先遣队同行，当然这要冒险，但能开开眼。好奇心是女人勇气的一种表现形式。

这支小小的先遣队突然战栗起来，这是猎人们常有的战栗，它表明快到兽穴了。矮树丛中央仿佛有人在呼吸，树叶仿佛还晃动了几下。士兵们相互示意。

当侦察兵执行警戒和搜索任务时，军官们不需要介入。该做的事自然而然地就做了。

不到一分钟，有动静的地方就被包围了。士兵们举枪对准它，从四面八方瞄准荆棘丛中央那个阴暗的地方，手指扣住扳机，眼睛盯着，只等中士下令就开枪射击了。

这时那位女贩壮着胆子往荆棘里看。中士正要喊“开火”时，女贩却喊道：“停下！”

她转身对士兵说：“别开枪，同志们。”

于是她奔向丛林深处。人们跟着她。

那里确实有人。

在茂林深处有一片小小的林中空地，它呈圆形，是烧树根的木炭窑留下的。在它边上，有一个由树枝形成的房间式洞穴，它半开着，像一个放床的凹室。那里有一个女人，她坐在苔藓上，正给一个婴儿喂奶，膝头上是另外两个满头金发的孩子，他们在熟睡。

这就是陷阱。

“你在这里干什么？”女贩喊道。

女人抬起头。

女贩又愤怒地说：

“你疯了，呆在这里！”

接着又说：

“你差一点就没命了！”

她又对士兵们说：

“这是个女人。”

“当然，我们看见了！”一位士兵说。

女贩继续说：

“来林子里送死！怎么干这种蠢事！”

女人吓坏了，惊惶失措，呆若水鸡，像是在做梦。她看看四周，看着那些长枪、马刀、刺刀和凶狠的面孔。

两个孩子醒了，哭叫起来。

“我饿了。”一个孩子说。

“我害怕。”另一个孩子说。

最小的孩子继续吃奶。

女贩对她说：

“你最乖。”

母亲吓得说不出话来。

中士朝她喊道：

“你别怕，我们是红色无檐帽营。”

女人全身颤抖不已。她瞧着中士，那是一张粗糙的脸，只看得见眉毛、髭须和火炭般的两只眼睛。

“就是从前的红十字营。”女贩说。

中士接着问道：

“你是谁，太太？”

女人惊恐万状地打量他。她瘦削、年轻、苍白，衣衫褴褛，戴着布列塔尼农妇粗大的披肩风帽，脖子上系着一床毛毯，像雌性动物一样毫不在意地露出赤裸的rx房。她既没有穿袜子也没有穿鞋，两只脚在流血。

“这是个穷人。”中士说。

女贩用粗声粗气、但仍不失女性温柔的口吻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女人喃喃说了几个字，几乎听不清；

“米歇尔-弗莱夏。”

这时，女贩用粗大的手抚摸婴儿的小脑袋，问道：

“小家伙多大了？”

母亲没有听懂。女贩又说：

“我问你她多大了？”

“呵！”母亲说，“一岁半。”

“够大了，”女贩说，“她不该再吃奶，应该断奶了。我们给她喝汤。”

母亲开始放心了。睡醒的那两个孩子好奇甚于恐惧，正在欣赏羽饰。

“呵！”母亲说，“他们真饿坏了。”

接着又说：

“我没有奶了。”

“我们会给他们东西哈，”中士大声说，“也给你。不过还有一件事。你是什么政治观点？”

女人瞧着中士，没有回答。

“你听见我的问题了吗？”

女人结结巴巴地说：

“我很年轻就被送进修道院，但我给了婚，我不是修女。修女们教我说法语。村子被人放火烧了，我们急急忙忙逃了出来，我连鞋也来不及穿。”

“我是问你的政治观点。”

“我不知道。”

中士又说：

“现在常有女奸细。女奸细是要枪毙的。来，你说吧，你不是波希米亚人吧。你的祖国在哪里？”

她仍旧瞧着他，仿佛听不懂。中土重复说：

“你的祖国在哪里？”

“我不知道。”她说。

“怎么，你不知道哪里是你的老家？”

“呵，老家，我知道。”

“那好，哪里是你的老家？”

女人回答说：

“西斯夸尼亚庄园，在阿泽教区。”

这回中士吃惊了。他沉思片刻，问道：

“你是说……”

“西斯夸尼亚。”

“那可不是祖国。”

“那是我老家。”

女人想了一下又说：

“我明白了，先生，您是法国人，我是布列塔尼人。”

“那又怎样呢？”

“这不是同一个地方。”

“可这是同一个祖国呀！”中士喊叫了起来。

女人又说：

“我从西斯夸尼亚来。”

“西斯夸尼亚就西斯夸尼亚吧。你家里人是在那里吗？”

“是的。

“他们做什么？”

“他们全死了。我没有亲人了。”

中士是个爱说话的人，又继续审问：

“见鬼，你总有亲戚吧，至少从前有。你是谁？说话呀。”

女人听着，目瞪口呆，这句“至少从前有”不像是人的语言，而像是动物的吼叫。

女贩感到自己应该介入了。她又抚摸吃奶的孩子的头，用手拍拍另外两个孩子的脸颊。

“吃奶的女孩叫什么名字？”她问道，“这是个女孩吧。”

母亲回答说：“若尔热特。”

“老大呢？这淘气鬼是男孩吧？”

“勒内－让。”

“小的呢，他也是男孩吧，脸颊鼓鼓的。”

“胖阿兰。”母亲说。

“这些孩子多好哇，”女贩说，“都已经像大人了。”

中士继续问：

“你说吧，太太，你有家吗？”

“有过。”

“在哪里？”

“在阿泽。”

“你为什么不呆在家里？”

“家被烧掉了。”

“谁干的？”

“不知道。是战争。”

“你从哪里来？”

“从那里。”

“你去哪里？”

“不知道。”

“说正题吧，你是谁？”

“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是谁？”

“我们是逃难的人。”

“你是哪一派？”

“不知道。”

“是蓝党还是白党1？你和谁站在一起？”——

1蓝党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激进派，白党是保皇派。

“和我的孩子们。”

沉默。女贩说：

“我没有生过孩子，没有时间生孩子。”

中土又问道：

“那你的父母呢？听我说，太太，告诉我们你父母是什么人。我叫拉杜，我是中土，我是从谢尔什米迪街来的，我父母原先在那里，我可以谈我的父母。你谈谈你的父母吧。他们原先是什么人？”

“他们姓弗莱夏，就这些。”

“是呀，弗莱复是弗莱夏，拉杜是拉杜，可总有个职业吧。你父母的职业是什么？原先是干什么的？现在干什么？你的这些弗莱夏，他们弗莱夏些什么呢？”

“他们种地。我父亲是残废，不能做工。他挨过老爷——他的老爷，我们的老爷——的棍子，这还算老爷开思，因为父亲偷了一只兔子，这够死罪，老爷发善心，让手下人只打了我父亲一百根，从那时就落下了残疾。”

“还有呢？”

“我爷爷是胡格诺派1，被本堂神甫送去服苦役。那时我很小。”——

1十六至十八世纪法国天主教徒对新教徒的称呼。

“还有呢？”

“我公公是私盐贩子，被国王送上了绞架。”

“那你丈夫呢，他是干什么的？”

“那些天里他打仗。”

“为谁打仗？”

“为国王。”

“还有呢？”

“为领主老爷。”

“还有呢？”

“为本堂神甫先生。”

“真是他妈的该死的畜生！”一位士兵大声说。

女人一惊，显得惶惶不安。

“你瞧，太太，我们是巴黎人。”女贩和蔼地说。

女人双手合十高声说：

“呵天主耶稣基督！”

“不要迷信！”中上说。

女贩在那女人身边坐下，将最大的孩子拉到自己两膝之间，孩子乖乖地听从了。儿童常常莫名其妙地安然顺从或认生害怕，大概内心里有一种暗示吧。

“我可怜的好心大嫂老乡，你有这么漂亮的孩子，多好哇。我能猜出他们的年龄，老大四岁，弟弟三岁吧。你瞧瞧，吃奶的这小家伙可真贪嘴。呵，小鬼！别这样啃妈妈，好不好？我说，太太，你别怕，你应该加入我们这个营，和我一样干活。我叫乌扎尔德，这是绰号。我喜欢叫乌扎尔德，不喜欢像我母亲一样叫比科尔诺小姐。我是伙食贩。军队相互开火，相互残杀时，给他们酒喝的女人就叫伙食贩，干这行的人可不少。我们两人的脚差不多大，我把鞋给你。八月十日1我在巴黎，给过韦斯特曼2酒喝，一切顺利。我看见路易十六上断头台，就是人们称作的路易-卡佩。他不愿意。你听听看，就在一月十三日3，他还烧栗子吃，和家里人笑笑闹闹哩。后来他也不得不在我们称作的摇板上躺下，没穿礼服上装，没穿鞋，只穿着衬衫、凸纹布外衣、灰呢短裤和灰色丝袜。这些我可是亲眼见过。运地来的马车涂的是绿漆。我看你就来我们这里吧，这个营里都是好小伙子。你来当第二号伙食贩，我教你怎么干，呵，简单得很。你带上桶和铃铛，走到闹哄哄的、枪弹炮弹飞来飞去的地方，你大声喊：‘孩子们，谁要喝一口？’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了。我呀，无论是谁，我都给酒喝，给白军，也给蓝军，我是蓝军，是忠诚的蓝军，但我的酒是给所有人的。伤员们总是口渴。人死是不分观点的。人们死时应该相互握手。打仗真是件蠢事！你来我们这里吧。我要是被打死了，你就接我的班。你瞧，我就是这个脾气，但我既是好心的女人又是正直的男人。你不要害怕。”——

1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巴黎起义公社袭击议会，国王被“停职”。

3参加八月十日革命行动的法国将军。

3路易十六于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被处死。

女酒贩停住了，那女人哺响说：

“我们原先的邻居叫玛丽－让娜，仆人叫玛丽－克洛德。”

此刻，拉杜中立正在训斥那个士兵：

“闭嘴，你吓坏了这位太太。在女人面前不该说粗话。”

“对有教养的人来说这也是不折不扣的屠杀呀。”士兵反驳说，“这些人可真是奇怪，岳父被领主打残废了，爷爷被神甫发配服苦役，父亲被国王吊死了，可他们还打仗，真他妈的，还不造反，还为领主、神甫、国王卖命！”

中士喝道：

“在队伍里不许说话！”

“不说话，中土。”士兵又说，“可是，这样漂亮的女人为了教士去送死，这总说不过去吧。”

“士兵，”中上说，“我们这里可不是梭枪俱乐部。别耍嘴皮子。”

接着他转身问那个女人：

“你丈夫呢，太太？他在于什么？他现在怎么样？”

“没了。被杀死了。”

“在哪里？”

“在树篱那边。”

“什么时候？”

“三天以前。”

“是谁干的？”

“不知道。”

“怎么，你不知道是谁杀死了你丈夫？”

“不知道。”

“是蓝军？是白军？”

“是一颗子弹。”

“三天以前？”

“是的。”

“在哪个方向？”

“靠埃尔内。我丈夫倒下了，就是这样。”

“他死了以后，你干什么呢广

“领着孩子逃走。”

“去哪里？”

“往前走呗。”

“在哪里过夜？”

“地上。”

“吃什么呢？”

“不吃东西。”

中士以军人的方式撅起嘴，髭须碰到了鼻子。

“不吃东西？”

“在荆棘里找去年剩下的黑利李和桑果，还有越桔种子、颇草的嫩枝。”

“好嘛，等于什么也没有说。”

最大的孩子仿佛听懂了，说：“我饿。”

中士从衣袋里掏出一块配给面包，递给母亲。母亲将它掰成两半给了孩子们。两个小家伙贪婪地啃起来。

“她自己一口也不吃。”中士咕哝说。

“因为她不饿。”一位士兵说。

“因为她是母亲。”中士说。

孩子们停了下来。

“我渴。”一个孩子说。

“我渴。”另一个孩子也说。

“这个鬼树林里没有小溪吗？”中土问。

女酒贩从腰带上摘下那只和小铃销挂在一起的钢杯，旋开斜背在身上的木桶的开关，往林里倒了几滴酒，将杯子凑近孩子们的嘴唇。

第一个孩子喝了，做了个鬼睑。

第二个孩子喝了，吐了出来。

“这可是好喝的东西。”女贩说。

“是烈烧酒？”中土问道。

“对，上等酒，可他们是农民。”

接着，她擦擦杯子。

中士又问：

“你就这样逃命吗，太太？”

“只能这样呗。”

“穿过田野，好像有人跟在后面？”

“我拼命跑，然后走，然后倒下来。”

“可怜的教民！”女贩说。

“人们在打仗，”女人结结巴巴地说，‘周围都是枪弹。我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我丈夫被打死了，我只明白这一点。”

中士用枪托敲着地，大声说：

“愚蠢的战争！真他妈的！”

女人接着说：

“昨天夜里，我们在一棵埃穆斯里睡的觉。”

“四个人？”

“四个人。”

“睡觉？”

“睡觉。”

“那是站着睡觉了。”中士说，接着又转身对土兵们说，“同志们，这里有一种枯死的空心树，里面只容得下一个笔直站立的男人。这些野人们管这树叫埃穆斯。有什么办法呢？他们不可能是巴黎人呀。”

“在树洞里睡觉！”女贩说，“还带着三个孩子！”

“要是孩子叫喊起来，过路的人只听见树在喊：‘爸爸，妈妈’，可什么也看不见，那可真古怪。”中士说。

“幸好现在是夏天。”女人叹息说。

她看着地面，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气，目光中流露出对灾难的困惑。

士兵们默默无语，在苦难的女人四周围成一圈。

一个寡妇，三个孤儿，逃亡，遗弃，孤独，四面八万轰响的战火，饥饿，干渴，以草根为食，以天空为屋顶。

中士走近女人，瞧着吃奶的婴儿。婴儿放开了xx头，轻轻转过头，用漂亮的蓝眼睛瞧着向她俯身的那张野兽般毛茸茸的、令人害怕的脸，微笑了起来。

中士直起身来，一颗大泪珠在脸颊上滚下，停在髭须尽端，像一粒珍珠。

他提高声音说：

“同志们怕于这一切，我决定咱们营收养这些孩子。同意吗？咱们收养这三个孩子。”

“共和国万岁！”士兵们高呼。

“好，一言为定。”中士说。

于是他将两手伸到母亲和孩子的头部上方：

“这就是红色无檐帽营的孩子们。”

女贩兴奋得跳了起来，喊着说：

“一顶帽子下的三个脑袋1。”——

1富有寓意的文字游戏，表示三个人共一个观点。这是大革命时期人们的梦想——原编者注

接着她又大哭起来，狂热地亲吻那可怜的寡妇，说道：

“这小家伙看上去已经很淘气了。”

“共和国万岁！”士兵们再次喊道。

中士对那位母亲说：

“来吧，女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