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是这样，开始时你以为自己适应了。”康拉德吃完鳟鱼后，又谈起了热带，“我去那里的时候还很年轻，这你应该记得。三十二岁。我当时去了沼泽地。当地人住在铁皮屋顶的房子里。我没有钱。一切都由殖民团体支付。半夜睡觉，你感觉像躺在热雾里。清晨时分，雾变得更浓、更烫。你会感到浑身酸痛。所有人都酗酒，眼睛猩红。第一年你以为你会死掉。第三年你觉得，你不再是过去的那个你，好像你的生命节奏改变了。你活得匆促，有什么东西在你体内燃烧，你的心以另一种方式跳动，整个人变得没精打采。一连几个月都没精打采。之后有那么一刻，你不再知道自己和周围发生了什么。有时这只发生在五年之后，有时就发生在头几个月。这会让人暴躁不安。在这种时候，不少人杀人，或者自杀。”

“英国人也这样吗？”将军问。

“在英国人中，这种情况少见一些。但是他们也会染上高烧、躁狂的瘟疫，那种瘟疫并没有什么致病菌。我真认为这是一种疾病，只是我们不知道病因而已。可能是水。可能是植物。可能是马来情人。那些女人你肯定无法习惯。她们中有的非常漂亮，笑意迷人，在她们的皮肤、举止、微笑和习惯里都蕴含着某种极致的柔润；无论在床上还是在餐桌上，她们都会把你服侍得体贴入微……即使这样，还是无法习惯。英国人，是的，他们保护自己。他们把整个英国装进手提行李，随身带来。比如彬彬有礼的傲慢、自我封闭、良好的教育、高尔夫球场和网球场，还有陪伴他们在沼泽地中央的铁皮顶房子里度过长夜的威士忌和烟草。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这些人只是传说而已。大多数人在四五年后，都跟其他那些比利时人、法国人、荷兰人一样变成野兽。热带啄掉他们身上的剑桥风度，就像麻风病啄烂人身上的皮肤。热带烧掉了他们身上的剑桥和牛津。你要知道，在那个岛屿上，所有在热带长期居住过的英国人都很可疑。受人尊敬，被人赞许，但很可疑。我敢肯定，他们在秘密档案里被人注上：‘热带’。像是说：‘性病’。或者：‘从事间谍活动’。所有在热带长期居住过的人都很可疑，无论他们打高尔夫还是打网球，无论他们在新加坡的朋友圈里喝威士忌还是一次又一次地穿着燕尾服或军服、胸前佩戴奖章参加政府晚宴，这都无济于事：他们仍然会很可疑。因为他们在热带生活过。因为他们染上了这种不可能适应的可怕瘟疫，如同所有的瘾癖，瘟疫也具有某种魅力。热带是一种疾病。热带性疾病可以痊愈，但热带永远不可能痊愈。”

“我明白了，”将军问，“你也染上了，对吧？”

“每个人都会染上的。”客人喝了一口夏布利，头往后仰，用过来人的语调说，“喝酒的人是廉价逃亡。瘾癖会潜伏在人的生活中，就像台风潜伏在沼泽地后，山林之间。那里有各种瘾癖。因此对岛上的英国人来说，所有来自热带的人都很可疑。因为无法知道在他的血液、心脏和神经里都有什么。不再是简单的欧洲人，这是肯定的。不再纯粹。欧洲的杂志起不了什么作用，你在沼泽地里所读的所有关于理想的文字，无论是在近些年的新书，还是在上个世纪写的或想的，都无济于事。你白白保持与众不同、尴尬而审慎的风度，就像热带居民在这类白人中间或像醉酒者在聚会场合那样小心注意自己的风度：言行举止过分造作，不想让人意识到他们内心的激情，极力表现得平和镇静、一本正经、有良好的修养……但在他们心里却是另一回事。”

“那么，”将军边说边朝灯光的方向举起斟满白葡萄酒的酒杯，“请你告诉我，他们心里到底是怎么回事？”

看到对方不语，他又说：

“我以为，今晚你之所以来这里，就是想告诉我这个。”

他俩坐在一张长桌旁，坐在一间高大的宴会厅里。自从克丽丝蒂娜去世后，这里再没有招待过客人。几十年来，没有人在这个大厅里吃过饭，这里就像博物馆的一间展厅，保存着旧家具和用过的物品，陈列着一个逝去了的年代所具有代表性的艺术珍品。墙上包有法兰西式的木雕墙围，家具像是从凡尔赛宫运来的。他俩分别坐在长餐桌的两端，在两人之间铺着白绫桌布的桌子中央，摆着一个插满兰花的水晶花瓶。花瓶周围摆了四件陶瓷雕塑，均是产自塞夫勒的极品，纤巧优雅的工艺品分别象征着东南西北。正对将军的是《西》，对着康拉德的是《东》：瓷器上微笑的黑人骑着骆驼，还有阔叶的棕榈树。

陶瓷烛台在桌子上一字排开，上面插着很粗的、教堂用的蓝色蜡烛。房间里只有四个角落亮着隐蔽的灯光。烛火燃得很高，摇曳颤抖，可房间内还是半明半暗。灰色大理石的壁炉里，木柴熊熊燃烧，冒着黄色、黑红色的火苗。不过，落地窗的窗扇虚掩着，灰色的纱帘没有完全拉上。夏日的晚风不时从窗口吹进屋内，透过薄薄的纱帘可以看到月光下的风景和远处小城里闪烁的灯火。摇曳的烛光映照着鲜花点缀的长桌中央，背靠壁炉还摆放了一把罩着绣毯的椅子。以前，那曾是将军的妻子克丽丝蒂娜的座位。在缺席者面前摆放的瓷雕是《南》：狮子、大象和一个披着阿拉伯连帽斗篷的黑人一起默默地镇守这块巴掌大的地方。大管家穿着黑色双排扣礼服，跟侍者一起纹丝不动地站在背后随时听命，随时用眼神纠正男仆们的举止。今天晚上，男仆们全都一副法国侍者的装扮，马裤与黑色燕尾服。这个习惯还是将军的母亲带到这里的，只要是在这个厅用餐—这个厅的所有家具、盘子、镀金餐具、水晶瓶、杯子和墙围，都是这位来自异邦的女主人从她的家乡带来的—她都要求男仆们穿上这套礼服端盘倒酒。厅里如此寂静，就连木柴咝咝的燃烧声都能听见。他们交谈的声音虽然很轻，但彼此仍能听见：就连耳语般的词句，都会在包着古色古香、感觉温暖的木墙围的墙壁上产生回声，犹如弓弦在琴板上发出的铮铮乐音。

“不，”一边吃饭一边沉思的康拉德说，“我来这里，是因为从维也纳回来正好路过。”

他动作优雅地狼吞虎咽，带着一股老年人的贪婪。现在，他将餐叉放到盘子边沿，上身微微前倾，提高嗓门，冲着远远坐在对面的主人大声说：

“我来这里，是想再见你一面。难道这样不应该吗？”

“当然应该。”将军礼貌地回答，“这么说，你去了维也纳。想来收获肯定不小，尤其对你这样了解热带和隐僻的人来说。你最后一次去维也纳是不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温和地问，语调里丝毫不含讥讽的话外音。

客人面带狐疑地望了一眼长桌的尽头。两位老人略带茫然地坐在那里，相距甚远地坐在高大的厅堂里。

“是很久了，”他回答说，“四十年前，我是在……”他困惑不安地说，并且出于尴尬而被迫沉默。

“我是在去新加坡的途中，去的维也纳。”过了一会儿，客人又说。

“原来是这样，”将军又问，“这次你去维也纳有什么感想？”

“变化很大，”康拉德说，“不管谁在我这样的年龄和处境里，去哪儿都会感觉到变化。是啊，我已经四十年没在欧洲大陆旅行了。我只在从新加坡去伦敦的途中，曾在法国的港口逗留过几个小时。但我还是想看看维也纳。看看那幢房子。”

“难道你此行就为了这个？”将军追问，“就为了看看维也纳和那幢房子？你是不是有什么生意？”

“什么生意也没有。”客人回答，“我跟你一样，已经七十三岁了。过不了多久就会死掉。所以我决定上路，并来这里看看你。”

“俗话说，”将军用彬彬有礼的鼓励语调回应说，“人到了这个年龄，将一直活到自己感到厌烦。你不这样觉得吗？”

“我已经感到厌烦了。”客人说。

这句话他说得漫不经心，语调平淡。

“你知道，对我来说，”康拉德说，“维也纳曾是这个世界上的一只音叉。说出‘维也纳’这个词，就像敲响音叉，然后注意那个正在与我说话的人从这个声音里听到了什么。我这样对人进行拣选。谁不符合标准，谁就不是我的人。因为维也纳不仅是座城市，还是一个声音，这个声音一个人要么能永远在灵魂中听到，要么永远听不到。这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我那时很穷，但并不孤独，因为我有一位朋友。维也纳就像一位朋友。我总能听到他的声音。即使在热带的雨中。在任何时候。有时我会在雨林里想起希辛格区房子门洞里潮腐的霉味。维也纳有我喜爱的音乐和一切，在砖石里，在人们的眼神和气质里，音乐使人变得无怨无艾，心平气和。你知道，在这种时候，人不会再受情绪的煎熬。冬季和春季的维也纳。美泉宫的林荫大道。在军校宿舍里，暗蓝的光线和高大、雪白、饰有巴洛克雕塑的楼道。清晨在普拉特骑马。西班牙学校的白色骏马。我记得所有的一切，我很想能够再次看到。” 他平静地说，神情之中带着羞涩。

“四十一年后，你找到了什么？”将军再次询问。

“一座城市。”康拉德回答，并耸了下肩膀。

“这里，”将军说，“至少不会让你失望。我们这里没发生什么变化。”

“这些年你没有出门旅行吗？”

“很少。”将军望着烛光说，“除非因为工作不得不去。有段时间，我真想跟你一样退役。有过那么一刻，我真这么想。我该远走天涯，去看看世界，去寻找什么，去找某样东西或某个人。”他们没有互相对视：客人盯着盛有黄色饮料的水晶杯，将军望着摇曳的烛光。“但是最终我还是留了下来。你知道，我是指军役。人变得刻板，淡漠。我曾向我父亲承诺，我将终身服役。所以我才留了下来。没错，我是提前退休了。五十岁那年，他们要任命我统领整个军团。我认为自己要承担这样大的重任还太年轻。于是我申请退役。他们表示理解，同意了我的请求。”

“更何况，”主人停顿片刻，招呼男仆斟上红葡萄酒，接着又说，“当时服役已不再给我带来任何的快乐。革命已经爆发。正处于一个剧变期。”

“是的，”客人回答，“这个我听说了。”

“你只是听说？我们是亲身经历的。”他严肃地说。

“我不止是听说。”客人解释道，“1917年，是的。就在那年，我第二次回到热带。我在沼泽里和中国人以及马来劳工一起工作。中国人最棒。尽管他们赌掉了一切，还属他们最棒。我们生活在沼泽地，在热带雨林深处。没有电话。没有收音机。世界大战爆发时，我已经加入了英国国籍，他们理解我，不可能让我跟自己的祖国作战。这样的事情他们理解。所以我可以回到热带。在那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劳工的消息最为闭塞。但是有一天，在既没有报纸也没有收音机、一连几周与世隔绝、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的沼泽地里，劳工们突然停止了工作。那是中午十二点钟。没有任何起因。他们的周围环境、工作条件、监督体制和生活待遇都跟以前一模一样，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既说不上好，也不能算坏。在那种情况下也只能那样。然而有一天，十二点钟，正午十二点整，他们说不愿再继续工作。他们来了许多人，有四千多名劳工，两腿泥污，上身赤裸，他们放下镐头、铁锨等劳动工具，说他们不再继续忍受。他们提出各种要求：要求雇主取消纪律处罚规定，要求提高工酬，增加休息时间。我们不知所措，不明白他们到底怎么了。四千名劳工变成了四千个黄皮肤和棕皮肤的勇士。下午，我骑马赶到新加坡。我是在那里听说的。在半岛上，我是最先听说的几个人之一。”

“你在那里听说了什么？”将军问，并向前欠了欠身。

“我听说，在俄罗斯爆发了革命。有一个人，当时大家只知道他叫列宁，搭乘密封的火车回到祖国，将布尔什维克装在手提行李里带回国。我的劳工们在没有电话没有收音机的热带雨林里，居然跟伦敦人在同一天获知这一新闻。简直不可思议！我后来理解了：对于人们来说，重要的消息，即使没有广播、没有电话，他们也会知道。”

“你这样认为？”将军问。

“我知道是这样。”客人平静地回答，“克丽丝蒂娜是什么时候死的？”他毫无铺垫地问。

“你怎么知道克丽丝斯蒂娜死了？”将军用和悦的语调问，“你远在热带，已经四十一年没来欧洲大陆。难道你是感觉到的？就跟劳工感觉到革命爆发一样？”

“我感觉到的？”客人反问，“也许吧。可她没有跟我们坐在一起。她会在哪里？只可能在坟墓里。”

“是的。”将军说，“她就安息在院子里，离暖房不远。按照她的愿望。”

“她死了很久吗？”

“你离开之后的第八年。”

“八年之后。”客人说，他的嘴唇苍白，无声地嚅动，雪白的假牙像在咀嚼什么，或是在默默心算。“她二十八岁那年。”他又开始默默心算，并悄声自语，“她要是活着，今天也该六十一岁了。”

“是啊，她会是个老太太，跟我们一样衰老。”

“她得了什么病？”

“医生说，她死于严重贫血。那种病非常少见。”

“并不那么少见，”康拉德用很内行的语气回答，“在热带很常见。人的生活条件发生改变，血象会发生相应变化。”

“也许是吧。”将军说，“如果那种病跟人的生活条件发生变化有关，在欧洲也许会很常见。我不懂这个。”

“我也不太懂。不过我在热带经常生病，慢慢变成了土郎中。马来人都是土郎中，而且代代相传。这么说，她是在1908年去世的。”过了好一会儿，客人用平和的语调说，仿佛一个人沉思了许久，终于说出自己的想法，“当时你还在服役吗？”

“是的。我一直服役到战争结束。”

“情况如何？”

“你是问战争吗？”将军瞅了客人一眼，简短而生硬地回答说，“跟热带一样令人憎恶。特别是在最后一个冬季，在北方。即使在这里，在欧洲，生活也一样充满冒险。”将军说完微微一笑。

“冒险？……对，有可能。”客人会意地点了点头，“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想到你们在前线作战，我却远离家乡，心里感到十分痛苦。我甚至想过回国报名参军。”

“这种想法，”将军用平缓、礼貌而果断的语气说，“在军团有不少人都曾有过，并且付诸了行动，可你最终并没有回来。我估计你还有别的原因。”他用劝诱的语调说。

“我是英国籍公民，”康拉德再次不安地解释，“人不可能每隔十年换一次家园。”

“是不可能。”将军表示同意，“我认为，人根本就不可能更换家园。只能更换证件。你不这么认为吗？”

“我的家园，”客人说，“已经灭亡了，解体了。我的家园曾是波兰和维也纳，是那幢房子和那座城市里的军营，是加利西亚和肖邦。它们中哪个现在还存在？把我跟它们联系到一起的那条秘密纽带已经不复存在了。所有的一切都分崩离析，变成碎片。我的家园，曾是一种情感。这种情感被伤害了。人在这种时候会毅然出走。去热带，或更远的地方。”

“更远的地方？去哪儿？”将军冷冷地问。

“到时间中避难。”

“这个葡萄酒的年份，”将军举起盛着绛红色葡萄酒的酒杯说，“或许你还记得。是在1880年我们宣誓那年采摘的葡萄。在对面翼楼的地下室里，我父亲储藏了满满一窖，用那一年的葡萄酒纪念那一天。年份已经很久，几乎是我们的整个一生。现在已经是陈年老酒。”

“我们为之宣誓的国家已经不复存在。”客人十分沉重地说，也举起了酒杯，“所有人都死了，走了，放弃了我们许下的誓言。曾经有过一个我们值得为之生、为之死的世界。这个世界灭亡了。新的世界与我无关。这就是我所能说的一切。”

“对我来说，这个世界依旧还在，即使在现实中已经消亡。它还在，因为我向它许下过誓言。这就是我所能说的一切。”

“是的，你始终是位军人。”客人回答。

两人远远地相互举杯，然后默默无语地喝干红葡萄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