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终于感觉好一点儿了，已经有很长时间，我们没法达到默契，只是这次，我们是靠电话线传递的默契，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见面了。她没有看到我生完两个孩子之后的样子，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还跟以前一样苍白消瘦，或者体形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些年，我感觉自己是和一个脑子里的影像说话，她的声音不能完全代表这个影像。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忽然间，我觉得堂·阿奇勒的谋杀事件是一个精彩的故事，可以成为我新小说的核心。挂上电话之后，我马上就把我们交谈的内容整理在一起。我重新构建了莉拉提醒我的那些事儿，把过去和现在混合起来，从可怜的达里奥的被杀，到那个放高利贷的人的惨死，一直到曼努埃拉·索拉拉。我难以入睡，反复捉摸她说的那些事儿。我越来越清楚地觉得，我可以通过这些材料，讲述一个故事。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一直在反思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把现在动荡的局面和遥远的声音混合在一起。我想到我现在富裕舒适的生活，还有我之前为了摆脱我的出身所做的努力，对于失去眼前的一切的担忧，还有倒退回去的渴望，这些情感都混杂在一起。我翻来覆去想了很久，我越来越确信，我可以把这些事写成一本书。我非常费力地思考，同时勾起了很多痛苦的回忆，我在本上写满了笔记，构建了一个暴力的情节，把近二十年里的事都联系起来。莉拉有时候会打电话给我，她问我：

“你怎么很长时间没打电话啊，你病了吗？”

“我很好，我在写东西。”

“你写东西时，我就不存在了？”

“你存在啊，但会让我分心。”

“假如我病了，假如我需要你呢？”

“你可以打电话给我。”

“假如我不打电话给你，你就一心想着你的小说？”

“是的。”

“我嫉妒你，你真有福气。”

我带着越来越不安的心情在写作，因为我担心孩子出生之前写不完，我担心自己分娩时会死去，留下一本没写完的书。这本书和我的第一本书那种随性而作完全不一样，非常艰难。我一写完草稿，就开始非常精心地修订。我希望用一种全新的、惊心动魄的、精心构造的混乱来写作，为此我义无反顾。在写第二遍时，我用一种细致入微的手法，每一行都改了又改。多亏我有一台奥利维蒂牌“lettera 32”打字机，那是我在怀黛黛期间买的，亏得有复写纸，我把我的小说变成了三份打出来的稿子，每份几乎有两百页，没一个打印错误。那时候是夏天，天气很炎热，我的肚子很大，我的臀部又开始疼了，反反复复。我母亲在走廊里来回走动的脚步声让我很心烦。我盯着那些纸张，发现自己很害怕。有好几天时间，我都没办法做决定，我想让彼得罗读一读，但我很犹豫。我想，也许我应该直接寄给阿黛尔，让她看看，彼得罗不太适合看此类故事，再加上，他一直都很较劲儿，这让他在系里的日子很难过，他每次回家都很焦虑，会和我说一些很抽象的话，都是关于法律的价值。我觉得，他的状况不适合阅读一本描写工人、老板、流血斗争、黑社会还有放高利贷的人的故事。还有，他一直都让我远离他内心的纷乱，他从来都没对我过去是什么样子、我后来变成什么样子表示出兴趣，他对我这个人都没有兴趣，把书给他看，有什么意义呢？他只是会谈到词汇、句点的运用，假如我追问他的想法，他也只会泛泛地说几句。我给阿黛尔寄了一份稿子，然后给她打了电话。

“我写完了。”

“我真高兴。你让我看看吧？”

“今天早上，我给你寄了一份。”

“很好，我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你的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