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赫米娅·芒特来说，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清晨穿过莫兰德的中心地区，比在哥本哈根的时候还要危险。这个小镇的很多人都认识她。她去了教堂，看了场足球赛，去了亚恩最喜欢的酒吧，又和亚恩的母亲一起去逛了街。想到那个时候的欢乐时光，她感到难过不已。

也正因为如此，这里的很多人都认识了奥鲁夫森家长子的英国未婚妻。这加大了她被认出来的可能性。如果这样的话，人们一传十，十传百，警察很快就会听到口风。

这天早晨，她戴了一顶帽子和一副太阳眼镜，但这依然不能彻底消除她的危险。无论如何，她必须要冒这个险。

昨晚她一直在市中心，希望能够碰到哈罗德。她知道他喜欢爵士乐，所以首先去了霍特酒吧，但那里已经关门了。在所有年轻人聚集的酒吧或者咖啡馆，她都没看到他的踪影。整个晚上都白费了。

今天早晨，她准备去他家。

她想过打电话，但那有些太冒险了。如果她说了自己的真名，监听者会听到；而如果起个假名，或者不告诉对方自己的名字，那就有可能吓到哈罗德，让他逃跑。她必须亲自去一趟。

然而这样的危险可能更大。莫兰德是一个城市，可桑德却是一个小岛，岛上的居民几乎都彼此认识。她只能期待那里的人把她当成一个游客，不会去注意她。再没其他办法了。离月圆只有五天的时间了。

她走到港口，拿着小箱子登了船。在舷梯尽头站着一个德国兵和一个丹麦警察。她向他们出示了自己的假护照。那份文件已经经过了三次检查，但递给他们的时候她还是不禁抖了一下。

那个警察仔细地研究着她的身份证。“你真是远道而来啊，瑞克斯小姐。”

她已经做好了准备。“我是来参加葬礼的。”这应该是个比较可靠的理由。她不知道亚恩的葬礼是什么时候，但早到个一两天也没有什么可疑的，尤其是在战争时期。

“是奥鲁夫森的葬礼。”

“是的。”眼泪顿时涌了上来，“我是他的远房表妹，但我母亲和莉斯贝思·奥鲁夫森走得很近。”

虽然隔着眼镜，警察还是感到了她的悲伤。他温柔地说：“请节哀。”然后就把文件交给了她，“还有时间。”

“是吗？”也就是说葬礼就在今天，“我不太肯定，电话也打不通。”

“葬礼是今天下午三点钟。”

“谢谢。”

赫米娅走到船上，倚着栏杆。船开了，她望着海对面那个平凡的小岛，想起了自己第一次到那里时的情景。亚恩家里冰冷的房间让她感到吃惊。这样严肃刻板的家庭居然可以养育出像亚恩一样风趣幽默的人。

她本来也是个严肃的人，至少她的同事是这么认为的。她在亚恩的生活中好像扮演了一个母亲的角色：催促他准时，不让他醉酒；而他则教会她放松，享受生活。她曾经对他说：“自然随性要看时间和场合。”为此他笑了她一整天。

她后来又去过一次桑德岛，是在圣诞节的时候。奥鲁夫森家的圣诞跟大斋期没什么区别。对于牧师一家来说，圣诞节是一个宗教事件而非狂欢的日子。但她反而觉得这样安安静静地度过节日，倒也别有一番趣味：她和亚恩玩拼字游戏，和哈罗德聊天，吃着奥鲁夫森太太准备的平凡食物，穿着毛皮大衣，和心爱的人手牵手地走在寒冷的海边。

她从来没想过来这里参加他的葬礼。

她很想去，但却知道那是不可能的。那里有太多人认识她了。甚至可能有警察。无论如何，如果赫米娅都能知道，亚恩的工作已经另交他人，那么警察恐怕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

因为葬礼，她可能要在这里多待几个小时了。她得等到葬礼结束之后才能去奥鲁夫森家。因为葬礼前，会有邻居在家里的厨房帮忙，在教堂摆花，有承办商和护柩人。那比参加葬礼本身还要危险。但葬礼一结束，悼念者喝完茶，吃完小三明治，很快就会离开。空留下逝者的家人独自悲痛。

这意味着她要找个地方把时间耗过去，而且还不能被发现。如果她今晚能够拿到哈罗德手上的胶卷，就可以搭明早的第一班车赶往哥本哈根，再在明晚坐船去博恩霍尔姆，第二天过海去瑞典，二十四小时后就能抵达伦敦，比满月之夜还提前了两天。这样想来，浪费这几个小时还是值得的。

她在桑德岛下了船，向酒店的方向走去。她不能进大堂，那里可能有人还记得她，所以她走到了沙滩上。今天并不是个适合到海边晒太阳的日子——天空中堆着厚厚的云，凉风一阵阵地吹过海面——但那些旧式的更衣房依然被推了出来，有人在海里游泳，还有人在岸上野餐。赫米娅找到了一个沙丘的斜坡，假扮成度假的游人躺了下来。

她一直等到涨潮。酒店的马把那些更衣房拉走了。这两周以来，她能做的仿佛只有等待。

圣诞之后，她又见过亚恩的父母一次。那次他们百年不遇地去了趟哥本哈根。亚恩带他们到提华里花园逛了一圈，当时的亚恩风趣幽默，服务周到，逗得他母亲笑声不断，就算是那位严父也不禁回顾起了在詹斯博格的学生生涯。几周后，纳粹来了，赫米娅乘着一辆装满了来自德国敌对国外交官的火车，满怀耻辱地离开了丹麦。

而如今，她回来了，冒着自己和他人生命的危险，寻找一个致命的机密。

沙滩上已经没有人了。她在走向教堂的路上遇到了几个人。她和他们保持了距离，假装自己是一个不友善的游客。好在没人认出她。

她终于看到了那座矮矮的教堂和牧师的房舍。想到那是亚恩的家，她再次悲从中来。周围一个人都没有。她走近一些后，看到那个小墓地中多了一座新坟。

她沉痛地走到了她未婚夫的坟前，摘下了墨镜。那里摆满了花。人们通常都会为年轻人的早逝而感到遗憾。她突然无法抑制自己的悲痛，浑身颤抖，眼泪从她的脸上淌了下来。她跪了下来，捧了一抔土，心中想着他在坟墓中的身体。我曾怀疑过你，她想道，但你却是我们之中最勇敢的。

她终于平静了一些，站起身来。她用袖子擦干了脸上的泪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她转身离开时，她看到了亚恩父亲高大的身影站在几码之外，正定定地望着她。他应该是怕惊动她，一直静静地等在那里。“嗨，赫米娅，”他说，“上帝保佑你。”

“谢谢您，牧师。”她想拥抱他，但他不是一个习惯拥抱的人，所以最终只是和他握了握手。

“葬礼已经结束了，你来晚了。”

“我是故意的。我不能让别人看到我。”

“还是进屋里来说吧。”

赫米娅跟着他穿过草坪。奥鲁夫森太太正在厨房里，却少有地没站在水池旁边。赫米娅猜想邻居应该是帮忙洗好碗了。奥鲁夫森太太穿着黑色的长裙，带着黑帽子，坐在厨房桌前。一看到赫米娅，她的眼泪流了出来。

赫米娅抱了抱她，但她的心情并不只有同情。她想找的人不在这里。她尽量委婉地说：“我以为哈罗德会在。”

“他不在。”奥鲁夫森太太说。

赫米娅突然感到，自己漫长而危险的旅程最终还是白费了。“他没来参加葬礼吗？”

她含着泪摇了摇头。

赫米娅尽量掩饰着自己的失望，说：“他去哪儿了？”

牧师说：“你最好坐下来。”

她告诉自己要有耐心。牧师习惯了别人的服从。反对他不会有任何好处。

奥鲁夫森太太说：“想喝杯茶吗？当然，只是代茶。”

“好，谢谢。”

“三明治呢？剩了很多。”

“不用了，谢谢。”赫米娅一天来什么都没吃，但可能是因为紧张，她居然一点也不觉得饿。“哈罗德去哪儿了？”她失去了耐心。

“我们也不知道。”牧师说。

“怎么回事？”

牧师的脸上露出了一个鲜见的惭愧表情。“我们吵架了。我和他一样固执。从那时起，上帝开始提醒我和子女的相处时间有多么珍贵。”他的脸上划过了一滴泪水，“哈罗德因为生气离开了，不愿意告诉我们他去了哪里。过了五天，他又回来了，可只待了几个小时。我们的关系缓和了一些。他告诉他母亲会住在一个同学家，但我们打电话过去，他却不在那里。”

“您觉得他还在生您的气吗？”

“不，”牧师说，“当然，可能也是吧，但那不是他消失的原因。”

“你什么意思？”

“我的邻居阿克塞尔·弗莱明的儿子在哥本哈根警察局。”

“我知道，”赫米娅说，“彼得·弗莱明。”

奥鲁夫森太太插话说：“他居然敢来参加葬礼。”她从来没有这样愤恨过。

牧师继续道：“彼得说亚恩是英国的间谍，而哈罗德在继续他的工作。”

“啊。”

“你好像并不惊讶。”

“我不想对您撒谎，”赫米娅说，“彼得是对的。是我让亚恩去拍摄德军基地的照片的。胶卷现在在哈罗德手上。”

奥鲁夫森太太哭了。“你怎么能这么做？亚恩就是因为这个才死的。我们失去了儿子，你失去了未婚夫！你怎么能这么做？”

“对不起。”赫米娅低语。

牧师说：“这是场战争，莉斯贝思。很多年轻人为了反抗纳粹都牺牲了生命。这不是赫米娅的错。”

“我必须要从哈罗德那儿拿到胶卷，”赫米娅说，“我想找到他。你们能帮我吗？”

奥鲁夫森太太说：“我不想再失去一个儿子！我受不了！”

牧师拉住了她的手：“亚恩是因为反抗纳粹而死的。如果赫米娅和哈罗德可以完成亚恩未完成的事，他的死就没有白费。我们必须要帮助她。”

奥鲁夫森太太点了点头。“我知道，”她说，“我只是害怕。”

赫米娅说：“哈罗德说他要去哪儿？”

奥鲁夫森太太回答说：“科斯坦。哥本哈根外面的那个城堡，是达克维茨家。约瑟夫·达克维茨是哈罗德的同学。”

“但他们说他不在那儿？”

她点了点头。“但他应该离那儿不远。我和约瑟夫的妹妹卡伦说过话，她好像爱上了哈罗德。”

牧师不相信地问：“你怎么知道？”

“因为她谈起他时的语气。”

“你没有跟我说。”

“你不会相信我。”

赫米娅说：“您觉得哈罗德正躲在科斯坦村，而且卡伦知道他在哪儿？”

“是的。”

“那我必须得去一趟。”

牧师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块表。“最后一班船已经开了。你最好在这儿过夜。明天早晨我带你去赶早班船。”

赫米娅降低了声音。“您怎么会对我这么好？亚恩是因我而死的。”

“主赋予，主收回。”牧师说，“主之名应当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