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围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身边看她画画。

“这些花的颜色真像天空的玫瑰色，”勒格朗丹说，“我是说玫瑰色的天空。因为既然有天空的蓝色，也就有天空的玫瑰色。不过，”他压低嗓门，想只让侯爵夫人听见，“我相信我更喜欢您这画上的肉红色，丝一般的光亮，就像真的一样。啊！皮萨内罗和扬·范·赫伊絮姆画的花卉虽然精致，但是缺乏生气，比起你的画来真是望尘莫及。”

不管多么谦逊的艺术家，都愿意人家说喜欢他甚于他的同行，不过他也会随便为他们说几句公道话。

“您所以有这个印象，是因为他们画的全是他们那个时代的花卉，我们并不熟悉。不过，他们的艺术造诣还是很高的。”

“啊！那个时代的花卉！妙极了！”勒格朗丹惊叹道。

“您是在画美丽的樱花吧……要不就是五月的玫瑰。”投石党历史学家说。对于花卉他不大内行，但声音听上去却很自信，因为他已经忘记帽子的插曲了。

“不，这是苹果花。”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对她姑妈说。

“啊！我看你倒是个真正的乡下人，和我一样，善于识别各种花卉。”

“啊！太对了！可我还以为苹果树的开花期已经过了呢。”投石党历史学家为替自己辩解，信口说道。

“不，恰恰相反，现在苹果树还没有开花，半个月内都开不了，也许还得过三个星期呢。”档案保管员说。他有时也兼管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田产，所以对乡下的事比较了解。

“对，就连开花季节比较早的巴黎郊区苹果树也还没有开花呢。而在西北部的诺曼第，比如说在他父亲的庄园里，”她指着夏特勒罗公爵说，“要到五月二十日后才真正开花。他父亲在海边有一片美丽的苹果园，就和画在日本屏风上的景致一样美。”

“我永远也不想看苹果园，”年轻的公爵说，“因为一看到，我就会得枯草热，怪极了。”

“枯草热？我从没有听说过。”历史学家说。

“这是流行病。”档案保管员说。

“这要看情况，如果这年苹果树结果，那么您就可能不会得这种病。您懂诺曼第方言吧，苹果树结果的一年，就是……”德·阿让古尔先生说，他不是地地道道的法国人，却想装出巴黎人的神气。

“你讲对了。”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她侄女说。“这是南方的苹果树。一个卖花女给我送来的，她要我收下。法尔内尔先生，一个卖花女给我送苹果枝，这让您觉得意外了，是不是？虽然我上了年纪，但我还认识一些普通人，还有几个朋友。”她笑眯眯地补充说。一般人会以为她老实才这样讲的，但依我看，却是因为她觉得自己的朋友中不但有名人雅士，还有一个卖花女郎，这很新鲜，可以显得自己与众不同，高人一等。

布洛克起身，也走过来欣赏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画。

“这不要紧的，侯爵夫人，”历史学家回到座位上后说，“哪怕再爆发一场曾多次血染法国历史那样的革命——我的上帝，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什么样的事都可能发生。”他审慎地环视一下周围，仿佛要看看大厅里有没有“不怀好意的人”，尽管他相信没有——“像您这样才华盖世、通晓五种语言的人，是肯定能摆脱困境的。”

投石党历史学家在体会休息的滋味，因为他忘记自己有失眠症了。可他蓦地想起已有六天未曾合眼，一种发自大脑的难以忍受的疲劳感使他双腿疲软，肩膀收缩，脑袋下垂，面色憔悴，他的脸变成了一个老头脸。

布洛克想做一个手势，以表示他对画的赞美，不料胳膊肘碰翻了插着苹果枝的花瓶，水流到地毯上了。

“您真是心灵手巧。”历史学家夸奖侯爵夫人说。此刻他背朝我，没有看见布洛克干的蠢事。

可是，布洛克以为历史学家的话是冲他来的，他故意装出傲慢的样子，好掩饰刚才的笨拙带给他的羞愧：

“这没什么，”他说，“我的衣服没有湿。”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摇摇铃，就有一个仆人来擦干地毯，捡走花瓶的碎片。她邀请两个年轻人参加她的日场演出会，也邀请了德·盖尔芒特夫人，并吩咐她说：

“记住，让希塞尔和贝特，就是奥贝雄公爵夫人和博特凡公爵夫人，让她们两点前来帮忙。”她说话的口气就好像在命令临时膳食总管提前来做果酱似的。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同我，同历史学家、戈达尔大夫和布洛克说话时，彬彬有礼，和颜悦色，但同她的侄儿们，同德·诺布瓦先生说话时，就不这样和蔼了。在她看来，他们的用处就是为我们的好奇心提供精神食品。因为她知道，她在他们眼里不是一个出众的女人，而是他们父亲或舅舅的敏感而又得罪不起的姐妹，她认为没有必要同他们讲礼节。在他们面前炫耀自己是毫无意义的，不管她炫耀什么，地位高也好，低也好，他们都不会相信。他们比谁都了解她的历史，比谁都尊重她的显赫家族。但是，他们对于她更像是一根枯树枝，不会再开花结果，不会把他们的新朋友介绍给她，使她分享他们的快乐。她只能争取到他们来参加她下午五点的招待会，或在招待会上谈起他们，就像她后来在回忆录中叙述的那样。这种招待会可以说是她的回忆录的预演，她在向一个小圈子第一次朗读她的著作。所有这些贵族亲戚，仅仅是她的御用工具，用以吸引像戈达尔、布洛克和有名望的剧作家、形形色色的投石党历史学家一类人，使他们兴高采烈，目眩神迷，乐而忘返。而对于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来说，这一伙人——因为优雅之士不光临她的沙龙——就是运动，就是新鲜事物和娱乐，就是生活。恰恰是这些人为她提供了社交生活（他们完全值得她把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介绍给他们，尽管他们永远也不可能同公爵夫人来往）：同一些有名望的并有作品使她倾倒的人物共进晚餐，请剧作家到她家里组织一场滑稽剧演出或精心排练一幕哑剧，去剧院看奇妙的节目等等。布洛克起身准备告辞。刚才他大声地说打翻花瓶不要紧，可他低声咕哝的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心里想的就更不一样了：“既然家里的仆人没有经过严格训练，不知道把花瓶摆到合适的地方，那就干脆不用这些奢侈品，免得弄湿甚至碰伤客人。”他是一种气量窄、容易“神经过敏”的人，做了什么笨拙的蠢事就会感到有失面子（而且他不承认自己做了蠢事），认为发生这样的事，这一天就别想过得愉快。他恼羞成怒，感到种种阴郁的念头涌入心中，再也不想回社交界来了。碰上这种情况，就应该设法使他分心。幸亏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立即出来挽留他。也许因为她知道她朋友们的观点，知道反犹太主义浪潮正在掀起，也可能一时疏忽，刚才没有把他介绍给在座的客人。可他对社交习俗了解甚微，觉得离开时应该同大家随便打个招呼，认为这是社交礼节的需要。他接连点了几次头，把胡子拉碴的下巴埋进衬衣的活领子中，透过夹鼻眼镜，用冷淡而不满的目光把在座的人挨个儿扫了一遍。但是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不让他走。她还要同他商量将在她家演出的短剧。再说，她还没有把他介绍给德·诺布瓦先生，她不愿意让他带着这个遗憾离开她家（她心中纳闷，为什么德·诺布瓦先生迟迟不来），尽管这种介绍是多余的，因为布洛克已答应说服他谈起过的那两个演员到侯爵夫人的招待会上演歌剧，不收报酬，而是为了他们的荣誉，因为欧洲的杰出人物经常参加她的招待会。此外，他甚至还给她推荐了一个“长着碧蓝的眼睛、和天后赫拉一样美丽”的悲剧演员，说她朗诵抒情散文有一种艺术造型美。可是，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一听名字就回绝了，因为这个演员是圣卢的情妇。

“我有好消息，”她悄悄对我说，“我相信他们已经陷入困境，很快就会分手的。尽管有一个军官在这里面起了很坏的作用，”她又加了一句。（因为德·鲍罗季诺上尉在理发师的恳求下，批准罗贝到布鲁日去度假，罗贝家里人恨他恨得要死，指责他怂恿一种可耻的暖昧关系。）“这个人太坏了，”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用盖尔芒特——甚至是最堕落的盖尔芒特——的一本正经的声调对我说。“太——太——太——坏了，”她又重复一遍，把“太”拉长了三个音。我感到，她毫不怀疑德·鲍罗季诺上尉在罗贝同他情妇的放荡生活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因为和蔼待人是侯爵夫人的一贯原则，尽管她在提到鲍罗季诺亲王的名字时，语气夸张而揶揄，仿佛法兰西帝国在她眼里一文不值，但到最后，她对这个可憎的上尉表露出来的蹙额皱眉的严肃表情，却化作对我的温柔微笑，朝我机械地眨眨眼睛，好像我也模模糊糊成了她的同伙似的。

“我挺喜欢德·圣卢昂布雷，”布洛克说，“尽管是一条恶狗，但我喜欢他，因为他很有教养。我非常喜欢很有教养的人，现在这种人可是凤毛麟角呵。”他只管往下说，丝毫没有察觉到在座的人对他的话很反感，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很没有教养的人。“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我感到这个例子足以说明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次，我遇见他和一个小伙子在一起。他正要上马车。马车的轮辋漂亮极了。他亲手把光灿灿的缰绳套到两匹马上，马吃饱了燕麦和大麦，不用闪光的鞭子抽打，也会跑得飞快。他给我和那个小伙子作了介绍，但我没有听清小伙子的名字。因为常常是这样，当别人给你介绍一个人时，你是听不清楚名字的，”他笑着又补充了一句，因为这是他父亲说过的一句玩笑话，“德·圣卢昂布雷还是一如既往在小伙子面前一点也不拘谨。然而，过了几天后，我无意中才知道这个小伙子原来是鲁弗斯·以色列爵士的公子！”

故事的结尾不像开头那样有刺激性，因为人家听不懂是什么意思。的确，鲁弗斯·以色列爵士对布洛克和他父亲而言，几乎是一个国王般的人物，圣卢在他面前应该发抖。可是，对盖尔芒特圈子里的人说来，他不过是一个发迹的、得到上流社会宽容的外国人，他们绝对不会为有他的友谊而感到骄傲。绝对不会！

“我是从鲁弗斯·以色列爵士的代理人那里知道的，”布洛克说，“那人是我父亲的朋友，一个不寻常的人。啊！一个绝对不可思议的人。”他补充说，语气肯定而有力，声调热情洋溢，只有确信一个人的成长不靠自己的人才会用这种语气和声调说话。“喂，告诉我，”布洛克对我说，声音很小，“圣卢大概有多少财产？你明白，即使我问你这个问题，也不能说明我对这感兴趣，我是从巴尔扎克的观点提出这个问题的，这你明白。如果他拥有法国的和外国的股票，拥有地产，你知道该怎样投资吗？”

我什么也回答不上来。布洛克不再悄悄说话了，而是大声问能不能打开窗户，没等有人回答，他就朝窗口走去了。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说不能开窗，她感冒了。“啊！既然如此，那就算了！”布洛克颇感失望地回答，“不过，确实是热！”说完放声大笑，眼睛扫视听众，想找个盟友共同对付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但在场的人都很有教养，没有一个支持他。他那双燃烧的眼睛没能把人们鼓动起来，无可奈何，只好恢复严肃的神情。但他不甘失败，又声明说：“至少有二十二度。就是说有二十五度，我也不会吃惊。我几乎浑身是汗。我可没有哲人安忒诺耳的本事，他是阿尔俄斐斯河神的儿子，为了止住汗水，先在他父亲的怀里浸一浸，然后坐进一只光滑的浴缸里，再往身上涂一层清香的圣油。”接着，就像有必要向别人概述医学理论，使他们明白这些理论对大家都有好处似的：“既然你们认为这样好，那就算了！我的看法和你们截然不同。怪不得你们会感冒呢。”

布洛克听到要把他介绍给德·诺布瓦先生，心里很高兴。他说，他很想叫他谈一谈德雷福斯案件。

“有一种人的心理状态我还不大了解。同一个举足轻重的外交官谈话，我想会别有一番趣味。”他用讥讽的口吻说，好让人感到他并不认为自己比大使逊色。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见他说这句话嗓门仍然很大，心里颇有些不高兴，因为她的档案保管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她不敢和他有不同的看法，但她看见他离他们很远，听不见布洛克说什么，也就不计较了。可是布洛克从小没有受过好教育，养成了自命不凡、目空一切的恶习，此刻他学着他父亲的腔调，开了个玩笑，更使侯爵夫人感到反感。他问道：

“我不是读过他的一本很有见地的专著吗？他在书中无可辩驳地论证了俄日战争的结果将是俄国人胜利，日本人失败。我说，他是不是有点儿老糊涂了？我仿佛看见他在抢座位，一看准了，就蹬着轱辘像溜冰似的溜过去了。”

“胡说八道！请等一等，”侯爵夫人又说，“我不知道他在忙活些什么。”

她摇了摇铃。当仆人进来后，当众吩咐仆人，她似乎不想隐瞒甚至希望让人知道她的老朋友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她家里：

“去叫德·诺布瓦先生来一趟，他在我书房里整理文件呢。说好二十分钟就来的，可我等他有一小时零三刻钟了。他会给您讲德雷福斯案件的，您想知道什么，他就会讲什么，”她赌气似的对布洛克说，“他对部里的一些做法不大赞成。”

因为德·诺布瓦先生同现在这个部的关系不好。尽管德·诺布瓦先生不敢贸然把政府官员带进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沙龙（她总以大贵妇自居，不屑于同那些他不得不维持关系的人来往），但常把部里的事情告诉她。同样，这些政界人物也不敢要求德·诺布瓦先生把他们介绍给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不过，不少人到她乡下的住所找过他，那是因为他们遇到了麻烦，需要他的帮助。他们知道地址。他们到城堡去找他。女主人不露面。但是吃晚饭时，她对他说：“先生，我知道有人来打搅您了。事情有进展吗？”

“您没有太急的事要办吧？”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问布洛克。

“没有，没有。我想走，是因为我身体不大舒服。我胆囊有毛病，恐怕要到维希去疗养一个时期。”他以魔鬼般恶毒的讽刺语气说，每一个字的发音都很清楚。

“噢！刚好我的外甥孙夏特勒罗也要到那里去，你们可以一起作个安排。他还在吗？他很可爱，您知道。”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说这话也许出于诚意，她认为既然两个人她都认识，他们就没有理由不来往。

“啊！我不知道他愿不愿意，我还不怎么……认识他。他在那边呢。”布洛克说，他喜出望外，但又有点局促不安。

膳食总管可能没有不折不扣地完成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交待的任务。因为德·诺布瓦先生为了装出刚从外面来，还没有见到女主人的样子，在前厅顺手拿了一顶帽子（我似乎很眼熟），走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身边，拘泥礼仪地吻了吻她的手，关切地问了问她的近况，仿佛已有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他哪里知道，这场喜剧还没有开场就早已被侯爵夫人剥去了伪装，而且只演到一半就陡然停止，因为侯爵夫人把德·诺布瓦先生和布洛克带到隔壁的会客室去了。布洛克还不知道来者是谁，当他看到大家都亲切问候大使，大使也矜持而优雅地、毕恭毕敬地一一还礼时，他便有受冷落之感，以为那人绝对不会同他打招呼了，感到十分恼火，但为了装得若无其事，他对我说：“这个傻瓜是谁？”再说，德·诺布瓦先生这种点头哈腰的虚礼同布洛克身上的优点，同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坦率品质格格不入，他心里也或多或少地认为这种礼节滑稽可笑。不管怎样，当德·诺布瓦先生向他问候时，他就不再觉得这种虚礼可笑了，相反他感到喜出望外。

“大使先生，”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说，“我想介绍您认识这位客人。布洛克先生，诺布瓦侯爵。”尽管她对德·诺布瓦先生的态度不太客气，但仍然用“大使先生”称呼。这样做一是社交礼节的需要，另外也说明她把大使的地位看得很重（这是诺布瓦侯爵反复向她开导的结果）。再说，在一个贵妇沙龙里，如果对某一个人特别随便，不拘礼仪，而对其他人却客客气气，拘泥虚礼，这反而更容易让人看出这个人是她的情夫。

德·诺布瓦先生把他蓝色的目光埋进他的白领中，就像在向布洛克的名字鞠躬似的深深弯下腰，仿佛这个名字遐迩闻名，令人敬畏。他喃喃地说：“认识您很高兴！”出于对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友情，德·诺布瓦先生对他的老相好给他介绍的每一个人，都同样彬彬有礼。然而，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却感到这个礼节用在布洛克身上显得轻了些，于是她对布洛克说：

“你想知道什么，快问他呀。如果您觉得在这里说话不方便，就把他带到一边去。他会很乐意和您交谈的。我想，您是要同他谈德雷福斯案吧，”她又加了一句，也不管德·诺布瓦先生愿不愿谈这个问题，就像刚才她先让人给历史学家照明看蒙莫朗西公爵夫人的画像时并没有征求客人的同意，上茶时也没有问大家一样。

“说话大点声，”她对布洛克说，“他耳朵有点背。不过，您要他讲什么，他就会讲什么。他同俾斯麦，同加富尔很熟，对不对，先生？”她大声说，“您从前和俾斯麦很熟吧？”

“您在写点什么吧，是不是？”德·诺布瓦先生一面同我亲切握手，一面心照不宣地问我。我乘机殷勤地把他为了礼节而认为应该拿在手中的帽子接了过来，因为我发现他在前厅顺手拿的这顶帽子是我的。“您给我看过一部小作品，我觉得它过于雕琢，过于琐细，我曾坦率地同您谈过我的意见。您做的那些事情不值得写到纸上去。您是不是在为我们准备些什么？您很崇拜贝戈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喂！不要讲贝戈特的坏话。”公爵夫人喊了起来。“我不否认贝戈特有善于刻画的才能，这一点谁也不否认，公爵夫人。即便他没有谢比利埃的才华，不能写出一部伟大的作品，但他却擅长精雕细琢。不过，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把文艺作品的分类搞乱了。小说家的任务是构思情节，赋予小说中的人物以高尚的情操，而不是用干巴巴的笔尖精雕细琢扉页的插图和章末的装饰图案。”接着，他把脸转过来，对我说：“星期天，我会在那个诚实的a.j.家里见到您父亲的。”

当我看到他同德·盖尔芒特夫人讲话时，我曾产生过一线希望：说不定他能帮助我实现登门拜访德·盖尔芒特夫人的夙愿。过去，我曾求他把我引见给斯万夫人，但他拒绝了。“我佩服的另一个画家是埃尔斯蒂尔，”我对他说，“听说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珍藏着他的几幅优秀作品，尤其是那把小萝卜，画得好极了，我在画展上见过，真想再看一眼。这幅画实在是一幅了不起的杰作！”确实，假如我是一个知名人物，假如有人问我最喜欢哪张画，我一定会举出那把小萝卜来的。

“您说是杰作？”德·诺布瓦先生叫了起来，脸上流露出惊讶和责备，“它甚至不能算是一幅画，只不过是张素描而已（这一点他并没有讲错）。如果您把这样一张速写也称为杰作，那么，埃贝或达尼昂布弗雷的《圣母像》又该叫什么呢？”

“听说您不同意罗贝的女朋友来演出，”德·盖尔芒特夫人在布洛克把大使拉到一旁后，对她的姑母说，“我相信您没有什么好遗憾的，您知道她平庸之极，毫无才能。再说，她言谈举止也令人发笑。”

“您怎么会认识她的，公爵夫人？”德·阿让古尔先生说。

“怎么，您不知道她最早是我在家演出的吗？我并不因此而感到自豪。”德·盖尔芒特夫人笑吟吟地说，然而她心里却很高兴。既然谈到这个女演员，不妨让大家知道，是她最先掌握女演员的笑柄。“行了，这下我该走了。”她又说，但没有起身。

原来她看见她丈夫进来了。听到她这句话，人们会喜剧性地相信她要和她那位身高体胖、日趋衰老，但无忧无虑、总过着年轻人生活的丈夫一起去参加一个婚礼，而不会想到他们旷日持久的别别扭扭的关系。公爵那双圆滚滚的眸子，看上去就像不偏不倚地安装在靶心的黑点，而他这个高明的射手，总能瞄准并且击中靶心；他把亲切而狡黠的、被落日余辉照得有点晃耀的目光引向坐在桌旁喝茶的一群人身上，惊叹地、缓慢而谨慎地挪动着脚步，仿佛在这群熠熠生辉的人面前望而生畏似的，害怕踩着他们的裙子，打搅他们的讲话。他唇际挂着伊夫多的好国王那种微带醉意的笑容，一只手稍稍弯曲，像鲨鱼的鳍在胸旁摆动，一视同仁地让他的老朋友或让被介绍给他的陌生人握一握，这样，他不用做一个动作，也不用停住脚步，就可以应付热情的问候。他温厚而懒洋洋地、像国王那样威严地围桌子转了一圈，嘴里不停地说：“晚安，亲爱的，晚安，朋友，认识您很荣幸，布洛克先生，晚安，阿让古尔。”我算是最幸运的了，当他走到我跟前，听到介绍我的名字时，他对我说：“晚安，我的小邻居。您父亲好吗，他是个多好的人哪！您知道，我和他成了莫逆之交啦。”为了讨好我，他又加了一句。他只给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施大礼，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朝他点点头，从她的小围裙里伸出一只手。

在一个越来越不富裕的世界上，盖尔芒特公爵可算得上是一个大阔佬，他已和巨富的概念合而为一了。在他身上，既有贵族大老爷的虚荣心，又有大富翁的自负；贵族温文尔雅的举止恰恰遏制了富翁的自负。况且，谁都知道，他在女人身上的成功——这给他妻子造成了不幸——不完全归功于他的姓氏和家产，因为看上去他仍然很漂亮，他的侧影像希腊神那样潇洒，干净利落。

“真的？她在您府上演出过？”德·阿让古尔先生问公爵夫人。

“当然是真的！她来朗诵过，手里拿着一束百合花，她的裙子‘上头’也都是百合花。”（同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一样，德·盖尔芒特夫人有些字故意学乡下人发音，不过，她不像她姑妈那样用舌尖发颤音。）

在德·诺布瓦先生被迫带布洛克到窗口谈话之前，我又走到这个老外交家的身边，悄悄地对他说，我想和他谈谈我父亲在法兰西学院的席位问题。他起初想把这个问题推到以后再谈，但我不同意，我说我马上就要去巴尔贝克海滩了。“怎么！您又要去巴尔贝克？您真成了环球旅行家啦！”然后，他就让步了。听到勒鲁瓦博里厄的名字，德·诺布瓦先生用怀疑的目光凝视我。我猜想他也许在勒鲁瓦博里厄面前说过对我父亲不利的话，担心这位经济学家把他说的话讲给我父亲听了。忽然，他似乎对我父亲流露出了真正的感情。他先是慢吞吞地哼哈几声，突然喷出一句话来，仿佛连他自己都意想不到，而是不可抗拒的信念把他刚才吞吞吐吐、想保持缄默的努力化为乌有似的：“不，不！”他激动地对我说，“您父亲不应该参加竞选。这是为他着想，为了他的利益，为了尊重他的才华。他很有才华，干这种冒险事会毁了他。他的价值要比当一个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大得多。他当上院士，就会失去一切，却什么也不会得到。谢天谢地，他不是演说家。我那些可爱的同僚最看重演说才能，即使讲的全都是陈词滥调。您父亲在生活中有更重要的目标，他应该勇往直前，不要拐到荆棘丛中去寻找猎物，即使那是柏拉图学园中的荆棘丛，也是刺多于花。况且，他只能得到几票。法兰西学院在接纳申请人入院前，一般先要让申请人等上一段时间。现在没什么事好做。以后怎样，我也说不上。不过，要由法兰西学院亲自来找他。法兰西学院盲目地实践着我们阿尔卑斯山那边的邻居信仰的原则：‘farà da se’，但是失败多于成功。勒鲁瓦博里厄同我谈起这些事时，样子总叫人不愉快。此外，我猜想他和您父亲可能是一派，是吧？……我曾明确地使勒鲁瓦博里厄感到，他只懂得棉花和金属，正如俾斯麦所讲的，不可能知道难以估计的因素会起什么作用。最要紧的是，应该说服您父亲不参加竞选：‘principiis obsta’。要是他固执己见，让他的朋友们面对既成事实，那他们就不好办了。听着，”他突然用蓝眼睛紧盯着我，诚恳地对我说，“我多么喜欢您父亲，我要告诉您一件事，会让您大吃一惊。嗳！正因为我喜欢他（我和他是两个不可分离的难兄难弟，arcades ambo），而且知道如果他继续留在领导岗位上，能为国家效劳，能使国家避开暗礁，出于友谊和尊敬，出于爱国主义，我决不会投他一票！而且，我相信我曾向他作过暗示。（我在他的眼睛里，仿佛看见了勒鲁瓦博里厄那种亚述人的严肃面影。）如果我投他一票，就意味着我说话不算数。”德·诺布瓦先生谈话中好几次都把他的同僚当成老顽固。除了其他理由之外，还因为一个俱乐部或一个科学院的每一个成员都把他的同僚看作是同他自己的性格截然相反的人。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能说：“啊！这件事要是由我一人作主就好了”，而是为了向人显示他的头衔是最难获得的，也是最令人自豪的。“我跟您说，”他作结论道，“为了你们大家的利益，我宁愿让您的父亲在十年或十五年后的竞选中再获得胜利。”我认为，他说这话不是出于嫉妒，至少也是缺少助人为乐的精神。可是，他这句话后来在同一件事情上获得了不同的意思。

“巴赞，您知道我们在谈谁吗？”公爵夫人对她丈夫说。

“当然知道，我猜是她，”公爵说，“啊！她可不是我们所说的正宗喜剧演员。”

“您肯定没有想过会有比她更可笑的人。”德·盖尔芒特夫人接着又对德·阿让古尔先生说。

“她甚至让人看了发噱，”德·盖尔芒特先生打断他妻子的话说。他那古里古怪的用词，上流社会人士听了会说他不是一个笨蛋，文人听了却会认为他是最大的傻瓜。

“我不明白，”公爵夫人接着说，“罗贝怎么会爱上她的。啊！我知道这件事是不应该讨论的，”她又说，就像一个豁达豪爽的哲学家和一个多愁善感但已从幻梦中觉醒的人，做了一个漂亮的撅嘴。“我知道不论是谁都可以有所爱，而且，”她进一步又说，尽管她对新文学依然冷嘲热讽，但新文学可能通过报纸的宣传或某些谈话，慢慢渗透到她的思想中了，“这甚至是爱情蕴含的美，因为恰恰是这一点使爱情变得‘神秘莫测’。”

“神秘莫测！啊，我的表姐，我承认，这有点叫我难以相信。”阿让古尔伯爵说。

“是的，爱情就是神秘莫测，”公爵夫人又说。她露出温柔的微笑，这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上流社会贵妇人的微笑；同时她又显示出毫不动摇的信念，这是瓦格纳的女崇拜者的信念，她在向圈子里的一个男子保证，在《女武神》中不仅有歌声，而且还有爱情。“再说，事实上，谁也不知道一个人为什么爱另一个人，也许根本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她莞尔一笑，又说，这样，她刚发表的看法一下子又被她的解释推翻了，“再说，事实上，人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她断言道，露出了怀疑和疲倦的神色，“因此，您懂了吧，永远也不要讨论谁选择了怎样的情人，这样做也许更‘聪明’一些。”

可是，她刚提出这条原则，就又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因为她批评起圣卢的选择来了。

“您看，不管怎样，我依然认为如果能在一个可笑的人身上发现魅力，那是令人吃惊的。”

布洛克听见我们在谈圣卢，并且知道他也在巴黎就开始讲他的坏话，言词不堪入耳，引得大家非常反感。他开始恨人了，为了报复，他不管遇到什么障碍似乎都不会后退。他定下一条原则，认为自己有高尚的道德标准，凡是参加布里俱乐部（一个他认为是风雅人组成的体育俱乐部）的人都该下监狱，因此，不管他用什么方式教训这些人，都是值得称道的。有一次，他甚至声称，他想对一个参加布里俱乐部的朋友起诉。在起诉中，他打算做伪证，但要做得天衣无缝，使被告无法证明这是伪证。布洛克试图以这一招——不过，他没有把这计划付诸实施——使他的朋友更加灰心丧气，狼狈不堪。既然他要打击的人是一个一味追求风雅的人，是布里俱乐部的成员，既然对付这种人什么样的武器都可以使用，尤其是像他布洛克这样的圣人，那么作伪证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可是，您看斯万。”德·阿让古尔先生提出异议说。他终于弄清楚他表姐那番话的意思了，认为她说得一点不错，令人震惊。他竭力在记忆中寻找一个例子，用以证明某些不讨他喜欢的女人恰恰得到了有些男人的爱情。

“得了！斯万可不是这样，”公爵夫人抗议道，“不过，这仍然是不可思议的，因为那个女人是一个可爱的白痴，但她从前并不可笑，长得也漂亮。”

“哼！哼！”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轻轻地哼了两声。

“啊！您认为她不漂亮？不，她曾经非常迷人，有过很好看的眼睛，秀美的头发。她从前穿戴很入时，即使现在也不减当年。我承认，她现在让人看了讨厌，可她从前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尽管这样，当夏尔娶她作妻子时，我们为他感到难过，因为他完全没有必要娶她。”

公爵夫人并不感到自己讲了什么一鸣惊人的话，但她看到德·阿让古尔先生哈哈大笑，便又重复了一遍，可能她认为这句话挺有意思，也可能觉得笑的人很可爱。她开始含情脉脉地凝视德·阿让古尔先生，想在她的思想魅力上再加上一层感情色彩。她接着又说：

“您说是不是，没有必要娶她吧。不过，毕竟她还是有魅力的，有人爱她我完全能理解。可是罗贝的那位小姐，我向您保证，她那个样子叫人看了会把门牙都笑掉。我知道有人会用奥吉埃的陈词滥调反驳我：‘只要酒能醉人，管他是什么酒瓶子！’唉！罗贝倒是醉了，可他在选择酒瓶时实在缺乏高雅的情趣！首先，您想象一下，她竟要求我在客厅中间架一道楼梯。这不是太没意思了吗？而且，她还向我宣布，她要扑倒在台阶上。此外，您要是听过她朗诵，您就会明白了。我只看过她一次演出，但我认为那出戏简直超乎人的想象，戏名叫《七位公主》。”

“《七位公主》？啊，是吗？是吗？真会赶时髦！”德·阿让古尔先生吃惊地叫起来，“啊！等一等，这部戏我从头到尾都很熟，作者把剧本寄给国王了，国王看后不懂，好像掉在五里雾中，要我给他讲解。”

“请问这是不是贝拉当王的作品？”投石党历史学家问道，他想显示自己精明现实，但声音很轻，没有人注意到他提的问题。

“啊！您认识七位公主？”公爵夫人对阿让古尔先生说，“恭喜！恭喜！我才认识一个，可我再也不想认识其余六位了。她们肯定不会比我见过的那一位好到哪里去！”

“笨得像头驴！”我心里暗想。我在生她的气，因为她刚才怠慢我了。当我看到她对梅特林克一无所知时，不由得暗暗高兴。“我每天上午走好几公里路，就是为的这个女人？我的心也太好了！现在该轮到我不要她了！”我自言自语，但心里想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这纯粹是交谈性语言，我们在过分激动而不愿意单独待着的时候，会感到需要同自己（因为找不到别人）说说话儿，但却好像在同一个陌生人交谈，说的并不是真心话。

“我无法向您形容，”公爵夫人继续说，“她的朗诵让人笑破肚子，一有机会大家就笑个不停，甚至故意做得过分一些，因为那个可爱的人不喜欢。其实，为这事罗贝一直对我耿耿于怀。不过，我并不后悔，因为不这样，那位小姐可能会再来。我寻思，这件事不知让玛丽埃纳尔多高兴哩！”

家里人都这样称呼罗贝的母亲德·马桑特夫人，埃纳尔·德·圣卢的遗孀，用以区别于她的堂弟媳德·盖尔芒特巴伐利亚公主，另一个玛丽。为了避免混淆，巴伐利亚公主的侄儿、堂兄妹和夫兄弟在她的名字后面或者加上她丈夫的名字，或者加上她自己的另一个名字，这样就成了玛丽?希尔贝，或玛丽?海德维格。

“头天晚上预演了一下，真是洋相百出！”德·盖尔芒特夫人揶揄地继续说，“您想象一下她是怎样朗诵的吧，刚念了一句，甚至不到一句，仅仅念了四分之一句，就停下来，一停就是五分钟，我一点也没有夸大。”

“是吗，是吗，是吗！”德·阿让古尔先生惊叫起来。

“我极有礼貌地向她暗示说，她这样停顿，会让人感到莫名其妙。她原话是这样回答我的：‘念台词就应该像在作诗一样。’您想一想，这个回答不是太怪了吗？”

“我以前一直认为她诗朗诵得不坏哩。”两个年轻人中有一个说。

“她一窍不通，”德·盖尔芒特夫人说，“再说，我不用听她朗诵，只要看见她手里拿着百合花，就心中有数了！我一看见百合花，就立刻知道她没有本事！”

她的话引起了哄堂大笑。

“姑妈，那天我拿瑞典王后给您开了个玩笑，您没介意吧？我向您请罪来了。”

“不，我不介意。你要是饿了，我甚至还让你吃点心呢。”

“喂，法尔内尔先生，您来扮演女招待吧。”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档案保管员说，照例开了个玩笑。

德·盖尔芒特先生把靠在安乐椅上的身子直起来（帽子就在他身边的地毯上），心满意足地审视档案保管员给他端来的几盘花式点心。

“好极了。既然我和诸位已慢慢熟悉，就可以吃一块奶油蛋糕了，看样子很好吃。”

“先生扮演女招待像极了。”德·阿让古尔先生学着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样开了个玩笑。

档案保管员把点心端给投石党历史学家。

“您干得很出色。”投石党历史学家战战兢兢地说，努力想赢得大家的好感。

因此，他朝那几位也像他那样说了恭维话的人偷偷扫了一眼，仿佛要与他们串通似的。

“请告诉我，我的好姑母，”德·盖尔芒特先生问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刚才我进来时遇见的那个仪表堂堂的先生是谁？我好像应该认识他似的，因为他很客气地朝我敬礼了，但我没有认出是谁。您知道，我对记名字最头疼，这很讨厌。”他得意地说。

“勒格朗丹先生。”

“喔！奥丽阿娜有一个表妹，她母亲的娘家姓格朗丹。我记得清清楚楚，是鹰派格朗丹。”

“不对，”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说，“这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他们就叫格朗丹，什么称号也没有。但是，他们求之不得，你给他们加什么，他们就会要什么。那人的姐妹就叫德·康布尔梅夫人。”

“喂，巴赞，您肯定知道姑母讲的是谁，”公爵夫人忿忿地说，“就是那天您一时心血来潮，打发来看我的那个肥胖的食草动物的兄弟。她待了一小时，我想我都快要疯了。可是刚开始，当我看见一个我素不相识的长得像一头母牛的女人进来时，我以为来了个疯子。”

“听着，奥丽阿娜，她恳求我要您接待她，我总不能对她失礼吧。再说，嘿，您也太夸大其词了，她怎么会像一头母牛呢。”他又说了一句，像是在埋怨，可是却微笑着朝听众偷偷看了一眼。

他知道，他妻子的兴致需要用合乎情理的反话刺激，譬如说，不能把一个女人比作一头母牛啦，等等。这样，德·盖尔芒特夫人会说出比第一个比喻更幽默、更妙趣横生、更别出心裁的话来。公爵天真地毛遂自荐，不露声色地帮助妻子大显身手，就像是一个在一节车厢里偷偷帮助赌徒玩猜牌赌博的秘密同伙。

“我承认她不像一头母牛，因为她像一群母牛，”德·盖尔芒特夫人大声说，“我向您发誓，当我看见这群母牛头戴帽子，走进我的客厅向我问候时，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很想对她说：‘不，母牛群，你弄错了，你不能同我交往，因为你是一群母牛。’但一边又搜索记忆，终于想起来您的康布尔梅是多罗西娅公主（她说过要来看我，也长得像一头母牛），我差点儿叫她公主殿下，用第三人称同一群母牛说话。她和瑞典王后也有相像之处，都长着鸟类的砂囊。此外，她从远距离向我发起凌厉的攻势，非常艺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就接二连三地给我送名片。我家里到处是她的名片，没有一件家具上没有，好像是商品广告似的。我不知道她这样大做广告目的何在。在我家里到处可以看到‘康布尔梅侯爵和侯爵夫人’，还写着地址，我记不起来了，再说，我也不会用上那个地址的。”

“不过，像一个王后是很荣幸的。”投石党历史学家说。

“啊！我的上帝！先生，在我们这个时代，国王和王后算得了什么！”德·盖尔芒特先生说，因为他想显示自己是一个有自由思想的新派人物，同时也为了装出不把同王族的关系放在眼里，尽管他把这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布洛克和德·诺布瓦先生站起身，向我们走来。

“先生，”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说，“您同他谈德雷福斯案了吗？”

德·诺布瓦先生仰头望了望天（但仍面带笑容），像是为了证明他心爱的女人要他做这件事是强人所难似的。然而，他还是非常亲切地对布洛克说，法国正经历着骇人听闻的或许是极其痛苦的年代。这很可能表明德·诺布瓦先生是一个狂热的反重审派（然而，布洛克曾明确对他说过，他相信德雷福斯无罪），因此，当布洛克看见大使的态度和蔼可亲，看见他故意装出认为他的交谈者言之有理，毫不怀疑他们之间观点相同，并且想与他携起手来共同谴责政府的神态，此刻他感到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好奇心更加强烈。他暗自思忖，德·诺布瓦先生没有明确指出的、但却似乎暗示他们之间看法一致的重要问题是什么？他对德雷福斯案的看法究竟在哪几点上和自己一致？布洛克尤其感到惊讶的是，在他和诺布瓦先生之间存在的这种神秘的一致性似乎不仅仅与政治有关，因为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还对德·诺布瓦先生详细介绍过他的文学作品。

“您倒不赶潮流，”前大使对布洛克说，“因此我要祝贺您。在现在这个时代，公正不偏的研究已不再存在，尽向公众兜售淫秽的或荒唐可笑的货色，可您却不。假如我们有一个好政府的话，您做出的努力按说是应该受到鼓励的。”

布洛克为只有自己幸免于这场世界性灾难而得意忘形。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仍然想了解细节，他想知道德·诺布瓦先生所说的荒唐可笑的货色是指什么。布洛克感到自己的创作路子跟多数人没什么两样，并不认为有什么与众不同。他又回到德雷福斯案件，但无法理清德·诺布瓦先生的观点。他竭力想让他谈一谈现在报界经常提到名字的军官；他们比介入这一案件的政界人物更令人瞩目，因为政界人物早已遐迩闻名，而军官却不见经传；他们身穿军服，刚从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中走出来，打破了严格保持的沉默，就像洛亨格林从一只由天鹅引导的吊篮中走出来一样，激起人无限的好奇心。布洛克认识一个主张民族主义的律师，多亏这个律师，他多次旁听了左拉诉讼案的庭审。他随身带着三明治和一瓶咖啡，一早就到那里，晚上才出来，就像去参加中学优等生会考或中学毕业作文比赛一样。习惯的改变使他的神经异常兴奋，而咖啡和激动人心的庭审又把他热烈的情绪推到顶点，当他离开法庭后，对那里发生的一切仍然念念不忘，晚上回到家里，还想重返美丽的梦境，他跑到两派经常出没的饭馆去找观点相同的人，和他们没完没了地谈论白天发生的事，用命令的口吻——这使他幻想自己在发号施令——要来一份夜宵，以弥补这一早就开始的中间又没有进餐的一天给他带来的疲劳与饥饿。人总是生活在实际经验和想象中间，对于我们认识的人，总想深入猜想他们如何生活，而对那些我们只能猜想如何生活的人，又渴望能认识他们。德·诺布瓦先生对布洛克的问题作了回答：

“已有两名军官介入这个案件，我曾听到一个人谈起过他们。这个人是德·米拉贝尔先生，他的判断力我是信得过的，他对那两个军官很赏识。一个是亨利中校，另一个是比卡尔中校。”

“可是，”布洛克喊道，“宙斯的女儿雅典娜女神在他们的头脑中注入了截然相反的看法。他们就像两头雄狮，争斗不休。比卡尔上校在军中身居要职，但是宝剑的闪光把他引到了不该去的地方。民族主义者的利剑一定会斩断他的虚弱的身躯，他会成为食死人肉动物和飞禽的佳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