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内心深处真正喜欢的只是某些形象，只是用文字来构图和描绘（如同小盒底的袖珍画）。如果别人送他一点小东西，而这小东西能启发他编织形象的话，那么，他一谢再谢，但他对于一个昂贵的礼品却毫无感激之意。如果他出庭申辩，他斟酌字句时不会考虑它们对法官会产生什么效果，而会不由自主地强调形象——法官肯定没有看到的形象。
在希尔贝特家初次与贝戈特相遇的那天，我对他说不久前看了拉贝玛的《淮德拉》。他告诉我有一个场面，拉贝玛静立着、手臂平举——正好是受到热烈鼓掌的那一幕——这是古典杰作在她高超技巧中的巧妙再现，而她大概从未见过这些杰作，例如奥林匹斯圣殿中楣间饰上的那一位赫斯珀里得斯，以及古代埃雷克塞伊翁寺殿上美丽的贞女。
“这可能是直感，不过我想她肯定去博物馆的。‘判明’这一点将很有意义（‘判明’是贝戈特的常用词，有些年轻人虽然从未见过他，但也借用他的词汇，通过所谓远距离启示而模仿他说话）。”
“您是指女像柱吧？”斯万问道。
“不，不，”贝戈特说，“当然，她向奥侬娜承认爱情时，那姿势很像凯拉米科斯的赫盖索方碑上的图，但除此以外，她再现的是一种更为古老的艺术。我刚才提到古老的埃雷克塞伊翁寺的卡里阿蒂德群像，我承认它与拉辛的艺术没有丝毫相似之处，不过，《淮德拉》内容那么丰富……再添一点又何妨……啊！再说，六世纪的小淮德拉的确很美，挺直的手臂，大理石雕像般的鬈发，不错，她想出这些来真了不起。比起今年许多‘古典’作品来，这出戏里的古典味要浓得多。”
贝戈特曾在一本书中对这些古老的雕像进行著名的朝谒，因此，他此刻的话在我听来清楚明了，使我更有理由对拉贝玛的演技感兴趣。我努力回忆，回忆我所记得的她平举手臂的场面，我还一面想：“这就是奥林匹斯的赫斯珀里得斯，这就是雅典古卫城中美丽祈祷者雕像的一位姐妹，这就是高贵艺术。”然而，要想使拉贝玛的姿势被这些思想所美化，贝戈特本该在演出以前向我提供思想。如果那样的话，当女演员的姿势确确实实出现在我眼前时（也就是说，当正在进行的事物仍然具有全部真实性时，）我就可以从中提取古雕塑的概念。而现在，对于这出戏中的拉贝玛，我所保留的只是无法再更改的回忆，它是一个单薄的图像，缺乏现在时所具有的深度，无法被人挖掘，无法向人提供新东西。我们无法对这个图像追加新解释，因为这种解释得不到客观现实的核对和认可。斯万夫人为了加入谈话，便问我希尔贝特是否让我读了贝戈特论《淮德拉》的文章。“我有一个十分淘气的女儿。”她补充说。贝戈特谦虚地一笑，辩解说那篇文章没什么价值。“哪里的话，这本小册子，妙极了！妙极了！”斯万夫人说，以显示自己是好主妇，让人相信她读过这本书，她不但喜欢恭维贝戈特，还喜欢赞扬他的某些作品，启发他。她的确以自己想象不到的方式给他以启发。总之，斯万夫人沙龙的高雅气氛与贝戈特作品的某个侧面，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对今天的老人来说，它们可以互作注解。
我随兴所致地谈了谈观感，贝戈特并不同意，但任我讲下去。我告诉他我喜欢淮德拉举起手臂时的绿色灯光。“啊！布景师听您这样说会很高兴的，他是位了不起的艺术家，我要把您的看法告诉他，他为这个灯光设计正十分自豪呢。至于我嘛，说实话，我不大喜欢这种灯光，它使一切都蒙在海蓝色的雾气之中，小淮德拉站在那里就像水族馆缸底上的珊瑚枝。您会说这可以突出戏的宇宙性，确实如此。不过，如果剧情发生在海神的宫殿，那么，这种布景就更合适了。是的，当然，我知道这出戏里有海神的报复。不，我并不要求人们仅仅想到波尔罗亚尔，但是，拉辛讲的毕竟不是海神的爱情呀。话说回来。这是我朋友的主意，效果强烈，而且归根到底，相当漂亮。总之，您喜欢它，您理解它，对吧，我们对这一点的想法从根本上是一致的，他的主意有点荒诞，对吧，但毕竟别出心裁。”当贝戈特的意见与我相反时，他决不像德·诺布瓦先生所可能做的那样，使我无言以对，沉默不语，但这并不是说贝戈特不如大使有见解，恰恰相反。强大的思想往往使反驳者也从其中获得力量。这思想本身就是思想的永恒价值的一部分，它攀附、嫁接在它所驳斥的人的精神上，而后者利用某些毗邻的思想夺回少许优势，从而对最初的思想进行补充和修正，因此，最后结论可以算是两位争论者的共同作品。只有那些严格说来不算思想的思想，那些毫无根基、在对手的精神中找不到任何支撑点，任何毗邻关系的思想，才会使对手无言以对，因为他面对的是纯粹的空虚。德·诺布瓦先生的论点（关于艺术）是无法反驳的，因为它是空幻的。
既然贝戈特不排斥我的不同看法，我便告诉他德·诺布瓦先生曾对我嗤之以鼻。“这是个头脑简单的老头，”他说，“他啄您几下是因为他总以为面前是松糕或墨鱼。”斯万问我道：“怎么，您认识诺布瓦？”“啊，他像雨点一样令人厌烦，”他妻子插嘴说，她十分信赖贝戈特的判断力，而且也可能害怕德·诺布瓦先生在我们面前说她的坏话，“饭后我想和他谈谈，可是，不知是由于年龄还是由于消化问题，他显得很迟钝，我看早该给他注射兴奋剂！”贝戈特接着她说：“对，没错，他往往不得不保持沉默，以免不到散场就把他储存的、将衬衣前胸和白背心撑得鼓鼓的蠢话说光了。”“我看贝戈特和我妻子未免太苛刻，”斯万说，他在家中充当通情达理的角色，“当然，诺布瓦不会引起您很大兴趣，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斯万喜欢收集‘生活’中的美），他这个人相当古怪，是个古怪的情人，”他等希尔贝特确实听不见时才接着说，“他曾在罗马任秘书，那时他在巴黎有位情妇，他爱得发疯，千方百计每星期回来两次，仅仅和她待上两小时。那女人既美丽又聪明，不过现在已经是老太太了。这期间他又有过许多情妇。要是我待在罗马，而我爱的女人住在巴黎，那我准会发疯。对于神经质的人来说，他们必须屈尊‘下爱’（老百姓的说法），因为这样一来，他们所爱的女人就会考虑利害关系而迁就他们。”斯万突然发现我可以将这句格言应用于他和奥黛特的关系，便对我十分反感，因为，即使当优秀人物似乎和你一同翱翔于生活之上时，他们身上的自尊心仍然气度狭窄。斯万仅仅在不安的眼神中流露出这种反感，嘴上什么也没说。这毫不奇怪。据说（这种说法是捏造的，但其内容每日在巴黎生活中重复）拉辛对路易十六提到斯卡隆时，这位世上最强大的国王当晚没有对诗人说什么，然而第二天拉辛便失宠了。
理论要求得到充分的表述，因此，斯万在这片刻的不快并擦拭镜片以后，对思想进行补充，而在我后来的回忆中，他这番话仿佛是预先警告，只是我当时毫无察觉罢了。他说：“然而，这种爱情的危险在于：女人的屈服可以暂时缓和男人的嫉妒，但同时也使这种嫉妒更为苛刻。男人甚至会使情妇像囚犯一样生活：无论白天黑夜都在灯光监视之下以防逃跑。而且这往往以悲剧告终。”
我又回到德·诺布瓦话题上。“您可别相信他，他好讲人坏话。”斯万夫人说，那口气似乎说明德·诺布瓦先生讲过她的坏话，因为斯万用责备的眼光瞧着她，仿佛不要她往下讲。
希尔贝特已经两次被催促去更衣，准备出门，但她一直待在那里听我们谈话。她坐在母亲和父亲之间，而且撒娇地靠在父亲肩上。乍一看来，她和斯万夫人毫不相似，斯万夫人是褐色头发，而少女是红色头发、金色皮肤。但是片刻以后，你会在希尔贝特身上认出她母亲的面貌——例如被那位无形的、为好几代人捉刀的雕刻师所准确无误地猛然削直的鼻子——表情和动作。如果拿另一种艺术作比喻，可以说她是斯万夫人的画像，但并不十分相似，画家出于对色彩的一时爱好，仿佛让斯万夫人在摆姿势时半装扮成赴“化装”宴会的威尼斯女人。不仅假发是金黄色的，一切深色元素都从她的身体上被排除了，而肉体既已脱去了褐色网纱，便显得更为赤裸，它仅仅被内心太阳所发射的光线所覆盖，因此，这种化装不仅是表面的，它已嵌入肉身。希尔贝特仿佛是神话传奇动物或是装扮的神话人物。她那橙黄色的皮肤来自父亲，大自然当初在创造她时，似乎只需考虑如何一片一片地重现斯万夫人，而全部材料均来自斯万先生的皮肤。大自然将皮肤使用得完美无缺，好比木匠师傅想方设法让木材的纹理节疤露出来。在希尔贝特的面孔上，在那个惟妙惟肖的奥黛特的鼻子旁边，隆起的皮肤一丝不苟地重现了斯万先生那两颗美人痣。坐在斯万夫人旁边的是她的新品种，就好比在紫丁香花旁边的是白丁香花。但是不能认为在这两种相似之间有一条绝对清晰的分界线。有时，当希尔贝特微笑时，我们看见她那张酷似母亲的面孔上有着酷似父亲的椭圆形双颊，老天爷似乎有意将它们放在一起，以考察这种混合的效果。椭圆形越来越清晰，像胚胎一样逐渐成形，它斜着延伸膨胀鼓起，片刻以后又消失。希尔贝特的目光中有父亲的和善坦率的眼神。她给我那个玛瑙弹子并且说：“拿着作为我们友情的纪念吧！”这时我看到这种眼神。可是，如果你对希尔贝特提问题，问她干了什么事，那么，你就会在这同一双眼睛中感到窘迫、犹豫、躲闪、忧愁，而那正是昔日奥黛特的眼神——斯万问她曾去什么地方而她撒谎。这种谎言当初曾使他这位情人伤心绝望，而如今他是位谨慎的丈夫，他不追究谎言，而是立刻改变话题。在香榭丽舍大街，我常常在希尔贝特身上看见这种眼神而深感不安，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我的不安毫无根据，因为她身上的这种眼神——至少就它而言——只是来自她母亲的纯粹生理性的遗迹，没有任何含义。当希尔贝特上完课，或者当她不得不回家做功课时，她的瞳孔闪动，就像奥黛特昔日害怕让人知道她白天曾接待情人或者急于去幽会时的眼神一样。就这样，我看见斯万先生和夫人的两种天性在这位梅吕西娜的身体上波动、回涌、此起彼落。
谁都知道，一个孩子可以既像父亲又像母亲，但是他所继承的优点和缺点在配搭上却甚为奇特，以致父亲或母亲身上那似乎无法分开的两个优点，到了孩子身上只剩下一个，而且还伴之以双亲中另一位身上的缺点，而且此一缺点与彼一优点看上去有如水火互不相容。精神优点伴之以无法相容的生理缺点，这甚至是子女与父母相似的一个规律。在两姐妹中，一位像父亲一样仪表堂堂，但同时也像母亲一样才智平庸，另一位充满了来自父亲的智慧，但却套上母亲的外壳，母亲的大鼻子、干瘪的胸部，甚至声音，都好比是天赋抛弃了原先的优美外表而另换上的衣服。因此，两姐妹中任何一位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她最像父亲或母亲。希尔贝特是独生女，但至少有两个希尔贝特。父亲和母亲的两种特性不仅仅在她身上杂交，而且还争夺她，不过这样说不够确切，使人误以为有第三个希尔贝特以此争夺为苦，其实不然，希尔贝特轮流地是这一个她或者是那一个她，而在同一时间里她只能是其中的一个，也就是说，当她是不好的希尔贝特时，她也不会痛苦，既然那个好希尔贝特暂时隐退，又怎能看见这种堕落呢？因此，两个希尔贝特中那个不好的希尔贝特便可以放心大胆地从事格调不高的娱乐。当另一个希尔贝特用父亲的胸襟说话时，她目光远大，你很乐于和她一道从事美好而有益的事业，你这样对她说，可是，当你们即将签约时，她母亲的气质又占了上风，回答你的是它，于是你失望、气馁，几乎困惑不解、仿佛面前是另一个人，因为此时此刻的希尔贝特正在怡然自得地发表平庸的思想，并伴之以狡猾的冷笑。有时，这两个希尔贝特相距万里，以致你不得不自问（虽属徒劳）你到底做了什么错事才使她完全翻脸。她曾要求和你约会，但她没有来，事后也没有道歉，而且，不论是什么原因使她改变主意，她事后的表现判若两人，以致你以为自己被相似的外表所欺骗（如同《孪生兄弟》的主要情节），你面前这个人并非当初如此热切要求和你见面的人。她有时表示愠怒，这说明她于心有愧又不愿意解释。
“好了，快去吧，不然我们又得等你了。”母亲对她说。
“在亲爱的爸爸身边有多舒服呀，我还想待一会儿。”希尔贝特回答说，一面将头钻在父亲的胳膊下，父亲用手指温柔地抚摸她那头金发。
斯万属于这种男人，他们长期生活在爱情幻想中，他们曾给予许多女人舒适的条件，使她们更为幸福，但却未得到她们任何感激或温情的表示，可是，他们认为在子女身上有一种与姓名嵌镶在一起的感情，这感情将使他们虽死犹生。当夏尔·斯万不再存在时，斯万小姐，或者娘家姓斯万的某某夫人仍然存在，而且仍然爱着她死去的父亲。甚至爱得过分，斯万这样想，因为他回答希尔贝特说：“你是个好女儿。”声音激动不安——当我们想到将来，在我们死后某人会继续深深爱我们，此刻我们便感到不安。斯万为了掩饰自己的激动，便加入我们关于拉贝玛的谈话。他采用一种超脱的、感到厌倦的语调，仿佛想与他说的话保持一定距离。他提醒我注意女演员对奥侬娜说：“你早就知道！”时的声调是多么巧妙，多么惊人地准确。他说得有理。这个声调至少具有明确易懂的涵义，它完全可以满足我那寻找赞赏拉贝玛的确切论据的愿望，然而，正因为它一目了然，它无法满足我的愿望。如此巧妙的声调，伴之以如此明确的意图和含义。它本身便可以独立存在，任何一位聪明的女演员都能学会它。这当然是高招，但是任何人在充分设想以后便能占有它。当然，拉贝玛的功劳在于发现了它，但是此处能用“发现”一词吗？既然就它而言，发现与接受并无区别，既然从本质上讲它并不来自你的天性，既然旁人完全能够复制它！
“天呀，您的在场使谈话升级了！”斯万对我说，仿佛向贝戈特表示歉意。斯万在盖尔芒特社交圈中养成了把大艺术家当做好友接待的习惯，只注意请他们品尝他们所喜欢的茶，请他们玩游戏，或者，如果在乡下，请他们从事他们所喜爱的运动。“看来我们确实在谈论艺术了。”斯万又说。“这挺好嘛，我喜欢这样。”斯万夫人说，一面用感激的眼光看我，她也许出于好心，也许由于仍然像往日一样对智力性谈话感兴趣。后来，贝戈特便和别人，特别是和希尔贝特交谈去了。我已经对他谈出了全部感想，而且毫无拘束（连我自己也吃惊），因为多年以来（在无数孤独和阅读的时刻，贝戈特似乎成为我身上最好的一部分），在与他的关系中，我已经习惯于诚恳、坦率、信任，所以，他不像初次谈话的人那样使我胆怯。然而，出于同样的理由，我担心自己给他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因为我所假定的他对我思想的藐视不是自今日始，而是从久远的过去，从我在贡布雷花园中最初阅读他作品的时候就开始了。我也许应该提醒自己，既然我一方面对贝戈特的作品大为赞赏，另一方面又在剧院中感到莫名其妙的失望，而且都同样的真诚，同样的身不由己，那么，这两种驱使我的本能运动相互之间不应有很大区别，而是遵循同一规律；我在贝戈特书中所喜爱的思想不可能与我的失望（我无力说明这种失望）毫不相干，或者绝对对立，因为我的智力是一个整体，而且也许世上只存在唯一一种智力，每个人不过是它的参与者，每个人从自己具有个别性的身体深处向它投以目光，就好比在剧场中，每个人有自己的座位，但舞台却只有一个。当然，我所喜欢探索的思想并不一定是贝戈特在作品中所经常钻研的思想，但是，如果他和我共有一个唯一的智力的话，那么，当他听我表达思想时，他会回忆它、珍爱它、对它微笑，因为，不论我作出任何假定，他心灵的眼睛永远保留着与进入他作品的那部分智力（我曾以此为根据来臆想他的全部精神世界）不同的另一部分智力。神甫的心灵经验最为丰富，他们最能原谅他们本人所不会犯的罪孽，同样，天才具有最丰富的智力经验，最能理解与他们本人作品的基本思想最为对立的思想。这一切我本应该提醒自己，虽然这种想法并不令人十分愉快，因为出类拔萃者的善意所得到的后果往往是平庸者的不理解和敌意。大作家的和蔼（至少在作品中可以找到）所给予人的快乐远远不如女人的敌意（人们爱上她不是因为她聪明，而是因为她使人没法不爱）所给予人的快乐。我本应该提醒自己这一切，但我没有对自己说，我深信自己在贝戈特面前显得愚蠢，这时希尔贝特凑到我耳边低声说：
“我高兴极了，你赢得了我的好友贝戈特的赞赏。他对妈妈说他觉得你很聪明。”
“我们去哪里？”我问希贝尔特。
“啊！去哪里都行，我嘛，你知道，去这里或那里……”
自从在她祖父忌日发生的那件事以后，我怀疑她的性格并非如我的想象；她那种对一切都无所谓的态度，那种克制，那种沉静，那种始终不渝的温柔顺从，大概掩饰着十分炽热的欲望，只是受到她自尊心的约束罢了。只有当欲望偶然受到挫折时，她才猛然反击从而有所流露。
贝戈特和我父母住在同一街区，因此我们一同走。在车上，他提起我的健康：“我们的朋友刚才告诉我说您曾经身体不适。我感到遗憾。不过，虽然如此，我也不过分遗憾，因为我看得出来您有智力乐趣，而对您和所有体验这种乐趣的人来说，这可能是最重要的。”
唉！我当时觉得他这番话对我多么不合适，我对任何高明的推理都无动于衷。只有当我在信步闲逛时，当我感到舒适时我才幸福。我清楚感到我对生活的欲望纯粹是物质性的，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将智力抛在一边。我分辨不出乐趣的不同的来源、不同的深度、不同的持久性，因此，当我回答贝戈特时，我自认为喜欢的是这样一种生活：和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来往，像在香榭丽舍大街那间旧日税卡里一样感到能唤醒贡布雷回忆的凉气，而在这个我不敢向他吐露的生活理想里，智力乐趣无立锥之地。
“不，先生，智力乐趣对我毫无意义，我寻找的不是它，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否体验过它。”
“您真这么想？”他回答说，“那好，您听我说，真的，您最喜欢的肯定是它，我看得很清楚，我确信。”
当然他没有说服我，但是我感到快活些、开朗些了。德·诺布瓦先生的那番话曾使我认为我那些充满遐想、热情及自信的时刻是纯粹主观的，缺乏真实性。而贝戈特似乎理解我，他的想法正相反，认为我应该抛弃的是怀疑及自我厌恶情绪。他对德·诺布瓦先生的评价使后者对我的判决（我曾认为无法驳回）黯然失色。
“您在好好治病吗？”贝戈特问我，“谁给您看病？”我说戈达尔大夫来过，而且还要来。他说：“他对您可不合适。我不知道他的医道如何，不过我在斯万夫人家见过他。这是个傻瓜，就算傻瓜也能当好大夫（我很难相信），但他毕竟不能给艺术家和聪明人看病。像您这样的人需要特殊的医生，甚至可以说需要特殊的食谱、特殊的药品。戈达尔会使您厌烦，而厌烦就是使他的治疗无效。对您的治疗和对任何其他人的治疗应该有所不同。聪明人的疾病四分之三是来自他们的智力，他们需要的医生至少应该了解他们的病。您怎能期望戈达尔治好您的病呢？他能估计酱汁不易消化，胃功能会发生障碍，但是他想不到莎士比亚作品会产生什么效果……因此，他的估计应用到您身上便是谬误，平衡遭到破坏，小浮沉子又浮了上来。他会发现您胃扩张，其实他不用检查就知道，他眼中早就有这个，您也看得见，他的单片镜里就有反映。”这种说话方式使我感到很累，迂腐的常识使我想：“戈达尔教授的眼镜里根本没有反映胃扩张，就如同德·诺布瓦先生的白背心下没藏着蠢话一样。”贝戈特又说：“我向您推荐迪—布尔邦大夫，这是位很聪明的人。”“想必是您的热情崇拜者吧。”我回答说。贝戈特显然知道这一点，于是我推论说同类相聚，真正的“陌生朋友”是很少见的。贝戈特对戈达尔的评论令我吃惊，与我的想法也绝然相反。我根本不在乎我的医生是否讨厌，我所期待于他的，是他借助一种我不知其奥妙的技艺对我的内脏进行试探，从而就我的健康发表毋庸置疑的旨喻。我并不要求他运用才智（这方面我可能胜过他）来试图理解我的才智；在我的想象中，智力本身并无价值，仅仅是达到外部真理的手段。聪明人所需要的治疗居然应该有别于傻瓜们的治疗，我对此深表怀疑，而且我完全准备接受傻瓜型的治疗。“有个人需要好大夫，就是我们的朋友斯万。”贝戈特说。我问难道斯万病了，他回答说：“是的，他娶了一个妓女。拒绝接待她的女士们，和她睡过觉的男人们，每天让斯万强咽下多少条蛇呀！它们使他的嘴都变了形。您什么时候可以稍加注意，他回家看到有那些客人在座时，那眉头皱得多么紧。”贝戈特在生人面前如此恶言中伤长期与他过从甚密的老友，而当着斯万夫妇的面他却轻声细语，对我来说这都是新鲜事，因为他一再对斯万说的那些甜言蜜语，是我的姑祖母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的。姑祖母这个人即使对所爱的人也常常说些使人不愉快的话，可是，她决不背着他们说些见不得人的话。贡布雷的交际圈与上流社会截然不同。斯万的圈子已经是向上流社会的过渡，向上流社会中反复无常的浪涛的过渡，它还不是大海，但已是环礁湖了。“这一切可别外传。”贝戈特在我家门口和我分手时说。要是在几年以后，我会这样回答：“我不会说出去的。”这是交际界的俗套话，是对诽谤者的假保证。那一天我也应该对贝戈特这样回答，因为当你作为社会人物活动时，你讲的全部话语不可能都由你自己来创造，不过当时我还没有学会这句俗套话。此外，姑祖母如遇到类似情况，会说：“你既然不愿我说出去，那何必告诉我呢？”她是位不好交际、好争爱斗的人。我不是这种人，所以我点点头，什么也没说。
我所钦佩的某些文人花了好几年工夫，煞费苦心地与贝戈特建立了联系（始终是在书房内部的、暗中的文学交往），而我却一下子，而且不费吹灰之力便与这位名作家交上了朋友。众人在排队，但只能买到坏票，而你，你从谢绝公众的暗门走了进去，并买到最好的座位。斯万为我们打开这扇暗门，大概也在情理之中，就好比国王邀请子女的朋友们去皇家包厢或登上皇家游艇。希尔贝特的父母也同样对女儿的朋友开放他们所拥有的珍贵物品，并且，尤为珍贵的是，将他看做家庭的知己。但是当时我认为（也许有道理），斯万的友好表示是间接针对我父母的。还在贡布雷时期，我仿佛听说过，他见我崇拜贝戈特，便自告奋勇要带我去他家吃饭，父母却不同意，说我太小，太神经质，不能“出门”。我父母在某些人（恰恰是我认为最卓越的人）眼中的形象完全不同于我对他们的看法，当初那位粉衣女士对父亲未免过奖，现在我希望父母对斯万表示感谢，因为我刚刚得到的礼物是无价之宝。慷慨而彬彬有礼的斯万将礼物送给我，或者说送给他们，而似乎并不意识到它价值连城，就好比是卢伊尼壁画中那位迷人的、金发钩鼻的朝拜王一样。人们从前说斯万和画中人十分相似。
回家时，我来不及脱大衣便对父母宣布斯万对我的这番优待，希望在他们心中唤起与我相同的激情，促使他们对斯万夫妇作出重要而关键性的“答谢”，然而，很不幸，他们似乎不太欣赏这种优待。“斯万介绍你认识贝戈特了？多么了不起的朋友！多么迷人的交往！这算登峰造极了！”父亲讽刺地大声说。不巧的是，我接着说贝戈特丝毫不欣赏德·诺布瓦先生。
“那还用说，”父亲说，“这恰好证明他是个假装聪明、不怀好意的人。我可怜的儿子，我看你连常识也没有了，居然和会断送你前程的人们为伍，我真难过。”
我对斯万家的拜访原来就已经使父母很不高兴。与贝戈特的相识，在他们看来，仿佛是第一个错误——他们的软弱让步（祖父会称之为“缺乏远见”）——的必然恶果。我感到，只要我再补充说这位对德·诺布瓦先生不抱好感的坏人认为我很聪明，那么，父母就会暴跳如雷。当父亲认为某人，例如我的一位同学误入歧途——好比此时此刻的我——时，如果他看到这位迷途者受到他所不齿的人的赞许，会更坚信自己的严厉判断是正确的，更认为对方恶劣。我似乎听见他在大喊：“当然啦，这是一路货！”这句话使我万分恐惧，它仿佛宣布某些变化、某些十分模糊、十分庞大的变化将闯入我那安宁的生活之中。然而，即使我不说出贝戈特对我的评价，我也无法擦去父母已经得到的印象，因此，破罐子破摔。何况我认为他们极不公道，坚持错误。我不再希望，甚至可以说我不再想法让他们回到公正的立场上来。然而，当我开口时，我感到贝戈特对我的赏识会使他们惊慌失措——因为此人将聪明人当做蠢人，此人被高雅的绅士嗤之以鼻，此人对我的夸奖（我所羡慕的）会使我走上邪路——因此，我羞愧地、低声地最后带上一句：“他对斯万夫妇说他认为我很聪明。”一条狗中了毒在田野上胡乱啃草，而这种草恰恰为它解了毒，我也一样，在不知不觉中我说出了世上唯一能克服父母对贝戈特的偏见的话——而我所能做的最好论证，所能说的一切赞同都无法消除这种偏见。顷刻之间，形势突变。
“啊！……他说你很聪明？”母亲说，“我很高兴，因为他是个颇有才气的人。”
“真的！这是他说的？”父亲接着说，“……我丝毫不否定他的文学才能，这是有口皆碑的。可惜他生活不太检点，诺布瓦老头暗示过。”父亲这样说，他并不意识到我刚才出口的那句话具有神妙的至高威力，贝戈特的堕落习性和拙劣判断力在这威力面前败下阵来。
“啊！亲爱的，”母亲插嘴说，“有什么证据肯定这是真的呢？人们总爱瞎议论。再说，德·诺布瓦先生虽然为人和气，但并不永远与人为善，特别是对待和他不对路的人。”
“这倒也是，我也有所察觉。”父亲说。
“再说，既然贝戈特欣赏我可爱的乖儿子，许多地方我们应该原谅他。”母亲一面说，一面用手指抚摸我的头发，梦幻的眼光久久地凝视我。
在贝戈特的这个裁决以前，母亲早就对我说过，有朋友来时，我也可以邀请希尔贝特来吃午后点心。但是我不敢邀请她，这有两层原因，一是希尔贝特家从来只喝茶，而我们家却相反，除了茶以外，母亲坚持要朱古力，我害怕希尔贝特会认为这十分粗俗，从而极度蔑视我们。另一个原因就是我始终无法解决的礼节问题。每次我去斯万夫人家，她总是问我：
“令堂大人可好？”
我向母亲提过，希尔贝特来她能不能也这样问，因为这一点好比是路易十四宫中“殿下”的称呼，至关重要。但是妈妈根本听不进我的话。
“不行，我不认识斯万夫人呀。”
“可她也不认识你。”
“我没说她认识我。不过我们不一定对一切事情采取同样的做法。我要用另一种方式来款待希尔贝特，和斯万夫人对你的接待方式不同。”
我并不信服，所以宁可不邀请希尔贝特。
我离开父母去换衣服，在掏衣袋时突然发现斯万家的膳食总管在领我进客厅时递给我的那个信封。我现在身边无人，便拆开来看，里面有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我应该将胳臂伸给哪位女士，并领她去餐桌就坐。
就在这个时期，布洛克使我的世界观完全改变了，他向我展开了新的幸福的可能性（后来变成痛苦的可能性），因为他告诉我女人最爱的莫过于交媾了——与我去梅塞格利丝散步时的想法相反。在这次开导以后，他又给我第二次开导（其价值我在很久以后才有所体会）：他领我头一次去妓院。以前他曾对我讲那里有许多美女供人占有，但她们在我的脑海中面目模糊，后来我去了妓院，才对她们具有了确切印象。如果说我对布洛克——由于他的“福音”，即幸福和对美的占有并非可望不可即，甘心放弃实属愚蠢——充满感激的话（如同感激某位乐天派医生或哲学家使我们盼望人世间的长寿，盼望一个并非与人世完全隔绝的冥间），那么几年以后我所光顾的妓院对我大有益处，因为它们对我提供幸福的标本，使我往女性美上添加一个我们无法臆造的因素，它绝非仅仅是从前的美的综合，而是神妙的现在，我们所无法虚构的现在；它只能来自现实，超于我们智力的一切逻辑创造之上，这就是：个体魅力。我应该将这些妓院与另一些起源较近但效用相似的恩人们归为一类，这些恩人即带插图的绘画史、交响音乐会及《艺术城市画册》，因为在它们以前，我们只能通过别的画家、音乐家、城市来毫无激情地想象曼坦纳、瓦格纳和西埃内的魅力。不过，布洛克带领我去而他本人长久不去的那家妓院规格较低，人员平庸而且很少更新，因此我无法满足旧的好奇心，也产生不了新的好奇心。客人所点要的女人，妓院老鸨一概佯称不认识，而她提出的又尽是客人不想要的女人。她在我面前极力夸奖某一位，笑着说包我满意（仿佛这是稀有珍品和美味佳肴似的）：“她是犹太人。您不感兴趣？”（可能由于这个原因，她叫她拉谢尔。）她愚蠢地、假惺惺地激动起来，想以此打动我，最后发出一种近乎肉欲快感的喘息声：“你想想吧，小伙子，一个犹太女人，您肯定要神魂颠倒的，呃！”这位拉谢尔，我曾见过她一面，但她没有看见我。此人一头棕发、不算漂亮，但看上去不蠢，她用舌尖舔嘴唇，放肆地向被介绍给她的嫖客微笑。我听见她和他们谈了起来。在她那张窄窄的小脸两侧是鬈曲的黑发，它们极不规则，仿佛是中国水墨画中的几条影线。老鸨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荐她，夸奖她聪明过人，并受过良好教育，我每次都答应一定专程来找拉谢尔（我给她起了个绰号：“从上帝身边来的拉谢尔”）。然而，第一天晚上，我就曾听见拉谢尔临走时对老鸨说：
“那么说定了，明天我有空，要是有人来，您可别忘了叫我。”
这些话使我在她身上看到的不是个体，而是某一类型的女人，其共同习惯是晚上来看看能否赚一两个路易，她的区别只在于换个说法罢了：“如果您需要我，或者如果您需要什么人。”
老鸨没有看过阿莱维的歌剧，不明白我为什么老说“从上帝身边来的拉谢尔”，但是，不理解这个玩笑并不等于不觉得它可笑，因此她每次都开怀大笑地对我说：
“怎么，今晚还不是您和‘从上帝身边来的拉谢尔’结合的时辰？您是怎么说来着，‘从上帝身边来的拉谢尔’，啊，这可真妙！我要给你们俩配对。瞧着吧，您不会后悔的。”
有一次我差点下了决心，但她“正在接客”，另一次她又在接待一位“理发师”，此人是位老先生，他和女人在一起时，只是往她们散开的头发上倒油，然后进行梳理。我等得不耐烦，几位常来妓院的身份卑微的女人（她们自称女工，但始终无工作）走过来给我沏药茶，并和我长谈，她们那半裸或全裸的身体使严肃的话题变得简明有趣。我后来不再去这家妓院。在这以前，我看到老鸨需要家具，我想对她表示友好，便从莱奥妮姨母留给我的家具中挑了几件——特别是一张长沙发——送给她。原先我根本看不见它们，因为家里没有地方放，父母不让人把它们搬进来，于是它们只能堆在库房里。然而我在妓院又见到了它们，我看见那些女人在使用它们，于是，昔日充溢在贡布雷的那间姨母卧室的种种魔力再次显现，但却在磨难之中，因为我迫使它们手无寸铁地承受残酷的接触！我的痛苦甚于听任一位死去的女人遭人蹂躏。我不再去那位鸨母那里，我感到家具有生命，它们在哀求我，就像波斯神话故事一样：神话里的物品表面上似乎没有生命，但内部却隐藏着备受折磨、祈求解脱的灵魂。此外，由于记忆力向我提供的回忆往往不遵守时序，而仿佛是左右颠倒的反光，因此，我在很久以后才想起多年以前我曾在这同一张长沙发上头一次和一位表妹品尝爱情的乐趣，当时我不知道我们去哪里好，她便想出了这个相当冒险的主意：利用莱奥妮不在场的时机。
其他许多家具，特别是莱奥妮姨母那套古老而漂亮的银餐具，我都不顾父母的反对将它们卖了，为的是换钱，好给斯万夫人送更多的鲜花。她在接受巨大的兰花花篮时对我说：“我要是令尊，一定给您找位指定监护人。”然而当时我怎会想到有一天我将特别怀念这套银器，怎会想到在对希尔贝特的父母献殷勤这个乐趣（它可能完全消失）之上我将有其他乐趣呢？同样，我决定不去驻外使馆，正是为了希尔贝特，正是为了不离开她。人往往在某种暂时情绪下作出最后决定。我很难想象希尔贝特身上那种奇异的物质，那种在她父母身上和住宅中闪烁从而使我对其他一切无动于衷的物质，会脱离她而转移到别人身上。这个物质确实未变，但后来在我身上产生了绝对不同的效果，因为，同一种疾病有不同的阶段，当心脏的耐力随着年龄而减弱时，它再无法承受有损健康的美味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