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斋小传】王静斋〔18831953〕，名功镇，山东历城人。世代业医，自学成才。青年时代在当地即有医名，后悬壶济南，一九二八年起在天津操业，井巡诊于京、唐、保等地，声誉日隆，成为一时名医。精通医理，擅长湿病，又精儿科，著有《养生医药浅说》等。解放后，被天津市卫生局聘为市中医考试委员会委员。
我家世代业医，曾祖父王允中，祖父王晋封，均为当时名医，事迹载历城县志。先父王静斋幼失怙恃，惧祖业之将坠，乃勤求古训，努力钻研，年甫弱冠而医名已著。为了维持家庭生计，一面设塾课徒，一面在当地行医，一时颇具威望。后移寓济南，设一小药铺，前面卖药，后面为诊室。此时被选为山东省议会议员，但仍以行医为正式职业。一九二五年到大连出诊，治愈濒危之小儿，病家为表示谢意，介绍到直隶(即河北省)两摄县篆。北伐后(一九二八年)退居天津，仍理旧业，誉隆遐迩，时到北京、保定、唐山，北戴河等地出诊。诊余之暇，著有《养生医药浅说》行世。解放前后，屡被天津市卫生局聘为中医考试委员。与北京四大名医之一孔伯华极为友好，每逢孔先生来津出诊，即与终日相聚，探讨病理，互相会诊，在当时中医界传为佳话。
医学渊源
先父读儒书时，即取《内经》、《难经》而读之。数年，以为医学一道，非《内经》不足以明其理。熟读《内经》以后，继之以《本草经》、《伤寒》《金匮》，均能熟诵，至老不忘。认为熟读《内经》则增人智慧，于病理可左右逢源，熟读《本草》则方自我出，不受古方局限，熟读《伤寒》、《金匮》，则辨证施治有法可循。正如朱丹溪所说非《素问》无以立论，非《本草》无以立方。有方无论，无以识病，有论无方，何以模仿。又说：仲景之书详于外感，东垣之书详于内伤，医之为书至是始备，医之为道至是始明。(见《格致余论》)先父认为《内经》文词古奥，初学颇不易读，须广看各家注解，其义始通。王太仆为注《素问》之先河，其中有很多精辟之处，如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此注解诚高出千古。马元台、张隐庵之注解，亦有超乎前贤之处。如《素问·生气通天论》：因于气为肿，四维相代，阳气乃竭。王注，四维为筋骨血肉；马张二人注，四维为四肢，似较王注为优。正如虞天民说：《内经》其书深而要，其旨邃以弘，其考辩信而有征，是当为医家之宗。(《医学正传》)我初学医时，先父即教导说：学医要从四部经典著作入手，熟读以后，再博览群书；经过认真临床，方能得之于心，应之于手。如《千金》、《外台》集唐以前医方之大成；金元四家，补前人所不及。历代各家著作及名医医案，须要多读多看。总之，开卷有益也。尤其清代叶天士之《温热论》，吴鞠通之《温病条辨》、王盂英之《温热经纬》更为必读之书。然先父临床运用，不执前人成见，师古而不泥古，不论经方时方，善于化裁。如在治温病之神昏谵语时，常配一种粉剂，处方为：羚羊角、犀角各1克，麝香、牛黄，珍珠粉、薄荷冰各0．3克，琥珀5克，冰片0．3克，朱砂5克。同研细，大人海服2克，小儿每服1克。此方即由局方至宝丹化裁而来，对温病之神昏谵语及剧烈头痛，疗效突出，较局方至宝丹、安宫牛黄丸药力单纯，直达病所。尝谓以古方治新病，譬如拆旧屋盖新房，必须经匠人之手而后可。量体裁衣，自无不合，削足适履，定受其害。
先父治学，既不厚古薄今，也不是今非古，既不主中排酉，也不泥古不化。常谓吴鞠通之《温病条辨》似主杂气，实偏于阴虚，故药多寒凉，陈修园之书，偏于阳虚，故药多温补。二人虽各有所偏，因其所处之时代不同，气运各异也。如中西医书，汗牛充栋，约其宗旨，要皆在济人利物。西医之言细菌，即中医所谓病邪，西医能杀菌灭毒，中医亦能杀菌灭毒。如桂枝汤、麻黄汤、白虎汤、承气汤，或表或化，或吐或下，使邪尽而病愈者，皆杀菌之法也。中西医所操之术不同，而治病教人的目的则同，当互相取长补短，只要有利于病者，医何分中西哉?在那还投有提出中西医结合的时代，而能有此见解，实属可贵。又常说，民国以后，军阀割据，连年战争，杀人盈野，空气中含有一种厉气，故温疫病为多。吴又可著《温疫论》，亦是因当时直隶山东浙江大疫，以伤寒法治之不效，乃著此书。可见古今医家皆是以气运为转移，先父以善治温病名于世，亦因时代所致也。
治外感如将治内伤如相
先父常谓：医虽小道，人命所司，必须明阴阳，察运气，因时制宜，随机应变，庶不致贻误病机。
凡病总不出三因，揆其因治其病，不难治愈；万勿以其人平素虚弱，不问病之所在，一味滋补，致令邪留于中，固蔽既久，永不能出，重则丧命，轻则缠绵终身。须知病去后脏腑虽虚，亦能借谷气以生，所谓药补不如食补；病留，脏腑虽实亦死。祛邪即所以扶正，邪去则正气自复。或曰服补药气不能脱，服热药阳不能绝。须知滋补之剂，固外邪而助内热，病留于中，致使邪气愈炽，于人何益哉！故补虚宜于平日不宜于病时。误服燥药则阴竭；偏于滋腻，湿痰阻滞，补气补血，皆宜慎之。
治病宜分三期：病之初起，元气强壮，无论轻重，当以猛剂峻剂，急去其病，是为第一期，病之中路，元气渐衰，正邪宜兼筹并顾，当以宽猛相济之药，缓急得宜，方能收效，是为第二期；病至末路，元气已亏，惟宜养正为先，正气充足，邪气自除，此时用药万勿猛烈，须缓图而不可急功，是为第三期。我尝遵守这些治疗法则，每收指臂之效。
先父对温病尤为特长，每年活人无算，津市人多称其为伤寒专家。盖西医所谓之伤寒，即温病之类。温病发病急变化快，病死率高，每遇此症，即以峻剂猛剂，不但药味多，而且剂量重，每剂药中生石膏有用90一120克者，甚或有用生石膏煎水作饮料者，故药下即效。并谓治温病如擒虎，稍一放松，回噬伤人，故必须用大剂量，使病邪无反袭之力，所谓治外感如将，如大将之用兵，兵贵神速，除恶务尽也。病愈后，仍须彻底清理，以免死灰复燃。但当时天津人最怕生石膏，以为石膏大寒，入胃后，虑如做豆腐者用石膏之点卤。患者既不敢服，医者也不敢用，如用之，也是用煅者。殊不知生石膏辛凉，体重气轻，体重可泻胃热，气轻可解肌表。丹溪谓其味辛甘。其甘也，能缓脾益气，止渴去火;其辛也，能解肌发汗上行至头。近人张锡纯对石膏论述极精，可资参考。故生石膏主要功能，大清阳明之热，解肌表而发汗，为治温病之特效药，不似芩连之苦寒凝滞也。因而先父与药肆中相识者洽商，嘱其煎好，名之曰清热露，使病人不知为石膏制剂，可以放心服之。津市有一名医某君，素不用石膏，见先父之用清热露颇有疗效，故亦常大量用之，盖其不知即石膏也。
对于内伤虚证，则用药极轻，不但药味少，而且剂量轻，盖以胃气虚弱不能胜药力，药汁入胃不能消化，病必增剧，勿急于求功，须缓缓图之，使正气复而邪气退，所谓治内伤如相，如良相之治国，坐镇从容，神机默运，无功可言，无得可见，而民登寿域。可见治病不在用药之轻重，而在辨证之精确。辨证不明，用药必误。长于治疗中凤、肺痨和麻疹先父对中风、肺痨等大症，均有独到之处。如论中风说：唐宋以前，多主外风，金元四家，刘主火，李主气，朱主痰，因而后人有真中类中之分。实际《内经》中早有记载，不过不名中风，而名大厥薄厥之类。如《素问·调经论》说：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复反则生，不反则死。这正是本病的致病因素。盖人身气血，上下循环，周流不息。血随气上，上行极必然造成脑充血，故卒然倒仆不省人事；气上行极而下，则血亦随之下行，是为气复返则生；假如气血上行不止，势必造成脑血管破裂而出血，出血不止，是为不返则死。又《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这说明肝阳旺盛的人易于动怒，怒则气上，血亦随之，故血菀于上，而造成昏迷，临床常见到血压高的人，往往因大怒而突然发生脑溢血，可见大怒为本病诱因之一。又《素问·通评虚实论》说：凡治消瘅仆击，偏枯痿厥，气满发逆，甘肥贵人，则高梁之疾也。可见嗜高梁厚味的肥胖人，多属半身不遂病的易发体质。因此，本病固不必有真中类中之分，不过有中脏腑，中经络之异，有虚实闭脱之别。虚者益气以通络，实者活血以通络，闭者先用芳香以开之，脱者以补脾肾强心以固之。常用药；益气用参芪白术，养血用归芍熟地，通络用桑寄生、威灵仙、稀莶草、牛膝，活血用山甲、蜇虫，地龙、鸡血藤(活血用虫类药者，以其亦有通络之力也)，口歪用僵蚕、全蝎，肝阳旺者用石决明、生龙牡、胆草、旋复花、赭石、羚羊角，脉滑数者是内热较盛，用生石膏，知柏、竹茹、栀子，痰盛者用黛蛤粉、半夏，广皮，天竺黄、竹沥水，开闭用苏合香丸、安宫牛黄丸、菖蒲等，固脱强心用圆肉、山茱萸、茯神、枸杞子、菟丝子，或加参芪，龙牡。先父每年治中风病不下数十人，很少留有后遗症，因其最后皆令病人加强锻炼，每逢此病治到一定程度，患者已能站立活动，即将太极拳教师李君介绍去帮助患者练习太极拳，故大多数能恢复正常。
先父认为，肺痨有真假之别。先就真肺痨言之：其人先天禀赋不足。若其处境顺者，或能脱过；如日处逆境，心思败乱，虽将其培于参芪之中，亦难幸免于死。盖草根树皮，可以疗病，不能补其将绝之根源也。然此病初得，亦多有因风寒而起者。此时先以辛散解之，清凉化之，使邪不留经，亦可愈于无形；及至骨蒸发热，交阴时则剧，两颧红如拇指一点，此心阳将绝之兆；干咳无痰，或唾涎沫，或大便溏，脉来细疾而软，是肺绝脾败，病人膏盲，无能为力矣。古人多以滋补气血，填精益髓，以延寿命，亦恐于事无济。
再以假肺痨论之：其人平素气充体实，或受风寒外感，邪既郁，脉必闭，不但不见浮数，反涩小而缓，身亦不热头亦不痛，但只咳嗽，此风热闭于内，治当火郁发之。如误认为虚用滋腻之剂，补邪于内，热邪内伏，上蒸于肺，肺被热蒸，久则肿胀，气道不通，咳嗽愈急，血被火炼，烧无定时，或先恶寒而后发烧，形同疟疾，此乃肺部肿腐之时，气盛者阳时发烧，气弱者阴时发烧，风火交煽，则精神萎靡，饮食不进，类似真肺痨矣。烧时满面发红，间有不红者，得汗则解，口渴，脉滑数，洪大，或涩或迟而脉体宽大，不但证为纯阳，而胃亦太热。欲救其急，非釜底抽薪不可，只要大便不见溏泄，即可用生石膏治阳明胃热而清通肺气，犀黄丸消肺中之肿腐，再加紫雪以开之，使浮游之火散，而他脏自安。常用方剂，以麻杏甘石汤、桑菊饮加减。然麻黄辛热，须少用(至多不超过半分，用以搜肺经所郁之风寒)，若多则受其害矣。重用生石膏以清其热，使热不上冲，则咳嗽自愈，此方乃治蕴藏风热之坏症，而非治阴火痨瘵也。然此时如用滋补，则风火不得宣泻，内耗真阴，阴愈虚则热愈盛，肺被熏蒸，势必肿烂而死。
一九三零年，患者羊幼甫，女性，十七岁，初患风热，误服补剂，以致发烧不退，咳嗽，痰中带血，经x光照像为肺结核，求治于先父，其脉细数而疾，时烧时止，饮食减少，形体瘦削，肺痨已成，即用桑菊饮加生石膏，服七十余剂而愈。越三年，其姊又病，复受传染，肺痨又作，仍以前方加生鳖甲、生龙牡、知母、黄柏，犀黄丸、紫雪丹出入为方，服药二百余剂，方治痊愈，观察二十年未再反复。如患者急于求愈，医者不耐心治疗，末见其能愈也。
先父对儿科有较深的研究，尤其对麻疹更有独到之处。曾著有《疹科心法》一卷，附于《养生医药浅说》之中。
先父认为，古人著痘疹之书，皆精于痘而略于疹，因往昔种痘者少，而痘之伤人亦最烈，故痘有专科，疹则附之而已，其实无治疹之专书。按麻疹一症，只要护理得当，用药不误，则十全十，百全百，其死者，非护理不当，即调治失宜也。先父在《疹科心法》中首先指出疹有麻疹痧疹之分。麻疹之原虽系胎毒，未有不由天行厉气而发者。痧疹之原，虽系后天所伏热毒，亦由感天地之厉气而发，其原虽异，其毒则同。麻疹为先天之正毒，由血分而入气分，痧疹为后天之变毒，由气分而入血分。按痧疹古人谓之烂喉丹痧，即现代医学之猩红热，较之麻疹尤深一层。治疗之法，皆宜辛凉清解，则轻者化无，重者转轻。如误投辛温燥热之剂，则热愈炽，毒愈盛，将变成紫黑痧痘，轻者重，重者危矣。治法与温病同者，喜清凉而恶燥热。其与温病异者，温病见里证，便用承气汤攻下排毒，所谓温病下不厌早也，痧麻虽亦有里证，而治之必以双解法，大便燥者加酒炒大黄及元明粉微利之，但不可加枳实厚朴峻攻，恐伤中气，致在腠理之邪内陷发生变症。古人治疹，有主可汗者，有主不可汗者。先父认为麻疹服药后宜微微取汗，俾麻疹易于透出，所谓火郁发之也。痧疹药后不必强之出汗，顺其自然，有汗不可遽止，但二者均忌大发汗。用药切忌温补，酸收，固涩，燥热，峻攻，升提等。盖温补、酸收、固涩皆能固邪于中，毒热不得外达，燥热则毒热愈炽，易使神昏谵语，峻攻则邪陷，升提则咽喉肿痛，且能衄血。总之宜辛凉解毒，清热化痧为主，药宜轻清透邪，疹以透出为顺。
麻疹初起与感冒相似，鼻流清涕，眼珠光亮色赤如涵水中，眼倦难睁，困顿不起，咳嗽食少，烦躁不安，甚则发颐，咽喉肿痛。小儿见此征象，勿认为感冒，验其中指凉，耳轮凉，睾丸凉，再验其口唇内及颊粘膜上有麻疹粘膜斑，即为麻疹先兆，应以桑菊饮辛凉解表，清热化毒。轻者发烧一二日即隐隐现于皮肤之下，红若丹硃。其出也，疏疏朗朗，颗粒匀停。毒盛者，发烧三四日后始见点，当此之时，居处宜暖，万勿透风。饮食宜清淡，且勿多食以助胃热，致使小儿烦躁不安。倘被风寒所袭，麻疹立回，疹毒内陷，上则结胸喘急，下则泄利，肺为邪气所遏，不能行治节之气，再加以口舌生疮，津液枯竭，咽痛声嘶，则病危矣。自出疹之日起，护理非常重要，勿受风，勿伤食，虽有咳嗽，不可过于止咳，因咳嗽则毛孔开而疹易出。过三日后，徐徐收回为顺症。至于疹后痢疾，口渴心烦，乃余毒不净，宜养阴解毒为主，切不可辄用补剂，留邪于中。如发烧七八日而疹不出者，为毒邪郁闭，可用芫荽一握，用黄酒煮烂，遍身搓之，使毛孔开则疹出矣。如一出即回者即为疹毒内陷，非为风寒所袭，即为泻利气弱，输送力薄。风寒所袭者，急以解肌透毒，如僵蚕，蝉蜕、薄荷、牛蒡子，生山甲，生鳖甲，蜇虫、地龙、西河柳、大青叶等，如神昏谵语加安宫牛黄丸，如泻利气弱者，少用补托之剂，如西洋参，茯神、当归，生地、蝉蜕、天麻、僵蚕，麦冬、甘草、西河柳等，使其复出。民间有一验方；用癞蛤蟆一个煎水徐徐服之，疹可立转红活，无论风寒气弱皆效，但切勿多饮。物虽至贱，功极宏伟。如气促喘急，是合并肺炎，亟宜宣肺透表，泻热解毒，麻杏石甘汤加葶苈于、苏于、双花、连翘、苇根等。如疹出七八天尚不回收，或按期收回仍发烧不退，皆是毒热不净，宜育阴清热解毒，如石斛、生地、元参、麦冬、双花、羚羊角、犀角，已回而不退低烧加生鳖甲、地骨皮。一九二五年先父在济南行医时，曾到大连出诊。患者为一小儿，年四五岁，患麻疹已频于危，先父到时见其发烧气喘，二便俱无，全家啼哭，已备后事。先父临行时，曾带鲜苇根一握，遂亲与煎药，徐徐饲之。少顷，见其小便如注，随谓其母曰，小儿已有生机，勿事啼哭也。继与清肺透邪而愈。盖疹毒内陷于肺，肺失消肃之令，且肺为水之上源而与大肠相表里，故二便俱无。苇根甘寒，功能清肺泻火且能透疹，一药而表里两清，药虽至微，功效颇著。患儿为一独生子，治愈后其家极为感激，先父在直隶两摄县篆，即小儿之父介绍也。
痧疹初起，亦与麻疹相似，起病有高烧头痛，咽喉肿痛。发病较麻疹为急，故发烧一日即出现弥漫性朱红皮疹，先见头面，次及胸腹四肢，凡皮肤褶皱之处，更为明显，惟口唇周围无疹，呈苍白色。毒盛者瞀闷，泻利，唇焦，神昏谵语，呕吐厥逆，查其耳后筋红者轻，紫青者重，黑者危，治法亦用辛凉解肌，清热透毒，误用辛温危险之至。一九三二年左右，天津谦祥益号练习生姜某患瘟疫，遍身密布黑痧，色如乌枣，粒大如黄豆，初得时，某医误用苏梗，生姜，遂寒禁战栗，神昏谵语。延先父诊视时，六脉皆闭，先以局方至宝丹芳香以开之，似稍有转机，复以清瘟败毒饮重用生石膏，一剂而痧痘全出，但音哑神昏未减也。仍以前方加羚羊角，犀角，安宫牛黄丸之属，频频与饮，并以西瓜汁代茶饮之。如是者四日，其神智亦渐清晰，但音哑不能语，要纸笔自书吃西瓜、小便等事，其父与舅在旁看护，以先父治法太缓，另延专门痘疹之某医诊视，处方：荆防、生地、麦冬等，一剂而复失知觉，三剂而夭。一误于前，再误于后，致使功败垂成。夫厉气为害，热毒内炽，五脏如焚，咽喉与胃皆有痧痘，此病清凉救阴之不遑，何能再用辛温滋腻之品，终至祸不旋踵，其父追悔莫及，可叹也。
四诊并重尤精脉诊
先父尝说：凡诊病，四诊缺一不可，问诊更为重要。有的患者隐其所患以求诊脉，以验医者之能否，而医者亦不问病情，但凭诊脉即可知症结所在，皆是自欺欺人。苏东坡曾说：吾平生求医，必先尽告以所患，而后求诊，使医了然知患之所在也，然后求之诊虚实冷热，先定于中，则脉之疑似不能惑也。故虽中医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岂以困医为事哉。沈括亦说：古人云：视疾必察其声音，颜色，举动，肤理，情性，嗜好，问其所为，考其所行，已得其大半，而又遍诊人迎气口十二动脉，疾发于五脏，则五色为之应，五声为之变，五味为之偏，十二脉为之动。求之如此其详，然犹惧失之，此辨疾之难也。(《苏沈良方》)苏沈是儒而兼通医者，面其对四诊的重视，诚万古不易之定论。
我初学医时，先父即教导说：持脉须令患者平臂，勿使高低侧斜，以免脉道来去有碍。医与患者不可对面坐，以免气息传染。以三指之端积起处谓之指目(此处敏感度较强，故称指目)，长人指须疏，短人指须密，定呼吸，慎容止，静心平辨，会二十八脉于胸中，心领神会，庶不致心中了了，指下难明。最要者脉贵有神，即不徐不急，从容和缓之象也。李东垣以脉有力为有神，无力为无神，此说虽近情理，但亦不尽然，如微弱濡细等脉，虽知为力之不足，亦不能认为是绝脉，夫神者精聚之谓，不论脉之大小，只要指下聚而不散，清楚自如，而无颓靡不振懒散徘徊之象即为有神，非但有力之谓也。例如病极虚，脉极有力，或伤寒瘟病汗下后，脉不为汗衰，或大病之后，新产之后，脉反博大有力，此病脉不符，属危险之象，虽有力不得谓之有神。况脉有禀赋之异：有生成六阴者，即细小缓弱沉迟，勿认为虚寒，有生成六阳者，即洪滑实大浮长，勿认为实热。曾治一女同志，诊其脉正部反关均无脉，观其症则呕吐，似为暑热，乃问其家属其常脉如何，则云平素无脉，何部脉见，何部有病，可见脉有禀赋之不同，知其常然后知其变。又有一种经气结脉，两关脉滑实如豆，中有一线硬如刀刃，此为阴虚肝旺，金衰土败之象，春得秋死，秋得春死。一九三零年前后，岁在己巳，清状元王寿彭于季春患咳嗽，左关即见经结，右寸滑实。遂谓其家属曰：现症虽仅咳嗽，然脉实不佳，若不速治，恐至秋堪虚，竟弗听，至仲秋而殁。又治一徐君，时在初秋，左关亦见经结，当时患者只觉心烦，不觉有其他征象，遂直言相告，嘱其速速治疗，否则至立春恐难幸免，并嘱其弟劝之，弗听，果然至春而殁。按经气结之脉，皆由七情所伤，胸中非有大忿怒，大不如意事，不能使三经之气结于一处也。初见此脉，病人强自宽解，医者施以养阴柔肝，解结和脾之法，可不致郁郁以终。曾有一患者邀出诊，先父曰：今日暂不开方。病人问何故。先父曰：今日脉证不符，至晚间恐有吐泻之患，如药后适逢其会，将谓药不对证，归咎
于大大矣。果然至晚间上吐下泻，幸预留一丸药，嘱其吐泻后服之。其诊脉之精如此。
医家十要和病家十要
一九三七年春，先父与天津李实忱先生谋设国医学院，志在培养中医人才。并先组施诊所，联络中医界名流，均到施诊所施诊服务，以为将来师资作准备。先父每周去施诊所三个半天，夏初开诊，仅两个月，医而愈者约七千人。适值七七事变，乱及天津，因而停诊，以致宿愿未偿。华北沦陷后，更是郁郁不舒，乃于诊余著有《养生医药浅说》，书中为医患之间着想，定有医家十要和病家十要，兹录于下：医家十要：1存心仁慈，以救人为天职；2精通医学，多参群书，3精通脉理，洞悉脏腑经络，4识病源病机，晓运气盛衰，5辨识药性药形，炮制适宜，6同道互相提携，莫相嫉妒仇视，7品行端方，自重自爱；8诊病一视同仁，勿重富轻贫；9勿重视资财，轻忽人命；10常备灵药，随时救人。病家十要：1择名医；2肯服药；3宜早治；4绝色欲；5戒忿怒；6息妄念；7节饮食；8慎起居；9莫信邪说；勿惜金钱。
以上十要，不但笔之于书，而且身体力行，如某老大夫医学渊博，惟临床处方颇泥古不化，业务稀少，先父时与纠偏，并与之宣扬，因而该君诊务日有起色。又如针灸医生某君，一度诊务不佳，几至不能糊口，先父不时送与米面，并与介绍病人。又津市有一名医某君，每遇疑难即来向先父求教，先父即详为分析，帮助其制定治疗方案。记得在沦陷时期，时常有来求助者，无不慷慨解囊。一次，一老者因断绝回乡路费，特来求助。临行时说有一药方，专治水臌痞积，今奉赠以作答谢。其方：圆肉、甘遂，白硃砂(江西磁)、黑殊砂(旧砂锅)各60克研细，枣肉为丸，每服3克，小儿减半。服后，在上则吐，在下则泄。先父认为处方颇有道理，遂配成丸药，专门施送，服之者颇有疗效，于此可见先父之虚怀若谷。尝谓经验不单纯从书本上来，从个人临床实践中来，也有很多来自病人。只要言之有理，就采纳试用【孔伯华小传】孔伯华(1884～1955)，名繁棣，别号不龟手庐主人，山东曲阜人。少年随祖父学医。二十五岁始悬壶于京师，凡五十年，医名渐噪，一时号称北京四大名医之一。一九二九年与肖龙友合创北京国医学院，井与肖合任院长，历时十五载，培育中医人才七百余人。解放后，历任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卫生部医学科学研究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学会顾问等职。生前与曹巽轩、陈世珍，陈企董编著《八种传染病证治析疑》十卷行世，另著有《脏腑发挥》、《时斋医话》、《中风说》、《诊断经验》等。
志洁行芳的一生
先生少年刻苦读书，并随祖父宦游于河北各地。
祖父善歧黄之术，耳濡目染，遂渐有志于医学。十六岁时，随家移居易州，得与蔡秋堂、梁纯仁研讨《内经》等典籍。二十五岁时，应京师之邀，就职于外城官医院，与陈伯雅、杨浩如、张菊人、赵云卿诸名医共事，颇得各家教益。
一九二九年，为反对政府图谋取消中医，孔师联合同道，在京师创立中医药学会，奔走呼吁，竭尽全力，终于迫使政府取消前议。同年，与肖龙友先生合力创办北京国医学院，并与肖共任院长，亲临讲坛，努力造就中医人才。在国医学院经济困难时，他与肖龙友在学院开设门诊，以其收入资助学院经费之不足。
对习学的生徒，先生循循善诱。对疑难病症，先生善于深刻分析，说明得病原因，医治方法，同时发扬民主，鼓励学生提出不同意见，展开辩论。先生又常教导生徒古今时代不同，人之体质不同，所受病邪亦有所不同，临证施治切忌主观，必须灵活。仲景之立法垂训，乃法外有方，方外有法；金元四大家虽各成一派，乃羽翼仲景，后世叶天士、王孟英、吴鞠通，亦羽翼仲景也。要知唯在用之当与不当耳。
先生对事业极端认真负责。早在一九一七年，就曾联合中医同道中的有志之士，在生活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共同参加了扑灭晋绥地区鼠疫、霍乱、痢疾、天花等传染病、流行病的工作。他青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山东、河南、河北省的广大农村，对贫苦大众非常熟悉和同情。他常送医上门，甚至不惜慷慨解囊，资助病人。这种高尚医德，在旧社会来说，是甚为难得的。
解放后，先生精神振奋，政治热情很高，全力以赴地投身于工作。他极力拥护党的中医政策，力主中西医互相学习，互相团结，互相结合。于一九五二年受到毛主席接见之后，曾写信给毛主席。信中有云：医之活人，何分中西，存心一也，但其理法不同耳。今逢毛主席洞察其旨，发扬数千年之文化，何幸如之。愿努力发挥，以期理法臻于至善，达于全球，使病者有所依，必先从教育人才始。先生的心愿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先生生前参与中央领导同志的医疗保健工作，辛勤努力，获得高度评价，故又曾多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先生尝以诊务过忙，无暇著述，不克将经验心得总结出来，公诸于世，贡献给人民，颇引以为憾。故在晚年常深夜执笔，其遗稿如《脏腑发挥》、《时斋医话》等，皆此时所留。一九五五年三月十日出诊之中，忽觉腹痛寒战，勉力把六位病家诊毕，思回寓所调治恢复，讵料从此病势日益加重。先生自知不起，遂对亲属谆谆嘱咐；儿孙弟子等，凡从我学业者，应尽其全力为人民很好服务，以亟我未尽之志。十一月二十三日先生不幸故去，享年七十一岁。先生逝世后，周总理亲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亲往寓所吊唁。对于先生辛勤的一生，党和政府给予了崇高的荣誉。
强调辨证，以保护元气为主
先生主张：中医在临床上不能见病不见人，即不能见树不见林，而应从人出发，照顾到病人的整体。先生特别强调元气在人体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内经》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及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两句话，就是指病邪之能使人体发病，都是由于人身元气不足的缘故，若人体本身自卫的元气很充足，病邪就不足为患。所谓乘虚而入，无虚则病邪何从而入乎?是故元气充足，内腠闭拒，虽大风苛毒，弗之能害。
先生在辨证论治方面，力主医之治病，首先在于认证；将证认清，治之则如同启锁，一推即开。认证之法，先辨阴阳，以求其本，病本既明，虚实寒热，则迎刃而解。他强调阴阳为两纲，表、里、虚、实、寒、热为六要，不同意把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并列为八纲。他指出：辨证论治，全凭纲要。纲者两纲，曰阴曰阳，要者六要，曰表、里、虚，实、寒、热。徐灵胎言之綦详，亦即张景岳之所谓两纲六变者也。人之疾病，千变万化，但总不外乎阴阳，故医者临证，必须先审阴阳，因为病因证脉与药皆有阴阳。阴阳既明怡自无讹。其间且有错综现象,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二者相间，彼此多少，疑似之间，更须明辨。具体一个病进而求之，则疾病之部位亦存在表里，正邪之消长与虚实若何?若论疾病之征象自有寒热之分，但其间情况复杂，如由表入里，由里达表，寒热错综，虚实互见等，必须审慎辨识。总之，表、实、热三者，概于阳；里、寒、虚三者，可概于阴。故阴阳者，医道之总纲领也。至于六要者，病变之关键也。医者既须提纲挈领，又要把握关键，则病无遁情，了如指掌矣。辨证既明，论治用药更应详酌，故有时参、术、硝、黄，俱能起死，芩、连、姜、附，尽可回生。喻嘉言尝谓：医不难于用药，而准于认证。故必先议病，而后议药。朱丹溪亦主张：认证为先，施治为后。若但知以执某方治某病，不论因时、因地、因人,不审何脉、何因、何证，是冀病以就方，非处方以治病。辨之不明，焉能用之无误?施治之妙，实由于辨证之准确。寒、热、虚、实，不昧于证，而又不惑于证；汗、吐、下、和，不违于法，而又不泥于法。否则疑似甚多，临证莫决，见病治病，十难效一。先生非常推崇徐灵胎氏《病因人异论》中的论述。徐灵胎云：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则效，治彼则不效，且不惟无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则以病同而人异也。夫七情六淫之感不殊，而受感之人各殊。或气机有强弱，质性有阴阳，生长有南北，性情有刚柔，筋骨有坚脆，肢体有劳逸，年力有老少，奉养有膏粱藜藿之殊心境有忧劳和乐之别。更加天时有寒暖之不同，受病有深浅之各异，一概施治，则病情虽中，而于人之气体迥乎相反，则利害亦相反矣。故医者必细审其人之种种不同，而后轻重缓急，大小先后之法因之而定。
先生深韪是论，在临床上切实遵守，并加以发扬光大之。先生确信：无论祛邪与扶正，都是为了达到恢复和充足元气的目的。至于祛邪扶正之孰先孰后，那就必须在辨证之时，参机应变了。先生说:邪之与正，二者并重，扶正可以祛邪，祛邪即可安正，是互为因果者也。而孰先孰后，则必须因人、因地、因时而施，绝不可先有主见。固然经有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之明训，示人正气之虚，是由于被邪劫夺，倘不被劫夺，正气无由致虚；其所以被劫夺者，系于邪气之盛。此时，，若直捣巢穴，扫灭邪氛，使不再劫夺正气，其病自愈，亦即祛邪为重也。初病急病，诚可以一扫而痊，久病缓病，其人虚象毕露，则当顾其正气所谓养正邪自除，亦即扶正当先也。盖病有久暂不同、缓急之异，则祛邪与扶正之治，妙用在灵活：有宜急祛其邪而后调其正者，有宜先固其正徐退其邪者，有宜寓攻于补者，有宜攻补兼施者。似此轻重先后，当随证制宜，凡病皆应如此，则可不致拘执有偏耳。
熟悟经旨，不泥于古
先生主张，志于医者，首先应该熟读《内经》而后逐步细心参悟经旨。阅读诸家医论，一定要抱着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掌握取长舍短，去芜存华的治学方法，力辟食古不化或断章取义。他反对妄用成方，说：兵刑杀人，显而易见，然用药误杀人，医者尚不自知，较之兵刑杀人者，更为险毒，尤有过而无不及者也，实可憾叹。不怪吴鞠通氏早有鉴于斯，并于《温病条辨》自序曰；呜呼!生民何辜不死于病而死于医，是有医不若无医也，学医不精，不若不学医也。朱彬氏亦有其死于病者十之二三，死于医者十之八九之论。如临床时所见热病无汗，而庸医妄称是足太阳表证，投以麻黄汤，服之汗出不止而殒者不鲜；更见风温、湿温证，动辄柴胡、升、桂、细辛、姜、附之风药升提，使伏热邪气不惟不能荡散，反陷入心包，无不神昏厥逆而毙，虽急投局方至宝丹、清营汤、紫雪丹等渝涤中宫而幸存生命者，亦不过百人中之一二而已。近又尝闻有人终日研究仲景之在汉时用药圭铢，折合今日分量若干，而照拟之于临床。用之得当功效立见，屡见不鲜，此用心良苦，非执一方而治一病，是知《伤寒论》乃东汉末方书，未必能与今日完全契合。盖因天时、地理、人体皆有变异故也。先生常说，他数十年来遍历大江南北，罕见因寒而伤之真伤寒病，盖阴阳循环，皆天地气运使然也。《内经》曰：必先岁气，毋伐天和。按今之甲子，运行后天，湿土主事，四序反常，阳亢阴虚，湿热彰盛，故辛温滋腻之品，实用之在所必慎，至中元甲子，后四十年，阴阳始能渐次互转。下元甲于，虽主阳虚，而辛腻之味，仍须审慎酌裁。朱丹溪宗经旨而阐发，创阴常不足，阳常有余之说，此非偶然或偏于一隅而立，实有至理存焉，夫茫茫尘世，疾患难测，医者若因所学不精，则不能随机应变，治之必乏于术矣。或殒其生，或待其毙，生民者不惟不能生，而反成害民者也。年复一年，枉死者何止几千万计。民生涂炭，宁不诫哉!
重视旰脾之关系
先生在对待肝脾之间的某些病机方面的认识上，就我们浅薄的理解，其至旨乃本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的经旨。指出内因是一切疾病发生和变化的基础。他既然强调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因而他认为正气受伤，才导致发病，也就是指两虚相得的内虚，是发生一切疾病的主要根据。至于使正气受伤的原因方面，他首先强调脾为后天之本，以及脾、胃、肝三者的相互关系，尤其重视脾和肝之间的生克制化关系，亦即土侮木(脾病可以传肝)与木乘土(肝病可以传脾)的关系。在他所著《脾胃病论》一文中说；脾象土而主肉(脾象土，主肌肉)藏意而恶湿(脾藏意与志，湿伤肉故恶湿)，寄在中央(中央黄色入通于脾，故曰寄在中央)，养于四旁(脾气散精以滋养南心、北肾、东肝、西肺，故曰养于四旁)，王于四季，正王于长夏。为统血之脏，而主四肢，思为其志，胃为其表，心是其母，足太阴是其经。饮食不节，劳而过倦，皆伤于脾。木气太过(肝气过盛)，克伤于脾，甘虽主之，过反伤脾。忧愁不解，亦足饬脾。脾伤则病遂乘之：脾经受湿郁热发黄；脾经受寒病苦注泄，脾太过则令人四肢不举，不及则令人九窍不通。尤于土败木贼，湿气留滞，七情内伤，六淫外袭，饮食不节，房劳致虚，脾土之阴受伤，转运之官失序，遂成胃虽纳谷，脾不运化，阳自升而阴自降，乃成天地不交矣。于是清浊相混，隧道壅塞，气留血滞，郁而不行，万病丛生之源也……又论胃曰：《灵枢·五味》曰：胃者五脏六腑之海也，水谷皆入于胃，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素问·玉机真藏论》曰；五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藏之本也。《素问·五藏别论》曰：胃者，水谷之海，六府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于胃以养五藏气。因而知胃气乃人生之根本。胃气壮，则五脏六腑皆壮，身体各部亦无不壮，反之则五脏六腑及身体皆弱。是以《素问·平人气象论》有云：平人之常气禀于胃(平人之常气，即所谓有生之正气，谷入于胃，五脏六腑皆以受气，故曰平其所以平，赖有此气之禀于胃耳)，胃者平人之常气也。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难经·十五难》曰：胃者水谷之海，主禀四时，皆以胃气为本，是谓四时变病，死生之要会也。足阳明是其经，与脾为表里一体。总此以现，胃乃重要脏器，宜如何慎宝之，自不待言。然人恒漠视，弗自珍重：外因则恣贪口腹，饮食不节，忽略卫生，内因则不自惩忿，激扰肝阳，动来乘土。遂致病态百出，此其大端也……先生在临床中特别注意湿和热两种邪气的轻重及其争峙的情况。他指出：数十年来临证中，湿家兼热致病者十有八九，此天地气运使然也。盖湿热之由来，乃木旺土衰，木气乘于土败而贼之所致者也。是以湿重则热增，湿蒸于中，热淫于内，湿愈重而愈生热，热愈重而湿愈生，湿热蒸腾，则邪为湿固矣，当今医者不可不察。并提出在脾、胃、肝相互关系的基础上脾湿和肝热是导致人体发生一切疾病的两大主要因素。基于以上所说，可以想见他对脾和胃、湿和热是如何重视。因此先生在临床辨证时，特别强调脾、胃和肝三者的结合。设若在此三者之间的某一环节上发生了故障，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亦即其所谓脾胃有病必系肝，肝病必系于脾胃者也。
郁热伏气也是外感温热病的主因
在外感温热病方面，先生认为人体内的郁热伏气往往是感受温热病的先决条件。他说：夫外感温热病者，时或先赖于体内之郁热伏气，而后感于天地厉气淫邪而成，况乎六淫之风、寒、暑、湿、燥，五气皆可化火，然又皆附于风。风者四时皆有，善行而数变，百病之长也。然则《内经》有云：内腠闭拒，虽大风疴毒弗之能害。是以内因之郁热伏气乃外感温热发病之本也。叶香岩曰：温邪上受，首先犯肺。此时病邪在表，投以辛凉解表之轻剂即可迎刃而解，若郁热伏气盛，或初感解之未当，及误治误补使邪内陷者，亦可逆传心包，此时病已入里，投以辛凉祛邪之重剂即可效如桴鼓；若邪为湿困，热深厥亦深者，临证中反见阴象，此热极似寒之假寒者也，倘辨证不清，误用热药，必使立毙。然则只投凉化寒凝之品，不惟温热不得解，反使邪愈加闭固，轻者废，重则不治，此时当施以苦淡渗化湿邪之法，并以辛凉清热之物，佐芳香辛散之味，以攘开其湿邪外围，不使湿热相搏而直捣其巢穴，则固邪易解，热退厥除，病可瘥也。下面仅举三个病例以阐证其论。
例一，吴姓，女。初以内蕴湿热，寒热相搏，兼客外邪，遂致头痛，咳嗽，鼻塞声重，咽痛，口渴，发烧而恶寒，痰涎壅盛，大便结，舌苔黄腻，脉弦数。此温邪上受，首先犯肺者也，亟宜清热解表以肃肺络。
鲜苇根30克，生石膏(先煎)24克，银花、连翘、杏仁各9克，薄荷叶(后煎)，苏子霜各4．5克，条黄芩6克，板蓝根9克，辛荑花6克，全瓜萎18克，元明粉3克，鲜荷叶1张，紫雪丹(冲服)1．8克。
例二，刘姓，男。肝胃两阳并盛，内热兼感时邪，初起解之未当，遂致热邪内陷于心包。神昏，谵语，有时抽搐，壮热，口大渴思冷，二便失利，大便已七日未下，舌质红，苔糙垢，舌心根部有黑褐色苔，脉大而数，右寸关均盛，亟宜重剂辛凉芳化，佐以熄风。
生石膏(先煎)、鲜九节菖蒲根(捣汁兑入)、鲜茅根，鲜苇根各30克，莲子心6克，天竺黄、白僵蚕各9克，生滑石12克，薄荷叶(后煎)4．5克，龙胆草、知母、地骨皮各9克，青竹茹、忍冬花、忍冬藤各12克，焦栀子9克，鲜荷叶1张，双钩藤(后煎)9克，全蝎2枚，嫩桑枝18克，酒川军(开水泡兑)、元明粉(冲服)各4．5克，局方至宝丹(冲服)1粒。
例三，董姓，男，望其颜面苍白，神情恍惚支离，唇青紫而鼻扇，四末厥逆，背冷恶寒．头部眩晕而痛，目白睛挥赤，口渴思冷而不欲饮，此《内经》所谓热深厥亦深。邪为湿固之温热病候也。亟以辛凉除温、清宣化浊，佐进芳香辛散重剂以肃之。
芥穗炭1．5克，鲜九节菖蒲根12克，广藿梗9克，生石膏(麻黄o．6克同先煎)30克，青竹茹15克．杭滁菊各9克，鲜茅苇根各30克，薄荷叶(后煎)4．5克，蔻仁、煨葛根各1．5克，鲜藕30克，忍冬花、滑石各12克，胆草、炒栀子各9克，鲜荷叶1张，杏仁泥(苏子4．5克同研)9克，安宫牛黄丸(冲服)1粒，苏合香丸(冲服)1粒，羚羊、犀角(另煎兑入)各o．6克。嘱用西瓜汁、荸荠汁代水饮。
以上皆系早年从先师侍诊之际所目睹，三位危急患者很快痊愈，至今记忆犹新，故录于此。
附：石膏药性辨
(此文系先生生前一次讲课的记录本文作者附记。)
石膏是清凉退热、解肌透麦之专药。一般皆谓其味辛凉，实则石膏之味是咸而兼涩；一般皆认为其性大寒，实则石膏之性是凉而微寒。凡内伤外感，病确属热，投无不宜。奈何今之医者，不究其药性，误信为大寒，而不敢用。尝因医家如此，而病家见方中用石膏，亦畏之如虎。如此谬误流传，习而不察之弊，乃余所大惑而不能解者也，直如屏玉液而弃金丹，致令病人不起，良可慨也。尝考其性，亲尝其味。《神农本草经》谓其性微寒，且宜于产乳，主治口干舌焦不能息，是真识石膏者；《金匮》《伤寒》用石膏凡十一方，乃从而广之，是真识石膏者。按张仲景之用石膏，是从烦躁、渴、喘、呕四处着眼以为法。如小青龙汤证，心下有水气，肺胀，咳而上气，脉浮，烦躁而喘，即加用石膏；大青龙汤之用石膏，亦是在于有烦躁；白虎加人参汤之用石膏，是在于大烦渴不解，舌上干躁而烦；竹皮大丸证之用石膏，是在于中虚烦乱．以上是据有烦躁而应用石膏之法，盖阴气偏少，阳气暴胜，其暴胜之阳或聚于胃，或犯于心，烦躁乃生，石膏能化暴胜之阳，能解在胃之聚，故烦躁得治。白虎加人参汤证曰大渴，曰大烦渴不解，曰渴欲饮水，白虎汤证虽未明言渴，而言里有热，渴亦在其中矣。以上是据有渴证而应用石膏之法．盖温热之邪化火伤津，津液不能上潮则口渴，石膏能泻火而滋燥，故渴得治。越婢加半夏汤之治其人喘、肺胀，使半夏与石膏为伍，以奏破饮镇坠之效，小青龙汤加石膏以治烦躁而喘；木防己汤用石膏在于其人喘满；麻杏石甘汤用石膏在于汗出而喘。以上是据有喘证而应用石膏者。盖此四证之喘，皆为热在于中，气则被迫于上，用石膏化其在中之热，气自得下而喘自治矣。竹叶石膏汤证之欲吐，竹皮大丸证之呕逆，是据呕吐面应用石膏之法。盖此二证之呕吐，是因热致虚，因虚气逆所致，用石膏热解气自平，呕逆亦遂自止也。遵仲景法，投无不效。
石膏一药，遇热证即放胆用之，起死回生，功同金液，能收意外之效，绝无偾事之虞。若用之勘少，则难责其功，俗流煅用则实多流弊。近人张锡纯之石膏解所云良非虚语；日人吉益东洞之石膏挤误诚属针言。余宗先圣之大法，参后贤之精议，据临证之所验，谙石膏之疗能，其体重能泻冒火，其气轻能解肌表，生津液，除烦渴，退热疗狂，宣散井感温邪之实热使从毛孔透出，其性之凉并不寒于其他凉药，但其解热之效，远较其他凉药而过之。治伤寒之头痛如裂，壮热如火，尤为特效；能缓脾益气，邪热去，脾得缓而元气回；催通乳汁，阳燥润，乳遭滋而涌泉出，又能用于外科，冶疗疡之溃烂，比腐生肌，用于口腔而治口舌糜烂，胃热肺热之发斑发疹更属要药。其他卓效难以尽述，惟气血虚证在所当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