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7节

【281】罗马分合（下）

奥勒良死后，元老院任命75岁的元老塔西佗为新任元首。事实上，这是最后一次，由元老院任命元首了。

短短几个月后，塔西佗被暗杀，罗马重新回到由军队决定新元首的轨迹。而军队对他们的元首，也仍然重复着推举——杀掉——再推举——再杀掉的故事。

其实到这个时候，所有罗马人都知道，担任罗马帝国的元首，就意味着把自己写进了死亡名单。而且死亡日期，一般不超过三五年。

相信每一个坐上这个位置的人，都试图去改变这个可怕的宿命。可他们都失败了。无论他们打多少胜仗、发多少钱、修多少公共设施，都难保某一天，不会从黑暗处伸出一把匕首，将他的所有雄心壮志瞬间结束。

看上去，似乎已经没有任何办法去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元首的登基与死亡，构成了一个可怕的循环，将每一任元首死死套在其中，无处可逃。

直到那个划时代人物的出现，将这个死循环彻底打破。

戴克里先，一个被释放的奴隶的儿子，又一个凭军功摆脱卑微地位的典范，285年被推举为罗马新任元首。

相信戴克里先在军中步步高升之时，就已预料到了将来那光荣而可怕的一天。他想必已在心中反复盘算过这个问题：我当上元首之后，我该怎么办？

他想出了办法。而且甫一上任，就立刻加以实施。

这是一个令所有罗马人瞠目结舌的办法。这是一个永远改写罗马历史的办法。

——迁都。

自西班牙人图拉真开始，罗马帝国就经常出现外省人担任元首的情况。但即便是外省人，也会理所当然地把首都定在罗马。几百年来，罗马早已成为荣誉和权威的象征。

然而深重的3世纪危机，令罗马沉入谷底，声威不再，这才使得迁都有了可能。

于是，统领东方军一团一的戴克里先干脆没有回罗马，而在小亚细亚就地登基，将古城尼科米底亚定为帝国新都。

论起来，戴克里先的家乡在达尔马提亚行省，位于今天的克罗地亚。所以，他定都小亚细亚，跟乡情半点关系都没有。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纯政治行动。他的目的，当然也只有一个：巩固他的地位。

那么，为什么定都小亚细亚，就能够巩固他的地位呢？

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东方悠久的君主制传统。在罗马，共和观念太过深入人心，人们太不把君主当回事儿。相比之下，东方则长期处在君主制的统治之下，无论是亚述、波斯这样的大帝国，还是吕底亚、塞琉古、本都这样的割据王国，都是典型的君主制国家。因而，在东方的文化背景下推行君主集权，比在罗马要容易得多。

于是，一种完全东方化的场景在尼科米底亚出现了：金碧辉煌的王宫、光彩夺目的皇冠、俯首下拜的百官、内外穿梭的宦者、密不透风的警卫……戴克里先大肆起用当地的东方人，让他们以东方式的顺从，去拱卫和保护高高在上的帝王。

在地方，地方自治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直属于中央君主的政一府官员；在中央，自一由集会不见了，谒见君王变得十分困难，君王渐渐披上了一层神圣的外衣。

东方近千年积淀下来的政治传统，就此成为了戴克里先手中强大的政治武器。

效果惊人。

戴克里先在帝位上安稳地坐了二十年。这让他有了充足的时间，去拯救那个濒临崩溃的帝国。

如果我们仔细琢磨戴克里先的治国政策的话，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它与中国有着惊人的相似一性一。如果用一句话来归纳的话，那就是我们极为熟悉的四个字——重农抑商。

其实农业本来就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正如吃饭是人类的第一需要。当一个君主坐稳了他的位置，能够从整个国家的利益出发去思考的时候，必然会深刻意识到农业的重要一性一。但罗马农民的地位比中国要低下得多，更多的时候是以农奴形式存在，说好听点，叫佃农，为地主种地，给地主交租。而戴克里先规定，任何佃农不得随意离开自己的土地，用一种强制一性一的法律保障了充足的农业人口，从而缓解了帝国日渐深重的粮食危机。

而对于任何中央集权统治来说，拥有巨额财富的商人也从来都是他们天然的敌人。戴克里先也趁经济危机之时由政一府出资收购大量的工厂，尤其对于盐、铁、酒、油这些关乎国家命脉的经济产业，几乎做到了国家垄断。他改革税制，对工商业课以重税，对于胆敢逃税的商人，戴克里先的打击力度，几乎比得上汉武帝的告缗令，罗马商人因而匿财遭酷刑者不计其数。为了防止商人在贱买贵卖中牟取暴利，戴克里先甚至出一台了“商品价格敕令”，由国家对各种商品的做了强制一性一的规定，对擅定价格者严惩不贷。

作为一个努力进行中央集权的君主，戴克里先与中国的历代皇帝目标是一致的：将财富集中于国家，国家才会有集权的底气。但罗马商人集一团一势力之庞大、积淀之深厚，远非中国可比。戴克里先的抑商政策引发了巨大不满，一逼一的戴克里先不得不放松规定。在他死后，诸如“商品价格敕令”等经济政策也被纷纷废除。

这就是历史的效应、传统的威力。从叙利亚、小亚细亚，到希腊、意大利，整个地中海地区千余年来都是各民族众多商人活动的大舞台。任何政治制度，想要在这里生存扎根，只能与商人合作，不能与之为敌。

这就涉及到后面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命题：为什么资本主义会在欧洲兴起？

根本原因之一就在这里：浓重的商业传统与强大的商人势力。

与之相较，中国作为传统的农业帝国，并不具备相应的商业土壤。所以，即便中国后来的商业繁荣程度一度到达世界领先水准，却仍然不可能形成相应的政治制度，发动资产阶级革命更是天方夜谭。

所以说，戴克里先试图建立完全东方化的帝国，在经济上也是不现实的。他对罗马历史最重大的影响，仍然是政治上的。

除了迁都和建设帝制之外，戴克里先所实施的影响深远的政治改革还有两个。

其一，是延续奥勒良的君权神授。戴克里先并不是密特拉教信徒，但出于宗教统治的需要，他决定复一活罗马的旧宗教，把它定为罗马新国教。他给自己封了一个正式的头衔，叫做“jovius”，意思就是罗马天神朱庇特（jupiter）的儿子。但这个罗马旧宗教在人民心中的地位，比之密特拉教犹有不及。因此戴克里先对于其它宗教对国教的冲击深感忧虑，于是便开始大力打压其它宗教的发展，尤其是势头鼎盛的基督教。

可他或许不会想到，正是他最为忌惮的基督教，取代了所有宗教，成为了他君权神授事业的最终完成者。

其二，就是著名的“四帝分治”。戴克里先一直在努力把权力从元老院手里夺过来、从军队手里夺过来、从商人手里夺过来，但他并没有能力，把权力一操一控于自己一个人手上。罗马远没有那样的政治水平，去保证一个君主，集权式地统治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286年，他任命了一个跟自己地位相当的“奥古斯都”，统治帝国西半部分。六年之后，他又给自己和“西奥古斯都”各任命了一个“恺撒”，作为副手和接班人。具体的划分是这样的：戴克里先执掌亚洲、埃及、色雷斯；他的副手“东恺撒”执掌除色雷斯以外的巴尔干半岛；“西奥古斯都”执掌意大利、西班牙、西北非；“西恺撒”执掌高卢和不列颠。

帝国政治能力的不足，造就了这个史上罕见的“四帝分治”的局面。它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帝国治理不善的局面，却也同时为罗马帝国的最终分裂埋下了重重的伏笔。下个世纪我们就将看到。

在戴克里先力挽狂澜的努力中，罗马的3世纪就算是告一段落了。但这个世纪的故事，我们还并没有讲完。我们需要转回头去，看看刚刚统一的晋王朝，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而要了解这个王朝，我们不妨从那个知名的小一团一体讲起。请看下集——竹林七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