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1节

【265】士族门第（下）

153年，冀州刺史朱穆上书弹劾宦一党一，结果立刻被贬官，随即引发了太学生运动的第一次高一潮。数千太学生到宫门外游行示威，要求桓帝赦免朱穆，令其官复原职。桓帝居然同意了。

舆论的力量，自此可见。太学生成了政坛中不可小视的力量。更何况，日后多少身居高位的中央官员，都可能出自这里呢。

任何一个集一团一都有领袖，外戚、宦官集一团一都是围绕几个主要人物运转的。太学生也不例外。以他们的眼光看去，他们最欣赏的人物，就是朝中出污泥而不染，敢于正面与恶势力作对的直臣，最好还是有学问、有能力的直臣。

第一个标志一性一的领袖人物叫做李膺。此人满腹经纶，曾在家中开馆授徒，学生常在千人以上。而无论是出任边关守将，还是一方刺史，都做得成绩斐然。至于针砭时弊，更是犀利无比，朝中上下无有不畏惧者。这样一个人，太学生们岂有不喜欢的道理。李膺为人孤傲，但偶尔也开口赞人。只要被李膺赞过的人，天下读书人都会将其奉若神明。李膺之影响力如此，那么李膺若是上疏，附和之人何止千万。

如此一来，朝中宦官们大为震惧（当时正值宦官专权时期）。恰好166年，李膺诛杀了一个故意趁大赦时期犯罪的宦一党一之人，宦一党一更加惊惧，便有人出马，上疏言道：李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一党一，诽讪朝廷，疑乱风俗。”

桓帝闻言大怒，即刻下令逮捕“一党一人”，李膺等二百余人下狱。后来在舆论压力之下，李膺被赦免回乡，但包括李膺在内的所有“一党一人”均被禁锢终身，不得为官。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一党一锢之祸”。

然而，历史一次次地证明，过分压制舆论往往适得其反。清议之风非但未能因此禁绝，反而越来越盛。再到后来，竟然出现了一个奇异的现象，读书人的目标不再是做官，而是做“一党一人”。

比如，一党一人范滂出狱还乡，慕名前来迎接这位罪犯的，竟有数千辆车。再比如名将皇甫规，一生以刚直不阿闻名于世，屡次犯上。但由于他镇守边疆，职责重大，桓帝及诸宦没敢动他。皇甫规竟深以为耻，上疏自请按“一党一人”治罪。

这真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一幕。中国独特的儒家哲学，催生出了一种独特的价值观。“富贵不能一婬一，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教诲，在这个时代，化身成了前仆后继的一党一人一精一神，流传千古。

167年末，汉桓帝病死，其子刘宏继位，为汉灵帝。每次这种换皇帝的时候，都是掌权者可能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一次，新的外戚集一团一就向掌权的宦官集一团一发起了反扑。

新任太后窦妙的兄弟窦武，为了能够打压宦官，就想起了曾经饱受宦官迫害的一党一人。于是，窦武?

与太傅陈蕃商议，请出李膺等人重新为官，给宦官集一团一施加压力。

168年8月，窦武与陈蕃密谋铲除宦一党一。不料窦太后却极为信任宦官，结果二人之谋从窦太后那里泄露给了宦官，宦一党一发动宫廷政变，劫持了窦太后和汉灵帝，调动禁卫军发动反击。窦武兵败自一杀，陈蕃率僚属及太学生试图冲入宫门援救，失败被擒。之后是可想而知的大清洗，宦官大肆搜捕一党一人，李膺、范滂等纷纷被捕，且这一次没能逃脱毒手，皆在狱中被折磨致死。此为第二次一党一锢之祸。

两次一党一锢之祸，以一党一人为代表的士子名垂青史，为千秋万代所传颂。但这里却有个问题，那就是在第二次一党一锢之祸中，有个惹眼的角色——外戚。

一党一人固然大都高风亮节，但高风亮节之人所做的事，却未必都是对的。第一次一党一锢缘起于清议，无可争议。第二次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政治斗争。宦官的确为非作歹，外戚就好了么？

陈蕃领太学生冲入宫门时，与宦官王甫相遇。王甫对陈蕃说了这样一段话：“窦武何功之有，父子兄弟并封三侯？他整日设乐饮宴，服侍者竟是宫中宫女。他旬日之间，敛财数万。大臣如此，就是正道么？公为宰辅，与此等人结一党一，还有何面目称我们宦官为贼？”

王甫所言，未必完全与事实相合，但相去恐怕不远，至少封侯的事儿是不能随口瞎说的。可见窦氏外戚，未必就强于宦官了。窦武若举事成功，一党一人们、太学生们就有能力钳制外戚了么？第二次一党一锢之祸，怎么看都像是士子们被利用了。

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些太学生们去做舆论监督，堪为天下榜样，但若涉足政治，不是这么个玩儿法。

于是也有另外一些读书人，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一党一锢之祸固然轰轰烈烈，但对历史产生更重大影响的，是另外一件事——门第的形成。

古文明任何一个社会，几乎都有贵族。甚至近现代都有，只不过通常换了一种称呼，叫做“上流社会”。

贵族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除了皇族之外，像埃及、印度的祭司，希腊的商人，罗马的元老，也都是贵族的典型代表。中国周王朝的贵族，多以分封下来的诸侯卿大夫为主，但战国将其颠覆之后，秦汉注重中央集权，始终没有新型贵族的出现，但到东汉后期，有了。

贵族形成的原因也各不相同。埃及、印度是宗教统治的结果，希腊是靠钱堆出来的武装，罗马元老则是自建城时期就把持了城邦的军政大权。那么汉末门第是如何形成的呢？

主要原因，在于汉王朝的官吏选拔制度。当时选拔官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下而上的推荐，称为“察举”，另一种是自上而下的征召，称为“征辟”。

先说察举，举的是什么人呢？一种叫“贤良”，即“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另一种叫“孝廉”，即孝子廉吏。到东汉，废除“贤良”，只举“孝廉”。

看起来，这些是有标准的，但仔细琢磨，其实这两种标准都挺模糊，推荐起来自一由度很大。而这个察举的权力，是完全掌握在地方官手里的，这就很难保证这里面没有营私舞弊的了。而当时，又根本没有任何力量能限制这个舞弊。

于是，这种制度很容易就形成了一种圈子内的循环：甲举荐乙的亲戚，乙举荐丙的亲戚，丙再举荐甲的亲戚；张三举荐李四的学生，李四举荐王五的学生，王五举荐张三的学生……

怎么跳，都跳不出这个圈子。久而久之，圈子外的人，要是不跟谁谁谁有点关系，也就很难有机会挤进去了。

这个圈子，就是门第。至于中央征辟，也不会跟察举有任何区别，还是人选人，就终归逃不出门第的圈子。东汉的贵族，就此形成。

贵族的存在，对一个王朝而言，谈不上是好是坏。但每有重大局势变化，贵族总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世纪末，东汉王朝在宦官的实际统治下越发不成话。由于第二次一党一锢之祸中宦一党一下了重手，牵连极广，此祸之后清议之一声也渐渐微弱，宦官更加无法无天，东汉百姓陷入水深火热。

184年，著名的黄巾起义爆发。但这次农民起义和陈胜吴广、绿林赤眉一样，基本属于吃不上饭被一逼一造反的，没有什么政治理想。只看它的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就知道，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像样的政治主张。这样的起义，虽然声势浩大，但注定不能长久。11个月之后，起义被平定。

在这次巨大的冲击中，东汉王朝摇摇欲坠。最终推到它的，还是来自于上层的变乱。而这一场乱局之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也正来自门第之中。他叫袁绍。

这是一个我们无比熟悉的名字。这个名字的出现，标志着一个大乱世的开始。请看下集——群雄割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