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4节

【248】光武中兴

公元前3世纪末，秦末天下：天下大乱，群雄混战，流民失所，饥民遍地。

公元1世纪初，新朝天下：天下大乱，群雄混战，流民失所，饥民遍地。

时间过了三百多年，中华大地的凄惨情状却再度出现，犹如被克隆了一般，毫无二致。

历史总是在重复相同的故事，也正因为如此，读历史才显得格外有意义。

三百年前，刘邦建西汉王朝，四代帝王与民休养生息，天下安。

三百年后，刘秀深深明白，若要是一片处处飘荡着死亡气息的大一陆重新恢复生机，要做的当然也还应该是那六个字——与民休养生息。

刘秀一朝，史称“光武中兴”。而光武中兴的实质，与文景之治完全相同。

光武帝将王莽的所有改革统统废掉，恢复西汉制度，而且大幅度地减税、减吏，把田税恢复到了文景时代的三十税一，更是裁掉了400多个县，以减少政一府开支。

数年下来，人民负担被充分减轻。农田重新茂盛，城市重新繁华，商路重新畅通，人口重新增长。

你说治国难吧，当然难。历史上能治好国的君主相当之少。但在治国高手那里，看上去又那么简单。举重若轻，无为而治，造就了文景之治，造就了光武中兴。

在很多时候，人民需要的仅仅是安定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不给人民添乱的政一府，就是好政一府。

当然，除了沿袭西汉初年的治国方式之外，刘秀对西汉的制度，也做了一点变革。这个变革虽然规模不大，却对今后的历史进程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那就是官制的改革。

我们先从三公制度说起。在秦和西汉初期，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这三公，控制着中央政一府的主要权力。西汉末年，这三公的名号被分别改成了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除了王莽之外，很少有人喜欢做改名游戏的。之所以改名，主要是为了重新定义三公的职责，把权力集中在大司马身上，为外戚专权铺平道路。像王凤、王莽等王氏外戚，都是通过担任大司马，来掌控国家最高权力的。

而刘秀建立东汉之后，对这种权力集中于大司马的制度模一式当然不满。于是他又改了一次名，把大司马改回太尉，把大司徒、大司空里面的“大”字去掉，改成了司徒、司空。当然，改名仍然只是表面现象。实质是刘秀将三公的权力尽数剥夺。拿过来的权力，下放到了一个叫做尚书台的机构。尚书台与三公的区别在于，尚书台是分门别类的，每个尚书令都只负责一个方面，比如管财物、管粮食、管人事，没有丞相一样的人物来总揽全局，全局一性一的事情都交给皇帝了。

这倒是为后代的六部尚书制度提一供了最早的源头，但刘秀的目的却没能真正达到。原因很简单，这种制度对皇帝的能力要求相当之高。将大权委于丞相的体制，只要求皇帝的识人、用人能力；将大权收归己有的体制，却要考校皇帝的各方面政务素质。对于长于深宫的皇帝来说，这个基本上很难。于是这个制度就根本站不住脚，而站不住脚的制度是要产生乱子的，我们之后会看到。

刘秀为后继的东汉皇帝设置的艰难任务还不止这个。为了更好的控制地方，他大肆赋予刺史实权，提高刺史地位。刺史不再归属于三公或尚书台，而直接向皇帝汇报。他希望皇帝能够通过控制十二州刺史来控制地方。而结果是，后世皇帝连身边的人都控制不了，又怎么能控制得住远在地方，一年见一回的刺史呢？结果不受控制之下，东汉王朝的刺史权力越来越大，终于为末年的地方割据埋下隐患。

总而言之，光武中兴是伟大的。但光武帝的官制改革却不敢恭维。他为了保护子孙的帝位而一精一心改良的制度，事实上对东汉政制却没起什么好作用。

除了改革官制之外，刘秀还着重做了另一件事情。

刘秀本人是太学生出身，学养深厚，因而他也非常重视教育。所以他在位其间，大力兴建太学，使得东汉太学规模超过了西汉的鼎盛时期。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太学里面的学术氛围与西汉也有些不同。

自汉武帝、汉元帝以来，儒学在太学中一直都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但刘秀此人非常痴迷于谶纬之学，说白了就是相信各种神秘的预言。因而谶纬之学在东汉初期迅速发展，真的成了一门学科。刘秀选取中央要员，甚至到了不懂谶纬不得录用的程度。

人类的本一性一是喜好这类玄乎的东西的。当今世界盛传的2012，实际上就是一种谶纬之说。它靠不靠谱我们不在这里讨论，只说这东汉谶纬盛行，自然也会渗透到太学之中，经学一家独大之势随即遭到严重挑战。破除垄断的结果，就是不止谶纬进入了太学，许多其它原本没有地位的学问也都涌进太学之中。虽然比起曾经的百家争鸣还相去甚远，但东汉的太学，毕竟比西汉丰富了许多。

丰富的太学，孕育丰富的人物。一个中国思想史上的奇异人物，正是在这种环境下生长了出来。

这是一个在历史上毫不起眼的人物。《后汉书》中，他的传记不过两百字。中国历代学者，以注疏经典为乐，但此人的著作，却极少提及。

这并不奇怪。因为在那个时代，此人的理论太过惊世骇俗，太过离经叛道，太过震撼人心。主流思想界的整座大厦，都被他投放的这颗炸弹震得摇了一摇。之后虽然迅速恢复了平静，但也绝对不愿再去触碰。

他叫王充。他的代表作，叫《论衡》。而论衡中的主要一精一神，也就是那颗轰隆作响的炸弹，叫做科学。

《论衡》并不是一本科学书。虽然其中不少地方直接提到科学，甚至极有创见（比如说云、雾、雨、露、霜、雪本质上都是一个东西，而且雨露霜雪并非天降，而源自地上的蒸发），但它的目的并非阐述科学。

“衡”在古文中是秤的意思。王充取“论衡”之名，取的也是此意。然而他要秤的却不是货品，而是世间最重要的那样东西——真理。

“诠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每想起这句话，我都为这份充满理一性一的豪情壮志所打动。

当他同时的人们习惯于在经书中打滚，在纬书中沉醉的时候，中华大地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用科学方法寻求真理的人物，令我常常感到一阵时空错位的恍惚，仿佛回到了四百年前的雅典，三百年前的亚历山大城。

整部《论衡》，王充把古往今来所有他认为不科学的说法统统拎了出来，痛快地批了一通。而所批的主要对象，正是在时人心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天人合一和谶纬之说。

天人合一者说，人君喜，则天下温；人君怒，则天下寒。王充说，这就奇怪了。战国之时，几百年争战不休。打起仗来大家当然生气了，可也没听说那个时候全球变冷啊。

谶纬学者说，人行一事要挑黄道吉日。王充说，这就奇怪了。那年洪水泛滥，历一陽一城一一夜之间沉入水底，难道偏偏那座城里的每一个人都在这一天做了大凶之事么？

书中类似的辩论随处可见。有些地方，王充讲的道理也不完全能站住脚。但他的思维方式却始终如一，那就是科学化。“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你要告诉我一个道理，那就请拿出证据来。

你也许觉得这个思想没什么了不起。但我们仔细翻翻历史，很多时候，很多地方，从来都不是用事实说话的。在人类世界，信仰和教条总是高于现实的。在信仰和教条面前，事实如何，可以忽略不计。甚至当事实一旦与信仰的宣传不符，揭示事实者立刻会被推下无底深渊。这样的事情，在之前和之后的历史中，不计其数，史不绝书。就像王充在《论衡》中纪实一性一地讲述了自家父祖干过的一些横行乡里的事情，立刻被认为对祖先不敬，引起一片口诛笔伐，甚至被视为当地公敌。

殊不知，人类只有能够理智地面对现实，信仰才能焕发真正的光彩。否则，信仰留给人们的，只能是偏执和疯狂，甚至罪恶。

可惜的是，王充身上的理一性一精一神，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宗教神秘化的儒学，玄之又玄的谶学，一经一纬，牢牢锁定了中国哲学的坐标。东汉太学空气虽然开明，却还是不足以使中国思想界走上另一条道路。

公元57年，在位三十余年的光武帝刘秀病逝。公元1世纪上半叶，在经历了新莽时代的巨大混乱之后，由于文武双全的一代明君刘秀的出现，东汉王朝建立，中国历史又重新走上了正轨。它能在这个轨道上走多久呢？

让我们暂且按下这里不提，去看看同样是刚刚建立的罗马帝国，在屋大维身后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请看下集——四大暴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