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独尊儒术（上）

公元前141年，汉景帝辞世，他年仅十六岁的儿子刘彻继位，为汉武帝。

武帝即位的第二年，便在中国历史上首创了年号体系。后世一些著名时代的称号，诸如贞观、天宝、永乐、康熙，说的都是年号。

公元前140年，就是汉武帝的第一个年号，建元。而武帝一朝的大事，也从建元元年就开始了。

说起来，这还真的是一件大事，以至于直到今天，仍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仍在整个中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力。

这几乎是一件令我们每个人都头疼过的事情——考试。

而社会的怪现象就在于，虽然大家对考试恨之入骨，却都义无反顾地去参加一场又一场的考试。其原因不言自明：考试，意味着出路。

中国考试的传统，追本溯源，那正是从汉武帝建元元年开始的。

要是说考试真正形成一项稳定的制度，其实要一直等到七百多年后的隋朝。汉朝的人才选拔方式，仍以各级官员推荐为主。但在人才推荐上来之后，汉武帝加了最后一环：廷试。

也就是说，这些人才们有了直接面见皇帝，一展才学的机会。一旦被皇帝看中，便可一步登天，麻雀变凤凰。

这个场景看上去有些眼熟。是了，战国时期，士子游说诸侯国君，从而直接被委以重任的例子并不少。商鞅、张仪、苏秦、范雎等人都是经典范例。

但我们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这前后的状况并不相同。

之前的战国，诸侯并立，列强间竞争极其激烈。但凡有点抱负的国君，都在苦思富国强兵的良策，都在苦寻经纶济世的人才。这其中，各国国情不同、国君们喜好也不同，士子们献上的强国之道未必只有一种。这也就导致了历史上罕见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对于这些人才来说，他们修习的选择有很多。可学儒、可学道、可学法、可学兵，亦可钻研一陰一陽一、纵横之术，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来决定自己在学问上走哪条路。只要在这条路上走得足够深、足够远，习得一身本领，便不愁没有施展才华的机遇。诸侯那么多，即便一时碰壁，他日也必定有机会找到赏识自己的明主。

如果我们仔细数数，战国时期半数的顶尖人才，都有过从一个国家转投另一个国家的经历。吴起、商鞅、孙膑、公孙衍、张仪、陈轸、孟尝君、乐毅、田单、范雎……这一长串光耀战国的名字，如果没有投向他国的机会，轻则才华被埋没，重则有一性一命之忧。

可现如今，这扇机会之门关闭了。普天之下，都是汉王朝的土地。一旦汉王朝不承认你，你便再难有出头之日了。

这会导致怎样一个结果呢？——学术的单一化。

也就是说，曾经的诸子百家，必然要出现合流的倾向。伴随着政治上的统一，学术统一的倾向也在所难免。

这下子，情势就逆转了。原来是诸侯争相求贤，士子身价甚高；现今是只有一个皇帝，士子必须合上皇帝的节拍。卖方市场变成了买方市场，这商品该长啥样，就只能由买主说了算了。

所以，这也就产生了另一个后果——政治与学术的挂钩。

再加上考试制度的产生与发展，使得学习渐渐失去了学习本身的意义，而变成了谋求出路的一种方式。大家所学的东西，也由从前的五花八门，变成了具有明显政治倾向的内容。

学习为政治服务，并非中国首创。埃及、巴比伦的学校，一直都以培养政一府官员为主要目的。可是，你听说过埃及、巴比伦的学校里培养出了哪些人才么？没有。

再看希腊。米利都学派、苏格拉底学派、柏拉图学园、亚历山大城，人才辈出，群星闪耀，而这些都是与政治无关的学术一团一体。反观雅典城那些为政治服务的学院，出的人才就寥寥无几了。

于是乎，中国大一统王朝的政治早熟，不可避免地付出了学术专一化、政治化的代价。曾经的百家争鸣消失了。自此以后，中国历史上涌现的政治人才，对于其它学术领域，开始呈现压倒一性一的优势。

好，下面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数百年，已经形成了深厚的学术积淀。汉王朝的学术，必然对这种积淀有着相当的继承。那么，究竟该继承哪一个分支呢？

我们不妨来简单考察一下这些年来中国思想界的发展状况。

其实诸子百家思想的合流，由来已久。这其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当然是一百年前吕不韦召集门客编纂的《吕氏春秋》。

按照吕不韦的宏愿，这应当是一个部无所不包的经典。但众多思想当中，自有主次之分。仔细究其内容，仍以儒家与法家为主。法家思想是秦国的国策，而儒家又是当时学术势力最庞大的一支。

到了景帝年间，又出了一部可与《吕氏春秋》比肩的综合一性一哲学著作。那就是刘邦之孙，淮南王刘安主持编纂的《淮南子》。这也是把各家思想一揉一到一起的一部作品，但其中的主旨又不一样了。它明显受了文景时期黄老政治盛行的影响，从而具备了浓重的道家特色。书中最为经典的那则小故事，塞翁失马，就是这部书主题思想的一个绝妙缩影。

所以说，各家思想比拼下来，还是底蕴深厚的儒家、道家、法家最具夺冠实力。可是这里头，法家是前朝的治国理念。贾谊的名文《过秦论》里面直接把“繁刑严诛，吏治刻深”作为秦朝败亡的一大主因。如此一来，法家是要不得的了。

那么，还剩下儒家和道家。

第165节

几十年来，汉朝一直以道家思想作为治国之本，且成效显著，实在没有理由不坚持下去。可到了武帝时，风云突变。

首先，是武帝身边有很多儒家的人，其中就有他做太子时的少傅王臧、他的舅舅田蚡这些和他很亲近的人，很容易对他施加影响。

其次，汉武帝十六岁即位，许多权力还掌握在文帝之妻、太皇太后窦氏手里。而汉武帝急于夺权，当然要在学术上与信奉道家的窦太后对着干。

而且，汉武帝自身的一性一格，也属于那种急于建功立业的，跟道家的主旨也不大合拍。

这样一来，扶植儒家，打压道家，几乎成了武帝朝的必然。儒家的兴起，隐然有了契机。

时势造英雄。正是在建元元年的那场廷试中，一位大儒把握住了机遇。他的一番策论，深深打动了汉武帝。在汉武帝的支持下，他的学说广为流传，他也就此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位划时代的人物。

没错，这个人，就是董仲舒。请看下集——独尊儒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