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文景之治（上）

汉文帝，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位皇帝。作为史上第一个大繁荣局面的开创者，他的功绩彪炳史册。那么，他究竟是怎样实现这些的呢？

我试着归纳了四个字：从俭，从谏。

汉文帝的俭朴，在历史上很有名。

他在位二十三年，没盖宫殿，没修花园，没换车，甚至连衣服都没添一件。他曾经屡次下诏，禁止各地贡献任何奇珍异物。他为了体现宫室的简朴，命令他宠一爱一的慎夫人，“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这些行为，已经超出俭朴的范围了，简直可以称之为抠门了。

在古代，一个人对于死是最为恐惧的。历代君王，都视陵寝为大事。埃及金字塔，秦陵兵马俑，都是古文明的陵寝奇观。可到了文帝这里，陵墓只准用瓦，什么金、银、铜、锡统统不让用。在那个时代，很难想像汉文帝是无神论者，他的行为只能解释成，他宁愿死后过得清苦些，也要坚持他以俭治国的理念。

大家或许还记得百姓跟齐桓公穿衣服的故事（参见第42节），对于人心来说，偶像的力量是无穷的，被皇帝的行为打动的官员百姓不计其数。就算没被打动，那也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皇帝如此，谁又敢奢侈到哪里去呢？

当然也有不识趣的，而汉文帝的处理方式实在令人咋舌。当他发现一个叫张武的臣子受贿的时候，居然从国库拨出金钱来赐给他，“以愧其心”！

整个人类历史上，这样的治国方式，几乎是绝无仅有。社会风气为之一振，儒家所向往的以仁义治国的美好蓝图，竟然隐约有了模样。

文帝的节俭，除了感召的目的之外，也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百姓的一爱一。曾经有一次他想建造一座露台来着，可一听说要花费百金，等于中人十家之产，立刻就作罢了。

对农民的税收也是一减再减。高祖之时，已经把通常的什一税减到了十五分之一，到文帝这里干脆减成三十分之一，再到后来，竟然免掉了。自公元前168年到公元前157年文帝去世，汉朝农民过了十一年不用交税的日子。在2005年中国免征农业税之前，那是整个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段没有农业税的时期。

与民休养生息，已臻极致；国力迅速增长，已成定局。

皇帝的节俭，看起来容易，实际做起来却远远不是。绝对的权力所引发的，往往是绝对的欲一望。而且你身边少不了一群小人整日挖空心思地讨好你、诱一惑你，偏偏你又无所不能，在这个时候，还能保持这种淡泊宁静，汉文帝的个人修养令人折服。

如果说不被财物迷惑尚且容易的话，那么不被身份迷惑就更加难了。身为皇帝，无论是制度还是舆论，很容易造就一种对自身的高度认同，其结果就是很难听进别人的话。虚心纳谏，对皇帝来说犹为不易。

这一点刘邦做得很好。可那和刘邦出身草莽，早年一无是处的经历大有关系。汉文帝出身皇族，仍能做到这一点，则更加难得。

一个著名的小故事就是缇萦救父了。一位少女缇萦随同犯罪的父亲赴京，自愿没入官婢，只求让父亲免除残肢毁容的刑罚。汉文帝大为感动，从此废除了刺字、割鼻、断趾的肉刑，统统改成打板子。

此事遂传为千古佳话，汉文帝从谏如流，自此可见一斑。

当然从谏的最高境界还不是体现在这种小事上，而是在用人上。知道什么人说的什么话是对的，从而知道什么人该用，什么政策该实行，是最考验帝王智慧的一环。

第160节

刘邦曾说，他用好了张良、萧何、韩信这三人，从而有了大汉的天下。而汉文帝也挖掘了三个人，从而有了千古流芳的文景之治。

我们来看看这三个人，他们同样是二文一武。

第一位，贾谊。

我们以前说过，对于在深宫中长大的帝王来说，是很难有机会学习到有效的治国方略的。所以，关乎一个国家经济命脉的种种政策，大都出于臣下之手。其实世界各个文明都是这样。只不过，并不是每个文明都产生了比较成熟的政治、经济理论。当时世界文化最发达的地方无非有三个：中国、希腊、印度。可希腊是小规模的城邦政治，印度除了孔雀王朝的昙花一现之外，大多数时间也都处在分裂无序状态。所以，只有中国形成了最为独特的士人、文官阶层，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这汉王朝第一个重要的士人，就是贾谊。

贾谊是个典型的少年天才，十八岁文名享誉河南郡，二十一岁被调入中央，担任博士，为文帝所器重。我们这个世上的少年天才，大都是机敏聪慧、博闻强记、反应迅速、能言善辩这些类型的，可贾谊却不同。他对天下局势那种判断和剖析水平，他思维中那种深刻和厚重，都远远超出了他的年龄，堪称不世奇才。

许多对中国历代王朝影响极其深远的政策，都出自这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之手。这其中，最有名的大约是以下三条。

其一，削减封王势力。自刘邦定下非刘氏不得为王的约定之时起，许多人心里就产生了一个错觉，好像国家的威胁主要来自于异姓王，封王只要是刘氏就没事了。直到贾谊明确地提出来，诸侯王叛乱与否，跟亲疏无关，只和形势有关，只和强弱有关。所以，最不能容忍的不是异姓王，而是强大的封王。因此，一旦封王势力过大，必须着手分割它，削弱它。

这一政策自文帝始开始实行，一直沿用到景帝，为武帝时实现彻底的中央集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二，重农抑商。汉初是中国商业尤其发达的阶段，商人阶级迅速崛起，其势力之大前所未有。贾谊据此写了一篇《论积贮疏》，提出了重农抑商之策。

从现代的角度看，好像商业的发展对于社会的进步大有好处。于是许多人都抨击商鞅、贾谊等人的重农之策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可在当时，事实并非如此。

商业的膨一胀，直接导致许多人离开土地，跑去经商，或者去为商贾服务（甚至兴起过自卖为奴之风）。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国家其实是相当危险的。毕竟，中国与希腊这样的商业文明不同。像雅典，粮食基本靠进口，没人种粮也没关系。可像汉朝，没人种粮就要出大麻烦了。在汉朝，不可能以商业为本。事实上，在农业生产率到达相当水平，可以轻易解决人们吃饭问题之前，一个泱泱大国是必须以农业为本的。

其三，培养接班人。从以前的经验看，无论是秦二世，还是汉惠帝，都不是优秀的皇帝。所以，贾谊特别强调了培养太子的重要一性一，自此以后的历代君王也都开始把为太子找老师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了。

当然贾谊还提出了许多其它建议，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其中绝大部分都为文帝所采纳，为文帝时全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可惜的是，这样一位经天纬地之才，人生却很坎坷。由于他的提升太过迅速，朝中许多功勋卓著的老臣看他不顺眼，再加上他瞧不起一位叫邓通的文帝宠臣，时常说些讥刺的言语，得罪了皇上身边的人。久而久之，他就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

结果，贾谊仅仅在京城带了三年，就被贬出长安，派给长沙王当太傅。在湘江水畔，贾谊自伤身世，想起了百年前投江自尽的屈原，写下了汉赋中的名篇《吊屈原赋》。

“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贾谊的一生，也算是一个政治悲剧了。

后来文帝还是想念他的，曾经把他召回去过，只不过事易时移，文帝已然不再重用贾谊，君臣谈论的话题也从国计民生转到了幽冥之事。这又引出了数百年后李商隐那几句著名的感叹：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这样一位天才，终究没能得到一个尽情施展才华的舞台。跟许多少年天才一样，贾谊死得也很早，33岁时就在忧郁中与世长辞。

应该说，贾谊时文帝一朝最为重要的政治家。而我们之前说的另外两个人才，则更多是文帝为自己儿子准备的。请看下集——文景之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