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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论中西全史

110惊世变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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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惊世变法(中)

人类是一种群居动物。这种动物的群居形式,在我们的语言里,称之为社会。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经常发生冲突,所以但凡社会都必须有制度,否则社会根本没法运转。

那么社会制度是由谁来制定的呢?答案似乎很明显:统治阶级。

如果我们任意截取一个历史的横断面,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看上去,这个答案似乎都没错。但如果我们把历史串起来看就会发现,社会制度其实是由历史来制定的。

确实,看上去,老大总是说了算的。但老大不是那么好当的,如果从整个历史来量度,只要底下不服帖,换老大的速度比翻书还快。那么老大要想当得长远,甚至子子孙孙都当下去,就必须要制定好的制度。

那什么样的制度才是好的制度呢?很简单,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

历史会来检验的,凡是在历史上存活时间较长的制度,或是曾经大大促进社会发展的制度,恐怕都算是好的制度。

但关键的是,制定制度的时候,没法看到以后的事情。所以,事先就能设计出好的制度的人,才是真正伟大的政治家。他必须看清楚整个社会的状态,还能预测社会的发展,清晰的头脑和远见卓识,一样都不能少。

比如梭伦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物。

我们在第55节曾经分析过希腊的情况,在那里,土地半点都不肥沃,拼命种地也吃不饱。于是大家只好去经商,换食物来吃。这样客观上使得希腊的商业高度发达。

比较起来,其实埃及更有钱,也是老牌工业强国,但希腊后来居上,工商业全面压倒埃及,就是因为他们是不得不经商。

而商业一发达,钱就都跑到商人手里了。商人阶级手上的钱越来越多,到最后,就足以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了。(其实这也是像古代中国这样的国家需要打压商人的原因。在希腊,那是没法打压。)一旦经济命脉被商人集一团一控制了,那么君主的权力也就会被大大地削弱。

鹰有鹰王,狮有狮王,这不是在说倚天屠龙记,而是动物界真实的生存法则。但凡成群的动物,大多有首领。因而在人类社会中,君主权力被削弱之后,十分容易导致混乱。公元前7世纪时希腊正是如此。各个城邦有百余种政体,十分有趣,但主要还是一个字——乱。

正在这关键时候,梭伦在雅典设计出了一种当时世界独一无二的制度形式——民一主。但实现民一主是非常非常难的。只有梭伦还不够,他后面庇西特拉图、克里斯梯尼不停地深化,才在雅典艰难地把民一主制度推行了两百多年,当然最终还是覆灭了。但这两百来年,在西方乃至世界历史上太重要了。我们前面已经描述过那里发生了多少故事,这里就不再详述了。

两千年后,西方又出现了发达的商业社会,于是王权又衰落了。这伙新得势的商人集一团一还有一个我们极其熟悉的名字:“资产阶级”。于是经历了一连串社会变动之后,终于导致了我们当今世界这个制度模一式的产生。这和两千年前在雅典发生的政治演进,其实没什么太大的本质差别。当然这是我们后面的主题,我们后面再详细说。

先回到中国。中国处处土地肥沃,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不会形成希腊一样的商人集一团一。在这样的社会里,仍会是很自然的君主制。

只是君主制与君主制也大不相同。之前数百年,这里实行的一直是周朝的分封制。但现在,随着生产力水平越来越高,诸侯坐大,分封制已经不大适应社会的发展了。历史要求中国社会的制度发生改变,必须要有新的制度出现。吴起在楚国的变法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

但是,对于任何一种动物来说,因为惧怕危险,都是在熟悉的环境里更加具有安全感。这是生存本能,人类也不例外。这种植根自动物一性一的心态,有一个有趣的后果,那就是使得人类对于熟悉的事物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咱们一般把这种感情叫作亲切感。

正是这种亲切感,使得人类对于变化通常有一种潜意识里无法避免的厌恶和抗拒,哪怕这种变化很可能对他们有益,哪怕有的时候非变不可。

因此,自古以来任何一场伤筋动骨的变法,所面对的必然是铺天盖地的反对的声音。

“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智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谙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第97节

这番话的意思就是说,人民群众总是后知后觉的,他们会乐于享受你给他们带来的成果,但是在你行动之前,他们都会跳出来反对。你要真想成就功业,就必须独断专行。

这真是一番绝妙的话。我们前面所分析的人类的动物心理,尽在这句话里面了。说出这话的人,正是我们接下来要出场的主人公,整个战国时代最杰出的政治家——卫鞅。

卫鞅本名公孙鞅,因为是卫国人,故时人称之为卫鞅。他祖上曾是卫国国君,但数代下来,已是家道中落,与平民百姓无异。魏国的强大、吴起等平民英雄的成功,使得魏国成为各路有志青年的首选去处。卫鞅亦不例外。他在魏相公叔痤手下做了一名家臣。但公叔痤何许人也,当年为保住相位,挤走吴起。今日又岂会把才能远胜于他的卫鞅推荐给魏王呢?

所以自始至终,卫鞅都只是公叔痤的家臣而已。在魏国连一官半职都没混到。

但是公叔痤临死前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魏王来给公叔痤探病的时候,问起说万一您有个三长两短,我该用谁接替你呢。公叔痤突然不着边际地来了一句:“微臣座下中庶子卫鞅,年少,有奇才,君上就用他为相吧。”

魏惠王被雷到了。你家家臣?一没资历二没经验,我用他为相,何以服众?再说这少年要真有才,那你早干什么去了?

我当然不知道魏惠王其实是怎么想的,但我想八成是这样吧。反正魏王没理他,转身就准备走。这时公叔痤突然屏退左右,对魏王说:“大王您要是不肯用他,那就干脆杀了他,也别让别国用了去。”魏王已经认定公叔痤老糊涂了,随口答应着,快步离去了。

公叔痤想了想,大约又觉得有些对不起卫鞅,又赶快把卫鞅找来,说你赶快跑吧。哪知卫鞅把事情原委一听,乐了:“既然大王不听你话用我,难道就听你话杀我了?”

的确,战国时代,能慧眼识人且破格用人的君主不多,但随意把前来投奔的人才杀掉的君主也不多。前者是怕摆不平各方关系,后者则是不能冷了天下人才的心。卫鞅的判断,极其准确。但能拿自己的命去赌自己的判断,这叫胆识,除了有识,还有胆。

有胆有识的卫鞅就这样继续飘在魏国,直到找到了一个能够充分发挥他胆识的地方——秦国。

秦国自秦穆公死后,陷入了长期的内乱之中,国力不振,又疲于应付西戎各部落的频繁一騷一扰,结果被吴起抓住机会,把兵家至要西河之地也给抢了去。直到公元前385年秦献公即位,才止住颓势。公元前366年、364年、362年,秦献公为夺回河西,接连攻魏,连战连捷。但秦献公起初花了太多年整肃内乱,待到出兵之时,年事已高,壮志未酬,便即死去了。对秦国来说幸运的是,一位远远更加伟大的国君接替了他的位置。这就是在秦国历史上地位堪比秦穆公、秦始皇的一代英主——秦孝公。

我一向认为,作为一国之君,最重要的不是才干,而是见识。他未必需要有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但一定要有对局势清醒的把握。秦孝公正是如此。他并没有被父亲献公的节节胜利冲昏头脑。他十分清醒地意识到,秦献公的胜利,主要是因为魏国把注意力都放在争霸中原,多少有些轻视秦国。秦国的实力其实还远不能与魏国真正抗衡。秦国的首要任务,不在于夺回河西,而在于增强国力。

正是他的这份见识,为秦国迎来了一次绝妙的发展契机。

他面向天下,广撒求贤令,矢志招揽贤才。我们不知道秦孝公的诚意打动了多少人,至少他打动了卫鞅。满腹才华无处施展的卫鞅再也按捺不住,揣起他在魏国抄录的李悝《法经》,直奔老少边穷的秦国而去。

上面那番绝妙的话,便是卫鞅对秦孝公所说的。

这一番话,可谓道出了变法的实质。打破人民的习惯,绝不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变法者所做的,将是与全世界对抗。这不仅意味着艰难困苦,通常还意味着难以避免的悲剧结局。

卫鞅或许想到了,又或许没想到,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场彻底改变中国历史的变法,在卫鞅手中全面展开。请看下集——惊世变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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