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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儒学案

卷四 崇仁学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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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仆夏东巖先生尚朴  夏尚朴字敦夫,别号东巖,永丰人。从学於娄一斋谅。登正德辛未进士第。历部属、守惠州、山东提学道,至南京太仆少卿。逆瑾擅政,遂归。王文成赠诗,有“舍瑟春风”之句,先生答曰:“孔门沂水春风景,不出虞廷敬畏情。”先生传主敬之学,谓“纔提起便是天理,纔放下便是人欲。”魏庄渠歎为至言。然而訾“象山之学,以收敛精神为主。吾儒收敛精神,要照管许多道理,不是徒收敛也”,信如兹言,则总然提起,亦未必便是天理,无乃自背其说乎!厩先生认心与理为二,谓心所以穷理,不足以尽理,一陽一明点出“心即理也”一言,何怪不视为河汉乎!  夏东巖文集

卓然竖起此心,便有天旋地转气象。

学者涵养此心,须如鱼之游泳於水始得。  纔提起便是天理,纔放下便是人欲。

君子之心,纤恶不容,如人眼中着不得一些尘埃。  学者须收敛精神,譬如一炉火,聚则光燄四出,纔拨开便昏黑了。

寻常读“与点”一章,只说胸次脱洒是尧、舜气象;近读《二典》、《三谟》,方知兢兢业业是尧、舜气象。尝以此语双门詹困夫,困夫云:“此言甚善。先兄复斋有诗云:‘便如曾点象尧、舜,怕有余风入老、庄。’”乃知先辈聪明,亦尝看到此。

朱子云:“颜子之乐平淡,曾点之乐劳攘。”近观《击壤集》,尧夫之乐比之曾点尤劳攘。程子云:“敬则自然和乐。”和乐只是心中无事,方是孔、颜乐处。

道理是个甜的物事。朱子《训蒙诗》云:“行处心安思处得,余甘尝溢齿牙中。”非譬喻也。

不问此心静与不静,只问此心敬与不敬,敬则心自静矣。譬如桶,箍纔放下,便八散了。

白沙云:“斯理也,宋儒言之傋矣,吾尝恶其太严也。”此与东坡要与伊川打破敬字意思一般,盖东坡学佛,而白沙之学近禅,故云尔。然尝观之,程子云:“会得底,活泼泼地;不会得底,只是弄精神。”又曰:“与其内是而非外,不若内外之两忘,两忘则澄然无事矣。”又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未尝致纤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也。”朱子云:“纔觉得间断,便已接续了。”曷尝过於严乎?至於发用处,天理人欲,间不容发,省察克治,不容少缓,看《二典》、《三谟》,君臣互相戒敕,视三代为尤严,其亦可恶乎?

李延平云:“人於旦昼之间,不至牿亡,则夜气愈清;夜气清,则平旦未与物接之时,湛然虚明气象,自可见矣。”此是喜怒哀乐未发气象。

吾儒之学,静中须有物,譬如果核,虽未萌芽,然其中自有一点生意。释、老所谓静,特虚无寂灭而已,如枯木死灰,安有物乎?

敬则不是装点外事,乃是吾心之当然,有不容不然者。寻常验之,敬则心便安,纔放下则此心便不安矣。所谓敬者,只如俗说“常打起一精一采”是也。

理与气合,是浩然之气,纔与理违,是客气。

义由中出,犹快刀利斧劈将去,使事事合宜,是集义;若务矫饰徇外,即是义袭。袭,犹袭裘之袭。

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自註云:无欲故静。盖中正、仁义是理,主静是心,惟其心无欲而静,则此理自然动静周流不息矣。观《通书》,无欲则静虚动直可见矣。主静之静,不与动时对,乃《大学》定静之静。《集註》云:“静,谓心不妄动是也。”

为学固要静存动察。使此心未能无欲,虽欲存养省察,无下手处。直须使此心澹然无欲,则静自然虚,动自然直,何烦人力之为耶?程子云:“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不须防检,不须穷索。心懈则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明,故须穷索,存久自明,安待穷索?”与《通书》之言相表?

天地以生物为心,人能以济人利物为心,则与天地之心相契,宜其受福於天也。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朱子语类》解“敦厚以崇礼”云:“人有敦厚而不崇礼者,亦有礼文周密而不敦厚者,故敦厚又要崇礼。”此解胜《集註》。由是推之,此一节,当一句自为一义,不必分属存心、致知。  厩有尊德性而不道问学者,亦有道问学而不尊德性者,故尊德性又要道问学。如柳下惠可谓致广大矣,而一精一微或未尽;伯夷可谓极高明矣,稽之《中庸》或未合。又《集註》以尊德性为存心,以极道体之大,道学问为致知,以极道体之细,恐亦未然。窃谓二者皆有大小,如涵养本原是大,谨於一言一行处是小;穷究道理大本大原处是大,一草一木亦必穷究是小。尝以此质之魏子才,子才以为然。

仁是心之德,如桃仁杏仁一般,若有分毫私,面便坏了,如何得生意发达於外。巧言令色,不必十分装饰,但有一毫取悦於人意思,即是巧令。知此而谨之,即是为仁之方。故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则知仁矣。”

人不知而有一毫不平之意,即是渣滓未浑化,如何为成德!一斋尝有诗云“为学要人知做甚,养之须厚积须多。君子一心如止水,不教些子动微波。”  学者须先识此理。譬之五穀,不知其种,得不误认稊稗为五穀耶?虽极力培壅,止成稊稗耳。近世儒者有用尽平生之力,卒流入异学而不自知者,正坐未识其理耳。  象山之学,以收敛精神为主,曰精神一霍便散了。杨慈湖论学,只是“心之精神谓之性”一句,此其所以近禅。朱子云:“收敛得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尽。看道理不尽,只是不专一。”如此说方无病。

吾儒曰唤醒,释氏亦曰唤醒,但吾儒唤醒此心,要照管许多道理,释氏则唤醒在空。

一精一一执中,就事上说。寻常遇事有两岐处,群疑并兴,既欲如此,又欲如彼。当是时也,尽把私意阁着了,不知那个是人心,那个是道心,故必一精一以察之,使二者界限分明。又须一以守之,使不为私欲所夺,如此便是“允执厥中”。盖过与不及,皆是人心,惟道心方是中。

尧之学以“钦”为主,以“执中”为用,此万古心学之源也。舜告禹曰:“惟一精一惟一,允执厥中。”又曰:“钦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曰钦、曰中、曰敬,皆本於尧而发之。且一精一一执中之外,又欲考古稽众,视尧加详焉。盖必如此,然后道理浃洽,庶几中可得以执矣。近世论学,直欲取足吾心之良知,而谓诵一习一 讲说为支离。率意径行,指凡发於粗心浮气者,皆为良知之本然。其说蔓延,已为天下害。揆厥所由,盖由白沙之说倡之耳。

“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数语,令人有下手处。盖日用间事亲如此,事长如此,言如此,行如此,待人接物如此,各各有个路数,真如大路然,只是人遇事时,一胡一 乱打过了。若每事肯入思虑,则心中自有一个当然之则,何事外求?故曰:“子归而求之有余师。”假使曹一交一 在门,教之不过如此。《集註》乃谓教之孝弟,不容受业於门。未然。

(此段又与取足於吾心之良知者同,何其言之出入耶?)所谓求放心者,非是以心捉心之谓。盖此心发於义理者,即是真心,便当推行。若发不以正,与虽正发不以时,及泛泛思虑,方是放心,要就那放时即提转来,便无事。伊川曰:“心本善,流而为恶,乃放也。”此语视诸儒为最一精一。

纔流便是恶。

人之思虑,多是触类而生,无有宁息时节,所谓朋从尔思也。朋,类也。试就思处思量,如何思到此,逆推上去,便自见得。禅家谓之葛藤,所以要长存长觉,纔觉得便断了。  近来诸公议论太高,稽其所就,多不满人意。如枫山先生为人,只一味纯诚,比之他人,省了多少气力,已是风动海内,乃知忠信骄泰得失之言为有味。

若贪富贵,厌贫贱,未论得与不得,即此贪之厌之之心,已自与仁离了,如何做得下面存养细密工夫!所以以无欲为要。

心要有所用。日用间都安在义理上,即是心存。岂俟终日趺坐,漠然无所用心,然后为存耶?

尝疑腔子不是神明之舍,犹世俗所谓眶当之眶,指理而言,谓此心要常在理中,稍与理违,则出眶当外矣。然如此说,则满腔子是恻隐之心,便说不去,不若照旧说为善。盖心犹户枢,户枢稍出臼外,便推移不动,此心若出躯壳之外,不在神明之舍,则凡应事接物无所主矣。

耳之聪,止於数百步外;目之明,止於数十里外;惟心之思,则入於无间,虽千万里之外,与数千万年之上,一举念即在於此,即此是神。

象山之学,虽主於尊德性,然亦未尝不道问学,但其所以尊德性、道问学,与圣贤不同。程子论仁,谓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又谓识得仁体,实有诸己,只要义理栽培。盖言识在所行之先,必先识其理,然后有下手处。

象山谓能收敛精神在此,当恻隐自恻隐,当羞恶自羞恶,更无待於扩充。(仁义礼智,本礼自广大,原不待於扩充,所谓扩充者,盖言接续之使不息耳。)此与告子不知性之为理,而以所谓气者当之,虽能坚持力制,至於不动心之速,适足为心害也。朱子曰:“以天下之理,处天下之事;以圣贤之心,观圣贤之书。”象山所引诸书,多是驱率圣贤之言以就己意,多非圣贤立言之意。如谓“颜子为人最有精神,用力最难;仲弓精神不及颜子,然用力却易”,其与程子所谓“质美者明,得尽渣滓便浑化,其次惟庄敬以持养之,及其至则一也”不同,岂直文义之差而已哉。

予昔有志於学,而不知操心之要,未免过於把捉,常觉有一物梗在胸中,虽欲忘之而不可得。在南监时,一日过东华门墙下,有卖古书者,予偶检得《四家语》,内有黄蘗对裴休云:“当下即是动念,则非伫立之顷。”遂觉胸中如有石头磕然而下,无复累坠,乃知禅学诚有动人处。於后看程子书,说得下手十分明白痛快,但在人能领略耳。故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  圣贤之训,明白恳切,无不欲人通晓。白沙之诗,好为隐奥之语,至其论学处,藏形匿影,不可致诘。而甘泉之《註》,曲为回互,类若商度隐语,然又多非白沙之意。诗自汉、魏以来,至唐、宋诸大家,皆有典则。至白沙自出机轴,好为跌宕新奇之语,使人不可追逐,盖本之庄定山,定山本之刘静修,规模意气绝相类,诗学为之大变。独《古选和陶》诸作近之。

周子云:“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又云:“寡之又寡,寡之而至於无,则诚立明通。”与克己复礼意同。

今不提起此心做主,就视听言动上下工夫,渐渐求造寡欲虚静之地,直欲瞑目趺坐,置此心於无物之处,则私根何由以去,本体何由以虚乎?程子云:“坐忘却是坐驰。”朱子云:“要闲越不闲,要静越不静。”又云:“如读书以求义理,应事接物以求当理,即所求者便是吾心,何事块然独坐而后,为存耶!”非洞见心体之妙,安能及此。

先师一斋家居,以正风俗为己任,凡邻里搬戏迎神及划船之类,必加晓谕禁戒,每每以此得罪於人,有所不恤。

世人只知有利,语及仁义,必将讥笑,以为迂阔。殊不知利中即有害,惟仁义则不求利,自无不利。譬之甜的物事,喫过则酸,苦的物事,喫过方甜。如人家长尚利,惹得一家莫不利尚,由是父子兄弟一交一 相攘夺,相劘相刃,必至倾覆而后已。若家长尚义,惹得一家莫不尚义,由是父慈其子,子孝其父,兄友,其弟,弟恭其兄,莫说到门祚如何,只据眼前家庭之间,已自有一段春和景象,何利如之。  湛然虚明者,心之本体,本无存亡出入之可言。其有存亡出入者,特在操持敬肆之间耳。

好问好察而必用其中,诵诗读书而必论其世,则合天下古今之聪明以为聪明,其知大矣。近时诸公论学,乃欲取足吾心之良知,而议程、朱格物博文之论为支离,谓可以开发人之知见,扩吾心良知良能之本然。此乃入门,疑於此既差,是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

读白沙与东白论学诗

(古人弃糟粕,糟粕非真传。)愚谓《六经》载道之文,圣贤传授心法在焉,而谓糟粕非真传,何耶?

(渺哉一勺水,积累成大川。亦有非积累,源泉自涓涓。)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积累而成者。孔子志学以至从心,孟子善信以至圣神。朱子曰:“予学盖由铢累寸积得之。”又云:“予六十一岁方理会得,若去年死也枉了。”今谓不由积累而成,得非释氏所谓“一超直入如来地”耶?  (至无有至动,至近至神焉。发用兹不穷,缄藏极渊泉。)《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道之体用,不过如此,可谓明白。今乃说玄说妙,反滋学者之疑,从何处下手耶?

(我能握其机,何必窥陈编。学患不用心,用心滋牵缠。本虚形乃实,立本贵自然。戒慎与恐惧,斯语未云偏。后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间。)司马一温一 公、吕与叔、张天祺辈,患思虑纷扰,皆无如之何。诚如公论,至於程、朱,宁有此病。程子云:“与其是内而非外,不若内外之两忘,两忘则澄然无事矣。”又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未尝致纤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也。”朱子云:“纔觉得间断,便已接续了。”此皆任其天然,了无一毫将迎安排之病,心学之妙,至此无余蕴矣。戒慎恐惧,敬也,敬有甚形影?只是此心存主处,纔提起,心便安,纔放下,心便无安顿处。是乃人心之当然,有不容不然者。若不知此,而以装点外事、矜持过为敬,则为此心之病矣。故曰: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芸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寄语了心人,素琴本无絃。)此是无声无臭处,《中庸》从天命说起,都说尽了,方说到此。所以程子云:“下学而上达“乃学之要。”今论学不说下学之功,遽及上达之妙,宜其流入异学而不自知也。此诗清新华妙,见者争诵之,而不知其有悖於道,予不得以不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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