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诸国总部总论一
《盐铁论》《轻重》
御史曰：周之建国也，盖千八百诸侯。其后，强吞弱，大兼小，并为六国。六国连兵结难数百年，内拒敌国，外攘四夷。由此观之：兵甲不休，战伐不乏，军旅外奉，仓库内实。今以天下之富，海内之财，百郡之贡，非特齐、楚之畜，赵、魏之库也。计委量入，虽急用之，宜无乏绝之时。顾大农等以术体躬稼，则后稷之烈，军四出而用不继，非天之财少也。用铁石，调均有无，补不足，亦非也。上大夫君与治粟都尉管领大农事，炙刺稽滞，开利百脉，是以万物流通，而县官富实。当此之时，四方征暴乱，车甲之费，克获之赏，皆澹大司农。此皆扁鹊之力，而盐、铁之福也。
文学曰：边郡山居谷处，阴阳不和，寒冻裂地，冲风飘卤，沙石凝积，地势无所宜。中国，天地之中，阴阳之际也，日月经其南，斗极出其北，含众和之气，产育庶物。今去而侵边，多斥不毛寒苦之地，是犹弃江皋河滨，而田于岭坂菹泽也。转仓廪之委，飞府库之财，以给边民。中国困于繇役，边民苦于戍禦。力耕不便种籴，无桑麻之利，仰中国丝絮而后衣之，皮裘蒙毛，曾不足盖形，夏不失复，冬不离窟，父子夫妇内藏于专室土圜之中。中外空虚，扁鹊何力。而盐、铁何福也。
《三国志》《四夷传序》
《书》载蛮夷猾夏，《诗》称猃狁孔炽，久矣其为中国患也。秦、汉以来，匈奴久为边害。孝武虽外事四夷，东平两越、朝鲜，西讨贰师、大宛，开邛苲、夜郎之道，然皆在荒服之外，不能为中国轻重。而匈奴最逼于诸夏，胡骑南侵则三边受敌，是以屡遣卫、霍之将，深入北伐，穷追单于，夺其饶衍之地。后遂保塞称藩，世以衰弱。建安中，呼厨泉南单于入朝，遂留内侍，使右贤王抚其国，而匈奴折节，过于汉旧。然乌丸、鲜卑稍更强盛，亦因汉末之乱，中国多事，不遑外讨，故得擅汉南之地，寇暴城邑，杀略人民，北边仍受其困。会袁绍兼河北，乃抚有三郡乌丸，宠其名王而收其精骑。其后尚、熙又逃于蹋顿。蹋顿又骁武，边长老皆比之冒顿，恃其阻远，敢受亡命，以控百蛮。太祖潜师北伐，出其不意，一战而定之，夷狄慑服，威振朔土。遂引乌丸之众服从征讨，而边民得用安息。后鲜卑大人轲比能复制御群狄，尽收匈奴故地，自云中、五原以东抵辽水，皆为鲜卑庭。数犯塞寇边，幽、并苦之。田豫有马城之围，毕轨有陉北之败。青龙中，帝乃听王雄，遣剑客刺之。然后种落离散，互相侵伐，强者远遁，弱者请服。由是边陲差安，汉南少事，虽时颇钞盗，不能复相扇动矣。乌丸、鲜卑即古所谓东国也。其习俗、前事，撰汉记者已录而载之矣。故但举汉末魏初以来，以备四夷之变云。
《隋书》《北国传论》
史臣曰：四夷之为中国患也久矣，北国尤甚焉。种落实繁，迭雄边塞，年代遐邈，非一时也。五帝之世，则有獯粥焉；其在三代，则猃狁焉；逮乎两汉，则匈奴焉；当涂、典午，则乌丸、鲜卑焉；后魏及周，则蠕蠕、突厥焉。此其酋豪，相继互为君长者也。皆以畜牧为业，侵钞为资，倏来忽往，云飞鸟集。智谋之士，议和亲于庙堂之上，折冲之臣，论奋击于塞垣之下。然事无恒规，权无定势，亲疏因其彊弱，服叛在其盛衰。衰则款塞顿颡，盛则弯弓寇掠，屈申异态，彊弱相反。正朔所不及，冠带所不加，唯利是视，不顾盟誓。至于莫相救让，骄黠凭陵，和亲约结之谋，行师用兵之事，前史论之备矣，故不详而究焉。及蠕蠕衰微，突厥始大，至于木捍，遂雄朔野。东极东国旧境，西尽乌孙之地，弯弓数十万，列处于代阴，南向以临周、齐。二国莫之能抗，争请盟好，求结和亲。乃与周合从，终亡齐国。高祖迁鼎，厥徒孔炽，负其众力，将蹈秦郊。内自相图，遂以乖乱，达头可汗远遁，启民愿保塞下。于是推亡固存，反其旧地，助讨馀烬，部众遂强。卒于仁寿，不侵不叛，暨乎始毕，未亏臣礼。炀帝抚之非道，始有雁门之围。俄属群盗并兴，于此寖以雄盛，豪杰虽建名号，莫不请好息民。于是分置官司，总统中国，子女玉帛，相继于道，使者之车，往来结辙。自古蕃夷骄僭，未有若是之甚也。及圣哲膺期，扫除氛祲，暗于时变，犹怀旅拒，率其群党，屡隳亭鄣，残毁我云、代，摇荡我大原，肆掠于泾阳，饮马于渭汭。圣上奇谋潜运，神机密动，遂使百世不羁之国一举而灭，瀚海龙庭之地，画为九州，幽都穷发之民，隶于编户，实帝皇所不及，书契所未闻。由此言之，虽天道有盛衰，亦人事之工拙也。加以为而弗恃，有而弗居，类天地之含容，同阴阳之化育，斯乃大道之行也，固无得而称焉。
《唐书》《北国传赞》
赞曰：唐之德大矣。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来，未有以过之。至荒区君长，待唐玺纛乃能国；一为不宾，随辄夷縳。故蛮琛夷宝，踵相逮于廷。极炽而衰，厥祸内移，天宝之后，区夏痍破，王官之威，北不踰河，西止秦、邠，淩夷百年，逮于亡，顾不痛哉。故曰：治己治人，惟圣人能之。
杜佑《通典》《北国序略》
北国以畜牧为业，随逐水草，无文书，俗简易，以言语为约束，然各有分地。射猎禽兽，食肉衣皮，习于攻战，此天性也。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骡、駃騠、騊駼、驒騱。唐虞则山戎，夏则獯鬻。周则猃狁，懿王时德衰，侵暴及泾阳，人被其苦。至曾孙宣王，乃命将讨伐，至大原，称为中兴，四夷宾服。其后山戎越燕伐齐，后又伐燕，齐桓公救燕，败走之。襄王之时，戎狄至雒邑，东至卫境，侵盗尤甚。晋文公乃兴师攘却，居于西河圁、洛之中，号曰赤翟、白翟。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国、山戎。各分散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馀戎，然不相统一。及晋悼公纳魏绛之谋，和诸戎，戎服而晋强，晋侯赏魏子金石之乐。至安王之时，赵襄子踰句注而破之。洎于战国，赵武灵王变俗易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傍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其后燕将秦开袭破东国，却千馀里。燕亦筑长城，自辽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距之。匈奴之先，夏氏之后，殷伐，奔北夷，至七国时，国渐强盛，以为邻敌。及秦始皇平天下，北却匈奴，筑长城，渡河以阴山为塞。及秦乱，刘项相持之际，未遑边备，单于头曼稍稍渡河南，复其故地。至冒顿，匈奴益强盛，尽服从北夷，南与诸夏为敌国，围汉高帝于白登。帝因娄敬说，后妻以宗女公主，吕后、文帝复通和亲。其后复大入萧关，烧回中宫。于是置细柳、棘门、霸上三军以备焉。纳晁错说，召人实塞下，终景帝时，不为大患。武帝因王恢议诱单于入塞，不剋，自尔侵盗尤甚。卫青、霍去病累岁穷讨，尽徙漠北矣。汉境又至于阴山，关河西，置酒泉等郡隔绝羌胡，遂通西域。宣帝时，其国乱，贤王以下争立为五单于，呼韩邪南和近塞，朝汉为藩臣。郅支奔康居，为甘延寿诛灭。成帝时，单于又来朝，赐以后宫王嫱，单于喜甚，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郎中侯应习边事，陈十不可。及王莽辅政，易单于玺曰章，改号恭奴，善于复大寇盗。莽又改号降奴、服于，发兵屯戍，议满三十万，十道穷追，分裂为十五单于。严尤谏陈五难。至后汉建武二十四年，其国饥疫死耗，分为南北单于。其南单于款塞，愿永为藩蔽，捍禦北狄，入居云中，后又移居美稷。臧宫等上书，请遂灭北匈奴，光武务欲息人，不许。和帝时，北单于为窦宪破灭。安帝时，南单于屡被鲜卑侵掠。灵、献之际，转又挫伤。魏武帝遂分为五郡，置于西河、离石诸郡。刘元海则左贤王之孙，而南匈奴种微矣。初，乌桓汉武帝时霍去病击匈奴左地，因徙于上谷、渔阳之间，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始置护乌桓校尉监统之。至后汉，渐强盛，光武纳班彪册，又置校尉。献帝以后，寇掠转甚，竟为曹公所灭。自桓、灵之际，鲜卑又盛，尽有汉北匈奴故地。至光和中，其帅争立，国乱，而檀石槐之种，魏文帝时为小种鲜卑轲比能破灭。明帝以后国乱离散，诸部大人慕容、拓跋、宇文更盛，并称大号，跨有中州焉。蠕蠕自拓跋初徙云中，即有种落，后魏太武神麚中强盛，又尽有匈奴故地。其主社崙始号可汗，犹言皇帝，以后常与后魏为敌国。明帝熙平以后，其国主争立，大乱。东、西魏之时，突厥既强，蠕蠕主奔西魏，悉被诛灭。自蠕蠕衰弱，突厥渐盛，至西魏大统中，大破蠕蠕，又尽有匈奴故地。其主土门号可汗，犹古之单于也。北齐、后周争结婚姻，倾府藏事之。至大逻便、沙钵略，分为二国。大逻便之后为西突厥焉。隋文帝开皇中，本国荒乱，其主染干朝隋，并徙种落于朔州及夏、胜二州之间。炀帝亲幸其部。其后始毕可汗围帝于雁门，因隋乱，华人奔凑，又更强盛，控弦百万，势陵中夏。大唐武德中，寇原州。贞观初，颉利又至渭桥。四年，李靖灭其国，灵州总管张宝相禽颉利献焉。太宗纳温彦博议，置其馀种于河南、朔方之地。其后滋繁，分为六州。至阿史那元珍，叛还故地。开元初，本部落乱，又请降，复处河南，俄又叛去。其西突厥，自隋开皇中国乱，各自为一国。大业末，西突厥被北突厥所灭。北突厥，武太后嗣圣初，其主默啜寇定、赵二州，大杀掠而去。自三代以还，北国盛衰可略而纪。其小国者，时有侵扰不为大患者，则不暇录焉。惟契丹、武太后万岁通天初，其帅李尽忠、孙万荣陷营州，自称可汗，司农卿麻仁节等二十八将，败于西峡石黄獐谷，仁节死焉。既又陷冀州，刺史陆宝积死之。夏官尚书平章事王孝杰率兵十八万，又败没于东峡石。又令御史大夫娄师德率兵二十万拒之。万荣为家奴所杀，其党遂溃。
《大学衍义补》《译言宾待之礼》
宣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朝三年。正月，诏有司议其仪，丞相、御史曰：圣王之制，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单于朝贺，宜如诸侯王，位次在下。萧望之以为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外夷稽首称藩，中国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谊，谦亨之福也。书曰戎狄荒服，言其来服，荒忽无常。如使匈奴后嗣卒有鸟窜鼠伏，阙于朝享，不为畔臣。万世之长策也。天子采之，诏曰：匈奴单于称北藩，朝正朔，其以客礼待之，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谒赞称臣而不名。
荀悦曰：春秋之义，王者无外欲一干天下也。戎狄道里辽远，人迹介绝，故正朔不及，礼教不加，非尊之也。《诗》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贡，若不供职，则有辞让号令加焉，非敌国之谓也，望之之议，僭度失序，以乱天常，非礼也。臣按：胡安国谓荀氏为此说，其知内外之旨，明于驭戎之道。
《修攘制御之策》
宋太宗时，张齐贤奏曰：圣人举事，动在万全，百战百胜，不若不战而胜，若重之慎之，戎虏不足吞矣。自古疆场之难，非尽由夷狄，亦多边吏扰而致之。若缘边诸塞抚御得人，但使峻垒深沟，蓄力养锐，以逸自处，宁我致人，李牧所以称良将于赵，用此术也。择卒不如择将，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则边鄙宁矣，夫边鄙宁则辇运减，辇运减则河北人民获休息矣。获休息，则田业时而蚕织广，务农积谷，以实边用。且戎狄之心亦择利避害，安肯投死地而为寇哉。又曰：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之事，角戎狄之势而已。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人民，本也。戎狄，末也。中夏，内也。夷狄，外也。是知二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尧、舜之道无他，广推恩于天下之民尔。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则戎狄敛衽而至矣。
臣按：齐贤之言，乃反本之论，自治之策。
田锡言于太宗曰：应动而静，则养寇以生奸；应静而动，则失时以败事。动静中节，乃得其宜。今北鄙绎骚，盖亦以居边任者，规羊马细利为捷，捕斩小寇为功，贾结怨仇，召戎起衅，职此之由。伏愿申饬将帅，谨固封守，勿尚小功。许通互市，索获蕃口，抚而还之。如此不出五载，河北之民，得务三农之业，亭障之地，可积十年之储。
臣按：田锡斯言，得安静守边之道。
锡又言于太宗曰：将帅行恩，信恤士卒，必丰财货，方得士心。昔赵奢为将，所得王之赏赐尽与军吏，又李牧为将，军市之租皆用享士卒，魏尚守云中，其军市租尽以给士卒，出私养钱享宾客军吏，是以匈奴不近云中之塞。今国家所命将帅，虽古今异宜，凡有给赐今则谁敢效古散家财赏士卒哉，若以年年供亿挽运老师费财，曷若厚给将帅使之赏用也。
臣按：锡之此言，得任用边将之道。
锡又言曰：禦戎在乎辨边上奏报之虚实，察左右蒙蔽之有无，奏失利则未必尽言，报大捷则不足深信，陛下未当信而先信，陛下本欲知而未知，如此何以料安危，策成败。安危成败之理，乞详而察之。
臣按：锡谓禦戎在辨边报虚实，察左右蒙蔽有无。盖以有为无，以无为有，多为少，少为多。边上奏报率用此计，以欺罔朝廷，将以希功而免罪也。然非左右之臣僚为之蒙蔽，则彼亦不敢肆其欺焉。此人主于听任之际，尤不可不择其人也。任非其人，则咫尺之间，为所蔽矣，况万里之边城乎。
王禹偁言于太宗曰：汉之十三帝言乎圣明者文景也，言乎衰乱者哀平也。然而文景之时，单于最为强盛，大有侵掠，候骑至雍火照甘泉宫。哀平之时，呼韩邪单于每岁来朝，委职称臣，边峰罢警，此岂系乎历数，而不由于道德邪，臣以为不然矣。且汉文当单于强盛之时而外能任人，内能修德，使不为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当单于衰弱之际，外无良将，内无贤臣。而使之来朝者，系乎时也。
臣按：禹偁谓汉文帝内能修德，外能任人，故单于不为深患。呜呼，人君能尽二言，岂但使外夷无患哉。虽中国之治，亦不出此而已矣。
范仲淹上仁宗和、守、攻、备四策，其备策曰：请朝廷力行七策，以防大患，一密为经略，二再议兵屯，三专于选将，四急于教战，五训练义勇，六修京师外城，七定讨伐之谋。其一请选有材识近臣暂往经画，使亲视边垒，精究利害，凡边计未备者，皆条上而更置之，不出半年归奏阙下，更令中书、枢密院子细询访，熟议经久之计。
臣按：范仲淹所上四策，虽为当时契丹而设，然万世之下，备禦夷狄之方，实不外此。谨准当时之事以为今日之用，其备策凡七，其一请选材识近臣亲视边垒，精究利害，此策今日实可用之。我朝罢前代枢密院，而以兵事专属兵部。臣请兵部于尚书外，添设尚书一员，轮掌部事，每岁遣一员行边，锡以玺书，俾起自辽东历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抵平凉等边地，凡山川之险易，营垒之远近，戍卒之多寡，糗粮之有无，夷情之向背，将领之壮怯，已然者当何如而修饬，未有者当何如而增补。某处当设为营堡，某堡当加军守备，某墩台可废，某蹊隧可塞，某处可屯种，某处宜牧蓄，凡边计未备者皆与其巡抚、都御史、守备、总兵、参将等官计议经画，条而上之，如此则可销患于未萌，如此则可以待敌之来攻，如此则可以扼其冲突，如此则可以遏其侵扰。归奏阙下，更令内阁大臣会合六卿以下详访熟议施行之。岁岁以为常，其四川、湖北、两广、云贵则三年一巡行，如此朝廷不忘边备，边方无复废事，居庙堂者无遥度之失，守封疆者无不通之情。
其二曰再议兵屯者，自来北边分为三路，其所辖军马不甚整齐，及有一州兵马却属两路之处，又未晓本路将于何处控扼，合行重兵若干，又甚处只宜固守，合屯兵若干及三路互相应援，次第须差近臣往彼密为经略，方可预定法制，临时不至差失，或事宜未动，亦当相度兵马，合那减于何处驻泊，使就刍粮以省边费，庶免先自匮乏。
臣按：此策亦切于今日之用，臣请每岁所遣行边大臣，即以其事付之。
其三曰专于选将者，委枢密院于閤门祗候，使臣已上选人三班院，于使臣中选人，殿前马步军司于军旅中选人，或有智略，或有材武堪边上，试用者，逐旋进呈，据选到人数以籍记之，候本路有阙，则从而差授，如此则二三年间得人多矣。
臣按：范仲淹欲凡掌兵诸司选将，今不必尽如其言，每岁行边大臣所至边境，即令总兵以下各举所知，不问有官无官皆明著其名目，某人有智略，某人有膂力，某人有胆气，某人善骑射，因而试之，用为选锋，试中即于本色粮赏外加以廪食，量为任使。
其四曰急于教战者，于四路抽取曾经押战队使臣十数人，更授以新议八陈之法，遣往河北阅习诸军，使各知奇正循环之势，应敌无穷。
臣按：今朝廷训兵，已有成法，大约教之使知金鼓作止，旌旗偃仰，角炮紧缓，以为进退，疾徐分合之节而已。然按行故事视为泛常，请于时常教阅之，外，专以教射为事。乞敕缘边将领通行各处，抽选能射军士分军教习，名为教师，每一人教十人或二十人，其都御史往来提督试验。行边大臣至日，计所教有成效者多少，以为教师升赏，及凡军中有差役争讼事，有疑似难辨取与分轻重及有过失者皆以射决之，射中者予之免之、轻之，如此则人皆习弓矢，无不善射者矣。
其五曰训练义勇，今河北所籍义勇虽约唐之府兵法制，三时务农，一时教战，然未见府卫之官，而法制不行，号令不一，须别选知州、知县可治兵者，并增置将校，使人人各知军中之法，应制可用，斯则强兵制胜之本矣。
臣按：边城有州县之处，今已签民与军相兼守禦，可用仲淹此议，俾其随军操练，仍须择守令责以训练之任，旌其勤而惩其惰。
其六曰修京城外城者，后唐无备，契丹一举直陷洛阳，石晋无备，契丹再举直陷京师，故契丹之心至今骄慢，必谓边城坚而难攻，京师坦而无备，一朝称兵必谋深入。若京城坚固，则戒河朔重兵勿与之战，彼欲战不能战，谋深入则前有坚城，后有重兵，必将沮而自退，退而不整，则邀之可也。是则修京城者非徒禦寇，诚以伐深入之谋也。汉惠帝起六百里内男女城长安二年而毕，唐明皇时城长安九十日毕，考法于古择利于今，京城之修盖无疑矣，然须二年成之，则民不劳苦，人不惊骇。
臣按：宋都汴梁，去幽燕之地千馀里，而范仲淹议守边策，犹以修京城为言。当时若余靖辈，皆力攻之以为非，其后靖康之祸，果有如仲淹所议者。矧今国家都燕其去边地尤近，尤不可不留意。焉者己巳之变，直犯京师，虽我金城汤池如天难升，然而重城之外，百万人家，亦尝为之惊疑，幸此无事之时，请如汉惠帝、唐明皇故事，筑为外城，包围城外民居，万一有儆，人心有所倚赖，而不至于惊溃矣。
仲淹又言曰：元昊作伪诏诱边人，定关中，其谋不细，盖汉多叛人，陷于穷漠，衣食嗜好皆不如意，必以苻坚、刘渊元魏故事，日夜游说元昊，使其侵取汉地，而以汉人守之，则富贵功名、衣食嗜好得如其意，非独元昊志在侵汉，实汉之叛人日夜为贼之谋也。
臣按：夷狄不用中国人，其为害不深，而其所以深为中国害者，用中国之人也。臣请立为条格，凡近边之人有一才一艺者，皆许自陈试之，稍如所言不必深求全备，苟有可用，皆随其才而授以官。如此则此辈心有所系，迹有所拘，而不为彼用矣。
吴育言于仁宗曰：圣人统驭之策夷夏不同，虽有戎虏之君，向化宾服，终待以外臣之礼，羁縻弗绝而已。或有一背叛来，则备禦，去则勿追，盖异俗殊方，视如犬马，不足以臣礼责之。今西夏若止是钞掠边隅，当置而不问，若已见叛状，必须先行文告，以诘其由，若是用中国叛臣，即加征讨。大凡兵家之势，征讨者贵在神速，守禦者利在持重，况夷狄之性唯事剽急，因而伪遁，多误王师，武夫气锐轻进，贪功或陷诱诈之机，今但明烽堠坚壁清野以挫剽急之锋，而徐观其势，乃庙堂之远算也。
臣按：大朝用兵与小国不同，吴育以徐观其势之一言为庙堂之远算，谅哉。
田况言于仁宗曰：古之良将以燕犒士卒为先，所以然者，锋刃之下，死生俄顷，固宜推尽恩义以慰其心。李牧备匈奴，市租皆入幕府为士卒费，赵充国禦羌戎，亦日飨军士。太祖用姚全斌、董遵诲抗西戎，何继筠、李汉超当北虏，人各得环庆齐棣一州征租、农赋、市牛、酒犒军中，不问出入，故得戎寇屏息，不敢窥边。
臣按：田况言：古之良将，以燕犒士卒为先，而引李牧、赵充国、姚全斌、董遵诲事为议，且曰锋刃之下，死生俄顷。宜推恩义以慰其心，此语尤为警切。臣惟今日边城粮赏之外，为将者别无储蓄，况边塞之地多无征租，臣请自今以后别于常储之外，稍以赢馀付边将，为燕犒之费，遇有警报，敕遣近臣赍官钱赴边韨牛、酒燕犒将卒，是亦感人心，作士气之一事。
苏轼代滕甫草奏上神宗曰：近者因病求医，偶悟一事，推之有政似可施行，唯陛下裁择臣近患，积聚医云：据病当下一日而愈，若不下半月而愈，然中年以后一下一衰，积衰之患，终身之忧也。臣私计之，终不以一日之快而易终身之忧，遂用其言。以善药磨治，半月而愈，初不伤气，体力益全。因悟近日臣僚献言，欲用兵西方，皆是医人欲下一日而愈者也。其势亦未必不成，然终非臣子深忧君父，欲出万全之道也。以陛下圣明，将贤士勇，何往不克，而臣尚以为非万全者。俗言彭祖观井，自系大木之上以车轮覆井，而后敢观，此言鄙而切于事。陛下爱民忧国，非特如彭祖之爱身，而兵者凶器动有危亡，其陷人可畏有甚于井，故臣愿陛下用兵如彭祖之观井，然后为得也。
臣按：苏轼代滕甫草此奏，而引医及彭祖观井为譬，盖合古人所谓帝王之师，以万全为胜之旨矣。末章又曰：灭国，大事也。不可以速譬如小儿之毁齿，以渐摇撼之，则齿脱，而儿不知，若不以渐，一拔而得齿，则毁齿可以杀儿。此譬尤善，凡除宿弊兴善政，莫不皆然，非但用兵灭国一事也。
《守边固圉之略》
《诗·小雅·出车》之三章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猃狁于襄。
程颐曰：城朔方而猃狁之难除，禦戎狄之道，守备为本，不以攻战为先也。
臣按：朔方之地，自三代已为边地，汉人城之以遏虏之内侵。宋始废其城，而弃其地。程氏谓禦戎狄之道守备为本，不以攻战为先，乃帝王禦戎之要法，万世所当遵守者也。
秦始皇三十三年，蒙恬于西北斥逐匈奴，单于不胜。秦北徙尽收河南地，并河以东属之阴山，因河为塞，筑长城，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馀里。
臣按：长城之筑，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馀里，其为
计也亦劳矣。然此岂独始皇筑也。昭王时，已于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人矣，亦非尽秦筑也。赵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燕自造阳至襄平亦皆筑长城，是则秦之前固有筑者矣，岂但秦也。秦之后若魏、若北齐、若隋亦皆筑焉。盖天以山川险隘限夷狄，有所不足，增而补之，亦不为过。然内政不修，而区区于外侮之禦，乃至于竭天下之财以兴无穷已之功，是则不知所务矣。虽然长城之筑，虽曰劳民，然亦有为民之意存焉。设使汉之继秦因其已成之势，加以修葺，魏之继汉，晋之继魏，世世皆然，则天下后世亦将有以赖之，限隔华夷，不得以为吾民害矣。奈何后之人惩秦人起闾左之失，虑蒙恬绝地脉之祸，而废其已成之功，岂不可惜哉。后世守边者于边塞之地，无山川险阻之限，而能因阨狭之阙，顺形势之便，筑为边墙以扼虏人之驰突，亦不可无也。但不可速成，而广扰尔，若就用其守禦之人而限以三十年之久，徐徐而为之，其成虽迟，犹胜于不为也。
始皇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恬居上郡十馀年，威振匈奴。
《水经》曰：赵武灵王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山下有长城，长城之际连山刺天，其山中断两岸若阙焉。自阙北出黄中关口，有城跨山结局，谓之高阙，戍自古迄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
臣按：所谓高阙者，其山中断两岸若阙焉。今之边关皆是，万山绵亘之间，忽然中断，可以往来，故历代设为重城，屯士卒以戍守之所，以绝华夷之通，使外之寇贼不得入，而内之奸细不得出也。按史高阙在古朔方临戎县北，连山中断，两峰俱峻，若城阙焉。朔方古夏州也，今地在黄河套中，世不知其所在，就以今日边关言之其最大而要者居庸、紫荆、松亭、雁门是也。前代关隘之设，皆为守边，惟今日边关则咫尺神京之侧，非但守边也。盖开辟之初，天造地设此连亘之山以为华夷之限，而又遣巨灵擘开两山，以通出入，盖于亿万载之前豫有待乎。自古建都于燕者，前有召公奭，后有金元，而王气之隆正有在乎今日。臣尝观元人进金史之表曰劲卒捣居庸关北，拊其背，大军出紫荆口南，扼其吭，此古今都燕者防患之明鉴也。然捣居庸而谓之拊背，出紫荆而谓之扼吭，则其立言之间，轻重缓急不问，可知盖背乃人身之所，倚负而吭则呼吸饮食所必经，死生之系也。况今六军亿兆聚于京师，北倚居庸，即为重镇，而紫荆乃南出之路，疾骑抵吾运道数日可到，是尤不可不加之意焉。议者往往急居庸，而后紫荆，此不知大势者之言也，伏望圣明深以前代为鉴，防患于未然。宗社生灵不胜大幸。
《汉书·贾谊传》曰：斥堠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甲冑而睡。
文颖曰：边方备胡寇，作高土橹，橹上作桔皋，桔皋头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举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积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烟，曰燧。
颜师古曰：昼则燔燧，夜则举烽。
臣按：烽燧之制，自汉已有之。
晁错言于文帝曰：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答，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步。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为中周虎落。
如淳曰：蔺石，城上雷石也。
苏林曰：渠答铁蒺藜也，作虎落于塞要下，以沙布其表，且视其迹，以知匈奴来入。
文帝十四年，匈奴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昂，虏人畜甚多，遂至彭阳。使骑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诏以中尉周舍、郎中张武为将军，车千乘，骑卒十万，军长安。而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遫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屯三郡。上亲劳军，勒兵，自欲征匈奴，群臣谏，不听。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以张相如栾布为将军，击逐出塞而还。
臣按：汉文帝一闻边报，即欲勒兵自征匈奴。帝之奋发则有矣，然非帝王禦边之常道也。盖备边有其要，不在于临时，而在于平日。禦边有其道，不在于自用，而在于用人。是以自古圣帝明王知中国之害在于夷狄，故于封疆之守尤尽心焉。故于无事之时，谋为措置，会计考验。凡吾土宇之内临边之地若干处，其延袤几何，某处为总会，某处为要害，某虏最为强悍，沿边之城堡若干，戍卒若干，斥堠若干，某处当何如而守，某虏当何如而备，某人可用为将帅，某人可用为偏。裨虏侵某处，当用何处兵以援之，虏若深入，当于何所而扼其归。某城与某城相接，某寨与某寨相连，里数之远近，山川
之险易，人力之勇怯，储峙之多寡，具而为图书，而为策寘于座右，则人君虽居九重之上，深宫之中，不出殿门，而边塞城堡、将卒、戎落皆悬著于目睫之间，展转于心胸之内，一有警报，即按图运谋，因机生智，随能命将合众人之长，集群策之要，政不必亲驾六飞躬临沙漠之区，自亲矢石之用，胜之不足以为武。不幸而败焉，岂不长夷狄之威，而贻中国之耻哉。然则寇准劝真宗幸澶渊，亦非欤。曰圣人处事于其常，而不于其幸。夫以汉高祖英雄之主，而一时名将多在，尚几危于平城，真宗视高祖如何，寇准视陈平如何，高琼视樊哙如何，必有能辨之者。
文帝后六年，匈奴入上郡云中，所杀略甚众，烽火通于甘泉。长安遣将军令免屯飞狐，苏意屯句注，张武屯北地，周亚夫次细柳，刘礼次霸上，徐厉次棘门，以备胡，上自劳军至霸上。
臣按：汉都长安、上郡云中皆近边之地，烽火通于甘泉，盖传报耳，非虏至甘泉也，飞狐、句注之屯以备云中北地，细柳、霸上、棘门之屯以备上郡，盖古人守边，既于临寨之地建城寨，筑亭障，屯戍卒，命将专守其地，遇虏来寇，既自禦之，又通报于朝廷，遣将屯其要害，以备之，所以为边将之声援耳。不必亲临其地也。使虏闻之，知吾有备，纵得入塞，不敢驰突其塞垣。守禦一责之边将非其力不能支所遣之将不轻出也，大抵内地之兵与戍边之卒异，内兵不经战陈，不晓地利，且多骄脆，但可以为声援耳，不若生长边陲者，惯战而耐苦，不徒为国，而又以各自为其家，一卒亡，一丁补。知其必不可已，所以肯捐躯拒敌也。不然一旦命贵将统内军，以临之兵不识将，将不知兵，情既不通，教又非素甚者，乃至未战则用边兵以供役临，战则驱边兵以当先，遇有功，次又攘而有之，此戍边将士所以解体也。臣请遇有边警，宜如汉文遣将屯军故事，而责其功于边将，彼此相应，一为声援，虏知吾内外有备，则自然退缩矣。
武帝太初四年，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数百里，远者千里，筑城障列亭至卢朐。
颜师古曰：汉制每塞要处别筑为城，置人镇守，谓之候城，即此障也。
昭帝时，匈奴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时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复犯塞。元帝时，单于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议，议者皆以为便。郎中侯应习边事，以为不可许。上问状，应曰：周秦以来，匈奴暴桀，寇侵边境，汉兴，尤被其害。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漠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夫夷狄之情，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然也。前以罢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复罢。中国有礼义之教，刑罚之诛，愚民犹尚犯禁，又况单于，能必其终不犯约哉。自中国建关梁以制诸侯，所以绝臣下之觊欲也。设塞徼，置屯戍，非独为匈奴而已，亦为诸属国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旧逃亡也。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绝。今罢乘塞，则生慢易分争之渐。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与夫盗贼桀黠，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也。起塞以来百有馀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议者不深虑其终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岁之内，卒有他变，障塞破坏，亭隧灭绝，更发屯缮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复。开夷狄之隙，亏中国之固。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蛮之长策也。
颜师古曰：隧谓深开小道而行，避敌钞寇也。臣按：班史武纪，所谓城障、列亭，《匈奴传》所谓建塞徼起亭隧，是乃古人候望之所。今世所谓营堡、墩台之类也。《贾谊传》所谓斥候烽燧，《晁错传》所谓蔺石、渠荅、虎落是乃古人候望之具，今世所谓烟火信，炮礌石之类也。大抵斥候以远为宜，以高为贵，以简为便。盖近则缓不及事，低则候不及远，繁则人少而费多。臣请以今日边事言之，且如宣府一处，腹里墩口二百七十二所，沿边共四百五十六所，即此一处以例其馀，其城寨之设皆当要害之处，固无容议，但墩台之类，则恐失之太多。臣愚以为设墩台以候望也，其相去之远，近当以火光可见，炮声可闻为限。夫以方丈之土堆，十数之孤卒持一二日之水米，出于数百里之外，其孤危甚矣。苟非地险而径迂，势高而食足，其乘障者几何不
为虏持首去如狄山也哉。臣窃以为宜遣行边大臣会同守边将帅躬行边地，相其事势，审其形便，于凡旧日墩台可省者省之，可增者增之，可并者并之，大抵主于简，而远声闻可相接，目力可相及处则立为一墩，及于众墩之间要害处，立为一堡，使之统其附近。诸墩有事则相为接应，墩统于堡，堡统于城，如臂指之相使，如气脉之周流。于外墩之内每二三十里各为总台数处，以次通报于城中，其墩之制，高必极望墩之下于三四里，间四周俱筑为土墙，高四五尺，长七八尺许，横斜错乱，彼此相入。人须委曲，然后可行，使虏马不能侵近，其墩之上除候卒自持口粮外，常蓄一月水米，以防不测，若夫烽燧之制，古人昼则燔燧，夜则举烽，偶遇风劲，则烟斜而不能示远，值霖雨则火郁，而不能大明。宜于墩台之上立为长竿，分为三等，上悬红灯，以灯数多寡为虏缓急众寡之候，所谓红灯者锻羊角效鱼魫为之，而染以红，遇夜则悬以示远，数百里之间举目可见矣。
武帝元朔二年，卫青出云中，西至高阙，遂至陇西，捕首虏数千，走白羊、楼烦二。取河南地为朔方郡。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公卿皆不便，上竟用偃计，立朔方郡，募民徙者十万口，筑城缮寨，因河为固，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百钜万，府库并虚。
臣按：汉立朔方郡，即赫连勃勃命叱干阿利蒸土筑城之处，所谓夏州是也。后秦姚兴以赫连勃勃为安北将军，镇朔方勃勃，僭称天王，建国曰：夏。命其臣叱干阿利发岭北夷夏十万人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营起都城号为统万。命其秘书监胡义周作颂曰：营起都城，开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寨。盖此地在汉已有城，而赫连夏乃于此建都也。隋以朔方地分置胜州、榆林郡，唐开元中置朔方都大总管兼安北都护。唐末拓拔思恭镇是州，唐赐姓李，五代李仁福、彝超继领节镇，号定难军。宋太平兴国八年李继捧来朝，愿纳土，其弟继迁不乐内附，亡命啸聚扰边。淳化中，太宗以夏州深在沙漠，奸雄因之以窃据，欲堕其城。吕蒙正曰：自赫连筑城以来，颇与关右为患，若废之，万世利也。遂诏废之，迁其民于银绥，分官地给之，其州兵不徙，相聚置营，仍曰：夏州。真宗咸平末继迁死，景德中其子德明款寨内附，朝廷假以本道节制，始自夏州迁怀远镇，改为兴州居之，即今宁夏卫是也。德明之子元昊僭号，自称夏帝，史谓其境土方一万里，河之内外州郡凡二十有二，河南之州九，曰灵、曰洪、曰宥、曰银、曰夏、曰石、曰盐、曰南威、曰会。河西之州九曰兴、曰定、曰怀、曰永、曰凉、曰甘、曰肃、曰瓜、曰沙熙。秦河外之州四曰西宁、曰乐、曰廓、曰积石，其地饶五谷，尤宜稻麦，即今州郡考之所谓兴即今宁夏也。河西及河外之州，今多存焉。其河南九州，虽其一二可考，而其七者不知其所在，意者皆在今河套中邪。自昔守边者皆袭前代之旧，汉因秦，唐因隋，其边城营堡往往皆仍故迹。唯我朝守边，则无所因袭，而创为之制焉。盖自唐天宝以后，河朔以北多为方镇所有，其朝廷所自禦者突厥、吐蕃、南诏而已。五代以来石晋以燕云赂契丹，而河西尽属耶律氏。宋人以内地为边境，我圣祖得天下，于中国西北边城立为藩府，统重兵，据要害，然皆在近边，而未尝远戍境外，如汉唐之世也。洪武之初，西北边防重镇曰宣府、曰大同、曰甘肃、曰辽东、曰大宁。永乐初，革去大宁，唯存四镇，宁夏守镇肇于永乐之初，榆林控制始于正统之世，其馀花马池等堡，皆是边境多事之秋创置者也。方今北虏入寇之地其要害之处，朝廷处置固已严密，但所谓黄河套者尚若阙焉。何也，前代所以废弃之者，以其边城之防守在内，而其地在外故也。今日吾之守镇顾有在河套之外者，秋高马肥，风寒河冻，彼或长驱而入，屯结其中以为吾内地之扰，幸其素无深谋，未用华人之计，不为据地之争，是以亟来亟往，有获即去，似若无足为意者，然谋事贵乎先，防患贵乎豫，往者彼固尝深入矣。议者虑其为吾内地害，百计谋所以驱而出之者，未得其便，幸其自去矣。遂无有一人议及之者，万一再来何以处之乎。夫事之未来者，虽未能逆料其有无，计之万全者，不可不先为之擘画。臣愚过为之虑，今日西北诸边祖宗以来所以备禦之具固已详尽，唯此一处偶未之及，非遗之也，芽檗未萌也。今则已暴著矣，所以先事而豫为之防者，兹其时乎。自昔中国守边者皆将卒守其内，而拒戎虏于外，兹地则虏反入吾之内，而吾之所守者反在其外焉。彼所以从入者必有其路，所以屯聚者必有其所，所以食用者必有其物，皆一一
推求其故，于其所经行之路，则预扼其要冲，于其所屯聚之处，则先据其形胜，勿但幸其眼前之无事，而必为后日之远图。议者若谓置为城守，则馈饷为难将至，于汉人之劳费，盍思赫连之建国、元昊之列郡皆在此地，何从得食乎。宋史明言其地饶五谷，尤宜稻麦，汉人于境外轮台之地尚为之屯营，况此乃在黄河之南次边之地乎。臣请下合朝议，当此无事之秋，虏人远遁之际，遣通古今识事体大臣躬莅其地，详察可否，以闻傥，以为可行。或于河之南筑城池以为之镇遏，或于河之北据要害以为之扼塞，或沿河之壖设营堡，以防其径渡，事必出于万全，然后行之，不然较其利害，足以相当姑仍其旧可也。愚儒未履边地，姑以意言可否，唯上之命。
后汉王霸，将弛刑徒六千馀人，与杜茂治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馀里。
李贤曰：飞狐道在蔚州飞狐县，北通妫州怀戎县，即古之蜚狐口也。臣按飞狐口在今蔚州广昌县。
北魏中书监高闾表以为北狄所长者野战，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夺其所长，则虽众不能成患，虽来不能深入。又狄散居野泽，随逐水草，战则与家业并至，奔则与畜牧俱逃，不赍资粮而饮食自足。是以历代能为边患，六镇势分，倍众不斗，互相围逼，难以制之。请依秦汉故事，于六镇之北筑长城，择要害之地，往往开门，造小城于其侧。置兵捍守，狄既不攻城，野掠无获，草尽则走，终必惩艾。计六镇东西不过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彊弱相兼，不过用十万人一月可就，虽有暂劳可以永逸，凡长城，有五利：罢游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无钞掠之患，二也；登城观敌，以逸待劳，三也；息无时之备，四也；岁常游运，永得不匮，五也。
臣按：我朝建都于燕，切临边境，所以设险以捍蔽其国都者，尤宜慎固，太行西来，逶迤而北，历居庸而东极于医巫闾，是为第一层之内藩篱也。又东起旧大宁界，越宣府、大同、代州之境而西至于保德州之黄河又为第二层之外藩篱也。其内之藩篱，天造地设，重冈叠嶂，以为国家北门之屏蔽，《易》所谓地险者也。若夫外之藩篱，固有天然之地险，然其间多有间断之处，因而补其缺塞，其罅，以为外寇之防，则又赖乎王公之设险焉。臣闻云代一带其设墩台以守候也，有大边、有小边，大边以谨斥候，小边以严守。备今诚于大边墩台之间空缺之处，因其崖险，随其地势，筑为城墙，以相连缀，寔为守边长久之计。高闾谓六镇东西不过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彊弱相兼不过十万人，一月可就。臣窃以谓今山后缘边之地，东起永宁之四海冶、西底保德之河壖，自东而西计其所长一千三百二十里而已，其间墩台相望，远者十数里，近者数里，就其空处而加筑塞之功，延引以相连接，亦无甚劳费者。昔人谓一月可就，臣请以三年为期，遇夫边方无警之秋，米谷丰登之岁，孟夏仲秋天气温凉之候，量拨骑兵以为防护，借十万人之工力，费十数万之资粮，三年之中仅劳一百八十日，成此千百年莫大之功夫。然则边城寇盗永清，国家藩篱益厚，高闾所谓五利者，彼徒托之空言，而我今日真实享其利矣。
唐高祖时，突厥岁盗边。帝会群臣问所以备边者，将作大匠于筠请于五原、灵武置舟师于河，扼其入。中书侍郎温彦博曰：魏为长堑遏匈奴，今可用。帝使桑显和堑边大道，召江南舡工大发卒治战舰。
臣按：据于筠所请于五原、灵武置舟师于河，扼虏之入。彦博亦言魏为长堑，则是迤西黄河，固可以行舟，而沿河之地亦可以堑也。
始，朔方军与突厥以河为境，北厓有拂云祠，突厥每犯边，必先谒祠祷解，然后料兵度而南。时默啜悉兵西击突骑施，张仁愿请乘虚取漠南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绝虏南寇路。唐休璟以为两汉以来皆北守河，今筑城虏腹中，终为所有。仁愿固请，中宗从之。表留岁满兵以助功，咸阳兵二百人逃归，仁愿擒之，尽斩城下，军中股慄，役者尽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云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灵武，东城南直榆林，三垒相距各四百馀里，其北皆大碛也，斥地三百里而远。又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堠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马，朔方益无寇，岁损费亿计，减镇兵数万。
王禹偁曰：兵势患在不合，将臣患在无权。今固未能专委一人，则请于沿边要害之地，为三城以备之，若有唐受降城之类。如国家有兵三十万人，使互相救援，责其成功。
臣按：朔方军，即今河套地也。唐初，与突厥以河为界，则是固常守河矣。而张仁愿所筑三受降城，皆
在黄河之北，大漠之南。史谓中城南直、朔方，意今河套之地，西城南直、灵武，意今宁夏之地，东城南直榆林意今在绥云之间。今其故址无复可考。说者多谓东胜州，即古东受降城所在，其地今有断头山，地最肥腴，且宜马，疑即史所谓牛头朝那也。国朝设东胜卫于此，其后移于内地。宣德正统间往往有建议者欲复其故，然而卒不果焉。夫自古守封疆者，必据险阻然守险也。不守其险而守于险之外，若即险而守，则敌于我共其险矣。是以古人之守江也，必守淮而河亦然。唐人禦突厥也，始以河为界，其后张仁愿乃建三城于河之外焉，是即守江之意，盖择其要害之地，扼其吭而折其胁也。是以唐自有此城之后，朔方益无寇，岁省费亿计，减镇兵数万，此其明验也。今日边城营堡措置已定，固无更革之理，然事有暂劳而久安，费少而效大者，古人亦不惮改作，在乎行之有其渐处之有其道焉，耳臣故微举其端，而不敢尽其说，以俟后之经国远图者云。
五代晋高祖割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与契丹。
胡三省曰：石晋以十六州与契丹，人以为北方自撤藩篱之始。予谓应门以北诸州弃之，犹有关隘可守。若燕、顺、蓟等州，则失地险矣。然卢龙之险在营、平二州界，自刘守光僭窃、周德威攻取契丹，乘间遂据营平，自同光以来，契丹南来直抵朔易，其失险也久矣。其后天福八年契丹主乃集山后及卢龙兵合五万人，使赵延寿将之，经略中国所谓山后即云应诸州，而卢龙即幽州军号也，此乃天福初割与契丹之土地人民也。
臣按：石晋所赂契丹十六州幽、蓟、瀛、莫、涿、檀、顺七州在山前，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九州在山后，合前契丹所自取营、平二州，通计之盖十八州也。自是中国非但失其土地人民，乃并其关隘而失之。晋人自捐其险隘与人，既无以自守其国。宋人承其后，而不能复中国之旧，遂以白沟河为界，故二国所受之祸略同。夫自晋天福元年以赂契丹，此地为虏所得者，首尾四百五十馀年。我太祖继元而兴，乃复为中国有，盖援之于泥涂之中也。至成祖又于此建都，则隮之天日之上矣。夫以百二山河而有天然之地险，重城、万雉屯百万貔貅于此镇压之，是诚万万年不拔之基也。今山前山后皆吾中国之地，山前七州今为畿甸之地，太行西来连冈叠嶂，环而绕之，东极于医巫闾之境，以为内之藩篱，山后诸州自永宁、四海冶以西历云、代之境，重关列戍以为外之藩篱。苟委任得人，守禦得法，可保其无外患也。唯昌平以东遵化、永平一带往者有大宁都司兴营义会等卫，在山之后以为外障，其后移入内地，以此之故，京师东北藩篱单薄之甚，异时卒有外患，未必不出于此。夫天下之患往往出于意料之外，然能谋画于未事之先，而预有以防备之，则所患者消泯于无迹矣。请下大臣议居庸以东历黄花镇、古北口，直抵山海关山之后，皆荒漠无人之境，非如居庸以西，大小边镇两层可以防备，若何可以善其后，而使之永无外患，必有奇谋宏略出于其间，必不得已而臣有一见，请将洪武中，大宁都司后移保定者，立于永平或遵化或蓟州，以为重镇。凡旧所属卫所移于沿山要害，相为声势，仍于山之后去山五里或十里或三四十里量其地势，因其形便筑为墩台，就其空缺之地接连以为边墙，就于其间择一要地设为关镇屯军守备，以为兀良哈入贡之道。一以卫都城，一以护陵寝，此诚千万年之远谋也。不然国家养锐储材俟吾力有馀而其机可乘，仍复洪武中山后帅阃之旧，俾与宣府、大同列为三镇，直达辽东之境，则是国家之险要既失，复得藩篱厚而无可乘之隙，根本固而无意外之患矣。伏唯圣明当此太平无事之时，思患豫防有，以为国家万年无穷之虑，勿以为书生过虑而忽之。
宋仁宗时范仲淹攻守二议，其议攻曰：切见延州之西庆州之东有贼界百馀里，侵入汉地，可攻之地其在于此。军行入界，当先布号，令生降者赏，杀降者斩，得精彊者赏，害长幼妇人者斩，拒者并力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逃遁者，勿追，疑有质也。居者，勿迁，俾安土也。乃大为城寨以据其地，俟城寨坚牢，当留土兵以守之。方诸旧寨必倍其数，使使臣以安抚之，必严其戒曰：贼大至，则明斥候，召援兵坚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则扼险设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营田以助之，如此则分彼贼势，振此兵威。所用主兵官员、使臣、勇夫身死者，居其前可用策应者，居其次使臣中可当一队者，参以前队有心力干事者，营立城寨，臣观后汉段纪明以骑三千，步万人，车三千两，钱五十四亿，三冬三夏大破诸羌，如此取下一处城寨，平定则更图一处为据守之策。
其议守曰：西戎居绝漠之外，长河之北，倚远恃险，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禄食，每举众犯边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风集云散，未尝聚养，中国则不可远戍之兵久而不代，负星霜之苦，怀乡国之望，又日给廪食，月给库缗。春冬之衣鞋，馈输满道不绝，国用民力日以屈乏，军情愁怨须务姑息，此中原积兵之忧异于夷狄也。臣谓戎虏纵降，塞垣镇守当务经远，古岂无谋臣，观赵充国兴屯田，大获地利，遂破先零。魏武于征伐之中，令带甲之士随宜垦辟，故不甚劳，大功克举，数年之中所在积粟食廪皆满。唐置屯田，天宝八载河西收二十六万石，陇西收四十四万石。孙武曰分建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其食地之毛，实役其人民之力，故赋税无转徙之劳，徭役无怨旷之叹。
臣按：仲淹上攻守二议，终之曰：国家用攻则宜取其近，而兵势不危。用守则必图其久，而民力不匮。可谓得攻守之宜矣。
仲淹又上和守攻备四策，其守策曰：久守之计，须用土兵，各谙山川，习战斗，比之东兵战守功倍，然缘边次边土兵数少，分守不足，更当于要便城寨招置土兵，若近里土兵愿改隶边寨者，即迁其家团集之何，则关内诸州土兵多在边上，或得代归营，数月之间复出，远戍岂徒星霜之苦，极伤骨肉之思，征夫不保其家，妇颇多犯法，人情不免，久则怨起，如得并迁其家于缘边住营，更免出军父母、妻子乐于团聚，战则相救，守则相安，又缘边无税之地，所招弓箭手各使聚居险要，每一两指挥共修一堡，以全其家与城寨相应。彼戎小至，则使弓箭手与诸寨土兵共力捍禦，彼戎大举，则二旬之前必闻举集我之次边军马，尽可勾呼驻于坚城，以待敌之进退。缘边、山坂重复，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先求疾速，俟其得胜，使我师沮而不出，方敢散兵虏掠，过越险阻更无顾虑。我若持重不战，则彼之重兵行川路中，粮草无所给，牛羊无所获，不数日人马困毙，彼之重兵更不敢越险，又未能决胜，必不得已而散兵虏掠，我于山谷村落中伏精锐以待之，彼散掠之兵轻而寡弱，可击可逐，使散无所掠，聚不得战，欲长驱深入，我则使诸将出奇以蹑其后，欲全师以归，我则使诸城出兵以乘其弊，此守策之要也。
其攻策曰：臣常计陜西四路之兵，数几三十万，非不多也。然各分守城寨，故每岁点兵，不过二万馀人。坐食刍粮，不敢举动，岁岁设备，常如寇至不知虏众之谋果犯何路。虏界则不然，种落散居，衣食自给，忽尔点集，并攻一路，故彼国之众动号十馀万，以我分散之兵拒彼专一之势，众寡不敌，遂及于败。且彼为客，当劳而反逸，我为主，当逸而反劳。我若复用此计，彼劳我逸，则取胜必矣。请于鄜、延、环、庆、泾原路各选将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万，骑兵三千以为三军，以新定陈法训练，岁馀候其精勇，然后观贼之隙，使三军互掠于横山，降者，厚赏，各令安土。拒者，并兵急击，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军先出，贼必大举来应，我则退守边寨，或据险要，不与大战，不越旬日彼自困弊，势将溃归，则我环、庆之师复出焉，彼若再图点集来拒王师，则又有泾原之师乘间而入，彼则奔命不暇，部落携怨，则我兵势自振，三五年间山界可以尽取，此春秋时吴用三师破楚之策也。
臣按：仲淹所议攻守之策，虽以防当时之西夏，然以通论后世之边事，势不同而理同，择而行之，举而措之，未必不可用也。
张亢上仁宗论边机军政所疑十事，其三曰：今鄜延副总管许怀德兼环庆军马，环庆副总管王仲宝复兼鄜延，其泾原秦凤总管等亦兼邻路，虽令互相策应，然环州至延州十四五程，直路亦不下十驿，泾原至秦州又远于此，若一处有事，自此发兵赴援，而山谷险恶，人马已困，欲责其功，何可得也。
臣按：兵势贵乎相接，苟相去悬绝，则首尾不能相应，必致缓不及事之失。
亢又言曰：四路军马各不下五六万，朝廷尽力供亿，而边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万人，亦未见成功之效，且兵无节制一弊也，无奇正二弊也，无应援三弊也，主将不一四弊也，兵分势弱五弊也，有此五弊如驱市人而战，虽有百万，亦无益于事。
臣按：张亢所言五弊，非但当时有之，而今世亦然。
欧阳修上英宗曰：禦边之备，东起麟府，西尽秦陇，地长二千馀里，分为路者五，而分为州为军者二十有四，而军州分为寨、为堡、为城者又几二百，皆须列兵以守之，故吾兵虽众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贼之出也，常举其国众合聚为一而来，是吾兵虽多，分之而寡，彼众虽寡，聚之为多。以彼之多，击吾之寡，不得不败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将军，所谓战兵者，分在二十四州军，欲合而出，则惧后空而无备。欲各留守备而合其馀，则数少不足以出。攻退不能自守，所以用兵累年，终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又曰夫兵分备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劳，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今诚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敌，夺敌所利者在我，如此则动而有成功也。
臣按：今日备边之地，东起辽东，西极陇蜀，非但若宋人之边地起麟府尽秦陇而已。洪武、永乐之盛，所守不过数处，然皆据其总会，扼其要害，人聚而力全，而虏之来，有以待之，得以全力而制胜也。正统以后分为堡寨，日多军卒之数不减前日，而堡寨之设日益加多，诚有如欧阳修所谓吾兵虽多，分之而寡。彼众虽寡，聚之而多者也。今兵无可添而堡寨不可减，乞敕知边事大臣躬临边境，审视寨堡之设，若非要害，或虽要害，而兵力寡少，亦足以守之处，革其稍缓者，而并归于最要害之地，如此则城堡不虚设，而将卒皆有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