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毫无节制的历史感，如果被推到了它的逻辑顶点，就会彻底毁掉未来，因为它摧毁了幻想，并夺走了现存事物只能赖以生活其中的空气。历史的公正，哪怕是用一颗纯洁的心谨慎地实行，也会是一种可怕的美德。因为它总是破坏和毁掉活生生的东西——它的判断总是意味着毁灭。如果在历史的冲动背后没有建设性的冲动，如果清除垃圾不只是为了留出空地，好让有希望有生命的未来建造起自己的房屋，如果只有公正是至高无上的，那么，创造性的本能就会衰竭和泄气。比如，如果必须以纯粹公正的力量将一种宗教变成一种历史知识，并且彻底地对它进行一番科学研究，那它最后就被完全摧毁了。因为历史的审核将如此众多的错误荒谬、残暴冷酷的东西揭露出来，以至于能产生虔诚幻想的条件都破碎不堪了，而一个事物只能在虔诚的幻想之中才能存活。因为只有借助爱、在爱的幻觉的阴影之中，只有怀着对完美和正直的无条件信仰，人才有创造力。任何事物，如果它迫使一个人不再有无条件的爱，那它就切断了这个人的力量之根，他必会枯萎而蒙羞。艺术有着与历史相反的效果；也许只有在历史转变为一件纯粹的艺术作品时，它才能保持本能或者是激起本能。这样的历史会与我们这个时代分析的趋势和非艺术的趋势完全相反，甚至会被认为是错误的。但如果历史只进行破坏，而没有建设的冲动，那么从长远来看，它终将使它的工具厌倦生活。因为这样的人毁掉了幻想，而“谁毁掉对自己和他人的幻想，谁就会受到终极暴君——自然——的惩罚”。在一段时间内，一个人可以像从事其他研究那样从事历史研究，而这将是完全无害的。近来的神学似乎已经非常天真地与历史结为了伙伴，并且即使是现在，也几乎还没有发觉，它已经不经意地将自己与伏尔泰的“碾碎败类！ ”（écrasez！）联系在一起了。没人会指望从那里得到任何新的、有力的建设性冲动，他们也许已经把所谓的新教协会（protestant union）当成了一种新宗教的摇篮，而法学家霍尔岑多夫（holtzendorf） (1) ，即那本被极其可疑地叫作《新教圣经》（protestant bible ）的书的编者，就成了它的施洗约翰。黑格尔哲学也许会使这种天真的状态持续一段时间——这种哲学还在某些迂腐的头脑中翻腾——通过这种哲学，人们能够将“基督教理念”与其各种不完美的“表现”区分开来，并说服自己，正是这种“理念的自我运动”一直在以越来越纯粹的形式说明自己，最后就变成了最纯粹、最透明、在当下俗世中的自由神学家 （theologus liberalis vulgaris）的头脑中实际上几乎看不见的形式了。但是，听着这种纯粹的基督教讲述它对先前不纯粹基督教的想法，那些不了解情况的听众往往会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即，这番谈话完全不是关于基督教的，而是关于……——我们会想到什么呢？如果我们发现“本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将基督教描绘成宣称“在所有真正的宗教和其他一些仅仅是有可能的宗教之中发现它自己”的宗教，如果“真正的教会”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可以变成一种液体，没有固定的外形，各个部分没有固定的地方，每件东西都只是被和平地焊接在一起”——我再问一遍，我们会想到什么呢？

基督教已经在历史的处理下变得不自然了——这种历史处理最完全的形式即意味着“公正的”处理——直到它被分解成纯粹的知识，并在这一变化过程之中被毁掉。这一点可以在每一件有生命的东西中观察到。因为当有生命的东西被完全解剖时，它就失去了生命，而当历史的解剖一开始，它就要生活在苦恼和剧痛之中了。有些人相信德国音乐有一种拯救的力量，可以彻底改变德国人的天性。在诸如莫扎特和贝多芬这样的人开始被溅上传记的博学泥点，并且被架到历史批判的刑具上被上千个问题刨根问底的时候，他们怒斥这对我们的文化是特别不公正的。当人们将他们好奇的目光转移到生命和艺术的细枝末节处，并在本该是学会生活且忘掉问题的地方寻觅知识的问题时，对于任何其生命影响力还未被耗尽的事物来讲，这难道不是夭折，或至少也是残害吗？如果让几个这样的现代传记作者来考虑一下基督教或是路德改革的起源，他们清醒而现实的调查将足以使人们不可能进行任何精神上的“远距离行动”，就好像最小的动物只要将橡子吃光就能阻止最强壮的橡树生长一样。所有活着的东西都需要一种氛围、一层神秘的薄雾围绕在它们四周。如果那层面纱被取走了，如果一种宗教、一种艺术或一个天才被判定像一颗没有大气层的星星一样旋转，那么如果我们看到它变得坚硬贫瘠，并很快枯萎，一定不要感到惊讶。正如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 (2) 在《工匠歌手》（meistersinger）中所说，对于所有伟大的事物都是这样，“没有点幻想是永远也不会成功的”。

每个民族，甚至每个人，如果想要成熟起来，就需要这样一层幻想的面纱、这样一层保护云。可现在，人们憎恶成熟，因为他们尊敬历史甚于尊敬生活。他们在胜利之中大喊“现在科学要开始统治生活了”。这也许有可能，但一个被这样统治着的生活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它不是那种真正的生活 ，而且与从前那种不是由科学，而是由本能和有力的幻想所指导的生活相比，它更无法对未来作出什么承诺。但这也不是属于成熟、机敏与和谐的个性的时代，而是属于能对整个国家最有用的工作的时代。人们将按照时代的需要被塑造出来，这样他们很快就能在这部机器中各就各位。他们必须在成熟之前，在“共同利益”的工厂里工作，或者干脆不让他们成熟。因为成熟会成为一种奢侈品，它会从“劳动市场”上拉走大批力量。有些鸟被人弄瞎了，这样它们就会唱得更好听。我不认为今天的人比他们的祖先唱得更好听，尽管我确信他们很早就被弄瞎了。不过，人们是用邪恶的手段，即用过于明亮、过于突然和过于耀眼的光芒来将他们弄瞎的。年轻人被踢着穿越过数千年，对战争、外交和经济都还一无所知的男孩就被认为应该开始学习政治史了。我们这些现代人匆匆跑过艺术画廊，匆匆去听音乐会，也如同这些年轻人匆匆跑过历史一样。我们能够感觉到一件事与另一件事听起来不一样，能够说出不同的“结果”。而逐渐丧失奇怪和惊讶的感情、并最终对任何事物都感到满意的这种能力，就被称为历史感和历史文化。奔涌到年轻灵魂之上的各种影响力是如此巨大，被投掷到他身上的野蛮暴力的泥块是如此奇怪和强势，以至于装傻是他能躲避的唯一办法。在每一个有着一种更敏锐更强烈的自我意识的地方，我们也会发现另一种感情——厌恶。年轻人已经无家可归，他对所有的观念、所有的道德都感到怀疑，他知道，“每个时代各不相同，而你是什么，并不重要”。在一种强烈的漠然之中，他任由一个又一个的意见从他身边掠过，理解了荷尔德林（hölderlin） (3) 在阅读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 (4) 关于希腊哲学家的生活和学说的著作时所说的那些话：“我在这里同样也看到了在我身上经常发生的事，那就是，人类思想和制度的变化与耗费，远比人们习惯于称为唯一现实的东西所遭遇的命运更为悲惨。”不，这样的历史研究令人迷惑、令人沮丧，它对年轻人不是必需的，就像希腊人所展示的那样，甚至是最为危险的，就像现代人所展示的那样。想想学习历史的学生，他在孩提时代就表现出所继承的倦怠。他有进行创造性工作的“方法”，有“正确的观念”，他的指端具有大师的气派。他把过去一小段孤立的时期标出来用作牺牲品。他聪明地运用着他的方法并产生出了某种东西，或者说得更骄傲些，“创造”出了某种东西。他变成了“真理的仆人”和历史的伟大领域中的统治者。如果他还是一个孩子时，就已经具备了他们所说的成熟，那他现在就过于成熟了。你只需要摇一摇他，智慧就会哗啦哗啦地落入你怀中。可这智慧已经腐烂了，每一个苹果上都长了虫。相信我，如果人们在科学工厂中工作，而且必须在他们真正成熟起来之前让自己有用，那科学就被毁掉了，就好像过早被雇用的奴隶一样。我很抱歉，在谈到这种人们也许认为绝不会被经济所玷污的情况时，我使用了关于奴隶主和工头的普遍术语。但是，在描述新一代的学者时，“工厂”“劳工市场”“拍卖”“实用”这些词，以及所有利己主义的助动词都不知不觉地到了我的嘴边。成功的平庸者想要更加平庸，科学想要更加“有用”。我们现代的学者只是在一个主题上很有智慧，在其他方面，至少可以说，他们不像老派学者那样了。尽管这样，他们还是沽名钓誉，似乎国家和公众意见必定是要让新币与旧币等值似的。搬运工彼此之间订立了一个行业协定，一致认为天才是多余的，因为每个搬运工都被重新打造成了天才。后来的某个时代很可能会发现，他们的大厦只是搬运而成，不是建筑而成的。对于那些将现代社会对战争和牺牲的呼吁——“分工！看齐！”——整天挂在嘴边的人，我们可以严厉地说：“如果你们想尽可能加快科学的进程，最终你们只会尽可能加快毁掉它。就好像你如果让母鸡下太多的蛋，它就会精疲力竭一样。”在过去十年中，科学的发展已经达到惊人的速度，但想想那些学者，那些疲惫不堪的母鸡。他们肯定不是“和谐的”物种。他们只是比以前叫得更多，因为他们下蛋下得更频繁。可尽管他们的书更厚了，蛋却总是更小了。这一切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受人欢迎的科学的“普及化”（或者不如说是其女性化或幼稚化），是裁科学之衣料以适“一般公众”之身材的恶劣习惯。歌德在其中看到了这种滥用，并提出科学只应当通过一种更高贵的行动理想 来影响外部世界。老一代的学者有正当理由将这种滥用看作沉重的负担；而现代的学者也有同样正当的理由欢迎它。因为若是不考虑他们那一丁点儿知识，他们本身就是“一般公众”的一部分，而“一般公众”的需要也就是他们的需要。他们只需要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便能将他们的小小王国成功地向公众的好奇心开放。这种悠哉乐哉的行为就被称作是“学者屈尊谦逊地与人民为伍”，而事实上他只是“屈尊”与他自己为伍，因为他本来就不是学者，而只是一个平民。你们这些知识渊博的人，你们造出一个人民的概念吧，你们永远也无法造出一个足够高贵和崇高的概念。你们如果重视人民，就会同情他们，不再敢把你们的历史硝酸拿给他们作提神的饮料。可你们实际上非常轻视他们，因为你们不敢为了他们的将来做出任何一点合理的努力。你们的所作所为就好像一个实用的悲观主义者，那些感到大难临头，于是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存漠不关心、毫不在意的人。“只要地球还为了我们而继续存在就行；但即使它不能存在，那也不要紧。”这样，他们的生活就成为一种讽刺性的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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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弗朗茨· 霍尔岑多夫（franz holtzendorff，1829—1889），德国法学家。—— 译者注

(2) 汉斯· 萨克斯（1494—1576），德国诗人、作曲家。—— 译者注

(3) 弗里德里希· 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1770—1843），德国诗人。—— 译者注

(4) 第欧根尼· 拉尔修，生平不详，古希腊哲学家。—— 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