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历史如何能服务于生活。每个人和每个国家都需要对过去有一定的了解，不管这种了解根据他的目标、力量和需求，是通过纪念式、怀古式，还是批判式历史而获得的。这种需要不是那些只旁观生活的单纯思考者的需要，也不是少数渴望知识并且只会对知识感到满足的人的需要，它总是与生活的目标相关，并处于其绝对的统治和指导之下。这是一个时代、一种文化和一个民族与历史之间的天然联系。饥渴是它的源泉，需求是它的准则，内在的可塑力则规定了它的限度。渴望了解过去，只是为了服务于将来和现在，而不是削弱现在或是损坏一个有生气的将来。所有这些都如真理本身一样简单，并且对于任何没有忙于“历史推论”的人来说，是非常令人信服的。

现在来很快地看一下我们的时代吧！我们惊愕地飞回来。生活与历史之间联系的清晰性、自然性和纯粹性都已消失了，而现在我们又是在怎样一种夸张与矛盾的混乱之中看到这个问题的！究竟是我们这些看到了问题的人的罪过呢，还是生活和历史真的改变了它们的联系，而且有一颗不祥之星已在它们之间升起了呢？其他人也许会证明是我们看错了，但我只是说出我们相信我们确实看到的东西。确有这样的一颗星，一颗明亮高贵的星，而那联系也真的被改变了——被科学，以及要将历史变为科学的要求而改变。生活不再是至高无上的，有关过去的知识不再是它的奴仆，界限被推翻了，每件事物都冲破了它的限制，事件的面貌变得模糊，而在这些事件无法限量的整个进程中，这种模糊又扩展开来。没有哪一代人看过这样一出由“宇宙进化的科学”——历史——所上演的全景喜剧，而历史则是凭借着其箴言——为了真理，哪怕毁掉生活 （fiat veritas pereat vita）——的危险胆量来上演这出喜剧的。

我来描绘一幅现代人灵魂之中精神活动的景象。历史知识从一个永不枯竭的源头向他涌来，陌生的片断汇聚到一起，记忆敞开了所有大门，但总还是打开得不够宽。他的天性忙于接纳所有外来的客人，给他们荣誉，使之各就各位，可这些客人却彼此争斗。如果他想避免毁灭，采取暴力手段似乎是必需的。逐渐适应这种反常的、狂暴的家庭生活，就变为第二天性，尽管这个第二天性与第一天性相比，毫无疑问要更加软弱、更加不安、更加彻底地不健全。现代人体内装了一大堆无法消化的、不时撞到一起嘎嘎作响的知识石块，就好像童话故事中讲的那样。这种撞击显示了这些现代人最显著的特征——与外部世界无关的内心事务的对抗，以及与内心事务无关的外部世界的对抗。远古的民族就没有这种情况。知识若是在并不饥饿，甚至是在违背人的愿望的情况下被过量吸收，就会对改变外在的生活毫无影响，而只是隐藏在现代人混乱的内在世界之中，现代人以一种奇怪的自豪称这个世界为“真正的个性”。他说，他有物质，只是需要形式。但这是一种存在于有生命的事物之中的、很不现实的对抗。因此，我们的现代文化就不是一个有生命的事物，因为若没有那种对抗，它就不能被理解。换句话说，它不是一种真正的文化，而是一种关于文化的知识，一种关于文化的各种思想和感情的综合，从中我们得不出任何关于其方向的决断。能带来可见行动的它的真正动力往往只是一种习俗、一种东施效颦，甚至是一种沐猴而冠。人可能会感到就像是一条吞下了一整只兔子的蛇，静静地躺在阳光下，避免任何非绝对必须的行动。对于教育而言，“内在的生活”现在是唯一重要的东西，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则都希望，教育不会因为太难以消化而失败。试想如果一个希腊人遇见此事，他会发现对于现代人而言，“教育”和“历史教育”看起来是一码事，区别仅在于其中一个词长一点罢了。而如果他说起他自己的理论，即一个人不学任何历史，也可以受到很好的教育，人们就会摇头，以为他们听错了。希腊人，其过去仍离我们不远的这个著名民族，在它力量的鼎盛时期培养出了很强的“非历史感”。如果某个时代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孩子被某种魔法送到那个世界中去，他很可能会发现希腊人是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这一发现会使现代文化严加保守的秘密暴露在世人面前，遭到嘲笑。因为我们这些现代人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我们只是通过用一些外来的风俗、艺术、哲学、宗教和科学将自己填得满满的，以致都要溢出来了，才变得值得一看。我们是一些会走路的百科全书，一个误入我们时代的古希腊人很可能会这样称呼我们。但一本百科全书的价值只在于其内部、其内容，而不在于写在外面、写在封面或包装上的东西。因此整个现代文化在本质上就是内在的；图书装订商在封面上印上这样的字：“供外在野蛮人使用的内在文化手册。”内部 与外部 的对抗使得外部更加野蛮，就好像当一个粗野民族的外在成长只是发展了其原始的内在需要时自然而然会出现的那种情形一样。因为自然能有什么手段来从外部抑制一种太过强大的勃勃生机呢？只有一个手段：尽可能少地受它的影响，把它放到一边，一有机会就将它根除。因此我们就习惯于不再严肃地看待真实的东西，我们养成虚弱的个性，真实和永恒的东西在这样的个性上没能留下什么痕迹。最终，人们对外部的事物变得更加马虎和更加适应，而物质与形式之间的巨大裂缝也会加宽，直到人们对野蛮不再有任何感觉时为止。如果人们的记忆不断受到刺激，如果需要人们了解的新事物能不断涌现，还能被整齐地装到他们记忆之柜中，那该多好啊！我认为，与这种野蛮相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可以被公正地描述为“这个民族生活的每一外在表达之艺术风格的统一体”。一定不能把这误解为只是野蛮与“精美风格”对抗的问题。一个能被称作有文化的民族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有生命的统一体，而不是被可悲地分割为形式和物质。如果有人想促进一个民族的文化，让他先试着促进这个较高级的统一体，并为了一种真正的教育而致力于摧毁现代教育体系吧！让他敢于去思考，一个民族如何才能恢复它被历史破坏了的健康，如何才能光荣地恢复它的本能。

我只想直截了当地谈论一下今天的德国人，他们不得不比其他民族更多地遭受软弱个性以及物质与形式的对抗之苦。“形式”对我们通常意味着习俗、伪装或是造作，即使没人痛恨它，也绝不会有人热爱它。我们对“习俗”这个词及其所指的事情都怀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恐惧。这种恐惧将德国人从法国学校中赶出来，因为他希望变得更自然一些，因此也就更德国化一些。但他似乎从这个“因此”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首先，他从他的习俗学校中逃了出来，并沿着他喜欢的任何道路往前走。最终他开始以一种草率的方式自愿模仿起他先前曾痛苦而又经常是成功模仿过的东西。因此现在这个懒家伙就生活在其实并不正确的法国习俗之下了：他走路的姿势显示出了这种习俗，他的言谈和穿着、他总体的生活方式也显示出了这种习俗。由于相信自己正在回归自然，因此他只是随心所欲，追逐舒适，并尽可能少地保持自制。到任何一个德国小镇上走走，你就会看到其习俗只不过是外国民族特性的消极一面。每样东西都平淡无奇、破旧不堪、粗制滥造和画虎类犬。每个人都依着他自己的美好意愿——既不强大也不严肃的意愿——奉行那些由广泛存在的仓促行事和对舒适生活的普遍向往所提出的法则。一件没有绞尽脑汁就设计出来、没有花费时间就制作出来的服装，借用了国外的样子，进行了拙劣的模仿，结果就被看成是对德国时尚的重大贡献。这个民族嘲讽地拒绝了形式感——因为他们有“物质感”，他们以对“内在性”的崇拜而闻名。

但在他们的“内在性”之中还是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危险：内部的物质是无法从外面看到的，因此也许有一天会借机消失。而就像没有人注意到它先前的存在一样，也没有人会注意到它的消失。有人也许会认为德意志民族离这个危险还远着呢，但外国人还是有理由来指责我们的内在生活软弱无力、组织涣散，因而不能为它自己提供一个形式和外在的表达。也许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它显得具有良好的包容性、严肃认真而又强大有力，可能比其他民族的内在生活还要丰富，但作为一个整体，它仍是虚弱的，因为它所有美丽的丝线并没有被系成一个强大的结。可见的行动并不是内在生活的自我表现，而只是一根线想要表明能够代表整体而作出的无力和粗浅的尝试。因此不能凭借某一个行为来判断德国人，因为这个人也许在这个行为之后还和此前一样完全模糊不清。显然，必须根据他的书本现在所表达出来的他的思想和感情来对他进行衡量。只是希望这些书不会比过去更多地让人怀疑，那著名的内在生活是否仍待在它不可接近的神龛里！有一天它也许会消失，只在身后留下外部生活——带着它低俗的骄傲和徒然的谄媚——来作为德国人的标志。可怕的想法！——可怕得如同内在生活仍然坐在那里，涂着油彩，抹着脂粉，披着伪装，变成了一个女演员或是别的什么更糟糕的东西一样；正如格里尔帕策（grillparzer） (1) 的舞台经验似乎已教会了他这位静观者，像从前一样站在人群一旁。“我们通过理论来感觉，”他说，“我们几乎不再知道我们的同代人如何表达他们的感情，我们让他们做出现在已不可能做出的手势。莎士比亚把我们这些现代人宠坏了”。

这只是个别的例子，也许我们太急于假定它的广泛适用性了。可如果这种普遍化在我们眼前得以证实，那将是多么可怕！那么下面这句话就会有绝望的感觉了：“我们德国人通过理论来感觉，我们都被历史宠坏了。”——这句话将从根本上断绝任何一个未来的民族文化的希望。因为每一个那样的希望都是来自对德国人感情的真挚性和直接性的信任，来自对一种还未失去光泽的内在生活的信任。当我们的希望或是信任之泉变得浑浊，而内在的品质学会了搔首弄姿、翩翩起舞和涂脂抹粉，学会了“用抽象术语的恰当思考”来表达自己，并逐渐失去了它自己时，我们的希望或是信任又在哪里呢？而一个伟大的、多产的灵魂又怎么能够存在于一个不能确定其内在统一体，而且被分成了受过教育和没受教育的人的国家中呢？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他们的内在生活已经被拉离了教育的真正道路；而那些没受教育的人，他们的内在生活则是完全无法接近的。我是说，当一个民族失去了它自己感情的统一体，并且知道，自称是受过教育的、要求有权控制国家艺术精神的那一部分人，其感情是虚假而伪善的时候，这个伟大而多产的灵魂怎么能够存在呢？在每一个地方，个别人的判断力和品位也许会比其他人要高一些好一些，但这于事无补。一个人若是只能对一部分人讲话，而不再同他的整个民族产生共鸣，这对他而言是一种折磨。尽管在他心里充满了对所有人的柔情，但他宁愿现在就埋葬他的宝藏，因为他厌恶某一个阶级的粗俗的恩惠。民族的本能再也无法在途中欢迎他；他们充满渴望地向他伸出手来，但这无济于事。他越来越憎恨禁令，打击那些由所谓文化导致的障碍，像法官一样谴责那些将他作为一个活着的人、一种生命之源来毁灭和贬低的东西，除此之外，他还能做什么呢？他深刻地洞察命运，以换取对创造和帮助的神一般的渴望，并带着看破红尘的智慧，以一个孤独哲学家的身份结束他的一生。这是最痛苦的喜剧，看到它的人将会感到一种神圣的义务并暗自想道：“必须要有帮助，必须恢复一个民族的天性和灵魂之中更高一级的统一，必须让内部和外部之间的裂缝在需要之锤下再次消失。”可他能依赖什么办法呢？除了他的知识之外，现在他还剩下些什么呢？他希望用他那广泛的知识发言，用双手将它无偿地送出，从而培养出某种需要的感情。也许有一天，强有力的行动会从强有力的需要中产生出来。为了使我就需要和知识所举的这个例子确定无疑，我的陈述必须立足于下面这一点，即，我们努力的目标是最高意义上的德意志统一体，而远非政治联合，它是在形式与物质、内在生活与习俗之间的对立被消灭之后的、德意志精神和生活的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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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弗朗茨· 格里尔帕策（franz grillparzer，1791—1872），奥地利剧作家。—— 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