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量的历史会伤害生活，但人们同样也应该清楚的另一个事实是，生活也的确需要历史为之服务，这将在后文得到证明。对于活着的人而言，历史在三个方面是必需的：分别涉及他的行动与斗争、他的保守性与敬畏之心、他的痛苦与得到解救的渴望。这三种关系分别对应了三种历史——要是它们能被区分开来的话——纪念 式、怀古 式和批判 式。

对于敢于行动和拥有力量的人来说，历史尤为必要。他在进行一场伟大的战斗，需要榜样、教师和安慰者。他无法从他的同时代人中找到这些。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对于席勒是必需的。因为正如歌德所说，我们的时代是如此邪恶，以至于诗人在活着的人当中见不到对他有益的天性。当波里比阿（polybius） (1) 称政治史为治国的真正准备时，他想到的是那些积极主动的人。正是这位伟大的教师，提醒我们别人所遭受过的苦难，以此来告诉我们如何坚定地忍受命运的逆转。任何能够认识到历史这种意义的人，肯定都不愿看到好奇的游客和辛劳的捕虫者爬上伟大的远古金字塔。他不愿碰到从过去的画廊中匆匆走过，以寻求一种新消遣的闲散之人，他自己是到这里来寻求榜样和鼓励的。为避免被那些虚弱且没有希望的闲人和那些表面上很活跃而其实只是神经质的人所打扰，他向后看，停下自己迈向目标的脚步，以便能喘口气。他的目标是追求幸福，也许不是他自己的幸福，而往往是整个民族或整个人类的幸福。他不愿无所事事，并以历史作为武器来抵抗它。在大多数情况下，除了名声，他不指望得到什么回报。那意味着他希望在历史之庙中拥有一个神龛，那时就可能轮到他成为子孙后代的安慰者和顾问了。因为他的原则就是：曾经扩展了“人”之概念并赋予它一个更加美好内容的东西必须要为了同一任务而永远存在。个别战斗中的伟大时刻形成了一个链条，一条贯穿各个时代的人性大道，那些逝去时刻的最高点仍然伟大，对于人们来说仍然是活生生的。这便是人性信仰中的基本观念，这个观念在对“纪念式”历史的需求之中得以表达。

但是，围绕着永远留住伟大事物这一要求的，却是最为残酷的战斗。其他每一个生命都在喊不。“拿走纪念碑”就是它们的口号。沉闷的习俗以其鄙陋来填满世界的每个地方，用浓雾笼罩住所有的伟大事物，挡住它通往永恒不朽的道路，蒙住它的眼睛，扼住它的呼吸。而通往永恒不朽的道路却要经过不免一死的凡人的大脑！经过那些病恹恹的、短命的兽类的大脑！那些兽类总是升到表面来喘口气，挣扎着逃避毁灭。因为它们只有一个愿望：为了活命而不惜任何代价。谁会幻想着它们当中会有什么“纪念式历史”，会有那足以让伟大事物生生不息的艰难的火炬接力赛呢？然而总有一些清醒的人，他们因凝视过去的伟大事物而力量倍增、充满幸福，似乎人类生活是一件高贵的事，而这棵痛苦之树所结出的最甜美的果实便是这样一种知识，即，曾有一种人，他坚定而自豪地走过这世界；还有一种人，他有着怜悯和慈爱；另有一种人，他在沉思中生活；但这三种人都留下了一个真理——对生活思考得最少的人，他的生活是最美好的。一般人带着一种悲剧性的认真态度贪婪地抓住这一段短暂的时间，但这三种人在他们通往纪念式历史和永恒不朽的道路上，知道应该如何以一种奥林匹斯山诸神的微笑，或者至少是一种高傲的蔑视来迎接它。他们面带嘲讽地走进坟墓——他们要埋葬什么呢？仅仅是那些曾经一直被他们视为糟粕、垃圾和虚荣的东西，以及被他们蔑视了许久、现在跌回其真正的归宿——遗忘——中去的东西。有一种东西将会活着，即他们内心最深处的东西所留下的印记、一道珍稀的闪光、一种行为和一个创造，因为子孙后代不能没有它。在这个精神得到净化的形式之中，对于我们的自我主义来说，名声远不只是最甜美的点心。用叔本华的话来说，它是对每个时代伟大事物的同一性和连续性的信仰，以及对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变化和衰退的抗议。

对现代人来说，这种对过去的“纪念式”思考、对稀世之物和经典之物的关注有什么作用呢？那便是让他知道，曾经存在过的伟大事物既然是可以出现的，也就可以再次出现。他在前进途中受到鼓舞，因为他在脆弱时刻所产生的怀疑，担心自己是否在追求不可能的东西，这种怀疑已被赶到一边去了。假设有人相信，只需要不到一百个在新的精神之中成长起来的、高效且有能力的人，就能给现存德国教育潮流以致命一击，那么，如果他能记得，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就是在另一群这样一百个人的肩膀上建立起来的，他就能从中汲取力量。

然而，尽管我们的的确确希望从一个榜样中学到些东西，我们却会发现这种对比是多么的含糊和难以把握！如果这一榜样是要给我们以力量，那么我们就必须忽视许多差异，就必须将过去的特性塞入一个普遍的公式之中，就必须为了统一性而折断所有棱角。当然，最终只有根据毕达哥拉斯的理论，从前可能的东西才会再次成为可能。其理论宣称，当天体再次处于同样位置的时候，地球上的事件就会被彻头彻尾地复制一次。因此，当各星宿呈现出某种关系时，一个斯多葛主义者和一个伊壁鸠鲁主义者就会策划一个阴谋来谋杀恺撒，而另一种不同的结合又显示着另一次哥伦布发现美洲。只有当地球总是在第五幕之后再重新开始它的演出，而每隔一定时间，同样的动机间相互作用、同样的救场神仙 （deus ex machina）、同样的灾难也肯定会再次发生的情况之下，行动者才能够在纪念式历史之中去寻找完整的、原始的真理，才会看到每个事实的独特性得以充分展现。这恐怕不太可能，除非天文学家又变成了占星术士。若不是这样，纪念式历史就永远无法拥有完全的真理，它总是把不和谐的东西放到一起，并使之统一和谐，它总是削弱动机和时机的差异。它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忽略原因，只讲结果——这便是“纪念式”的，也就是说，作为可效仿的榜样，“纪念式历史”会尽量远离原因。因此，我们就可以并不那么夸张地称之为“结果本身”的集合，而不是将对所有时代产生影响的事件的集合。在民众的纪念中备受推崇的战争和宗教大事就是这样的一些“结果本身”。正是这些东西让野心不会沉睡，并如护身符一样躺在大胆的心灵之上——而不是真正的历史因果联系，这种因果联系若是能被正确理解的话，只会证明没有什么完全相似的东西会再次从命运和未来的骰盅中掉出来。

只要历史的灵魂存在于一个强大的精神从它这里所获得的巨大推动之中，只要过去主要是被当作一个模仿的榜样，那么它就总有被稍稍改动、略加修饰和近于虚构的危险。有时候一个“纪念式”过去和一个虚构的浪漫故事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相同的行动动机既可以来自一个世界，也可以来自另一个世界。如果这种审视过去的纪念式方法支配了其他的方法——怀古式和批判式方法——那过去自身就要遭受厄运了。整个过去都被遗忘、被轻视，它如一条黑暗而连绵的河流一样流走，只有几个色彩斑斓的事实之岛升到水面上来。在看得见的几个杰出人物之中，总有一些超自然的东西，就像毕达哥拉斯的弟子给他加上的金臀一样。纪念式历史依靠错误的类推而存在。它用充满诱惑的对比怂恿勇敢的人做轻率的事、热心的人做狂热的事。设想这样的历史存在于一个有天分的利己主义者、或是一个有创见的无赖的手中——以及头脑中，那么，王国将被推翻，诸侯将被谋杀，战争和革命将会爆发，“结果本身”——换句话说，没有充分原因的结果——就会变多。不管强有力的行动者是好是坏，纪念式历史对他们的伤害都会如此之大，如果那些虚弱和消极的人将纪念式历史作为自己的仆人——或者主人，又会怎么样呢！

举个最简单、最普遍的例子来说，纪念式历史为那些非艺术或不完全艺术的天性提供了剑和盾，这些天性将用这些武器来反对它们的世仇——那些伟大的艺术精神，而只有那些艺术精神才能从那历史中学到唯一的该如何生活的真正经验，并在其高贵的行动中体现出他们所学到的东西。围绕着伟大过去的被人一知半解的纪念物，崇拜偶像的——也是真心实意的——舞蹈阻碍了那些艺术精神的道路，使他们的自由空气黯淡下来。“看，那才是真正的现实的艺术，”我们似乎听到有人说，“今天这些志存高远的小人物又有什么用呢？”舞蹈着的那群人显然垄断了“高雅品位”，因为与从不插手工作的、单纯的旁观者相比，创造者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就好像坐在扶手椅上的政客总是比实干的政治家有着更多的智慧和远见一样。但如果民主选举和以人数取胜的习惯被转移到艺术王国之中，而艺术家要在那些审美的浅薄之士面前为自己辩护，你就可以断定他会被定罪，尽管，或者不如说是因为，他的法官已庄严宣告了“纪念式艺术”的准则，依照官方的定义，应当是“对所有时代都产生了影响的艺术”。在他们看来，由于这艺术是当代的，还没有成为“纪念式”的，因此没有人需要或者是倾向于它，也没有什么历史权威来支持它。他们的直觉告诉他们，艺术会被艺术所杀害：纪念式的东西永远不会被复制，它从过去所获得的权威性足以确保这一点。他们成为艺术鉴赏家，主要是因为他们想扼杀艺术；他们假装是医生，而实际意图是想玩玩毒药。他们将他们的口味发展到颠倒是非的程度，这样他们就能为自己找到一个理由，可以不断拒绝提供给他们的营养丰富的艺术食品了。因为他们不希望出现伟大的东西，他们的办法就是说：“看，伟大的东西已经在这里了！”而事实上，正如他们不关心即将出现的伟大事物一样，他们也不关心已有的伟大事物。他们的生活就是证明。纪念式历史是他们的伪装，在这层伪装之下，他们将对现有权力和伟大事物的憎恶装扮成对过去的极端崇拜。这种看待历史的方式的真实意义被装扮成它的对立面。不管他们希望与否，他们的所作所为似乎表明，他们的座右铭是“让死人来埋葬——活人。”

三种历史中的每一种都只有在一定环境和气候中才能生长旺盛，否则它就会长成一株毒草。如果一个想制造出伟大事物的人需要过去，他就会通过纪念式历史使自己成为过去的主人；能够对传统和可敬的事物感到满足的人，就会像一个“怀古式历史学家”那样来利用过去；而只有一个人的心灵为一种迫切的需要所压迫、一个人希望以任何代价抛弃这个包袱，他才会感到需要“批判式历史”，即作出判断和进行批判的历史。还有很多因为错误和草率的种植而铸成的害处：不必成为批评家的批评家，没有敬意的怀古者，知道伟大的东西却无法得到它的人，这些都是长成了野草的植株——它们从原来生长的土壤中被拔出，因而腐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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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波里比阿（约公元前208—前125），古希腊历史学家。—— 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