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所编著《古史辨》第一册，最近始由朋友寄来，我因为事忙，尚没有过细地翻阅；但就我东鳞西爪的检点，我发现了好些自以为新颖的见解，却早已在此书中由别人道破了。例如：

钱玄同说：“我以为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器崇拜时代的东西；‘乾’‘坤’二卦即是两性底生殖器底记号。……许多卦辞爻辞，这正和现在底‘签诗’一般。”（原书第七七页）

丁文江说：“《禹贡》系晚出的书，是没有疑问的。据我的朋友章演群考证（《石雅》末篇），铁是周末（最早是周的中叶）才发见的（他的证据很多），而《禹贡》已经讲梁州贡铁。钢的发明比铁还迟，而《禹贡》梁州贡 铁银镂；许慎训镂为钢。若许氏说的不错，则《禹贡》为战国之书无疑。”（原书第二〇八页）

这些见解与鄙见不期而同，但都是先我而发的。（铁的出现时期尚是问题，最后解决只能仰望于地下发掘。）

便是胡适对于古史也有些比较新颖的见解，如他以商民族为石器时代，当向甲骨文字里去寻史料；以周、秦、楚为铜器时代，当求之于金文与诗。但他在术语的使用上有很大的错误。发见仰韶辛店等时期的安特生（j．g．anderson）疑商代是石器时代的晚期，是说的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在这时候已经有铜器的使用。（安特生在甘肃的收获中也曾发现了一个小铜扣。）考古学上一般是称为金石并用时代，胡适漫然地引为石器时代，并于“石器时代的晚期”之下注以“新石器时代”，这是大谬。盖新石器时代为期至长（单言石器时代更无庸说），早的如像埃及开幕于公元前一万二千年，中间的绵延有六千年。其他欧美各国，大抵均开幕较迟，而绵延却约略相等。中国的地质学上的时代，在目前科学的发掘方在萌芽之时，自然谁也说不出它的定限，然而殷代是新石器时代的末期，即金石并用时代，却是可以断言的。以周、秦为“铜器时代”亦是错误。在考古学上铜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判然有别。铜器时代是新石器时代的末期，便是金石并用时代的另一种说法。青铜器时代则是更高级的文化，周、秦确已是青铜器时代，照现在所有的石器物学上的知识说来，连殷代末年都应该包括在里面。胡适泛泛地以石器时代概括商代，以铜器时代概括周、秦，在表面上看来虽仅是一二字之差，正是前人所谓“差之毫厘而谬以千里”！

胡适又说：“以山西为中心之夏民族，我们此时所有的史料实在不够用，只好置之于神话与传说之间，以俟将来史料的发现。”（以上见原书第九八页）

这个态度比较矜慎，虽然夏民族是否以山西为中心，还是问题。

胡适的见解，比起一般旧人来，是有些皮毛上的科学观念。我前说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就《古史辨》看来，他于古代的边际却算是摸着了一点。

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从前因为嗜好不同，并多少夹有感情作用，凡在《努力报》上所发表的文章，差不多都不曾读过。他所提出的夏禹的问题，在前曾哄传一时，我当时耳食之余，还曾加以讥笑。到现在自己研究了一番过来，觉得他的识见是有先见之明。在现在新的史料尚未充足之前，他的论辨自然并未能成为定论，不过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我现在想对这夏禹问题，提出我的见解。

照我的考察是：（一）殷、周之前中国当得有先住民族存在，（二）此先住民族当得是夏民族，（三）禹当得是夏民族传说中的神人，（四）此夏民族与古匈奴族当有密切的关系。

在目前准实物的材料，第一项当推“齐侯 ”及“钟”。钟铭两称“桓武灵公”，一曰“有共于桓武灵公之所”，再曰“桓武灵公锡厥吉金”，此以《陈侯因 敦》称其父桓公午为“孝武桓公”例之，知《齐侯 》、《钟》必系作于齐灵公末年。齐灵公二十八年卒，当鲁襄公十九年，公元前六五二年，为时在春秋中叶以后。其中关于夏、商之史料云：

“虩虩成唐，有严在帝所。敷受天命。刻伐 司，败厥灵师，伊小臣惟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

成唐即成汤，伊小臣即伊尹，禹即夏禹，孙诒让及王国维均已言之，然留有问题者为“刻伐 司”句。

“刻”字宋刻摹作 ，左旁甚诡谲，余意当为前字之伪（前即古“翦”字）。前古作 ，与此形近。《鲁颂· 宫》“实始翦商”，又《召南·甘棠》“勿翦勿伐”。

“ ”字自宋以来释履，以履之古文作 ，孙诒让以为即夏桀名履癸。然 字之主要成分为舟字，舟即履之意，象人以足蹑履也。（页于古文即人形。） 则省舟而成赤足，何能更为履字耶？字如省足省页尚可说，而省舟则断无可说。余谓此乃夏字。许书夏字篆文作 ，古文作 ，新出《三体石经》夏之古文作 。足上所从均即页之讹变，从页省臼，与此作 者正同。

“司”字于 铭作“同”，案当以司为是。铭文以所、司、辅、堵为韵，司在之部，古与鱼部字常相借韵，此正其一例。司通祀，卜辞两见“王廿司”（“前”二，四及六，二八），即“王廿祀”也。

故“刻伐 司”当为“翦伐夏祀”，犹《书·多方》云：“刑殄有夏。”（刻不改字亦可通，惟字形可疑。）

“翦伐夏祀”与“处禹之都”相条贯，则历来以禹为夏民族祖先之说，于金文上已得一证。

其次为《秦公簋》。

“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 。十又二公在帝之坏，严恭寅天命，保业厥秦。虩使蛮夏。’”

“禹 ”即《大雅》之“维禹之绩”，《商颂》之“设都于禹之迹”。王国维已言之。

“蛮夏”即华夷，是则春秋中华中国确亦称夏。上言“禹迹”，下言“夏”，则夏与禹确有关系。

由上可知在春秋时代一般人之信念中，确承认商之前有夏，而禹为夏之先祖。是夏民族当为中原之先住民族。然自遭殷人驱逐以后，这个民族往那儿去了？

有一部分（或其全部）朝北方迁徙了，是理所应有。在这儿旧史料上有一些证据。

（一）《山海经》

“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海内经》）

“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大荒北经》）

此言犬戎与夏民族同祖。案黄帝即是皇帝，上帝。后人以为轩辕，轩辕又为星名，即西方之狮子座，其最大一星亦称“王星”，与黄帝号有熊，鲧化黄熊，禹化黄熊等传说，均有关系。此别有说。（见《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干篇》。）

（二）《左氏》定四年传

“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姑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此以夏政与戎索对文，并于夏虚施行戎法，可知戎夏确有攸关。

（三）《史记·匈奴列传》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

所谓昆夷、犬戎、鬼方（即怀姓戎）、荤粥、熏鬻、 狁、休浑、匈奴，均一音之转，前人已言之。由上三证则夏民族被殷人驱逐后，多逃往北方，殆是事实。（有一部分系逃往南方。《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

此外尚有一例，余以为大有可考索之价值者，即《商颂·长发》“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二韵。

“禹敷下土方”句甚奇特，“禹敷下土”可以为句，亦可以为韵，因土与茫乃鱼阳对转。“禹敷下方”可以为句，自亦可以为韵。然二者均不取，而独用五字为句曰“禹敷下土方”，此当非单为音节之故。余意“土方”当即卜辞中所常见之敌国名“土方”。

“土方”之地望由《书契菁华》下列数事可以考见。

（一）“五日丁酉允有来 自西，沚戛告曰：‘土方征于我东鄙，烖二邑。 方亦牧我西鄙田。’”

沚乃国名，卜辞习见，沚戛当即沚国之长名戛者，此人于卜辞亦屡见不鲜。由此例可知沚国在殷之西，而土方在其东， 方在其西。

（二）“九日辛卯允有来 自北 ，敏 告曰：‘土方牧我田十人。’”

亦国名。敏 当即 国人。此国在殷之北，则土方亦必在殷之北。合上例而言，则土方当在殷之西北或正北。

（三）“四日庚申亦有来 自北，子 告曰：‘昔甲辰方征于 ，俘人十又五人。五日戊申方亦征，俘人十又六人。六月在 。’”

子 当亦 国之人，此所告方，由上例证之即土方。方征 凡二次，甲辰一次，戊申一次。观其首言“四日庚申亦有来 ”，可知四日前之丁巳必曾有来 。丁巳来 所告者为甲辰之寇；庚申来 所告者为戊申之寇，甲辰至丁巳十四日，戊申至庚申十三日，前后两次所费之时日恰相若，可知 国离殷都（即今之安阳）有十三四日之路程。每日途行平均以八十里计，亦已千里而遥。则土方之疆域盖在今山西北部，或包头附近也。是则土方当即 狁之一大族。

狁于《诗》称朔方，金文《不 簋》又称驭方。朔、驭、土，古音均在鱼部，则所谓土方当即朔方、驭方。

知此，则所谓土方即是夏民族，夏字古音亦在鱼部，夏、土、朔、驭一也。

是则“禹敷下土方”当为禹受上帝之命下降于土方之国（即后之华夏、禹迹、禹甸、禹域），以敷治洪水。《商颂》虽是春秋宋襄公时正考父所作，然宋人犹保存卜辞中所常见之国名，此毫不足怪。

又《逸周书·世俘解》：“太公望命御方来，丁卯望至，告以馘俘。”此御方亦当即《不 簋》之“驭方”。盖夏后氏之后 狁与殷为世仇，故周人伐殷时即请其援助。此亦一于旧纸堆中久被淹没之新史料也。

要之禹与夏就文献中所见者确有关系，此必为夏民族之传说人物，可无疑。又夏民族与匈奴族有近亲之关系，当为中原之先住民族。此事于将来大规模的地下发掘时可望得到实物上的证据。

1930年2月7日补志